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走了個“好為人師”的貝爾伯克，來了個“莫名其妙”的瓦德富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默茨政府今年五月上台後，德國的外交活動基本圍繞俄烏衝突，亞洲似乎一直未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就在最近一系列歐美峯會的喧囂聲中，外長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l）卻於一周前悄然踏上了他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日本和印尼。

德國外交部官網將這兩個國家稱為柏林在亞洲的“關鍵夥伴”（Schlüsselpartnern），此行的目的被概括為“經濟與安全政策”。但瓦德富爾之所以把日本選為首訪地，應該與他對大和文化“情有獨鍾”有關：他自稱是日本的“多年摯友”，辦公室的寫字枱上放着精美的日本摺扇，三個女兒從中學開始就學習日語，還參加過與神户學校的交流項目。

東京外務省工作人員身着和服準備迎接德國外長瓦德福爾的到訪 圖片來源：Sören Stache/德新社

外交部長的私人愛好可能會有助於開展工作，但理性和成熟的雙邊關係不應該針對第三方 —— 這是外交常識。可是，在東亞各國關係正趨緩和的大背景下，瓦德富爾在訪問日本和印尼時卻不厭其煩地宣揚“中國威脅論”，使德國這個理性國度的外交顯得既短視過時，又無章法可言。

德國外長的涉中言論讓人大跌眼鏡

那麼，瓦德富爾這次在亞洲具體説了些什麼呢？歸納起來，他在以下場合作出了這些表示：

1）啓程前，他在一份聲明中稱：

“中國和朝鮮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非法侵略戰爭……中國在台灣海峽以及東海和南海日益具有侵略性的行為也對我們歐洲產生了影響……在經濟方面，我們也面臨着巨大的挑戰：中國正以不公平和扭曲市場的貿易行為挑戰我們的經濟。”

眾所周知，中國一不是俄烏戰爭的涉事方，二沒以“拱火加油”的方式介入這場其他區域的衝突，而是一直在盡力居中調停和勸和。只因中方沒有如歐美所願去譴責和制裁一方，就被説成是“支持非法侵略”。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面對“以軍在加沙地帶造成的死傷主要為平民”（聯合國信息）這一事實，德國政府依然反覆重申站在以色列這邊，難道是在表明自己是殺戮的幫兇？

其實，每個國家對國際事務都有自己的評判標準和行事方式：德國之所以對以方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容忍，因為它揹負着迫害猶太人的歷史包袱；在俄烏戰爭這個問題上，中國堅決支持國家領土完整，因為台灣尚未迴歸祖國，同時也明晰導致這場戰爭的歷史原因。

德國的經濟如今遇到很大的挑戰，這是事實。但這個挑戰更多來自其自身的結構性“軟肋”。總理默茨日前自己都承認：“我們不僅正處於經濟疲軟時期，更正處於經濟結構性危機之中。”

長期依賴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和中國的巨大市場，這不是中方的責任，而是德國的自主選擇。德方應該反思的是，當年決定打開中國市場是為了公平合理的貿易，還是“以貿促變”的政治目的？抑或是對重要資源的撈取和廉價勞動力的剝削？

德國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確做出過不小的貢獻，但也從中國市場獲得了巨大的好處。中德應該繼續相互成就，而不是在自己掙得缽滿盆滿時暗自竊喜，向第三世界外移破壞環境的產業時保持緘默，而當發現別國正在趕超自己時，就把經濟疲軟的責任推給對方。

瓦德富爾拜會巖屋毅

2）瓦德富爾在東京與日本外相巖屋毅會晤時表示：

“中國一再或明或暗地威脅，要單方面改變現狀，並將邊界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推進……在全球貿易的敏感節點發生任何衝突，都將對“全球安全和世界經濟造成嚴重後果……如果沒有中國對俄羅斯戰爭機器的支持，對烏的侵略戰爭就不可能發生。”

這裏他暗示的“邊界”和“敏感節點”主要指台海和南海。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有與北京建交的國家都認同這點。聯邦德國197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也承認北京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作為一名外長，瓦德富爾按理説不應忘記當年中國對兩德統一所持的理解和支持態度。台海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不涉及“國際法“，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將邊界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推進”。

再説，德國以及西方如今對台海的關注，其實並非因為“邊界問題”或“民主自由”，而是關乎其自身利益的所謂“經濟安全”。當西方尚不擔心“芯片”供應鏈時，它幾乎從未真正關注過台海問題；現在為了確保自己的“經濟安全”，來規定中國該如何解決台海這個涉及領土完整的內政問題，這沒有道理。

