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從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看毛澤東的精心考量和佈局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二部分：應對日軍戰略進攻的軍事思想

二、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八路軍

這一節，主要講淞滬抗戰開打後，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的情況。

1936年底，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答應聯紅抗日被放回南京後，就開始了國共之間的談判，一直到七七事變、平津失陷後還是沒有結果。

蔣介石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用談判的辦法，達到戰場上不能實現的目的，把紅軍收編化解掉。甚至提出：只准編兩個4團制的師，一共保留15000人；改編後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直屬蔣介石的行營指揮；各師參謀長和各級副職，自副師長至副排長都要派；要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出洋，各邊區武裝的首腦也要離開；閉口不提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等。這是投降條件不是合作條件，我們不可能答應。

平津已經被佔領了還不鬆口，直到1937年8月13日，日寇突然發動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戰火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臟地區，中日戰爭已經無法避免，蔣介石急着要紅軍開赴前線與日寇作戰時，談判態度才有變化，僵持已久的諸多問題才得到解決。

8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關於與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的訓令，指出：“兩黨合作須建立在一定原則上，目前最重要的問題，須使黨與紅軍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國民黨迅即實現下列各項，以便紅軍早日開赴前線殺敵。”要求實現的各項是：（一）發表我黨宣言，同時蔣介石發表談話；（二）發表邊區組織；（三）發表指揮部；（四）發給平等待遇之經費；（五）發給平等待遇之補充器物；（六）紅軍充任戰略的遊擊支隊；（七）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特長；（八）為適應游擊戰原則，須依情況出兵與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動紅軍的使用區域，在平漢線以西、平綏線以南地區，並受閻百川（閻錫山）節制。

就在這一天，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達成協議，蔣介石基本同意了中共中央最後提出的十條。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下轄第一一五師、一二О師、一二九師3個師，劃歸閻錫山第二戰區序列。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同時發表談話，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但在蔣介石的委員長令中，[1]依然在措辭上耍流氓、玩把戲。把他被迫聯共抗日，説成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對共產黨“既往不咎”，把紅軍主力説成“陝北流竄土匪殘部”，把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説成“收編”等，但他不得不同意改編，這是最大的改變，國民黨已經開始抗戰也是最大的進步。因為抗日大前提已經實現，共產黨、毛主席以抗日救國為重，以博大寬廣的胸懷寬容了蔣介石那些小動作。

1937年8月25日，朱德、彭德懷通電就職。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發佈紅軍改編命令。[2]

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紅軍前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

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此前曾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

八路軍下屬的3個師分別是：第一一五師，第一二О師，第一二九師。全軍共46000人。[3]這3個師的編制，是經過半年多談判爭取來的，最初我們提出的方案是12個師，但蔣介石不答應，最後在日寇開打上海的逼迫下，總算答應了八路軍編3個師。後來還有其他的改編。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主要有4部分：一是八路軍；二是南方8省游擊隊改編的新四軍；三是從1932年組建，到1937年發展到11個軍數萬人的東北抗日聯軍；四是由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珠江縱隊、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中區縱隊、韓江縱隊組成的華南遊擊隊等。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革軍委、毛主席在紅軍改編中的基本思想，下面把八路軍各師的情況介紹一下。

第一一五師：共15500人。[4]

師長林彪（原紅一軍團軍團長，紅軍東征後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校長），副師長聶榮臻（原紅一軍團政委，兩個月後恢復紅軍傳統政治工作制度任一一五師師政委），參謀長周昆（曾任紅八軍團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改編八路軍半年後在山西攜款失蹤，下落不明），政訓處主任羅榮桓（此前任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兩個月後任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蕭華（此前任紅一方面軍二師政委）。

一一五師是以紅一方面軍為主體，由一方面軍的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和陝南第七十四師合編而成。一軍團是黨中央毛主席長征帶到陝北的部隊，由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而成。十五軍團是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合編而成。此前東征期間，紅二十七軍歸方面軍直轄，後編入八路軍第一二О師。七十四師是紅二十五軍長征途中離開陝南後，以陳先瑞為師長在留下部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一一五師下屬兩個旅：三四三旅，三四四旅。

