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缺席九三閲兵的歐洲，已失去國際格局中“另一極”的地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前夕，有一則消息出現在世界一些大媒體的報道中：日本政府通過外交渠道呼籲歐洲及亞洲各國“審慎應對”，不要出席北京組織的這場大型活動。

究竟是什麼讓東京破防了呢？歸納起來，無外乎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十年前天安門城樓上的那一幕給日本帶來的刺激至今未消：朴槿惠作為受邀的主要外國領導人與普京並列站在中國國家領導人身旁，讓東京如芒刺在背。如今，李在明當選韓國總統後，有意推動中韓關係正常化；中印關係一段時間以來也有明顯的緩和趨勢。這些趨勢讓日本首相石破茂“寢食難安”了。

其次，與10年前相比，中國又有了長足的進步，影響力今非昔比。作為東亞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中日若不能攜手，其對外輻射力只能是此消彼長。東京很擔心中國的地位在“九三”後會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最後，日方認為這次紀念活動“過度聚焦歷史、反日色彩濃厚、旨在擴大中國式歷史敍事在國際上的影響”。顯然，日本意欲儘快翻篇那段侵略歷史，但又不想通過真誠的懺悔，而是利用西方遏制中國影響力的“戰略共識”來回避和推卸罪責。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

80年前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籤署的《降伏文書》，不僅在國際法上終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時代，也讓日本 —— 不管其是否願意，也不管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是否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活動 —— 從此必須長期揹負這份歷史罪責。

可惜，二戰結束後，人們迎來的並非是渴望已久的真正和平，而是基於核威懾和力量均勢的“喘息期”。意識形態的格格不入和地緣政治的你爭我奪，讓這個世界在各國競相發展的同時，變得危機四伏，時而還劍拔弩張。

對自視為“解放者”的美國而言，處在冷戰前沿的日本“只要臣服於我一家”就可以了。至於軍國主義之前對鄰國犯下的戰爭罪行，在東京審判後就可以畫上句號了。

因此，戰後日本之所以一直能在迴避罪責的“灰色地帶”遊走，很大程度上與國際政治的變化以及日本成為美國“馬前卒”的大背景有關。而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反思不足，反過來又成為中韓等亞洲國家至今無法與之真正實現歷史和解的根本原因。

當年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上，盟軍方面除美國之外，還有中華民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蘭西、荷蘭、新西蘭等方面的代表。可之後不久，昔日的盟國即分化為東西兩大陣營。

日本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夾縫（或機遇）中找到了一條“逃生”和“復生”之路。

今天，作為戰後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雖然依然在發揮着作用，但越來越面臨來自主要大國的漠視和挑戰；回顧戰後歷史，似乎只實現了“避免再次爆發世界大戰”這個目標，而歷史修正主義卻正在回潮，否定二戰成果的政治勢力業已抬頭。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舉辦紀念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活動，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銘記歷史，莫忘用千百萬條生命換來的和平，警惕某些國家極端勢力的捲土重來。

兩個戰場，兩種敍事

或許，日本在2015年北京閲兵式前也有過類似的操作，只不過當時未被媒體曝光。這次，消息傳出後撲騰出一點小浪花，旋即就化為泡沫，可見新聞效應並不大。

因此，歐美國家缺席北京大閲兵，應該不是日本勸阻的結果，而是不同記憶文化、歷史認知和地緣政治考量的綜合結果。

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是“同盟國”和“軸心國”之間在全球的對陣，但主戰場卻分為歐洲和太平洋兩大戰區。在參戰各方中，進行跨區作戰的實際上只有蘇英美三國，其他國家主要都在各自的戰區內相互廝殺。

2.盟軍在這兩大戰場上的作戰對象和獲勝時間不同：在歐洲主要針對納粹德國，獲勝的時間以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為準（其實德國投降了兩次，後面會提及）；在亞太地區主要打擊日本軍國主義，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為“勝利日”。

3.熱戰結束不久，世界又陷入長達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政治割裂和冷戰狀態中。在此期間，東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敍事和認知。

這三個主要因素疊加在一起，導致歐亞和東西方對二戰的記憶和紀念基本處於“各唱各的戲”的局面。

法國的諾曼底登陸“D-Day”紀念日（6月6日）、英國的“歐戰勝利日”（VE-Day）、波蘭的“戰爭爆發日”（9月1日）、荷蘭的“解放日”（5月5日）等活動，傳統上一般都邀請歐美領導人。為了體現戰後的和解以及新聯盟（北約、歐盟）的團結，戰敗國德國的首腦也在受邀之列。

