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這個美國人，為什麼會説日本選擇了一條“民族切腹”之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青青】

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但這個宣告過程並不平穩有序——就在前一天，日本國內還醖釀了一場風波。

1945年8月14日，日本東京，在皇居外的政治中樞發生了一次未遂政變。一批激進的日本軍人在得知天皇和日本政府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他們還想把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雖然日本國內已被美軍轟戰得七零八落，廢墟一片，但美軍尚未攻入日本本土，還可以“本土決戰”。於是14日深夜，這羣激進的少壯派軍官企圖挾持軍政要人，指揮調動近衞師團部隊，推翻政府已經做出的無條件投降決策。

當然，這場政變沒有成功。8月15日早上，天皇裕仁醒來後才得知昨夜發生了這樣一場騷動。

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2015年版刻畫的“宮城事件”

這起事件被稱為“宮城事件”。20世紀60年代，日本著名文史作家半藤一利將此寫成了一本很有名的著作《日本最長的一天》，刻畫了戰爭末期日本社會的癲狂氛圍。這本書很快被改編成電影，主演是著名演員三船敏郎。到了2015年，也就是日本戰敗70週年時，又翻拍了新版，主演是役所廣司。這本書及兩部電影為後世提供了一個觀察戰末日本的視角。

三船敏郎和役所廣司在片中飾演的是日本末代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阿南惟幾曾參加侵華戰爭，打過第二次和第三次長沙會戰。由於日本戰敗後接受政治改革，不再允許擁有軍隊，只有自衞隊，也就沒有陸軍大臣這一職務，阿南惟幾就成了最後一任。

阿南惟幾是日本宣佈投降後少數幾位立即自殺的陸軍高層軍官之一。東條英機曾試圖開槍自殺，但未能成功；阿南惟幾則是切腹自殺，且拒絕下屬協助介錯，自己用短刀砍向頸部動脈，過程極其血腥，在兩部電影中都有表現。順便一提，阿南惟幾的第六個兒子阿南惟茂，曾在2001年至2006年間擔任日本駐華大使。

資料圖：阿南惟幾

回顧這個歷史插曲，是想提醒，即便侵略戰爭已進入投降階段，日本國內還在經歷如此激烈的反覆。這種失敗前的癲狂愚昧，又恰好印證了這個國家、民族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的。

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與德意不同，為什麼日本似乎沒有一個主體來為這場侵略戰爭負總責？為什麼戰後80年，東亞社會始終無法對歷史和解，曾遭受日本殖民壓迫的民眾仍在追尋一個鄭重的道歉？

無條件投降背後的“條件”

1945年，日本方面在磋商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時，提出一個附加條件——不變更天皇的地位，即保留所謂的“國體”。盟軍在答覆日方提出的要求時用了一個比較曖昧的表述——“subject to”，也就是説雖然不變更天皇地位，但天皇的權力從屬於盟軍最高司令部。事後，日本內部還因為如何翻譯和理解“subject to”這個表述而引發爭議。

“宮城事件”的導火索，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這個原因。青年軍官們認為，如果天皇權力從屬於盟軍最高司令部，意味着日本的國體變了，這個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因此必須要做最後的掙扎。他們甚至一度想攻進皇居“奪玉”——這是一個頗有歷史意味的詞，明治維新時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控制年僅12歲的明治天皇，哪一派能控制天皇，哪一派就能獲得絕對的政治優勢和大義名分。

此時日本已經捱了兩顆原子彈，蘇聯也對日宣戰，在毫無任何勝算的情況下，這批青年軍官仍垂死掙扎。他們的職位都不高，大多是少尉、中尉級別，但他們能威脅中央政府的決策；哪怕已經決定投降，還可以發起政變。類似事情在日本近代史上也不罕見，大眾比較熟悉的就是“二二六”。