“海上自由航行受到威脅”也是子虛烏有的事兒。中國自己就是一個貿易大國，不可能不知道維護自由航行的重要性。如果德國擔心未來會生變，那中國是否也應該有理由質疑西方對諸如馬六甲海峽這些主要航道的威脅呢？

把俄烏戰爭的爆發和延續歸咎於中國，更是無稽之談。

眾所周知，這場戰爭的爆發有着複雜的歷史根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北約和歐盟以中東歐國家有“自由結盟權”為由，利用這些國家渴望致富的心態大肆東擴，卻罔顧俄羅斯合理的安全利益。

西方斷然否認這一因果關係，單純以“誰打了第一槍”來界定是非曲折。這種態度無益於從根本上剷除這場危機的根源，也很難確保給烏克蘭提供的所謂“安全保障”能帶來長治久安。

由此可見，在西方敍事中，因與果似乎只服務於“選擇性記憶”：只譴責一方“入侵”，卻拒絕承認之前埋下的因。如此，人類又怎能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

有人指責中國“親俄疏烏” ，其實，中國一直力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保持正常的國家關係，即政治磋商，外交溝通，貿易往來，因為這樣的國家越多，問題的解決才更有希望；拱火加油的國家越多，戰爭的結束會更加無望。

再説，俄烏兩國與北京的親疏，並不取決於中方，而是由這兩國的對華態度決定的。澤連斯基日前拒絕中方參與提供“安全保障”，就已説明烏方對國際社會的要求，與“9.11”事件發生後小布什總統的立場如出一轍：不支持我，即是反對我。

至於歐洲的沮喪和遷怒，更多是因為它押注的一方基本上已無勝算。這意味着它之前的投入和對礦產的覬覦大概率會泡湯。不僅如此，由於它一而再三對烏打包票，宣稱將支持到底，所以，只要這場戰爭不結束，它會長期背上這個“包袱”。

3）瓦德富爾訪日第一天在日本“笹川和平財團”（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發表演説中，除老調重彈之前的那些觀點外，還聲稱：

“早在15年前，日本就經歷過某個貿易伙伴幾乎壟斷性地將關鍵原材料出口作為工具的情況……作為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經濟體，我們需要可靠的貿易關係，並在國際上共同維護開放的市場。我們這樣做，並非為了佔別人便宜，更不是為了以他人之損換取自身利益…… ”

他這裏所説的“某個貿易伙伴”和“關鍵原材料”是指中國和稀土。背景情況是2010年中國漁民在釣魚島海域捕魚遭到日方干擾和拘押，中日關係一度惡化。為了抗議日本的行為，中方採取的措施中包括中斷高級人員互訪、對日貨實施更嚴密的檢查、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等。

如果後者被瓦德富爾稱為“將關鍵原材料出口作為工具”，那西方盟國配合美國，單純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壟斷地位而抵制華為，對中國實施“芯片”以及“高科技”封鎖和禁運又算是什麼呢？在國際貿易爭端中，中國絕對不是動輒就禁運、制裁和提高關税的國家。

關於瓦德富爾提及的貿易部分，筆者只需舉一個例子即可辨其真偽：

俄烏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冬季到來之前，長期依賴俄羅斯能源的德國突然面臨如何解決供暖的問題。德國政府是如何做的呢？

2022年5月，穆勒在德國電視二台談及天然氣短缺情況時感嘆：“這很殘酷”

據負責全國電力、煤氣、通訊、郵政和鐵路的“聯邦網絡局”（Bundesnetzagentur）負責人穆勒（Klaus Müller）在一次電視訪談節目中親口透露，德方曾用“截和”的手段，花高價讓已駛往亞洲的天然氣巨輪中途掉頭，以滿足德國國內的需求。

筆者清晰地記得當時主持人聽後睜大眼睛的表情和追問：“這是真的？那些訂了貨的亞洲國家怎麼辦？”穆勒的反應是聳了聳肩，意思是“顧不了那麼多了”。

德國人過去幾十年的富裕生活主要基於“俄羅斯的能源，中國的市場和美國的安全保障”。如果瓦德富爾問特朗普是否也認為德國“沒佔別人便宜，沒以他人之損換取自身利益”，體內流着日耳曼血液的特朗普一定會如此回答：啊呸，德國人最壞！

