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專家談AUKUS：美國人嘴裏的“中國威脅”，沒有説服力

今年6月，知情人士透露稱，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正牽頭對“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合作項目進行審查評估，以確定美國是否應該放棄該項目。外媒聲稱，這一消息引發了英國和澳大利亞的焦慮。

不過，在澳大利亞知名學者、薩姆·羅格文（Sam Roggeveen）看來，AUKUS核潛艇項目有不少問題，對澳大利亞並不完全有利。

這位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ion)的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近日參與了播客節目《太平洋兩極》（Pacific Polarity），與播客主持人李澤西對話。他在著作《針鼴策略》（The Echidna Strategy）中，列出了不少反對意見，並被AUKUS的反對者所引用，在播客中他對此表示“歡迎”。

核潛艇項目綁定美國、挑釁中國

他的反對意見，主要針對AUKUS協議中的核動力潛艇部分。

AUKUS潛艇概念圖

首先，是實際操作層面的巨大挑戰。

羅格文指出，美國目前每年生產約1.1至1.2艘核動力潛艇，但為滿足自身訂單及澳大利亞的需求，這一數字需增至2.3艘，他認為這“非常難以實現”。

同時， 澳大利亞自身也面臨重重困難。他認為，本國實際上將同時開展兩個核動力潛艇項目，先是弗吉尼亞級，後續是來自英國的AUKUS級，並對現有柯林斯級潛艇進行大規模升級。

澳大利亞從未同時開展一個以上潛艇項目，現在卻要面對三個時間上重疊的項目，這需要“巨大的提升”才行，他認為“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對此表示懷疑。

其次，在戰略層面有着潛在風險。

羅格文認為，即便克服所有這些實際障礙，澳大利亞最終獲得八艘具備全球投射潛力的核潛艇，將使海軍甚至整支澳大利亞軍隊，都以此為核心。

但這樣一支軍隊的創立目的，是“補充美國海軍能力”，協助美國將中國海軍“限制在第一島鏈”，甚至“向中國大陸發射導彈”。

他強調，核動力潛艇項目將使澳大利亞“非常、非常緊密地”與美國的戰略目標綁定，“從屬於或隸屬於它”，這既“沒有必要”，也“對中國具有挑釁性”，不應是澳大利亞國防政策的追求。

羅格文判斷，這隻會加劇澳大利亞的“安全困境”。

AUKUS還涉及美國在西澳大利亞的斯特林海軍基地（Stirling）部署核動力潛艇，以及升級達爾文以南廷德爾（Tyndall）的空軍基地，供美國轟炸機使用。

這些舉動將使澳大利亞成為潛在目標，一旦發生大規模衝突，這些基地將用於美國的軍事行動，並因此成為攻擊目標。他認為這“沒有實際收益”，反而“侵蝕了澳大利亞的安全”。

他主張澳大利亞應奉行“國防自主”（self-reliance）政策，而AUKUS卻使其“更加依賴美國”，所以，澳大利亞應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如果基於“國防自主”，那麼支持AUKUS核潛艇項目的論據就變得非常薄弱。發展核動力潛艇最説得通的情況，就是假設將與美國緊密合作。

羅格文強調自己並非“反美主義者”，然而“世界已經改變了”，他做出的是一個“純粹的實用主義判斷”，即“美國的力量在未來對澳大利亞的可靠性將降低”。

在他看來，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並且未來與美國的聯盟“相關性將降低”。

但澳大利亞的戰略和經濟影響力都“太小”，無法影響美國在東南亞的決策。

他認為，美國確實將根據自身核心利益做出決定，可“東南亞沒有任何事物對美國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會為此與中國開戰”。東南亞對美國而言“一直是一個次要戰場”，其主要安全利益集中在東北亞。

澳大利亞未來增加國防開支，可能只是為了應對美國可靠性下降的“保險政策”。類似地，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並非為了留住美國，而是擔心美國終將撤退。

渲染“中國威脅”毫無必要

當被問到美國為何堅持制約中國時，羅格文認為美國所謂“核心利益”會受影響的説法“不令人信服”。

他認為，美國作為一個“極其安全的國家”，很難證明自己必須是亞洲的主導力量，才能確保自身安全。

拜登時期的美國國防官員、專門研究對華政策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近日撰文提議訂立“太平洋防衞條約”。但關於所謂中國對美國本土構成“嚴重威脅”的説法，羅格文認為“很難想象中國如何能夠集結那種力量”，拉特納可能低估了美國自身的實力。

他認為最令人信服的論點是關於“美國地位”的問題，即美國可能為避免降級為次要角色，而與中國對抗。

但他同時指出，這方面的論據並不一致，所以不能“給予過多信任”。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的行為並未始終將維持國際位置於最高優先。

與此同時，中國在地區內面臨其他大國的制衡，例如印度在南亞和印度洋、俄羅斯在中亞、日本和美國在東北亞。

然而，他認為東南亞是一個例外，那裏沒有“常駐大國”。但澳大利亞擁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和“顯著的地理距離”，因此面對中國時也“完全有能力”保持“獨立立場”，不“隨波逐流”。

羅格文還認為，將反對AUKUS的立場等同於“親華”來批評，是“非常膚淺的”。不過，在澳大利亞的論辯中，這種“反AUKUS即親華”的指責“相當罕見”，通常只出現在“邊緣羣體”。

“精英與民眾漸行漸遠”，這在西方政治中普遍存在，他指出澳大利亞也出現了此類“真正危險的信號”。

但澳大利亞與西方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並未產生民粹主義”。澳大利亞沒有出現“特朗普式的人物”，也沒有發生“英國脱歐”，也沒有出現德國或其他歐洲國家那樣的極右翼政黨崛起。

他指出，一個重要因素是澳大利亞制度要求“強制投票”，“這往往有利於中間派而非極端派”。因此，澳民眾對主要政黨的不滿情緒，反而被引導到了像“青綠派”（Teal）這類“其他廣泛的中間派政治運動”中，而非極端主義。（觀察者網注：“青綠派”系獨立候選人，意識形態上普遍温和，但大多支持環境和氣候政策，許多候選人在選舉中使用青色材料”。）

但這也意味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精英與公眾之間“沒有明顯分歧”。所有民意調查證據都表明，澳大利亞公眾“壓倒性地支持美澳聯盟”，並“堅實支持AUKUS協議”。羅格文認為，這部分是由於公眾在不熟悉的議題上，傾向於尋求精英的答案。

由此可見，反對AUKUS核潛艇的道路顯然還很漫長，但如今的美國朝令夕改，如QUAD可以説是偃旗息鼓，AUKUS的未來會如何，誰又能確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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