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韓國反華狂熱是政治精英的勝利，卻是國家利益的失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少卿】

“韓國特使團：幾乎所有中方人士都提及韓國內‘反華’情緒，要求韓方採取措施。”——這是韓聯社和《韓民族日報》的報道標題。換句話説，北京已經注意到韓國社會的反華情緒之盛，以至於不論官員還是學者，見到來訪的韓國代表團，“幾乎都高調”談及這個問題。

在當今國際社會，極少有國家像韓國這樣，對中國懷有如此全面而激烈的敵意。在韓國輿論場上，“反華”不僅成為流行語，更逐漸演化為一種跨越黨派、世代和階層的“社會共識”。根據韓國《中央日報》與東亞研究所2025年6月的聯合民調，超過66%的韓國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年輕人羣體中的比例更是高達八成。這一數字不僅超過了對日本的敵意，也超過了對朝鮮的戒備。換言之，在當代韓國社會，中國已取代長期宿敵、前殖民統治者日本，成為“最不受歡迎的鄰國”。

據《韓民族日報》、韓聯社消息，針對近期韓國內反華示威遊行及歧視外國人事件頻發，韓國總統李在明當地時間12日指出，類似事件有損韓國國家形象，要徹底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次發生。

甚至可以説，反華在韓國已經超越了政策分歧，成為一種狂熱化的社會現象，成為外交辭令都無法繞過的話題。如東德女子大學中國研究系教授李東律所説：“韓國民眾對中國的認知根植於根深蒂固的結構性怨恨，這種情緒難以輕易改變。”

為何韓國會走到這一步？

韓國人發起瘋來，美軍都攔不住

讓我們從一個典型的案例説起，它幾乎可以被視為“韓國反華狂熱的教科書”。

時間回到2024年底，韓國輿論場突然爆出一個聳人聽聞的“內幕”：在12月3日尹錫悦實施戒嚴的期間，有約90人被秘密關押在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的培訓機構。隨後，這則毫無根據的陰謀論開始發酵——這些人並不是普通韓國人，而是“中國間諜”，並已被秘密轉移到駐韓美軍基地接受審訊。

這則消息迅速被韓國右翼媒體和YouTube博主炒熱。擁有百萬粉絲的極右翼主播申仁均在聖誕節當天發佈視頻，聲稱這些“被捕人員”其實是操縱韓國大選的中國黑客。他搬出所謂“證據”：一份週刊文章中的模糊推測，被他演繹成中國干預韓國民主的鐵證。視頻播放量突破110萬次，留言區裏充斥着“打倒中共”“捍衞自由”的口號。

很快，這場“諜戰大片”從網絡蔓延到主流政治。右翼報紙刊登專欄，煞有介事地把這些人稱作“中國黑客團伙”；前總理黃教安甚至在網絡媒體《今日財經》發表評論，要求政府徹查此事。

虛假信息傳播的高峯出現在1月16日《天空日報》的一篇報道中，該報道援引“美軍消息人士”稱，99名“中國間諜”已經平澤港被轉移至日本沖繩的美軍基地。該媒體1月18日後續報道稱，被拘留的中國人向美國情報部門供認，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編寫網絡評論操縱韓國輿論。

今年1月17日，右翼傾向的韓國《天空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有99名中國人在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培訓學院被捕，並被押送至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

最令人瞠目的，是這套陰謀論最終被搬上憲法法院的彈劾聽證會。在尹錫悦的彈劾聽證會上，律師裴鎮翰鄭重其事地表示，這些“間諜”已被送往日本沖繩的美軍基地，並“承認”干預韓國2020年大選。另一名辯護人、憲法法院前法官趙大賢更是補刀：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左翼勢力通過舞弊奪權”，戒嚴令勢在必行——這些最初由右翼YouTube博主散佈的陰謀論，如今已蔓延至韓國重大國家事務的現場。

這時，劇情已經完全脱離現實邏輯。駐韓美軍方面多次公開否認，稱相關説法“純屬虛構”；韓國警方也一再闢謠。但《天空日報》依然堅稱報道“99%屬實”，支持者更是羣情激憤，認為“唯有他們的報道才是真相”“除了右翼媒體，別的都在説謊”。