4）到訪印尼後，瓦德富爾重複在日本的論調。他在印尼一家智庫發表外交政策主題演講後的圓桌討論中，表示柏林願意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但德方一再發現，“中國正尋求與歐洲國家，尤其是與德國的制度性對抗”。説到此處，他還用英語補上一句：“這可不是德國的選擇，而是中國的決定”。

這位德國外長或許忘記了，所謂“制度性對抗”並非中國的發明，更不是中國尋求的目標，而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針對中國定義的“三重政策”的一部分。德國的對華政策也照搬了這個所謂的“歐盟對華新政”。

其實，只要一個成功的模式獨立於西方體系崛起並存續，都會被視為對歐美製度的挑戰和威脅——這是由西方的霸權基因所決定的。中國的成功在於改革開放，並在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先進因素過程中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這與德國的“以貿促變”政策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中國不僅不致力於制度輸出，而且始終認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任何成功都不能被簡單複製，必須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西方現在遇到的挑戰，恰恰是源於自己的固步自封和制度優越感。

剖析“邊界不能通過武力來改變”的論點

位於東京灣入口處的橫須賀是日本海上自衞隊總部和美軍第七艦隊基地。172年前（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裏（Matthew Perry）率“黑船艦隊”來到此地；第二年再次來訪時，逼迫幕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日美和親條約》。

瓦德富爾訪日第二天被安排前來參觀。

當德國外長的車隊駛入基地大門時，可見海灣一側停泊着日本海上自衞隊的護衞艦和潛艇，而海灣另一側則是美國海軍在亞洲最大的基地。這讓瓦德富爾開了眼界，因為如此大量的海上軍備聚集，世界上其他地方恐怕難以見到。

在過去幾個月裏，歐洲的軍艦也曾來訪，其中包括來亞洲“捍衞海上航行自由”的德國護衞艦“巴伐利亞號”。這次停留在港內的則是另一個“巨物”：英國航母“威爾士親王號”（Prince of Wales）。

作為對華“第一島鏈”的核心，橫須賀既是當年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炮艦政策）的縮影，又是美國靠武力和脅迫實現邊界擴張的寫照。

德國外長在橫須賀海軍基地接受採訪圖片：德媒

就在這麼一個地方，德國外長再次指責中國和朝鮮在印太地區以“咄咄逼人的行動”威脅國際穩定，並強調：“不論是在歐洲、在印太，還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邊界不能通過武力來改變”。

德國強調這點固然有其歷史原因，具體説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冷戰的教訓以及“新東方政策”和處理兩德統一的《2+4協議》。圍繞德波邊界 “奧德-尼斯線”（Oder-Neiße-Linie）的歷史演變，讓德國人切身體會過“武力改變邊界“的苦澀。

“邊界不能通過武力來改變”的原則本身沒毛病。它是1945年後推行的“現代國際法”的核心內涵，更體現在聯合國憲章第二章第四條中：“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可以這麼説，該原則實際上結束了之前“武力是政治的延續”以及“通過戰爭解決國際爭端”的普遍現象和通用法則。因此，德國外長強調這點本身無可厚非。

但是，正如起初具有正面意義的“政治正確”後來被濫用、誤用和邪用一樣，“不得以武力改變邊界”的原則在很多情況下也已淪為“道德雙標”和“混淆視聽”的工具，因而更具“欺騙性”。

現在的普遍看法是，國際法的理念常常遭到國家霸權和利益集團的破壞和漠視 —— 這也是二戰後世界依然不太平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瓦德富爾真的珍視上述國際法原則，那麼就不應先把手指對着別人，而應反思以下兩個歷史事件中西方（包括德國政府）的作為：

1）1998/99年的“科索沃戰爭”。北約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以“人道干預”為理由，武力介入前南斯拉夫聯盟的內部紛爭，導致科索沃事實脱離南聯盟，從而改變了邊界。據人權觀察估計，至少有488名平民死於北約空襲。

2）以色列在1948年立國以來進行的多次戰爭中，通過軍事行動、建立居民點、驅趕和封鎖等手段，實際佔領了不少巴勒斯坦和其他鄰國的土地（包括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大幅改變了1947年聯合國劃定的邊界。德國曆屆政府雖然支持“兩國解決”方案，反對以色列擴建定居點，但並未公開譴責其武力變更邊界的行為，更未改變被稱之為“國家理性”的對以政策。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譬如伊拉克戰爭、利比亞和敍利亞內戰等，西方國家和北約即便有聯合國授權，也經常突破授權範圍私自行動。如果拿不到安理會授權，它們會以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人道危機、踐踏人權等）來進行干預。