1967年版《日本最長的一天》

這些人為什麼能激起巨大能量？這要從日本近代政治體制、天皇的地位以及戰前日本的“國體論”等意識形態説起。

儘管現在日本天皇是一個象徵性的“虛位”，不參與政治性活動。但在日本歷史上，一旦搞政變，總會訴諸天皇，希望得到天皇支持或控制天皇。這些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投降前最後一刻，仍堅持保留的“國體論”，就是天皇制國家的正當性。

這也呼應了當下人們的一個疑問：日本天皇到底要為戰爭負多大責任？天皇應不應該被追究責任，以及為什麼沒有被追究？

回顧二戰史，日本走上對外侵略擴張道路，與德意法西斯道路有很大區別，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意大利，都能找到所謂的“罪魁禍首”——希特勒、墨索里尼，但在日本，同樣的問題就變得模稜兩可：一個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同等量級的戰犯是誰？昭和天皇？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1941年擔任首相，1944年7月被推翻下台；在他之前，近衞文麿擔任首相，侵華戰爭在其任內一步步擴大，他是不是該負首要責任？1945年戰敗時，時任首相的鈴木貫太郎推動日本“無條件投降”，但他肯定不是當時日本的第一權力話語人。

事實上二戰期間，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在面對日本時會有一個疑惑：日本的第一權力話語人到底是誰，誰是我的談判對手？

在日本走向對外戰爭的過程中，好像有很多人握着方向盤，有文官政府，首相、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外交大臣、內務大臣……，也有議會，參議院、眾議院、樞密院，還可以是陸海軍實際負責人，等等。方向盤上有很多雙手，但很多時候分不清到底是誰在真正操控，最終導致車子“暴走”。

1943-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的局勢越來越糟，所有人都知道這場戰爭無法維繫下去，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剎車在哪、也不知道司機是誰。它跟德意不同：希特勒自殺了，整個納粹體制就崩潰了，墨索里尼被處決，法西斯意大利也覆滅了；但東條英機下台了，戰爭還在繼續。

所以在日本出現了詭異的局面：似乎找不到一個核心首犯，但所有人都是從犯。借用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的話就是“無責任體系”，這套體系體現在方方面面，上至大政方針，下至日常決策。

那麼，是真的沒有戰爭第一責任人，還是藏在背後？理論上，根據明治憲法的規定，天皇是國家權力的擁有者，是陸海軍統帥，所以天皇應該是第一責任人。

但從幕末走向明治維新，天皇被推上了日本統一的核心，同時為了塑造其絕對權威、不讓他犯錯，就把他“精心包裝”起來——用一個立憲君主的外殼，裝一個絕對君主的內核。天皇擁有一切權力，但不主動運用權力，而是交由下面的高級官員去執行；如果做成了，是天皇的功勞，但如果辦砸了，下面這些人就是替罪羊。

《終戰詔書》 維基百科

“無責任體系”

我們可以簡單分兩個層面來認知日本的侵略戰爭，第一個是宏觀層面，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朝鮮半島的基本國策是擴張，這是大趨勢；第二是微觀層面，到底採用什麼具體策略、仗該怎麼打，日本內部並沒有一套明確作戰計劃，頗有些走一步算一步的意思。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內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趁機擴大對華侵略，投入更多部隊，另一種則認為當下應守住中國東北，也就是偽滿洲地區，不宜在關內擴大戰事。

當時反對擴大戰事的代表之一是石原莞爾。他是九一八事變的始作俑者之一，一手策劃偽滿洲國的誕生；到了1937年他身居日本總參謀部高位，卻主張守住中國東北，不要進一步擴大對華戰爭。

此時，諷刺的一幕就發生了。石原莞爾的部下武藤章反駁他，為什麼反對我們擴大戰爭？我們現在做的事跟你在1931年做的事有什麼區別嗎？為什麼你在1931年可以做，我們現在就不能做？

一個月以後，淞滬會戰（1937年）時，日本大本營徵召松井石根前往上海作戰，出發前首相近衞文麿問他打算打到哪裏為止，松井石根的回答很模糊，他説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打到南京去。換言之，這些前線作戰計劃並沒有在日本內閣商議過。