紅一軍團改編為三四三旅，旅長陳光（此前為紅四師師長，林彪到抗大當校長後，他代軍團長），政治委員蕭華（此前為紅二師政治委員）；紅十五軍團改編為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此前為紅二十五軍軍長、紅十五軍團軍團長），政治委員黃克誠（此前為紅四師政治委員）。

陝南七十四師改編為第一一五師留守處，後編到西北留守兵團，承擔保衞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的重要任務。一一五師實際出征14400餘人。

按照毛主席的部署，一一五師是紅軍的抗日先遣隊。8月22日，由陳光和羅榮桓率領的第一批部隊，率先從陝西三原出發，東渡黃河進入山西。[5]

第一二О師：共14000人。[6]

師長賀龍（原紅二方面軍總指揮兼紅二軍團軍團長），副師長蕭克（原紅六軍團軍團長，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任四方面軍31軍軍長），參謀長周士第（曾任南昌起義部隊第25師師長，到陝北後任紅十五軍團參謀長），政訓處主任關嚮應（原紅二方面軍副政委，恢復紅軍政治工作制度後任一二О師政委），副主任甘泗淇（原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

一二О師是以紅二方面軍為主體，有紅二軍團、紅六軍團，還有二、四方面軍會師後，編入二方面軍的原中央紅軍紅九軍團改編的紅32軍，還有陝北紅軍中賀晉年領導的紅二十七軍、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八軍（此時劉志丹已經犧牲，宋任窮任軍長），還有獨立第一師、獨立第二師、赤水警衞營、前總直屬的一部。

一二О師下屬兩個旅：三五八旅，三五九旅。三五八旅是由紅二軍團和紅二十八軍合編而成，旅長張宗遜（秋收起義是連長，此前是軍委一局局長），政治委員李井泉（此前是紅二方面軍四師政治委員）；三五九旅是由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等部合編而成，旅長陳伯鈞（此前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紅六軍團軍團長），政治委員王震（此前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

改編時，賀龍主動提出二方面軍留下一部分部隊保衞黨中央，所以40%的兵力留在了陝甘寧邊區。包括三五九旅屬下的七一八團，還有陝北紅軍改編的師部直屬的4個獨立營都留下了。[7]

一二О師實際出征人數為8400餘人。

第一二九師：共13000人。[8]

師長劉伯承（曾任南昌起義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西路軍遇挫後任援西軍司令），副師長徐向前（此前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西路軍總指揮），參謀長倪志亮（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後勤部部長），政訓處主任張浩（此前是共產國際代表，援西軍政委，恢復紅軍政治工作制度後任一二九師政委），副主任宋任窮（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的連黨代表，紅軍學校政委，到陝北後任紅二十八軍政委、軍長，援西軍政治部主任）

第一二九師主體，是四方面軍沒有過河的四軍、三十一軍，陝北紅軍第二十九軍、三十軍，陝甘寧獨立第一、二、三、四團和紅十五軍團的騎兵團等部改編而成。

一二九師下屬兩個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是四軍改編而成，旅長為王宏坤（曾任紅四軍軍長、政治委員）、副旅長為王維舟（曾是川東遊擊司令員，四方面軍到川陝後改編為紅三十三軍，他任軍長，後被張國燾撤職，到陝北後任軍委四局局長，負責教育訓練和軍事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但改編後三八五旅旅部留在了陝北。部隊到前線後，1938年6月，在太行區又組建了新的旅部，旅長陳錫聯（原三八五旅下屬的七六九團團長），政委謝富治（三八六旅下屬的七七二團政訓處主任），一二九師編制中有兩個三八五旅：一個以陳錫聯為旅長，在前線，一個以王宏坤為旅長，在後方；三八六旅是第三十一軍改編，旅長陳賡（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師長，到陝北後任紅一軍團第一師師長），副旅長陳再道（此前是紅四軍軍長）。