蘇聯“衞國戰爭勝利”紀念活動由於冷戰的原因而與歐美國家絕緣，受邀領導人基本都來自蘇東集團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歐美的關係出現“回暖”。這個新局面也體現在二戰勝利紀念活動中：1995年、2005年和2010年的“週年日”，莫斯科紅場盛況空前，東西方領導人歡聚一堂，在場的歐美領導人尤為顯眼，如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小布什、法國總統希拉剋和薩科齊、英國首相梅傑和卡梅倫、德國總理科爾、施羅德和默克爾等。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莫斯科慶典又回到冷戰時期的狀態。

2015年5月10日，時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到訪莫斯科，向克拉姆林宮附近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但默克爾並未出席5月9日的紅場閲兵儀式。EPA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從1951年開始就將9月3日定為“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日”，但真正舉辦大型活動始於2015年的“70週年閲兵式”。基於歐亞在這類活動中“互不串門”的傳統以及“新冷戰”局面已顯雛形的大背景，那年登上天安門城樓的30位元首級領導人中的歐洲代表不多，實屬正常；日本在戰爭罪行問題上未與亞洲鄰國達成和解，自然不會到場，因而，朴槿惠作為西方亞洲陣營中的一員前來參加北京閲兵式，更顯意義非凡。

由此可見，歐亞的二戰勝利慶典，傳統上一直是“各唱各的戲”，唯一例外是前面提到的那三次莫斯科紀念活動。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西方歷史教育中的“歐美中心主義”，民眾們的視野侷限性很大，談及二戰時只關注歐洲戰場 —— 這點我們從德國教科書中“亞洲部分”的嚴重缺失就可以看出。當然，地緣政治上的親疏無疑也是歐美缺席的另一個原因。

賓客名單展示的也是地緣版圖

可以看出，前來參加北京紀念活動的國家分佈五大洲，已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基本盤穩定，新的國際地緣政治版圖已顯雛形。

歐美國家大多缺席很正常，如果不缺席才匪夷所思。只是，缺席的理由頗有意思：它們認為中方的活動 “政治含義太濃，象徵意義過強，和解精神太薄” —— 説白了，就是不願意被“政治工具化”，不願來給你“做嫁衣”。

其實，任何國家舉辦的儀式和活動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含義和象徵意義。

譬如，法國貢比涅森林（Compiègne）附近的那節火車車廂就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德法相互為敵的歷史：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在法國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後，選擇此地簽訂停戰協定，以此報復1918年一戰結束時德國在此簽署投降書的“恥辱”。

再譬如，希特勒自殺前指定的接班人鄧尼茨（Karl Dönitz）為避免落入蘇聯手中，更願意向西方盟軍投降，於是派德軍統帥部作戰部長約德爾大將（Afred Jodl）跑去法國蘭斯（Reimes）—— 當時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的總部——表達降意，並於1945年5月7日與美英聯軍簽訂無條件投降書，於5月8日23點01分生效。斯大林聞訊大怒，堅持要求德軍單獨與蘇軍簽訂投降書。5月9日午夜剛過，約德爾的上司、德軍總長凱特爾元帥（Wilhelm Keitel）在柏林代表德國第二次簽署投降書。

在太平洋戰場這邊，也有關於“象徵意義”的插曲：陸軍出身的麥克阿瑟被任命負責和主持日本投降儀式，這引起了海軍出身的尼米茲將軍的不滿。最後的妥協結果是，陸軍將軍主持儀式，儀式地點則放在海軍軍艦上 —— 這就是後來“密蘇里號”上簽字儀式的來龍去脈。

這類“象徵意義”還遠不止於此：選擇“密蘇里號”還因為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來自密蘇里州，其女兒瑪格麗特又是該艦的施洗者；該艦停泊在東京灣內，距當年美國“黑色艦隊”旗艦“鮑哈頓號”停泊的位置僅4、5英里；出席儀式的蘇聯代表曾提出要升所有對日作戰國的國旗，但被麥克阿瑟否決，最後使用的是日本偷襲珍珠港時白宮屋頂上懸掛的那面美國國旗，象徵“復仇”的成功。