可見，軍政之間是極其脱節、且互不負責的狀態。更糟糕的是，軍隊內部、各部門之間為了自身利益、爭奪資源而內鬥，這種畸形關係不僅出現在上層，也瀰漫至中層、下層。

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習西方法律體制和政治體制，建立了近代官僚制度，慢慢地出現了“科長治國”現象。有些人實權不高，但控制着關鍵部門的重要崗位，成了國家的實際管理者。

比如，陸軍省作戰部的作戰科，一個小科室，能量非常大，因為具體作戰計劃主要由這批中層領導來擬定。武藤章、石原莞爾等人都是從這些基層部門爬上來的，晉升路線非常清晰。而歷史悠久的武家傳統深刻影響着日本社會，實權高於名分。

此外，明治維新制度改革的關鍵之處，是日本首相對軍隊沒有管轄權。日本歷史上有七百多年的時間，天皇不掌權，軍人掌權。為了防止這種局面重現，伊藤博文等人在起草明治憲法時就提出所有軍隊不聽命文官政府，而是直接聽命於天皇，天皇是日本陸海軍總統帥。

這樣一來，文官政府和陸海軍就成為並列機構，但隱患也就此埋下。

舉例而言，東條英機擔任首相時，兼現役陸軍大將，但他不能參加大本營會議，因為首相作為文官是沒有資格參加大本營會議的；如果要參加，就必須兼任陸軍大臣，但陸軍大臣可以參會、沒有表決權；如果想要有表決權，還要再兼任陸軍參謀本部長。

另一個例子是近衞文麿，在其首先任內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化，但他同時向蔣介石政府拋出橄欖枝誘降，也曾期望通過納粹德國的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他甚至還做了一些比軍方更激進的行動試圖結束戰爭。

典型事件是1938年後，近衞文麿發表一則聲明，稱日本帝國政府不再以蔣介石政權作為交涉對象，換言之不再承認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扶持傀儡政權汪精衞政府。這在事後被認為是失敗的策略，因為這樣一來戰爭就更沒有解決的可能性了。但近衞文麿對此的自辯是，希望能把戰爭主導權從軍方那裏搶過來。

資料圖：近衞文麿

這種“內卷”不僅體現在軍方跟政府之間，也反映在軍方內部、軍種之間。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襲擊前，對於到底要不要對美開戰，陸海軍的矛盾非常大。陸軍若要發動對美作戰，必須依靠海軍為主力，需要海軍去襲擊珍珠港，同時把陸軍部署到東南亞各地。當時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陸軍高層的想法是，日本打美國是沒有把握的，只要海軍表示沒有足夠力量去打這場戰爭，那就打不起來。但海軍的想法是，我們要跟陸軍爭資源，怎麼能示弱？所以肯定不會明説這場戰爭不能打，只能説如果你們陸軍要打，我們海軍就奉陪到底。

陸海軍之間既想相互推責，指望由對方承擔挑起戰端的政治責任，但又都不想後退示弱，從而喪失自己在國內的政治資本。而這些具體言辭中，又籠罩着一層日本文化獨有的曖昧擰巴，最終導致“暴走”。

以上種種看起來匪夷所思、荒唐至極，但放在那個畸形的軍政體制之下似乎又有一定合理性。日本戰前的這套制度設計，本質上造成高層分裂、軍政分離，同時內部山頭林立，相互鬥爭。各方為了爭奪戰爭和政治主導權開始比賽誰更積極、誰更瘋狂，整個國家越來越失控，走向萬劫不復之路，卻無人為此負總責。

“民族切腹”

約瑟夫·格魯，曾在1932-1942年擔任美國駐日大使，親眼目睹並經歷了日本從1930年代初的對華戰爭一步步走向太平洋戰爭。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他被日方扣押，1942年才返回美國。

格魯在自己的日記《使日十年》中把日本的這套體制稱為“民族切腹”，戰爭一定會走向這個地步，因為他們不願面對此前犯下的種種錯誤。

資料圖：約瑟夫·格魯

1941年偷襲珍珠港前，近衞文麿通過格魯傳話給羅斯福，想跟他見面，親自跟他進行最後的和平協商。但事實上，這只是近衞文麿的一廂情願，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

