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麟：原來，我也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仲麟】

儘管已經二刷《南京照相館》了，但對我來説，始終是以第三者這樣的旁觀者角度來看待南京大屠殺，把它當作一個需要每一箇中國人銘記的歷史事件。我想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也是如此，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羣體記憶，而非個人記憶。

直到前幾天，母親告訴了我一件事情，讓我更加無法置身事外。

家族往事

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我開着剛修好的車子回家，手機上跳出一條消息提醒。瞥了眼，是母親發來的消息。這是一篇文章的鏈接，想必也不會是什麼急事，也不用第一時間處理。我把車停好後點開了母親發來的鏈接，是一篇關於1937年南京大屠殺倖存兒童的文章。我快速瀏覽着文章，很快，一個熟悉的名字出現在了我的面前，讓我呆住了。

這個名字，和我外公的一模一樣。

報道中，這位與我外公同名的人，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之際，正就讀於南京的一所小學。並且大屠殺期間一直住在魏特琳女士建立的難民營之中，幸運地渡過了那段中國歷史上最血腥和黑暗的日子。而且從後面的工作經歷、子女數量、家庭情況等信息來看，和我外公的信息完全對上了。

但是在我的記憶中，外公生於上海、長於上海、工作於上海，最後在上海入土為安。這樣一位地道的上海老高級工程師，居然與南京大屠殺有關聯？或者説外公就是文中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在我粗粗掃過文章還沒來得及消化這巨大的信息量時，母親的信息又跳了出來：文中的人就是你的外公。

這短短幾個字，給了我巨大的衝擊。

在我的記憶中，外公家是石庫門小樓，透過窗户可以看到路邊的梧桐樹。在夏日的午後，外公拿着剛買的油贊子給我們幾個外孫吃，看着我們吵吵鬧鬧地在電視機前打遊戲機。慈眉善目的外公有很多舊書，包羅萬象什麼都有。外公也給我們講故事，講過很多故事，但我從沒聽他講過他在南京的事，更沒聽他講述過作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故事。

在最初的震撼之後，我從頭仔細看了這篇對我外公的採訪，也讓我第一次瞭解到外公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經歷。這篇採訪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時對當時倖存兒童的採訪，我外公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外公已經十歲了，因此相比年幼的孩子，對南京大屠殺記憶很清晰，也得以讓我從外公的角度重新看待南京大屠殺。

外公的南京記憶

外公確實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很巧（或者説很不巧）的是，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他在南京呆了一年半的時間。當時，我的太外公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某個工業委員會的職位，於是帶着一家短暫遷徙到了南京。外公在1937年的下半年辦理了南京小學的入學，但很快戰爭爆發，沒上幾天學就停課了。隨後南京危在旦夕，太外公因為要搬遷工廠到重慶離開了南京，就將外公幾兄弟託付給了留在南京的朋友。最終外公幾兄弟被託付給了金陵女子學院的程太太（魏特琳女士的中國助手，程瑞芳），在11月底住進了女子學院的職工宿舍。

第一排左四魏特琳、左五程瑞芳

相比在南京的其他孩子，外公一家無疑是幸運的，他們所處的金陵女子學院被劃入了安全區中。也因此，他成為了魏特琳家庭手工學校的五名學生之一，在11月底風雨飄蕩的南京城中躲過一劫。

儘管如此，在1937年12月堪稱人間地獄的南京，不代表外公沒有目睹過當時的慘劇。在文章裏，外公回憶道，一開始學校裏甚至還有室內乒乓球可以玩，但隨着難民的大量湧入，琉璃瓦的圖書館、教學樓全都住滿了人，最緊張時連露天的空地都住人了（事後從史料來看，最高峯約有8000人）。無奈之下，魏特琳對女子學院的難民進行了分流，只有婦女兒童能進來，男性以及10歲以上的孩子都要分流到金陵大學。而外公恰好十歲，留在了女子學院。

雖然名為“安全區”，但並非徹底安全。由於金陵女子學院處在國際安全區邊緣，可以説緊鄰着人間地獄。在12月，每天晚上都能聽到慘叫和哭聲，還有婦女從中華門走過來時被日軍輪姦，所幸最終到達了金陵女子學院。根據外公回憶，大人們圍着圈擋起來，讓略懂醫術的華小姐（魏特琳）在裏面給這位被輪姦的婦女進行急救處理。

金陵女子學院作為國際安全區，在四周鋪滿紅十字旗，並在學校最高的圖書館塔頂升起美國國旗來表明身份。但這也不能完全阻止日軍的騷擾，日軍就曾經衝入學校扯下美國國旗試圖撤銷安全區，但被華小姐（魏特琳）趕了出去。日軍礙於國際安全區以及魏特琳的身份不敢在金陵女子學院裏亂來，但無時不刻在試圖挑事。我外公就親眼目睹有人因為將頭伸出學校柵欄（安全區邊界）被日軍殺死。

由於女子學院裏基本全是婦女兒童，在安全區各個難民營中屬於物質供應相對充足的。根據外公回憶，在女子學院時每天都能供應上兩頓大鍋飯，而且是很厚的粥。外公兄弟幾個由於是大孩子了，也幫忙乾點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在開飯時四處搖鈴通知大家吃飯之類的。