這一荒誕案例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韓國的反華情緒並不是自發的情緒宣泄，而是一套被有組織地製造、擴散並利用的敍事。它有三個顯著特徵：

故事化：把複雜的政治危機包裝成諜戰劇，製造善惡分明的情境。

外部化：將國內的合法性危機轉嫁給“中國間諜”，把政權困境變成“國家安全”問題。

政治化：當陰謀論被搬進政壇，它就從網絡謠言躍升為國家話語。

換言之，“中國間諜操縱韓國選舉”的故事之所以能風靡，不在於它是否真實，而在於它在韓國政治中的實用價值。它是右翼政客動員支持者的武器，是右翼媒體收割流量的利器，更是韓國社會用來解釋複雜困境的一劑“萬能藥”。

敵意的深層根源

韓國社會的反華情緒並非一夜之間爆發，而是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動下逐步積累、發酵，並最終固化為一種“集體常識”。按照韓國人自己的分析，其中有四個標誌性事件，對韓國公眾輿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2016年的薩德部署，2019年的香港風波，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中國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行徑。

如果説安全、政治與疫情是推動韓國反華情緒的現實觸發器，那麼文化層面的“帝國主義”記憶，則是最深層的心理根源。

韓國人指控中國“試圖將韓國文化納入中國歷史體系”，並如數家珍歷數“行徑”——例如韓國代表性菜餚泡菜，竟被宣稱源自中國泡菜；詩人尹東柱竟然在百度上被標註為“朝鮮族”；韓服竟然被列為中國服飾之一……2022年北京冬奧會上，當一名中國朝鮮族演員身着傳統民族服裝出現在開幕式上，韓國輿論立刻沸騰，指責中國“竊取韓國文化”；韓國短道速滑運動員犯規被罰，更是驚動四名韓國總統參選人齊刷刷發表聲明譴責，“如同點燃的火柴，將韓國積聚已久的反華情緒引爆，如同氣體煙霧般瀰漫開來。”

要理解韓國社會為何如此容易接受反華敍事，必須追溯到其歷史與文化語境。長期以來，韓國的歷史敍事強調“中國霸權”形象，教科書長期強調古代中國的“宗主國姿態”與“壓迫歷史”，突出古代中國多次侵略朝鮮的記載，卻淡化中國在抵禦外侮方面的積極作用，更不提中韓在文化、貿易上的長期互動。例如，明朝援助朝鮮抗擊日本的壬辰倭亂，往往被簡化為“出於自身利益的干涉”；儒家典籍、漢字教育的貢獻則被逐漸淡出。

這種“受害者-加害者”的歷史想象，深深植入韓國民眾的集體記憶中。正如前總統盧武鉉所言，“中國是歷史上數百次侵略韓國的國家”，這一説法固然極不嚴謹，卻反映了韓國普遍的認知。這與日本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儘管日本殖民統治給韓國造成了極大創傷，但在韓流文化的全球化與日韓安全合作的現實推動下，年輕一代對日本的排斥逐漸淡化；相比之下，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卻隨着教材敍事、媒體報道和社會現實不斷強化。

冷戰時期的反共話語進一步鞏固了這種敵意。在美國主導的安全框架下，韓國社會被長期灌輸對“紅色滲透”的恐懼。如今，隨着朝鮮問題逐漸邊緣化，這種冷戰話語被轉移到對中國的敵意上：冷戰時期關於“紅色分子”滲透自由社會、圖謀顛覆的論調，在當今韓國保守派針對中國的言論中清晰可見。常見論點包括中國對文在寅等左翼精英的政治影響，以及中國資本正逐步掌控韓國娛樂產業。

更值得關注的是代際差異。老一輩韓國人雖因冷戰思維而反共，但對漢字文化與儒家傳統尚存一定的尊重與情感紐帶，視中國為“温和的巨人”。他們曾親歷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貿易機遇，因此態度相對複雜。相比之下，年輕一代成長在韓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繁榮時期，他們更多以自我為中心看待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認為西式的思維方式和邏輯理論更加適合自己。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屢屢被灌輸“中國威脅論”，也沒有接受過漢字教育，對中華文化缺少親近感，對中國的印象往往與污染、新冠疫情、威權主義等負面標籤綁定。