而且，以近衞文麿當時所處的政治位置，也無法給出與之相應的承諾，羅斯福作為美國總統，可以拍板是戰是和，但近衞文麿沒有這個資格和能力去做這些決策。甚至在七七事變後，近衞文麿找了箇中間人宮崎龍介（宮崎滔天之子）去南京找蔣介石談，結果宮崎龍介都在神户上船了，還被陸軍憲兵逮回去，因為陸軍不願和談。

近衞文麿下台後，東條英機接任首相。昭和天皇后來被問及“為什麼要選擇陸軍大將來擔任首相，這豈不是鼓勵軍部的激進舉動嗎”，他的辯解是，只有軍人才能壓住軍人，選擇東條英機做首相，可以利用他在軍隊的威望來壓制軍隊的反對意見。

在偷襲珍珠港之前的最後一刻，羅斯福給日本政府拍過一份電報，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把電報拿給東條英機，問他要不要回應。當時山本五十六的機動部隊已經停在夏威夷外面，馬上就要發起進攻，東條英機用了一個極不負責的説辭，大意是反正飛機馬上就要起飛，我也管不了；你作為外務大臣，有必要直接入宮覲見天皇。

這種不幹不脆、模稜兩可的狀態也出現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波茨坦公告》發佈後，美國明確向日本表示，如果你們再不投降，我們就要投入大規模新型武器了。時任首相的鈴木貫太郎雖然希望推動日本政府投降，但在對外發佈政策時，他用了一個日語單詞，漢字寫作“默殺”，日語中可以理解為無視。

這個詞翻譯成英文後，美方就問了一個問題：是reject，還是ignore？反對還是忽略？後來美國人把它理解為“reject”，原子彈就丟出去了。可以説，曖昧的表述直接造成了政治上的惡果。

前現代社會，狂飆後的不適

1895年甲午戰爭勝利，對日本來説，某種意義上驗證了明治維新的成功。但如果把明治維新放到更長的歷史座標去衡量，會發現這是一場急促的轉型。明治維新時期的這批元老，在他們的幼年時代可能還是接受陽明學儒家教育，但30歲左右迎來“黑船來航”的西方文化衝擊，到了壯年時代日本已經高喊“脱亞入歐”，幾乎在一代人之內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三四十年的時間，日本從一個遠東邊陲的前現代島國，一躍成為自認有資格加入帝國主義遊戲的現代國家。

這種切換帶來的衝擊異常劇烈，當他們帶着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習慣像初生牛犢般衝進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時代，毋庸置疑，與之伴隨的副作用也會非常強烈。

在日本社會的小團體文化中，人一定要掛靠在某個共同體中，才能在社會上生存，一旦脱離了團體，就像浮萍一樣，失去安身立命之本。不管是政治家、民眾，似乎都被一些東西拉扯着，喪失了獨立人格，他們把個人價值寄託在更大的價值上，而這個最大的價值就是所謂的國體。一旦國體不在，日本這個國家、民族就相當於消亡了，所以投降前青年軍官們要為此誓死一搏。這種在外界看來很離譜抽象的東西，卻像宗教一樣隱匿地滋生在日本社會的角角落落。

日本作為一個後發國家，社會的保守性很強，需要借用傳統來維持政治統一，其間產生的巨大張力則通過外部釋放，比如對外戰爭，以此推動國家近代化發展。這種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上的不協調，導致了國家的“暴走”和近代化的失敗。

反省戰爭

這一套體制和思維模式一直影響至今，現在日本人對那段歷史的認知，也非常混亂。大致可以分成幾類。

絕大部分日本人的戰爭記憶是籠統的，他們會説戰爭非常悲慘，所以要和平不要戰爭，但他們不會細分戰爭的是與非，也不去明辨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身份，他們會説日本人受苦，但沒有想過被侵略者遭受更大的苦難。