與魏特琳在一起的日子

作為金陵女子學院的守護神，明尼·魏特琳女士在這人間地獄中挺身而出，撐起了這一塊避難所，前後庇護了上萬中國人，包括我外公一家。她的恩情中國人民沒齒難忘，南京人民也永遠銘記她。電影《南京照相館》中，在醫院裏挺身而出阻擋日軍帶走病人的美國老太太就是以魏特琳為原型的代表人物，也是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中國人的國際友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作為在金陵女子學院呆得最久的孩子，外公對於魏特琳女士有着深刻的記憶。大家都稱呼她華小姐，因為魏特琳女士的中文名字叫華羣。有意思的是，外公當年喊的一直是發音接近的“黃小姐”而不是“華小姐”，一直到來採訪的記者證實後才確定是“華小姐”。

魏特琳女士

在外公的回憶中，魏特琳女士只有三十多歲，有着微卷的黑髮，穿着黑衣黑裙。當然，實際上當時魏特琳已經有五十幾了，只不過保養得當，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下顯得年輕。魏特琳對孩子很熱情，在遇到外公時還會特地摸摸他的頭。也正是與魏特琳女士非常熟悉，外公對南京師範大學裏的魏特琳女士雕像頗有不滿，表示完全就不像魏特琳本人，其他當年見過魏特琳的老人也紛紛同意這一點。

整個金陵女子學院大小事務全都由魏特琳負責，從吃喝拉撒到應付日軍搜查，全都由她一手操辦。根據外公的回憶，魏特琳每天都與助手程太太巡視校園，早晚各一次。外公不止一次看到日軍來學校裏搜索軍人時，魏特琳與程太太帶着紅十字袖標寸步不離的陪同，防止日軍撒野挑事。她以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和高度的責任心，守護着滿是避難婦孺的金陵女子學院，在日軍百般刁難之下堅持到最後。

1938年5月之後，南京局勢穩定了下來。金陵女子學院作為避難所結束了其歷史使命，而外公一家也離開了魏特琳所打造的避難所，回到了南京的住所中。1938年底，外公一家離開了南京，結束了這段短暫但又終生難忘的南京經歷。

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官網上展出的與魏特琳相關的史料照片中，就有女子學院難民營關閉前的大合影。據母親説外公就在合影之中，只不過由於年代久遠加上受限於當年的照相條件，無法分辨具體哪位是我外公。

金陵女子學院裏婦女兒童們的大合影，外公也在其中

家族記憶的傳承

在瞭解完外公在南京的經歷後，我久久沒有緩過勁來。自記事以來，我一直認為自己和南京大屠殺沒有關係，結果現在告訴我，我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而且我的外公還與人盡皆知的歷史人物有如此多的交集，甚至本身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電影《南京照相館》裏一幕幕殘酷的場景，竟是我祖輩所親身經歷的。這一衝擊性的事實對剛二刷電影的我來説，勁兒未免有些太大了，尤其想到外公當時和電影裏出現的孩子們是差不多年紀，就更讓我破防了。

在看《南京照相館》時，可沒想到外公也是南京的孩子

但有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那就是為何我從未知道這一家族歷史？一開始我以為外公和其他大屠殺倖存者一樣，對於那段慘痛的經歷閉口不談以至於家人從不知曉，但事情並非如此。

我詢問過一同長大的幾個表兄弟是否知道外公這事，比我大幾歲的表哥顯然知道的比我多一些：“去年外公託夢給我，我把那篇採訪打印出來後在墓前燒給他了。小時候外公好像和我講過幾次，但我都在打遊戲機沒有仔細聽，感覺他還是挺在乎這事的。”

從母親那邊，我也得到了差不多的説法：“你外公這事你表弟知道的，他在上學時有一次還就外公這事寫了篇作文呢。這次看你寫了《南京照相館》想起你外公這事，就發給你了。當時記者還是到你外公家裏來採訪呢。”

這下我更失落了，合着就我不知道外公當年的事。外公對於家人雖然説了南京的故事，但顯然只是零零碎碎的講了些。而在南京大屠殺70週年之際，記者尋訪到他這位倖存者時，外公才完整地講述了當年的經歷，一些當時的細節子女們也是看了採訪才知曉的。

對我來説，這麼晚才知道這件事多少有些遺憾，如果早十幾年知道，那一定得找機會詳細和外公聊聊當年的經歷並將其記錄下來。畢竟記者最終登報的採訪是刪減並編輯後的，在這過程中有大量的歷史細節與當事人第一手記憶流失，而這些不論對家庭還是對歷史都是一個遺憾。

但正所謂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外公雖然去世，但他留下的採訪還在，包括我母親在內幾個姨媽都把這份採訪報道精心收藏作為紀念。我知道這個家族故事時已然太晚，但我會在我孩子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後，將這段家族歷史也一併告訴他，讓他知道南京大屠殺並不是一個發生在離他很遠的過去的事，而是與他的血脈緊密相連。

而我的孩子無疑是幸運的。他不用像外公當年那樣在亂世之中漂泊，也不用擔驚受怕日寇白晃晃的刺刀頂在面前，更不會像南京無數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一樣得不到長大的機會。他生活在一個和平的時代，可以無憂無慮的健康成長，這是無數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他也不需要魏特琳們的庇護，他的守護天使將於9月3日在天安門接受全國人民的檢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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