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琳娜·季諾維耶娃：有人試圖在網絡領域孤立俄羅斯，這激起了我們的政治覺醒

面對美國通過軍事、政治、經濟等多重手段控制全球南方數字基礎設施，扼殺全球南方自主發展數字技術與AI創新的潛力的現狀，全球南方國家如何加強本土能力建設，同時通過多邊合作提升自主發展能力？

8月初，由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全球南方學術論壇主辦的“全球南方主權AI與數字主權研討會”上，來自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加納、馬來西亞等全球南方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學者及技術專家圍繞這些問題，共同探討數字主權領域的核心議題，為構建全球南方數字治理新秩序提供實踐路徑。

本文為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MGIMO）世界政治系教授埃琳娜·季諾維耶娃的發言內容。

【文/ 埃琳娜·季諾維耶娃】

我想在更廣泛的背景下介紹數字主權，因為在俄羅斯，我們主要將數字主權與技術主權，以及數字國際關係聯繫起來。在俄羅斯的學術和外交政策傳統中，數字領域和數字技術受到高度保護。我們慣用哥本哈根學派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在我們的學術傳統中，數字技術和技術發展被視為國家發展的關鍵要素，就像核技術在20世紀對國際政策、安全和國家發展至關重要一樣。

現在我們相信，人工智能和更廣泛的數字技術，包括新經濟技術，對於21世紀一個國家的主權、發展和安全至關重要。首先，我想從俄羅斯學術界提出的主權定義開始，因為在之前的講座中，我很驚訝地發現，主權和流動領土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在俄羅斯，我們將主權分為兩部分。當我們説到內部主權時，首先是對領土的控制，然後是對領空的控制，現在則是對數字空間的控制，因為在俄羅斯，我們不喜歡"網絡空間"這個詞，認為它來源自西方學術屆，更多地是指一個受西方價值觀影響的無國界空間。我們更願意用信息空間這個詞來稱呼，我們相信在信息空間中存在着有邊界的數字現實。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控制應用程序、基礎設施和數據來控制其信息邊界，因為數據是與電力、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一樣至關重要的資源。正如現在，鋰等礦物已成為國家的一筆財富。

這就是內部主權，國家通過控制應用程序、基礎設施和數據，確保在內部空間制定和執行政策的至高無上和自主權。擁有着悠久外交傳統的俄羅斯認為，內部主權應由外部主權補充——我們的國際關係和數字國際關係是主體間的。為了促進內部主權，我們需要在多邊論壇、雙邊關係中，以及在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等平台上，向世界表達我們對數字主權和人工智能主權的構想，建立主權適用於數字空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共識。

這是抵制外國數字法規域外適用的方式，正如在巴西案例中提到的，美國試圖將其當地法律適用於巴西公民的數據。GDPR（注：全稱《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由歐盟在2018年出台）則是域外主權適用的另一個例子。為了抵制這種外國數字法規的域外適用，全球南方應該對什麼是數字主權達成共識。

CDPR推出五年後，活動人士、專家和一些國家監管機構開始對低效的系統感到沮喪，大量案件堆積，布魯塞爾不得不對此進行修正

總而言之，俄羅斯對數字主權的態度，展示了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步驟——在數字領域建立自主權和自力更生，同時推動以國家為中心的互聯網治理和監管模式。然而，數字主權和數字空間並不是無源之水，它們存在於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和技術背景中。首先，這是一個後全球化的時代。以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已經走向終結——實際上，他現在不相信歷史會終結，但所有這些關於網絡烏托邦主義的想法都走進了死衚衕。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後全球化時代，多極世界秩序是它的特徵。在數字空間中，我們也支持多極世界秩序，包括不同的權力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技術脱鈎和技術自給自足就顯得至關重要。

如果我們在數字主權的背景下談論全球驅動力，新冠大流行則向我們展示了數字技術的重要性。我自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數字技術。實際上，我親眼目睹了這個過程，當時有人持有這樣的觀點：你不會死於數字鴻溝，你會死於飢餓——研究數字國際關係並不那麼重要，你必須研究農業或石油管制等重要課題。然而，新冠大流行向我們證明，時下，如果沒有數字技術，你將無法獲得全球教育，無法獲得信息，你的科學技術將無法得到充分發展。

因此，現在這種加速的數字化轉型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來自西方的技術制裁。經濟限制，特別是對俄羅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限制，加強了我們在數字領域需要自力更生的意識。正在興起的新技術革命——人工智能、神經形態計算、第五次工業革命——創造了新的前沿。但這不應該是地緣政治競爭的場所，而應該是全球南方和整個世界共同發展之所在，是國際合作的新空間。