還有一些是偏左翼的歷史觀，尤其是戰後六七十年代，日本社會左翼思潮興盛，他們抱持着更加反省的態度來面對戰爭；有些人也會呼籲道歉，強調和解。當時出現了一批左翼文藝工作者，著名導演山本薩夫曾拍過《戰爭與人》三部曲，展示的是偏左翼的視角。

再者就是如今為我們大力批判和揭露的右翼史觀，美化歌頌戰爭。如果仔細剖析右翼史觀，會發現很多弔詭之處。例如，他們認為戰後日本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歸根結底來自於戰敗；如果繼續維持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就不會有現在的日本；正是因為1945年迎來了戰敗，整個社會體制經過一定改造，才創造了現在和平的日本。

這種右翼史觀在回溯歷史時，會跳過或美化、乃至否認對外侵略戰爭這部分事實，把明治以來日本近代化過程全部賦予合法性。但如前文所述，正是因為明治維新近代化存在的巨大缺陷，才導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法西斯化道路，最終在1945年接受敗局。

還有一類右翼史觀則認為，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是要從歐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是要破除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黃種人爭取獨立自由的戰爭。但罔顧了自己在用與歐美帝國主義相同的手段摧殘亞洲人民。

1945年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場景的照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關於戰爭記憶，隨着更多資料的披露與完善，逐漸拼湊出更真實、豐富的歷史，但它會也被裹挾進現實世界，為當下政治所利用。

以原子彈爆炸為例，日本社會的戰爭記憶長期被原爆記憶主導，突出自己作為被害者的敍事基調。這些年來，受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世界範圍內也有一批人在反思美國對日本扔原子彈。確實日本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遭受兩顆原子彈轟炸的地方，但是放在戰爭的情境下、站在被侵略者和參戰盟軍的立場，這兩顆原子彈捱得冤嗎？並不冤。

況且，美國也可以自我辯護，美方已做出提前警告，但日方拒絕了。美國在選擇原子彈投放地的時候也有一些考慮，首先最好是日本重要軍工基地，而廣島當時被稱為“軍都”，也是航運重地。

1894年日本對清朝發動甲午戰爭，明治天皇把大本營從東京遷到廣島，作為前敵指揮部，進攻旅順、威海的部隊都是從廣島集結出發的。從1895年起，廣島就成為了日本的軍事重鎮。在戰爭末期，東京、大阪、名古屋等重要城市已遭到美軍大規模轟炸，但廣島尚未經受，所以美國選擇此地投放原子彈，從軍事價值和檢驗原子彈威力來説，這是合適的地點。

最近在日本戰敗投降80週年的時間點，日本共同社發表了一篇訪談，看後有些感慨，想在此分享出來，作為本文結尾，也作為我們為什麼要紀念這場戰爭的一個註解。

訪談的主角是一位95歲的日本老人，名叫岡田黎子。戰爭爆發時，她是一名中學生。

她回憶稱，廣島附近有很多小島，日本軍方就在這些島上生產化學武器。戰爭期間，她作為被徵召的一名學生，被派到島上去生產化學武器。軍方要求他們嚴格保密，在島上看到的、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自己家人。

這些軍工廠生產出來的化學武器炮彈，有很多被用在中國戰場，還把一些則被掛在高空氣球上釋放出去飄向美國，當時大概飄放了幾千個高空氣球——雖然戰果不大，但仍造成了一些影響。

這位老人事後才知道自己親手製造的這些化學武器曾被用在中國、也被丟到美國，造成當地民眾的傷亡。

廣島原子彈爆炸後，岡田黎子又被派到城區做救護工作，但沒有任何保護，她後來也被日本政府認定為原爆受害人。對此她表示，雖然我自己是原爆受害者之一，但我非常清楚自己在這段時間所做的這些加害別國的事情——參與制造了化學武器。最後，她説：應該認識到我們自己對戰爭的加害責任，對此要直面反省，道歉和補償才能促進友好與和平。

沙青青：《暴走軍國》，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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