澳專家談AUKUS:美國人嘴裏的“中國威脅”,沒有説服力
陈轩甫专业压稿
今年6月,知情人士透露稱,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正牽頭對“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合作項目進行審查評估,以確定美國是否應該放棄該項目。外媒聲稱,這一消息引發了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焦慮。
不過,在澳大利亞知名學者、薩姆·羅格文(Sam Roggeveen)看來,AUKUS核潛艇項目有不少問題,對澳大利亞並不完全有利。
這位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ion)的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近日參與了播客節目《太平洋兩極》(Pacific Polarity),與播客主持人李澤西對話。他在著作《針鼴策略》(The Echidna Strategy)中,列出了不少反對意見,並被AUKUS的反對者所引用,在播客中他對此表示“歡迎”。
核潛艇項目綁定美國、挑釁中國
他的反對意見,主要針對AUKUS協議中的核動力潛艇部分。

AUKUS潛艇概念圖
首先,是實際操作層面的巨大挑戰。
羅格文指出,美國目前每年生產約1.1至1.2艘核動力潛艇,但為滿足自身訂單及澳大利亞的需求,這一數字需增至2.3艘,他認為這“非常難以實現”。
同時, 澳大利亞自身也面臨重重困難。他認為,本國實際上將同時開展兩個核動力潛艇項目,先是弗吉尼亞級,後續是來自英國的AUKUS級,並對現有柯林斯級潛艇進行大規模升級。
澳大利亞從未同時開展一個以上潛艇項目,現在卻要面對三個時間上重疊的項目,這需要“巨大的提升”才行,他認為“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對此表示懷疑。
其次,在戰略層面有着潛在風險。
羅格文認為,即便克服所有這些實際障礙,澳大利亞最終獲得八艘具備全球投射潛力的核潛艇,將使海軍甚至整支澳大利亞軍隊,都以此為核心。
但這樣一支軍隊的創立目的,是“補充美國海軍能力”,協助美國將中國海軍“限制在第一島鏈”,甚至“向中國大陸發射導彈”。
他強調,核動力潛艇項目將使澳大利亞“非常、非常緊密地”與美國的戰略目標綁定,“從屬於或隸屬於它”,這既“沒有必要”,也“對中國具有挑釁性”,不應是澳大利亞國防政策的追求。
羅格文判斷,這隻會加劇澳大利亞的“安全困境”。
AUKUS還涉及美國在西澳大利亞的斯特林海軍基地(Stirling)部署核動力潛艇,以及升級達爾文以南廷德爾(Tyndall)的空軍基地,供美國轟炸機使用。
這些舉動將使澳大利亞成為潛在目標,一旦發生大規模衝突,這些基地將用於美國的軍事行動,並因此成為攻擊目標。他認為這“沒有實際收益”,反而“侵蝕了澳大利亞的安全”。
他主張澳大利亞應奉行“國防自主”(self-reliance)政策,而AUKUS卻使其“更加依賴美國”,所以,澳大利亞應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如果基於“國防自主”,那麼支持AUKUS核潛艇項目的論據就變得非常薄弱。發展核動力潛艇最説得通的情況,就是假設將與美國緊密合作。
羅格文強調自己並非“反美主義者”,然而“世界已經改變了”,他做出的是一個“純粹的實用主義判斷”,即“美國的力量在未來對澳大利亞的可靠性將降低”。
在他看來,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並且未來與美國的聯盟“相關性將降低”。
但澳大利亞的戰略和經濟影響力都“太小”,無法影響美國在東南亞的決策。
他認為,美國確實將根據自身核心利益做出決定,可“東南亞沒有任何事物對美國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會為此與中國開戰”。東南亞對美國而言“一直是一個次要戰場”,其主要安全利益集中在東北亞。
澳大利亞未來增加國防開支,可能只是為了應對美國可靠性下降的“保險政策”。類似地,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並非為了留住美國,而是擔心美國終將撤退。
渲染“中國威脅”毫無必要
當被問到美國為何堅持制約中國時,羅格文認為美國所謂“核心利益”會受影響的説法“不令人信服”。
他認為,美國作為一個“極其安全的國家”,很難證明自己必須是亞洲的主導力量,才能確保自身安全。
拜登時期的美國國防官員、專門研究對華政策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近日撰文提議訂立“太平洋防衞條約”。但關於所謂中國對美國本土構成“嚴重威脅”的説法,羅格文認為“很難想象中國如何能夠集結那種力量”,拉特納可能低估了美國自身的實力。
他認為最令人信服的論點是關於“美國地位”的問題,即美國可能為避免降級為次要角色,而與中國對抗。
但他同時指出,這方面的論據並不一致,所以不能“給予過多信任”。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的行為並未始終將維持國際位置於最高優先。
與此同時,中國在地區內面臨其他大國的制衡,例如印度在南亞和印度洋、俄羅斯在中亞、日本和美國在東北亞。
然而,他認為東南亞是一個例外,那裏沒有“常駐大國”。但澳大利亞擁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和“顯著的地理距離”,因此面對中國時也“完全有能力”保持“獨立立場”,不“隨波逐流”。
羅格文還認為,將反對AUKUS的立場等同於“親華”來批評,是“非常膚淺的”。不過,在澳大利亞的論辯中,這種“反AUKUS即親華”的指責“相當罕見”,通常只出現在“邊緣羣體”。
“精英與民眾漸行漸遠”,這在西方政治中普遍存在,他指出澳大利亞也出現了此類“真正危險的信號”。
但澳大利亞與西方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並未產生民粹主義”。澳大利亞沒有出現“特朗普式的人物”,也沒有發生“英國脱歐”,也沒有出現德國或其他歐洲國家那樣的極右翼政黨崛起。
他指出,一個重要因素是澳大利亞制度要求“強制投票”,“這往往有利於中間派而非極端派”。因此,澳民眾對主要政黨的不滿情緒,反而被引導到了像“青綠派”(Teal)這類“其他廣泛的中間派政治運動”中,而非極端主義。(觀察者網注:“青綠派”系獨立候選人,意識形態上普遍温和,但大多支持環境和氣候政策,許多候選人在選舉中使用青色材料”。)
但這也意味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精英與公眾之間“沒有明顯分歧”。所有民意調查證據都表明,澳大利亞公眾“壓倒性地支持美澳聯盟”,並“堅實支持AUKUS協議”。羅格文認為,這部分是由於公眾在不熟悉的議題上,傾向於尋求精英的答案。
由此可見,反對AUKUS核潛艇的道路顯然還很漫長,但如今的美國朝令夕改,如QUAD可以説是偃旗息鼓,AUKUS的未來會如何,誰又能確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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