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關係，節奏在於中國

“解決中美關係的鑰匙今後可能要越來越取決於中方，而不是特朗普。”

8月16日，在第三屆復旦-哈佛中美青年領袖對話開幕式上，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發表致辭，深入解析特朗普2.0上台後中美雙邊關係的變化發展。

吳心伯指出，7月的斯德哥爾摩會談及多輪互動，已推動中美兩國從經貿博弈向外交等多領域接觸拓展，中國也由被動變主動，開始引領中美關係發展。

作為連接中美青年一代的重要平台，復旦-哈佛青年領袖對話讓兩國青年在直接交流中打破信息繭房，在對全球議題的探討中孕育合作可能。

以下為演講內容，經觀察者網整理，作者本人已審定。

吳心伯：目前，我們可以將特朗普2.0上台以來的中美關係劃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第一階段。其特點是特朗普“重施故技”，對中國發起關税戰。特朗普的方式是：通過對華加税施壓，迫使中國在經貿及其他領域做出讓步。但中國是出新招，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中國除了進行關税反制外，更重要的是採取了非關税反制措施，例如稀土出口禁令——事實證明，此舉成功擊中了美國要害。

年初，特朗普政府內部關於中國經濟的敍事主要有兩個觀點：第一，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房地產和股市表現不佳，唯一亮點是出口，而美國是其主要市場，因此只要美國打關税牌，中國就會妥協。第二，中國的反制手段有限，且根據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中美交鋒經驗，中國的反擊無法對美國造成重大傷害，美國可以承受。

基於這兩個判斷，特朗普在上台第二天便重啓對華關税戰。然而，第一階段的交鋒證明，這兩個判斷都是錯誤的。

這就進入了第二階段，從5月10日的日內瓦會談持續到8月份，並可能再延續一段時間。這一階段我稱之為“邊打邊談”。一方面，兩國間的關税尚未取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雙方越來越多地通過談判解決雙邊關係中的問題。我們看到5月日內瓦會談、6月倫敦會談、7月斯德哥爾摩會談相繼舉行。這些會談的成果包括降低關税、暫停部分非關税措施，更重要的是改變了美國對華交往的方式。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發表致辭

除經貿領域外，此階段還發生了兩件大事：6月5日的中美元首通話，對近期中美關係發展至關重要，達成了多項重要共識；7月王毅外長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晤。這意味着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的互動正從經濟領域拓展至外交領域，而外交互動又推動着其他更多領域的接觸。因此，“打”仍在繼續，但“談”也在增加。

第三階段可能在9月份之後開啓，我稱之為“邊談邊行”。中美雙邊議程將圍繞特朗普訪華和中美元首會晤展開，這意味着雙方需要更多互動，直至最終實現元首會晤，並通過會晤達成新的共識。這些共識有助於構建一個新的中美關係框架——這是目前中美雙邊關係所欠缺的，因為特朗普基本只關注特定問題，比如他關注貿易，就解決貿易；他關注芬太尼，就解決芬太尼。但這樣就導致兩國間缺乏整體框架。我們希望在第三階段，通過元首會晤能形成這樣一個新框架。

這個框架的意義在於：首先，它應是廣泛的，不僅要處理經貿問題，還需涵蓋外交、安全、執法合作、人文交流等議題。

其次，它應能發揮穩定作用。雖然目前關税延期90天看似暫時穩住局面，但問題並未根本解決，中美關係未來仍籠罩在巨大不確定性中。元首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有望為未來一段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穩定的預期。

第三，它應更具建設性。迄今為止，中美互動主要聚焦經貿、芬太尼、非法移民等領域，但雙方潛在的合作空間遠不止於此。回想拜登政府後期，中美建立了約20個對話機制，雖然現在都已暫停，但這表明中美存在大量的合作可能。若新框架能更廣泛、更穩定，並推動在更多領域建立對話機制以促進合作，中美關係就有望在前兩階段基礎上達到新高度。形象地説，我希望今年中美關係的發展能如股市般“低開高走”。

最後我再總結幾點值得關注的變化，一個是關於中美經濟敍事的變化。

今年以來關於中國經濟敍事的新動向包括：一，DeepSeek現象表明中國有能力在面臨美國科技打壓時尋求突破並實現產業化，即中國也能通過科技投入驅動新產業發展；二，中美關税戰較量顯示，中國經濟的韌性遠超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預期；三，特朗普推行的保護主義經貿政策，為中國推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引領自由貿易提供了巨大機遇。

還有一個是關於美國經濟敍事的變化。4月的“解放日”後，特朗普全面貫徹保護主義政策，意味着美國已決定性地放棄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其影響將遠超本屆政府任期。對此，我們不妨回想一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策被拜登政府繼承一樣。

當地時間7月28日至29日，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峯與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及貿易代表格里爾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中美經貿會談。

同時，大規模關税的長期負面影響開始引發擔憂，華爾街開始也是信心滿滿，自4月開始發生轉變，認為這將長期拖累美國經濟增長。儘管通脹、增長放緩、就業減少等影響尚未顯著顯現，但這些經濟規律終將起作用。所以，美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可能逐年趨弱，這點會直接影響市場及各國對美國貿易聯繫和美元儲備的態度，這也是過去幾個月國際資本明顯從美國外流的原因。

最後，是中美關係中中國作用的變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國做的主要是被動反擊，比如特朗普關税牌打過來，我們反擊，然後去談判，基本上是跟着他的節奏走。這次完全不一樣，基本上是按照中國的思路和節奏在走。從今年二月份一直到現在，我覺得更多來講，中國在實際上引領着中美關係的發展，因為目前中美關係發展的軌跡已經完全不是美國最初的預期了。這也就意味着，今後處理中美關係的“鑰匙”可能要越來越取決於中方，而不是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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