還有，去年法國舉辦的盟軍諾曼底登陸80週年活動上，美國總統拜登面對幾乎清一色的西方國家元首，呼籲盟國團結一致，重新彌合特朗普第一任內給北大西洋關係造成的傷痕，共同迎接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新挑戰。

所以説，沒有象徵意義的儀式和紀念是沒有意義的。

與歐洲和俄羅斯紀念活動的頻率相比，中國舉行紀念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閲兵式在戰後這麼多年才第二次，已相當“低調”。

而且，這樣規模的活動是在兩大背景下舉辦的：第一，歐美國家嚴重低估甚至忽略中國在二戰中付出的巨大人員和物資代價，以及中國戰場對太平洋戰爭最終獲勝起到的關鍵作用；第二，日本對當年侵略歷史和給鄰國造成的巨大傷害並未認真檢討和反省，歷史教育試圖淡化罪惡，極端勢力正在抬頭。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如果認為中國搞個閲兵式就是“反日色彩太濃”，那把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豈非更應該被視為是對中國、朝鮮、韓國等當年亞洲受害國的“大不敬”和”挑釁”？

實際上，“中國敍事”只是對嚴重偏失的“歐美敍事”的某種修正和補充。換而言之，不是“中國敍事”有問題，而是迄今為止的主流敍事一直存在問題。

同理，有人認為北京閲兵式和軍費的連年增長顯示中國在“窮兵黷武”。根據2024年國際軍費開支的比較，美國以9970億美金一騎絕塵，中國、俄羅斯、德國、沙特和英國的軍費加在一起才達美國軍費的三分之二。

至於中國是否咄咄逼人威脅鄰國，我們在對解放軍和美軍的戰區佈局做個比較後就一目瞭然了：

解放軍有五個戰區，包括北東南三個戰區的海軍，全部集中在本國的國土內，在海外只有一個軍事基地（吉布提）；美軍有六個戰區，即便是負責守衞本土的“北方戰區”也還負責加拿大和墨西哥北部，其他所有五個戰區分別負責中美洲/南美洲、印太地區、歐洲、中亞/西亞/南亞及埃及、整個非洲大陸。

美軍艦隊的全球佈局以其在各地的海軍基地和艦隊（如駐歐洲的第六艦隊、駐印太的第七艦隊）為核心，形成以“本土為中心、前沿部署為延伸”的全球戰略。其戰略遵循“點線結合”原則，關注控制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等關鍵戰略通道，並根據不同區域的安全需求進行兵力部署，維護美國在全球的利益。

這是什麼概念？美軍是把全球當作本國疆土來“看護”的。

與之相比，中國的“窮兵黷武”只能算是“灑灑水”。中國未來若想有效保護能源線和供應鏈，還須加倍努力，快步前行。

結語

或許，歐美覺得缺席北京大閲兵是在展示西方“價值共同體”的團結一致和外交上的“旗幟鮮明”，是想讓中方知道自己影響力的侷限性。

北京大閲兵，來多少國家的代表，具體都有誰來，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這個紀念活動的意義其實已經超出這些問題本身。

中國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一種有別於西方的實力存在，是給歐美之外的國家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換而言之，北京聚焦的是“全球南方” —— 那裏才是潛力巨大和前景不可估量的新天地。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歐美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它們或許有類似的意識形態立場和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但美國的抵制主要是因為其冷戰後的“壟斷”地位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那歐洲的缺席又是為哪般呢？是不願成為中國對付美國的“統戰棋子”，還是在沒有籌碼的情況下不得不與美國保持一致？

但無論是哪種情況，歐洲的選擇都説明它正在失去國際格局中“另一極”的地位。

正如歐洲央行前行長、意大利前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8月22日在“裏米尼會議”上指出的那樣：“歐盟在美國脅迫之下正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增加軍費開支；對中國原材料和技術的依賴日益加深；在伊朗核設施遭轟炸和加沙屠殺升級時只能束手旁觀。這表明，歐盟越來越註定在地緣政治上無足輕重，無法有效應對來自中國和美國的競爭挑戰”。

回望過往，歐洲曾有過的“戰略自主”階段應該是“施羅德/默克爾時代”：2003年，德法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説“不”；2008年，在北約布加勒斯特峯會上（遠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德國聯手法國拒絕華盛頓提出的邀請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立場；2014年，德法與俄烏衝突方達成“明斯克協議”，把美國排除在歐洲事務之外。

再看今朝，歐洲這艘曾經的“巨輪”已開始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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