現實壓力下的替罪羊機制

如果説歷史敍事和文化衝突為韓國社會播下了敵視中國的心理種子，那麼現實的經濟困境與社會壓力則是讓這顆種子迅速發芽、蔓延的養分。在過去十年裏，韓國國內經濟的下行、階層的固化以及青年羣體的挫敗感，都在不斷累積。而在這種情境下，中國成為了最順理成章、也最“便利”的替罪羊。

在2000年代，中韓經濟關係曾被描述為典型的“互補型合作”：中國需要韓國的高端製造與技術，韓國依賴中國的龐大市場與低成本生產網絡。然而，隨着中國製造業的升級與技術創新的突破，這種關係迅速從互補轉向競爭。近年來，眾多中國企業正迅速追趕韓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搶佔市場份額。從電子產品到造船業，從人工智能到電動汽車，中國品牌正對韓國企業集團構成威脅。

這些趨勢在韓國輿論場被簡化為“被中國奪走飯碗”。對普通民眾而言，複雜的全球產業鏈被壓縮成一個直觀的感受：中國正在威脅韓國的生計。於是，對中國的敵意不再僅僅停留在抽象的文化與歷史層面，而是與日常生活直接掛鈎。《韓國時報》就指出，相較於傳統對日本的戒備，中國被視為更迫在眉睫的威脅——北京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影響力已滲透至韓國民眾日常生活。

除了經濟競爭，跨境公共問題進一步刺激了韓國社會的反華情緒。在2018年，一份網絡請願要求韓國政府追究中國跨境空氣污染責任，短短幾周便獲得超過27萬簽名。2019年中國否認韓國空氣污染源自中國後，保守團體在首爾中國大使館前發起抗議。儘管科學界對霧霾來源仍有分歧，但在公眾輿論中，“霧霾來自中國”幾乎成為定論。街頭的灰色天空，被許多韓國人視作中國影響的最直觀證據。

新冠疫情初期，韓國保守派猛烈批評文在寅政府“未能及時禁止中國航班入境”，將防疫不力歸咎於所謂“對中國的屈從”。在這種敍事下，疫情不僅是公共衞生危機，更被演繹成一場“由中國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這也解釋了為何在韓國的民調中，“新冠病毒”常常排在公眾對中國的首要印象之列。

詞雲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韓國民眾對華普遍認知。圖片來源：“應對中國：韓國和歐洲公眾態度作為有效政策合作基礎”項目，該項目由韓國基金會資助。

如果説中韓經濟競爭和跨境問題解釋了社會層面的不滿，那麼青年一代的敵意則賦予了反華情緒最強烈的推動力。韓國的年輕人長期面對多重困境，高房價、少機會、上升通道狹窄——這一切讓年輕人充滿憤懣，而中國剛好成了釋放挫敗感的理想對象。一方面，媒體不斷強調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與國際地位上升，與韓國現狀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韓國年輕人發現，他們的產業、市場乃至文化話語，似乎都在被中國“侵蝕”。於是，青年羣體將憤怒外部化，把對本國社會結構的不滿，轉化為對中國的敵意。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是皮尤2020年調查的14個國家中唯一一個“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敵視中國”的國家。80%的青年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態度，這不僅高於韓國老一輩，也遠高於西方同齡人。換言之，韓國的反華情緒並非來自守舊的老人羣體，而是由最具未來影響力的年輕一代所主導。

“韓國案例與全球各國應對‘中國威脅’的不同反應存在若干相似之處。其核心共性在於：民眾對精英政治及現有經濟社會問題的挫敗感，正通過這些關於中國的辯論得以宣泄。”日本《外交官》雜誌分析道。

