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卓：印度為何也開始在涉台問題上反覆橫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卓】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中印邊界問題中方特別代表王毅應邀訪問印度並舉行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4次會晤。雙方圍繞邊境問題展開溝通並釋放積極信號，印度媒體樂觀預期相關領域或迎來“早收成”。

然而，會談後中印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表述卻成為輿論焦點：

根據中方通報，印方明確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有印度官員很快澄清稱立場沒有變化，並強調將繼續推進同台灣地區的經濟、科技、文化合作。

印方前後不一的表述，不僅削弱了本輪中印外交接觸的積極氛圍，也揭示出印度在涉台問題上的真實操作邏輯：在話語上製造模糊空間，在實踐中儘可能拓展對台合作。

一、利益驅動下的對台合作

在官方話語層面，印方對一箇中國原則的表態反覆、模糊，既通過模稜兩可的措辭迴避明確承諾，又在實務上儘可能推進與台灣地區的經貿和安全合作，形成話語與實踐脱節的局面。

從經貿層面看，2023-2024財年印度與台灣地區的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相比前一財年顯著上升；貿易結構以電子零部件、機電設備與資訊通信相關產品為主。與此同時，台灣地區對印直接投資在2024年持續增長，已有約200家台企投資45億美元，在印創造17萬個崗位，台商在印產業佈局的存在感日益突出。

印度深知，若要推動“印度製造”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必須藉助台企在電子產業的技術和經驗。以半導體合作為例，印度政府2024年2月批准塔塔電子與台灣力積電（PSMC）在古吉拉特邦多雷拉（Dholera）建設12英寸晶圓廠，這被視為“印度製造”的關鍵里程碑之一。與此同時，富士康、和碩等台企在南印的擴產，使印度該財年iPhone出口額達到120億美元，佔手機出口總額近四分之三。印度高層口中的“戰略自主”，在這一現實面前更像是一種建立在外部力量支撐上的被動依賴。

富士康位於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工廠 資料圖：彭博社

勞工議題則成為雙方合作的新領域。2024年雙方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首批約5000名印度勞工或赴台就業。此舉既能幫助台灣緩解制造業“缺工”困境，也讓印度在勞務輸出中獲得匯款和利益綁定效應。即便協議在印度國內引發抗議，印度仍推動落實，顯示其對台灣已從邊緣議題轉向必須維繫的籌碼。表面上這是“就業出口”，實則折射出印度在國際產業承接與勞動力吸納能力上的侷限。

在經貿與勞工合作不斷拓展的同時，印度與台灣地區的安全與戰略層面的互動也悄然升温。

2023年起，包括退役高級將領在內的安全政策圈交流日漸活躍。2024年，印度聯合服役研究所（USI）與台灣防務部門下屬“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在新德里舉行台海兵棋推演與對話，重點探討衝突外溢風險與聯通安全等問題。這類互動雖未跨越正式外交紅線，卻已呈現出“準官方化”的安全氛圍。

部分印度資深外交與安全人士甚至已公開主張，台海局勢外溢影響將直接關係印度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安全。如印外長蘇傑生之子德魯瓦（Dhruva Jaishankar）直接宣稱，“台灣的迴歸將大幅增加亞洲單極化的可能性，而印度絕不願意見到這種情況發生，因此台灣的未來對印度至關重要。”可以看到，在印度戰略界眼中，台海問題已從“遙遠話題”，轉變為可能直接影響本國安全環境的現實因素。

綜上，經貿、勞工、安全層面的同步推進，使雙方互動早已超出“文化交流”的範疇。本輪中印外交接觸後，印方關於台灣問題表態的前後差異，本質上正是印度在口頭上保持謹慎、行動上卻不斷突破底線的寫照。

印外長蘇傑生之子德魯瓦

二、印度的兩面話術

表態上不作新的明確承諾，實踐上不斷拓展與台灣地區的交往，印度的這一策略並非偶發，而是近年來有據可查的趨勢。

近年印方在對外文本中通常不主動重複一箇中國原則，被問及時多以“立場一貫”“眾所周知”回應。比如2022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竄訪台灣地區後，印方公開表示“無需反覆重申我們的一貫政策”。這種模糊態度在國際輿論場中也有跡可循，當國際媒體聚焦印度與台灣地區合作進展時，印度官方發言人往往選擇避重就輕，用模稜兩可的外交辭令應對，既不否認與台灣地區日益密切的往來，也不明確表態挑戰一箇中國原則，試圖“靈活”地在灰色地帶遊走。