改編後，三八五旅旅部和下屬的第七七О團，還有陝北紅軍改編的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等，都留守邊區歸留守處建制。

一二九師實際出征人數為9160餘人。[9]

為什麼要設置留守處，而且留下一定數量的部隊？

本來毛主席提出紅軍改編為12個師，反覆談判不成，又提出底線是編4個師，其中3個師赴抗日前線，1個師留守延安，但蔣介石斷然拒絕。最後達成妥協，延安可以設一個留守處。[10]

因為，陝甘寧邊區東臨黃河，河對岸就是日軍大兵壓境的山西省，日軍進攻很快就向河防逼迫，一旦河防失守，不僅邊區不得安寧，中央與出征部隊的聯繫也會被切斷，所以，保衞河防是留守部隊的第一任務。另外，蔣介石一面要紅軍主力全部出動，一面卻在陝甘一帶部署了10個師的兵力，這是很不正常的，[11]如果沒有預防準備，極有可能發生不測，總不能把後方根據地和首腦機關讓人端掉吧。還有，邊區內部有較大的土匪團伙40多股4000多人，燒殺搶劫，很不安寧。[12]

當時，也有黨內同志提出，陝北地瘠民貧，不宜做抗日大本營，以主力走後根據地守不住，主張黨中央隨主力走。毛主席對此卻有不同的認識，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他就不同意走州過府，認為那是單純軍事觀念和流寇主義，對已經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從不主張放棄，而是想方設法地保衞鞏固和發展，一點一點地積攢革命的家業。部隊改編時他提出三點意見：

“（一）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是十年內戰留下的革命根據地，是我們出征抗日的依託，黨中央要在這裏紮根。（二）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有它的優勢，從地理條件上説，它交通不便，又有黃河阻隔，是敵人進攻的薄弱環節，它距離華北前線不遠，指揮比較便利。（三）由於大革命的影響，當地羣眾有較高的覺悟，我們又有了兩年的工作基礎。主力開赴前線，對敵人是很大的威脅和鉗制。我們再留下一支部隊，黨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13]

基於這樣的考慮，在下達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命令的同時，毛主席又下達了《關於陝北紅軍各獨立軍師改編的電令》，[14]把陝北紅軍基本留在了邊區，還有二、四方面軍的部分部隊。其中：

原陝南七十四師，改為一一五師輜炮兩營，駐防富縣、甘泉一帶；

原獨二師王兆湘部，改為一二О師工兵營，駐防神府；

原獨一師及陝北獨立團，改為一二О師特務營，擬駐防靖邊、橫山一帶；

原二十七軍，改為一二О師輜炮兩營，擬駐防安邊、寧條梁以南地區；

原三十軍，改為一二九師炮兵營，駐防慶陽、鎮原一帶；

原陝甘寧第三團二三連和關中警衞營，合編為一二九師輜重營，駐防寧縣一帶；

原陝甘寧一、二、四團，改為一二九師工兵營，駐防環縣、合水一帶；

原二十九軍，改為一二九師特務營，駐防定邊和鹽池；

此外，一二九師留下一團駐防同官或洛川，留下一團駐防淳化、旬邑、正寧一線。這是紅四方面軍的部隊。

整個陝甘寧邊區劃分為東西兩個部分。以神府、靖邊、安定、志丹、膚施、甘泉、富縣、洛川等縣為東地區，留守處以陳伯鈞為主任，陳先瑞為副主任；以定邊、鹽池、環縣、慶合、正寧、淳化、旬邑等縣為西地區，留守處以王宏坤為主任，王維舟為副主任。

改編的八路軍一共46000人，開赴前線的部隊約32000人，[15]留守處留下的部隊約14000人。八路軍3個師每師編制兩個旅，留守部隊分為東西兩個地區，也相當於兩個旅。留守部隊統受中央軍委參謀長蕭勁光指揮。