全球研發力度在全球南方和北方都得到了加強，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在我看來，這揭示了一個事實：如果一個國家想要在國際關係中擁有發言權，如果它想成為主權國家，那麼它就需要主權教育、主權研究和主權技術，特別是數據控制。

現在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技術，正在經歷指數級增長。圍繞人工智能，確實存在一些炒作，就像所有技術一樣——我們有種對它過度吹捧的傾向。然而，即使是現在，我們也能看到許多職業和行業正在發生着變化。這是我們的第五次工業革命。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説我們正在見證第四次工業革命，儘管我認為這有些吹噓過頭了。但當我們參觀金磚國家人工智能中心時，我們看到了能幫助搬運重物的新型外骨骼，看到了能下國際象棋和圍棋的機器人，看到了能報道新聞的數字人記者。眼前發生的一切使我相信，這正在改變人機協作的方式。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和執行董事長克勞斯·馬丁·施瓦布 金融時報

我們正在見證神經形態計算新時代的興起，新技術的出現讓我們能夠更多地瞭解我們大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這種技術被引入人工智能領域來提高效率，同時也被引入了機器人領域。目前，這些技術主要應用於醫療，且由於成本高昂無法在大眾市場上普及，但根據專家們的預測，五年後會有不一樣的局面。

報告強調，如果沒有建立技術能力的專項政策，許多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在數字經濟中面臨被進一步邊緣化的風險。對俄羅斯來説，這凸顯了對國內技術能力進行戰略投資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數字主權並非獨立主權——數字技術與綠色技術、基因編輯技術和其他技術密切相關。所以這不僅僅是數字主權，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技術主權背景下去理解，因為它可以賦能許多其他技術的發展。

然而，這裏還存在數字鴻溝和技術獲取的問題。全球技術能力的不均衡分佈凸顯了結構性挑戰。技術不僅關乎創新和教育——它還是經濟和軍事政策中的整體狀態，因為許多技術實際上軍民兩用。它們不僅用於商業用途，還經常用於軍事用途。有這麼幾個例子，給出了充分解釋——例如，烏克蘭衝突詮釋了衞星技術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現代衞星技術，混合戰爭就無法有效進行。

對俄羅斯來説，實現有意義的數字主權，需要在技術自給自足和戰略整合到替代技術生態系統之間取得平衡——與中國、新興經濟體、東盟、拉丁美洲、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非西方國家的合作。俄羅斯作為技術大國的地位，以及我們從蘇聯延續下來並正在發展的強大技術基礎，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和編程領域，塑造了我們實現數字主權的方式。這種方式結合了國內能力建設（內部主權）和戰略國際夥伴關係，特別是與全球南方的夥伴關係。

國內數字主權的政治基礎——為什麼它對俄羅斯如此重要。首先是地緣政治：在克里米亞危機和西方制裁之後，特別是在技術部門，俄羅斯不得不採取強硬立場來抵制西方的技術主導地位。其次是國家安全：一些非常重要的戰略文件——信息安全主義、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將技術獨立和自給自足作為信息對抗和數字國際關係時代的戰略要務。不僅是安全，還有經濟發展。數字主權使俄羅斯能夠保護其經濟免受外部衝擊，發展IT產業，特別是編程，控制作為關鍵資源的數據，並在全球市場上創造競爭優勢。

舉個例子，現在俄羅斯是編程領域的數字主權輸出國。如果中國是平台領域的數字主權輸出國，那麼我們就是網絡安全或信息安全編程領域的數字主權輸出國，如卡巴斯基（反病毒軟件）和其他供應商。他們出售的是信息安全編程能力，且並不會將你的數據傳給西方國家進行分析。這就是俄羅斯在全球市場上的一個優勢。

卡巴斯基病毒實驗室

國內數字主權有四個支柱。首先，是數據本地化——法律明文規定俄羅斯公民的數據必須被儲存在位於俄羅斯境內的服務器上。許多西方國家的公司，比如Facebook就拒絕遵守這一法律。另一個是基礎設施控制——開發能夠在必要時獨立於全球網絡運行的自主互聯網基礎設施，因為我們已經親歷過幾次斷網，烏克蘭向ICANN（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發出請求，將俄羅斯從全球互聯網上隔絕開。美國對此表示拒絕，但他們考慮了這樣做的可能性。這是一次關於邊界和互聯網控制的非常嚴酷的政治覺醒。

硬件和軟件自主是另一個優先事項——在關鍵領域推動國內技術替代國外技術，特別是在編程方面（硬件更困難）。還有監管機構——我們需要通過立法和執法來管理俄羅斯領土內的數字活動。這種監管應該基於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考量，而不是簡單地從歐盟和美國複製粘貼。