印度在其國內輿論宣傳上也下足功夫。一些印度主流媒體在報道涉台議題時，採用春秋筆法，將印度對一箇中國原則的遵循詮釋為“受中國壓力被迫表態”，而對與台灣地區的往來則大肆渲染，塑造出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獨立自主”的形象，誤導國內民眾，為其模糊策略提供輿論土壤。

可以看到，印度這種策略並非臨時權宜，而是與具體的經貿與外交操作緊密配套、經過精心設計的算計。

首先，產業收益可見可測。iPhone出口額攀升、台企投資擴張、勞工協議落地，都能轉化為税收和就業，為“印度製造”提供實績支撐。印度部分邦政府在吸引台商投資時，出台一系列優惠政策，從土地使用到税收減免，一應俱全，而這些政策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刻意淡化其可能引發的政治爭議，只強調經濟利益。

其次，外交槓桿隨時可用。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背景下，台灣地區的地位至關重要。在台灣問題上搞擦邊行為，既能為印度在對美日合作上加分，也能在對華博弈中充當“籌碼”。

最後，政治風險相對可控。只要不跨越“官方承認”和“軍事結盟”的紅線，合作便可嵌入產業與地方政策框架，以務實敍事掩蓋政治敏感性。

三、中印邊境與台灣問題的相互牽動

印度的涉台話術並不止於“灰色地帶”的操作，而是逐漸與中印邊境問題相互嵌套。在印度看來，中國在中印邊境地區對印度施加直接壓力，而台灣問題則被視為可提供“間接回手”的抓手。於是，隨着近些年中印關係緊張，台灣問題在印度眼中日益成為一種“平衡器”，用以對沖中國壓力、爭取戰略主動。

這一思路的起點可以追溯到2010年。當時中方派發“另紙簽證”（stapled visa）事件引發印方不滿，導致印度在中印聯合聲明中首次未重申一箇中國原則，這開啓了其在相關文本表達上的策略性淡化。這一邏輯後來逐漸嵌入其對台政策思考——視台灣問題為回應中國邊境施壓、增強戰略靈活性的“間接槓桿”。

2020年加勒萬谷衝突之後，這一邏輯被進一步強化。邊境衝突讓印度深切認識到與中國直接對抗的代價過高，無論是軍力損耗還是資本撤出，都會嚴重衝擊印度工業化發展進程。因此，維持邊境局勢相對穩定成為印度當前首要目標。但與此同時，台灣問題被塑造成一條可靈活操作的“戰線”。通過與台企合作補足產業短板，通過政治和軍事互動形成對華牽制。印度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2025年6月發佈長達80多頁的所謂“印台關係報告”就提出，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之後，注意力勢必回到中印邊境，因此台海局勢與中印邊境安全局勢“並非割裂事件”。

加勒萬衝突現場

但問題在於，印度的所謂“中印邊境-台灣聯動”設想建立在一個根本誤判之上。印度以為可以在邊境維持緩和的同時，在台灣問題上不斷加碼，彷彿“兩線分開、互不干擾”。然而，對中國而言，中印邊境爭議與台灣問題均牽涉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安全，是高度敏感的國家利益。因而印度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戰略底線的試探，也會對中印邊境談判造成負面溢出效應，進而壓縮中印雙方就邊境問題的談判空間。如果印度在台灣問題上繼續頻頻做出小動作，那麼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邊境問題上對印的信任度也將隨之下降。

四、結論

王毅外長訪印期間的“台灣插曲”，折射出印度處理對華關係的矛盾之處——既希望緩解邊境壓力，為經濟發展創造空間，又試圖借台灣問題積累產業和外交“籌碼”。其結果是，口頭與行動的背離不斷加深中方疑慮，削弱中印互信，使邊境談判難以真正脱離僵局。

更關鍵的是，印度戰略界雖已意識到台海與中印邊境風險的不可分割，卻仍執迷於“議題切割”邏輯。而中國是不會在涉及領土主權的重大國際利益問題上做交易的。

印度以為自己在操盤兩副牌，實際上卻是在兩條戰線上同時加壓，一旦局勢失控，最先受困的或許正是印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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