留守處主任命令下發後，毛主席對蕭勁光説：“蔣介石給你個主任，我給你個司令員，叫起來也好氣派些！”他還親自參加了留守處成立的軍事幹部大會，並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講到最後拍着蕭勁光的肩膀説：同志們，我的延安，就靠這位老兄吃飯，靠你們留守部隊吃飯啊！還看着蕭勁光説：蕭勁光啊，我準備死在延安，埋在清涼山，你也得做這個準備喲！[16]

1937年12月，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後改為留守兵團，蕭勁光任留守兵團司令員，留守部隊改為8個警備團和一個騎兵團。留守兵團下屬的武裝力量還有：以高崗為司令員的保安司令部，下屬關中、慶懷、三邊、神府4個軍分區；以陳奇涵為司令員的綏德警備司令部等。[17]從而構成對中央首腦機關和陝甘寧邊區的後方守衞力量。

蕭勁光（1903-1989）

蕭勁光與毛澤東

八路軍改編出徵後，9月11日國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又來電令，將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朱德、彭德懷為總司令和副總司令。但八路軍出師已經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除正式公文外，一般情況下，人們仍稱八路軍。[18]從此，八路軍就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的代名詞，一直到解放戰爭初期，人們還叫解放軍為八路。甚至在蔣介石跑到台灣之初，還在忌憚八路。台灣基隆市的街道，從愛一路到愛九路，獨缺“愛八路”；從義一路到義九路，也不見“義八路”。[19]

從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的情況來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基本按照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改編。八路軍下屬3個師，每個師定員15000人，共45000人。因為要設置三個師以上的指揮機關，編46000人。後方守衞力量存在於各師編制中，以各師留守部隊名義存在，這種安排合情合理合法。

第二，基本以三大紅軍主力為基礎改編各師。一一五師以一方面軍為主，一二О師以二方面軍為主，一二九師以四方面軍為主，按陝北紅軍的數量可以編成一個師，但蔣介石只給3個師的編制，陝北紅軍只好分散配置在各師中。但實際上他們還是一個整體，在改編時就考慮讓他們充當各師留守部隊，在後方接受留守兵團的統一指揮。

第三，基本以原來領導體系配備領導幹部。一一五師林彪、聶榮臻，第一二О師賀龍、蕭克、關嚮應，一二九師劉伯承、徐向前、張浩等。四方面軍到西北後主要領導和部隊過河成為西路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後部隊大部損失，沒有過河的兩個軍組成援西軍，劉伯承和張浩分別是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改編時徐向前已經回到延安，陳昌浩沒有回到延安，還有一批將領沒有趕回來，此時劉伯承、徐向前、張浩作為師長、副師長和政委也順理成章。三十一軍軍長蕭克到一二О師當副師長，早期曾在四方面軍當過師長的陳賡，到三十一軍改編的三八六旅當旅長，也是合情合理。

第四，守衞中央首腦機關和陝甘寧邊區的任務，主要由陝北紅軍和二、四方面軍一部組成，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高度信任，也是對陝北紅軍本土優勢的科學安排。還有，原紅一方面軍編成的一一五師，作為抗日先遣隊率先出動到向東發展的抗日前線，安排在戰場上發揮作用，沒有留在後方。不像國民黨軍那樣分嫡系部隊和非嫡系部隊，把非嫡系部隊放在前面消耗，保存嫡系部隊的力量。

第五，改編為八路軍後領導幹部基本都是“降職”的。由方面軍總指揮、政委當八路軍的師長、副師長和師政委，由軍團長當旅長副旅長，由軍長當營長等，下降了五六個級別，這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這支抗日軍隊中並沒有成為主要問題，沒有影響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性，也沒有影響他們積極性的發揮，反而到前線很快發展起來，靠自己的實際能力做大了。1937年8月下旬改編，到年底就由46000人迅速發展到80000人，到抗戰勝利時八路軍發展到近103萬人。[20]

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一是如何保證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從國共談判開始，與蔣介石爭的就是對槍桿子的領導權，這也是我們絕不會放棄的。

出征前，先是根據紅軍改編的情況成立了新的中央軍委，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張浩、徐向前等11人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