説到法律和監管政策框架，第一個出台的重要文件是2015年的《個人數據本地化法》，該法要求公司必須在俄羅斯境內的服務器上存儲和處理從俄羅斯公民那裏收集來的數據。然後是《雅羅瓦亞數據保留法》，內容大致相同。國家數字經濟計劃更多着眼於政府發展——這是一項全方位的戰略，包括聯邦項目在數字基礎設施、勞動力、信息安全和監管環境方面的建設。接下來，是非常重要的《主權互聯網法》，它為國家創建主權互聯網引入了機制。2022年的《外國互聯網平台規範》禁止Meta和其他西方平台在俄羅斯境內運營，因為其提供極端主義信息——事實上，它們在俄烏衝突中採取了非常親烏克蘭立場，並且會對俄羅斯的訴求進行無視。

談到數據中心，我們有數據中心本地化的監管，這迫使數據提供商將數據存儲在俄羅斯，創建主要由俄羅斯公司運營的國內雲，並創建政府雲，即所謂的GosCloud，為我們的主權互聯網部門（即所謂的RuNet）奠定了基礎設施基礎。

關於外部數字主權，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思想和傳統源於蘇聯，我們非常珍視我們的外交政策傳統。對我們而言，外部主權的重要性不亞於內部主權的重要性。俄羅斯也是這方面的先驅——早在1999年，我們就首次提議討論國際信息安全，當時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

起初，我們向美國提議我們應該創建一個安全機制，因為在蘇聯解體後的那段時間裏，我們正在討論與美國簽署新核條約的可能。那時的我們還夢想着能與美國合作——但這從未發生。可我們仍在討論，並提議：讓我們不僅在核領域合作，還要在信息安全領域結合作。後來，美國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在這個領域擁有霸權，並希望將其作為一個安全港為所欲為。為什麼要通過與他人合作來削減自己的權柄呢？

所以，我們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建議，除美國和以色列外，大多數國家都同意這很重要。自1999年以來，俄羅斯關於使用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的安全決議案每年都被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安全委員會通過，這是一個巨大的外交成功。在這種合作中，我們引入了數字主權的概念，作為信息安全的一部分。因為歷史上當我們談論主權時，它就是關於安全的——主權是關於領土的。現在我們談論的是——我非常喜歡這個術語——數字空間中的流動領土，而主權是關於安全、邊界控制、經濟控制的。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首先通過這些關於信息安全的談判在國際舞台上引入了主權概念。

俄羅斯對外部數字主權的方法包括哪些內容？首先，它是國際規範和國際立法的參與者。俄羅斯曾是這一方面的先驅，但現在中國在人工智能監管領域開創國際合作的先河，我們主要關注的還是網絡安全。聯合國在此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所有國家都需要就網絡空間和數字國際關係的一些規範達成共識，才能使其適用。然而，目前不太可能出現統一的全球人工智能條約、統一的人工智能倫理方法或者統一的國際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方法。因此，我們積極倡導在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等區域戰略聯盟以及雙邊條約中的合作，並推廣可替代基礎設施和支持合作。

我們認為國際信息安全存在三大威脅。首先，ICT（信息與通信技術）的軍事用途正在增加。人工智能不能也不應該是中立的——它是以國家為中心。正如中東衝突所展示的那樣，軍事人工智能實際上正被用於衝突，而且其使用量正在增加。其次，在混合戰爭中，利用人工智能進行犯罪其實是俄羅斯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因為我們接到過很多來自烏克蘭的電話，這些電話通過威脅和恐嚇來誘使我們的公民匯款或做壞事。這真的很難阻止。這不僅涉及加密貨幣，還涉及身份盜竊和與ICT犯罪相關的其他問題，為商業目的而進行的黑客攻擊，狙擊醫療和金融部門。第三，將ICT用於散播恐怖主義的目的——就像發生在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槍擊案，襲擊者通過Facebook進行直播，Facebook在將賬號關閉之前，已經有了200萬下載量。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新西蘭先驅報的報道：基督城清真寺槍擊事件:槍手直播了17分鐘的恐怖射擊

這是俄羅斯在聯合國第一委員會國際舞台上提議制止的國際信息安全的三大威脅。我們引入了基於國家主權、不使用代理等的負責任國家行為規則概念。另一個想法是國際互聯網治理。目前以國際電信聯盟和PTI為主要實體的互聯網治理模式，應該被多邊或多利益相關者模式所取代，但最終應由國家來發揮作用，因為非政府組織會改頭換面，而國家將繼續存在，國家是國際法的唯一主體。因此，互聯網的治理不應該通過實際上遵守加利福尼亞州法律的基於聯合國的非政府組織進行，而應該基於聯合國層面——也許是國際電信聯盟或類似的機構。