幕後黑手：誰在操控敵意？

這種敵意並非自發，而是被政治化、制度化的結果。韓國社會的反華情緒之所以能夠從邊緣輿論擴散為主流敍事，並逐漸制度化為國家話語，背後離不開三大推手：國內保守派政黨、右翼媒體與網絡平台，以及美國所施加的結構性壓力。它們共同構成了一條“製造敵意的鏈條”，把原本鬆散、零散的情緒匯聚成了國家戰略層面的趨勢。

在韓國的兩極化政治格局中，保守派最善於把反華情緒轉化為選舉動員的資源。近年來，主要保守黨“國民力量黨”以及尹錫悦陣營，屢屢將中國描繪為“威脅民主的外部敵人”。國民力量黨的政策白皮書明確展現其對華強硬立場，要求更強硬地應對中國的“歷史歪曲”，強化美韓同盟，抵制對中國抗美援朝的“歌功頌德”，並主張以國家利益為導向推行更“自信”的對華政策。

在廣泛流傳的陰謀論中，中國被指控竊取了2020年韓國大選；在疫情期間，保守派猛烈批評文在寅政府“未能封鎖來自中國的航班”，稱這是“對中國的屈從”；尹錫悦甚至公然將新冠稱為“武漢病毒”，強化了“疫情＝中國責任”的敍事。2024年年底，尹錫悦在宣佈戒嚴令時，曾援引模糊的“中國間諜活動”指控作為依據；在彈劾危機中，尹錫悦辯護團隊更是屢屢公然暗示“中國間諜操控韓國選舉”。

身為一國領導人，尹錫悦的種種言論產生了極壞的影響。“總統在演講中聲稱是‘中國間諜’所為，”首爾漢陽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文亨浩向《韓國先驅報》表示，“當這類言論出自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口時，其影響遠超極端支持者的小圈子。”今年2月14日，一名身穿“美國隊長”服裝的韓國男子企圖闖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被警方當場制止。這名男子為尹錫悦的支持者，公開宣稱“將對中國大使館進行恐襲”。

這種修辭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有意的戰略。對保守派而言，反華敍事既能迎合年輕羣體的情緒，也能在安全議題上強化“韓美同盟”的必要性。通過製造“中國威脅”，保守派政客一方面將內部治理的失敗外部化，另一方面為自身贏得“捍衞國家安全”的政治正當性。

如果説政客是“導演”，那麼右翼媒體和自媒體就是這場戲的“擴音器”。韓國的右翼新聞網站、《天空日報》等媒體，以及影響力巨大的YouTube博主，共同編織了一個“惡意中國”的輿論空間。從韓服、泡菜到古裝劇中的道具細節，右翼媒體不斷將文化摩擦解讀為“中國文化帝國主義”。韓國網民在網絡論壇與視頻平台形成信息繭房，反華敍事在其中被反覆強化，逐漸變成一種“常識”。

當然，要真正理解韓國反華情緒的結構性背景，不能忽視美國的作用。自“薩德事件”以來，美國在安全與戰略層面對韓國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首爾放棄戰略模糊，在中美之間明確選邊站。

過去，“安保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雙軌思路，曾為韓國提供了外交上的靈活性。然而，美國智庫和華盛頓政策圈不斷批評這種“騎牆”，例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就公開敦促首爾“重新承諾韓美同盟”。拜登政府還要求首爾在“四方安全對話”等印太機制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美國加緊對韓輿論與學術滲透，美國資金支持的智庫和媒體在韓國公共話語中不斷強化“中國威脅論”，許多韓國學者和記者在華盛頓的框架下接受培訓或獲得資助，使得反華立場在政策圈被進一步制度化。保守派抗議者在聲援遭罷免的尹錫悦時，同時揮舞着韓國國旗與美國國旗。其潛台詞是：親近中國可能導致韓國疏遠美國。這種零和思維在當今日益極化的韓國政壇討論與民意調查中屢見不鮮。

韓國與中國、美國的政策協調度評分。圖片來源 日本《外交官》雜誌

可以説，美國是這場“反華情緒工程”的外部設計師。韓國社會的歷史怨怨、經濟焦慮與代際衝突本可導致複雜多元的輿論，但在美國戰略推力的引導下，反華成為唯一的出口，並逐漸壓制了其他可能的解釋。