在這些國際衝突中，德國除伊拉克戰爭之外，基本上站在西方陣營這邊，履行作為“盟友”的義務。

面對北約東擴，葉利欽拿着齒鋸“嚴正以待”還是“一籌莫展”？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邊界”不僅具有地理屬性，更是國家主權的象徵。稀釋或模糊這個“象徵”的做法很多，除“通過武力”之外，還有其他手段，譬如擴大集團利益和勢力範圍。

再以歐盟和北約東擴為例：雖然那些中東歐國家是自願入盟的，但通過幾輪擴張，這兩個西方聯盟的外部邊界實際上大幅向東延伸，槍炮幾乎頂到了鄰國的家門口，結果導致地緣政治的極度不穩定和武力衝突的爆發。

由此也暴露出國際法的另一個漏洞或不合理之處：它雖然反對通過武力改變邊界，卻不明確反對使用其他手段（如威脅利誘、增加關税、封鎖制裁等）逼對手就範，以達到強行收購土地和改變邊界的目的。特朗普公開覬覦格陵蘭島、加拿大、巴拿馬等國均屬此列。

這也就能解釋西方為何熱衷於在他國實施“顏色革命”和“政權更迭”，因為這樣更容易影響、滲透、干預他國內政，在不用武力的情況下擴大勢力範圍，改變力量版圖。

難怪德國一位政治學教授在開學的頭一堂課上説的頭一句話便是：“對於強權而言，世界就是個巨大的‘自選超市’，國際協議根本上是約束弱國和小國的”。譬如，非法入侵伊拉克的美英兩國，至今都未受到法律制裁，甚至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結語

説實話，筆者並不奇怪德國外長會在各種場合發表不友好的言論，因為德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已呈現“不可逆”的走向。

這次讓人驚訝的是瓦德富爾攻擊性言論的“密集性”和“主動性”，似乎他此番亞洲之行不是為德國持續疲軟的經濟尋找新的機遇和市場，而是專門去挑撥中國與鄰國的關係，發泄對中國的不滿和怨憤。更令人不解的是，他這次的言論烈度前所未有，指摘毫無理性，怨氣甚至遠超東道主。

當然，政客在國外發表的言論一小半是説給東道主聽的，大部分則是説給國內選民聽的，但如此把對普京用武力改變邊界的“憤怒”和“絕望”套用到中國的內政問題（台海）和與鄰國的關係上，或許還有其他深層的原因。

有報道稱，默茨打算今年之內訪問中國。如果消息屬實，瓦德富爾這次的對華言論顯然無助於在兩國間營造和諧互信的氛圍。

難道，他這次表態前又沒和老闆商量？

外長瓦德富爾和總理默茨在聯邦議會上親密交談

上屆“交通燈“政府的最大軟肋之一，就是外交部和總理府分屬兩黨，綠黨籍貝爾波克主掌的外交部與社民黨籍總理朔爾茨之間常常意見相背，溝通不暢。鑑於這個“前車之鑑”，默茨上台後一反以往的做法，把外交部掌握在自己和本黨手中，派瓦德富爾這位親信去坐鎮。

本以為，這能恢復總理主導外交，政令貫徹順暢的局面，並最終告別上屆政府的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主旋律”，轉而施行有利於德國經濟發展和緩和國際局勢的“和平務實”外交。但瓦德富爾上任才三個月，即已成為本屆政府內最具爭議的部長。

有以下三個例子為證：

1.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無節制的軍事行動造成人道災難後，總理默茨立即從國際法角度對此提出尖鋭批評，而瓦德富爾在訪問以色列時雖然也敦促以方確保加沙地帶的物資供應，卻並不認為以政府違反國際法。這一立場與默茨明顯相悖。

2.在今年五月中旬舉行的安塔利亞北約外長非正式會議上，他自行宣佈德國同意把未來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用於國防開支，並明確提及這是應美方的要求。他的發言令國內輿論譁然，因為這個百分比遠高於聯合政府協議中達成的一致，給默茨造成了不小的被動。

3.在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這個問題上，瓦德富爾也多次發表與默茨相左的言論。當默茨用“替西方幹髒活兒”這樣的表述為以色列進攻伊朗進行辯護時，瓦德富爾卻對以美兩國的聯合打擊行動表示“遺憾”。

難怪有媒體稱其為“在錯誤的時間説錯誤的話的大師”（Meister des falschen Worts zur falschen Zeit）。

真可謂：走了個“好為人師”的貝爾伯克，來了個“莫名其妙”的瓦德富爾。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