談到全球磋商，曾有人試圖在網絡領域孤立俄羅斯。我本人從一開始就作為博士生參與了這些活動，因為我的導師是聯合國信息安全大使，他帶我一起去的。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見證了這個過程。起初，西方有很多懷疑，然後Stuxnet（震網事件，一個專門定向攻擊真實世界中基礎能源設施的“蠕蟲”病毒）發生了，美國提議我們需要就此進行談判——這可能是一個威脅，我們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一切都在進行中，接着在2022年之後，出現了試圖孤立俄羅斯的聲音，好剝奪俄羅斯在這方面的發言權，但全球南方國家拒絕了，他們認為不應該將這個問題政治化。我們都在同一條數字船上，如果你拋棄我們中的一些人，那麼我們要如何創建一個更安全的數字空間？

據商業內部報道，由美以兩國聯手打造的震網摧毀了伊朗約五分之一的核離心機，導致它們失控旋轉

最終，這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因為俄羅斯倡導的《信息與通信技術公約》實際上被採納了，它將於今年秋天在河內公開簽署。西方計劃用《布達佩斯公約》取而代之——起初是法國和埃及的倡議，現在是法國的倡議。然而，作為OEWG的負責人，來自新加坡的Kung Fu大使，以國家為基礎，設法創建了一個永久的制度性機制。所以現在進展很順利，我相信這是因為網絡主權和信息安全問題對所有國家——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都至關重要。為了在南方市場佔據一席之地，北方必須認真對待全球南方的利益。這就是網絡安全的利益所在。

負責任國家行為規則和聯合國公約概念於2023年被引入，但不幸的是，以美國目前的立場來看，似乎不太可能允許它被採納。但聯合國公約，即所謂的河內公約，已經存在。這是15年來聯合國大會首次通過的公約，互聯網治理的國際化應該結束了。實際上，如果域名和IP地址等主要技術資源在美國境內決定，互聯網就沒有主權一説。互聯網的13個根服務器中有10個分配在美國。我們有鏡像服務器，但這些仍然是最重要的。

以下引用來自OEWG進程中，因為現在我們看到信息安全正在開花結果。例如，OEWG的最終報告兩次提到了與全球南方利益相關的主權問題。它涉及能力援助——能力援助應該按照國家主權原則實施。在向全球南方提供的基礎設施規劃中，不應設置後門來確保安全。此外，由金磚國家轉發的GGE報告也提到了主權問題——主權和源自主權的國際規範和原則適用於數字空間和ICT的和平使用，符合所有國家在國家主權方面的利益。

然而，這個過程並不那麼順利。我非常喜歡一句名言：“風蕭蕭兮，路漫漫。”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未來峯會上提出了全球數字協議的想法。我和我的學生分析了它——他們提到主權6次。但你知道他們提到性別多少次嗎？40次！也許對於年輕一代或未來的議程來説，性別議題會更重要，但目前，數字領域的主權更重要，或者至少同樣重要，因為這關乎基礎設施，關乎數據控制，關乎發展。

我演講的最後一部分是人工智能主權。人工智能正在塑造——或者説重塑和改變一切。我自己作為大學教授，親眼目睹了它改變了教育、實習，改變了我們的教學方式、寫作方式。它甚至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因為認知科學表明，我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然而，它將繼續存在，甚至會轉變為神經形態計算機。所以人工智能主權非常重要——至少它應該在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概念中。主權實際上並不意味着封閉，而是在平等基礎上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合作並相互尊重彼此的共同利益，那麼這就是主權合作。但如果合作意味着域外規範的強制實施，如果它意味着不平等的交易條款，那這就不是數字主權。

人工智能主權對俄羅斯來説是一項戰略要務。同樣，我們依賴國際合作，並相信數據主權是人工智能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如此，人工智能有軍民雙重用途，這需要構建國際倫理。俄羅斯提出了一套人工智能行為準則，然而，這主要由商業公司在推動。我們的關鍵舉措包括開發國家大語言模型——Yandex和Sber提供大型語言模型，Yandex擁有從俄語到英語的最佳翻譯，還能創建圖片和視頻。

我們還推出了國家人工智能戰略和聯邦人工智能項目，預計到2030年市場增長將達到5倍。我們希望培養更多的技術專家並設立更多項目。這就是我今天演講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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