保守派政客提供政治動機，右翼媒體與社交平台提供輿論渠道，美國則提供戰略框架與外部壓力。這三股力量合流，使得反華已成為韓國的“政治正確”，即便是親華或務實的政客，也難以逆勢而行。

雙刃劍：韓國的戰略困境

反華情緒在韓國的快速膨脹，無疑為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媒體帶來了短期紅利：它能激發民族主義激情，凝聚選票，也能為某些媒體平台帶來可觀的流量。然而，從國家層面看，這種狂熱更像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賦予韓國政治動員的便利；另一方面，它卻深刻削弱了韓國的外交回旋餘地和戰略自主性。

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裏，韓國曾在“戰略模糊”中收穫過相當大的靈活性，讓韓國能夠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然而，隨着反華情緒成為社會主流，這種模糊空間正在迅速消失。即便是傾向務實的自由派政客，也不得不在選舉中迎合反華情緒，否則就會被對手貼上“親華”的標籤。在這種氛圍下，任何推動與中國緩和的政策都可能被視為“背叛民意”。例如，李在明在競選總統期間就表示，韓國“應擊沉侵犯韓國領海的中國漁船”。

另一方面，保守派雖然利用反華修辭贏得支持，但一旦執政，也必須面對現實的外交與經濟困境。結果，他們在對華關係上進退維谷：既不能公開緩和，又無法承受全面對抗的代價。

換言之，韓國的外交政策正被民粹化的反華情緒“綁架”。當外交政策淪為內政政治的附庸時，首爾就很難保持靈活的戰略選擇。

韓國與中國經濟的高度交織，意味着反華政策無法不付出代價。中國長期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兩國在半導體、化工、汽車、電池等產業鏈中緊密相連。任何脱鈎嘗試都將直接衝擊韓國出口和就業。結果是，韓國既無法真正脱鈎，又不得不在政治上擺出對抗姿態，形成“嘴硬心虛”的尷尬局面。

從安全層面看，反華情緒不僅沒有讓韓國更安全，反而加劇了地區的緊張局勢。過度敵視中國，可能削弱韓國在半島安全問題上的迴旋餘地。首爾如果徹底倒向華盛頓，等於放棄了通過北京影響平壤的可能性。此外，隨着美中博弈加劇，韓國反華情緒的政治化使其更容易被美國納入印太戰略的前沿陣地。這意味着韓國不僅要承擔對華對抗的成本，還可能在台灣、南海等並非核心利益的議題上被動站隊。首爾越來越像是美國在東北亞棋盤上的前沿陣地，而非一個具備獨立選擇的中等強國。

除了外交與經濟層面，反華狂熱還在內部撕裂韓國社會。保守派與進步派在中國議題上的分歧，進一步放大了既有的社會對立。任何試圖推動務實對華政策的聲音，都會被迅速淹沒在民族主義的浪潮中。

正如光雲大學金熙圭教授所警告的那樣：“反華狂熱是政治精英的勝利，卻是國家利益的失敗。”韓國在中美之間的平衡空間本已狹窄，而這場全民化的敵意正在讓空間徹底消失。

從表面看，韓國似乎在通過敵視中國來彰顯國家身份和自主性；但從深層看，這種敵意本身就是被操控、被放大的結果。它反映的不是韓國的自信，而恰恰是韓國的焦慮：對產業競爭的焦慮，對社會固化的焦慮，對國際地位的焦慮。反華話語在一定程度上為這種焦慮提供了宣泄口，卻無法解決任何根本性問題。

這也是韓國反華主義的悖論所在：它在短期內帶來政治動員與社會宣泄，卻在長期中侵蝕韓國的國家利益。通過製造“中國威脅”，韓國政客或許贏得了一次選舉，右翼媒體或許收穫了一次流量高峯，美國或許獲得了一個更順從的盟友；但韓國作為一個國家，卻失去了在複雜地緣格局中自主調適的能力。

最終，這種反華狂熱並不會削弱中國，卻可能拖垮韓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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