中央還決定，在師以上及獨立行動部隊組織軍政委員會，這是黨的秘密組織，不向下級宣佈，它指導全部的軍事和政治及黨的工作，並向上級軍政委員會或中央負責，由該部首長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5人組織之（其餘2人由上級指定），其名單和書記均由上級軍政委員會或中央指定與批准。軍政委員會是集體領導，單一首長對軍政委員會的決定不同意時，則由上級軍政委員會或中央解決之，但在未解決前仍須執行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師團兩級及總部和師的直屬隊組織黨的委員會，領導黨的一切工作，保證黨在部隊中的絕對領導。連隊黨的支部是黨在部隊中的基本組織。[21]

1937年8月29日，在主力開赴抗戰前線情況下，中央決定前方設黨的軍委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嚮應等9人組成，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負責八路軍出師抗日前線後的領導工作，受中央軍委會統轄。各師成立軍政委員會，第一一五師是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周昆、蕭華，以林彪為書記；第一二О師是賀龍、關嚮應、蕭克、甘泗淇、王震，以賀龍為書記；第一二九師是劉伯承、張浩、徐向前、陳賡、王宏坤，以劉伯承為書記。各師軍政委員會均受軍委分會統轄。[22]

嚴密的組織領導體系，保證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這也是八路軍在敵後抗日戰場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二是部隊的思想轉變工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消息剛一傳開，就引發了一股怨恨、困惑、沮喪、委屈的情緒，相當一部分紅軍幹部戰士從感情上接受不了。多年與國民黨軍殊死作戰，有多少戰友和親人倒在國民黨的屠刀和槍炮下？天天打白狗子，自己成了白狗子，對改編想不通。有的拒不換裝，有的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的甚至留條他去。有的幹部甚至説：我寧可回家當農民，也不穿國民黨的軍裝，戴青天白日帽子。

思想政治建設必須擺在首位，在這個重大轉折時期，主要領導帶頭深入部隊做思想工作，用真理真情統一認識，凝聚人心。

劉伯承對大家説：我也不願穿國民黨的軍裝，但是，大敵當前，我們必須齊心協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趕走，我們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階級解放。都鬧回家，誰去抗日？革命多年，應當有起碼的覺悟。要識大局，不能因個人的好惡，而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23]

賀龍對大家説：我賀龍不願紅軍改名的嘍！紅軍不改名，蔣介石就不肯抗日。紅軍是名改心不改，一顆紅心為人民嘛。紅軍改了名，還是黨中央、毛主席、朱總指揮領導。紅軍改名，是黨中央的決策，全體紅軍戰士、共產黨員，必須無條件服從。我，賀龍，就無條件服從。[24]

朱總司令在誓師大會上説：同志們，你們思想不通，黨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黨中央毛主席的委託，來做你們的工作的。現在國共合作了，我們工農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為了消除各階層的疑慮，我們可以穿統一的服裝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們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級幹部思想也不通，這個心情我們理解。毛主席説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條不能變，就是要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25]

不只要解決部隊的思想問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仗究竟怎麼打？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方針？遵循什麼樣的抗戰政策？完成什麼樣的基本任務？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的關係？要防止什麼樣的政治傾向等，都需要進一步明確，統一思想，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啊！

下一節重點講這個內容。

[1]郝雪廷著：《八路軍改編紀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485頁。

[3]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四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4]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四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5]《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頁。

[6]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四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7]《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頁。

[8]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四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

[9]《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頁。

[10]吳殿卿著：《在毛澤東關懷下成長起來的蕭勁光大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頁。

[12]吳殿卿著：《在毛澤東關懷下成長起來的蕭勁光大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頁。

[13]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頁。

[1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頁。

[15]《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

[16]吳殿卿著：《在毛澤東關懷下成長起來的蕭勁光大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

[17]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八路軍•表冊》，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頁。

[18]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頁。

[19]《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5年11月20日 第 07 版）。

[20]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八路軍•表冊》，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421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頁。

[23]《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頁。

[24]《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頁。

[25]《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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