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剛：戰敗80年後，日本有些人又開始蠢蠢欲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剛】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界，到2025年正好是80年，我們稱之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而日本僅稱之為“戰後80年”。若從1945年往前數80年，則是1865年，恰好是1868年明治維新前3年。

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的社會體制，使這個國家從封建國家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到1945年以前，日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需要掠奪周邊國家資源，與歐美列強爭奪亞洲等地的市場。那時，日本通過對外戰爭來維護政治體制、實現經濟現代化。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讓日本嚐到了戰爭的甜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讓日本在隨後的80年裏，失去了通過對外戰爭獲取利益的能力。然而，日本對外戰爭的意願並未就此消失。

不過，從1945年以後的80年曆史來看，日本不發動對外戰爭，不僅使日本自身獲得了經濟增長的成果，也讓東亞大多數國家保有了發展的條件。在1945年到1995年的50年裏，和平是日本告別戰爭手段、實現經濟增長的根本。但1995年以後的30年，日本經濟出現了“失落”的狀況。換句話説，前50年的和平讓日本獲得了發展，但後30年，和平並未讓日本持續發展。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相比，在經濟總量（GDP）上，日本從2010年開始落後於中國；在人均GDP方面，日本評論家大前研一認為“2027年韓國將超過日本，2028年中國台灣也將高於日本”。

既然和平不能給日本帶來發展，前首相安倍晉三於2021年12月1日開始宣揚：“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軍事）同盟有事”（“有事”在日文中沿用中國古代的用法，意為“有戰事”），重新尋找參與戰爭、製造戰爭的口實。其後，日本媒體大量炒作東海、南海問題，為安倍等政治家的戰爭準備進行輿論宣傳。

在走過80年和平期後，回顧1945年前的80年，戰爭提升了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造就了歐美式的社會組織形態。雖然日本遭遇了二戰的失敗，但上一個80年裏，戰爭為日本戰後的經濟興起提供了重要條件。一些政治家和不少媒體追憶、懷念二戰前的日本，為重新參與及發動戰爭做了大量準備。現在，日本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新戰前（新しい戦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之際，日本“新戰前”的社會表現及其目標指向，特別值得關注。

日本右翼分子出現年輕化趨勢。 資料圖：路透社

“戰前”的輿論與對外侵略

“（明年）誰也預測不了，但給人的感覺是，也許會進入到新戰前吧。”

2022年12月23日，日本著名笑星森田一義（在日本演藝圈使用“Tamori”，這是日文將“森田”倒過來後“田森”的發音）與另一位對談名手、暢銷書《窗邊的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徹子在朝日電視台的對談節目中，黑柳問：“明年該是怎樣的一個年頭？”Tamori做了上述回答。此言一出，“新戰前”一詞在日本引起了波動。

Tamori 1945年8月22日出生於福岡縣，距離昭和天皇在8月15日宣佈戰敗剛剛過去一週。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老藝術家也許預感到了日本將猛增軍費，這個國家要從法理層面保有參加戰爭及發動戰爭的能力。

那麼，為什麼在2021年12月安倍談“台灣有事”後，2022年12月，Tamori會提及“新戰前”問題？新戰前與戰前又有哪些共同之處？

首先在這裏明確一下日文中“戰前”一詞的具體含義。

“戰前”在日語中是個特殊的詞彙，指1926到1945年這三十年時間。之所以選擇1926年作為一個特殊時代的開始年份，是因為這年12月25日隨着大正天皇的逝世，日本進入到了昭和時代（1926 - 1989年）。

昭和時代中的前30年（1926年到1945年），日本對外侵略行徑不斷：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整個中國東北，並開始覬覦中國全境；1932年“五一五事變”，首相犬養毅被殺，軍隊基本控制了政治；1933年日本宣佈退出國際聯盟（1920 - 1946年），輿論更加宣揚不惜與整個世界對立的強硬言論；到了1937年公然發動“七七事變”，開始了全面對華侵略戰爭；1940年日本組織並參加了日德意三國聯盟（軸心國），並在1941年對美宣戰，直到1945年戰敗。

“戰前”的日本輿論，用金山泰志在《近代日本的對中國感情》（中公新書，2025年2月，216頁）中的表述是，對待中國的態度（感情）“從憧憬開始，逐步變為敵對，之後便是嘲笑”。

上千年的中日文化社會交往，讓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有一定程度的對中國的憧憬，但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大清，獲得鉅額戰爭賠償，嚐到了戰爭的甜頭，進而有了攫取更多財富的心思。富國強兵、對外發動戰爭，需要在輿論方面視中國為敵。“戰前”日本已經基本保有了現代工業技術，能生產飛機大炮，有數量繁多的航母敢與美國對峙，從人口上看，戰勝尚處於農業、手工業狀態且只有4億人口的中國，日本有充足的信心，打算用數月，最多數年的時間全面征服中國。在輿論方面，除了煽動中日敵對外，充斥着數不盡的對中國的嘲笑。

由於日本工業現代化的歷史較短，財富積累不夠充分，能夠用來進行軍備擴展的空間有限。甲午戰爭確實讓日本獲得了鉅額財富，但要真正和美英法進行軍備競爭，不得不對日本國內進行極為嚴酷的剝削。和歐美國家比，“戰前”的日本要貧窮很多。“五一五事變”等事件中，下層軍官、士兵裏有不少農村出身的士兵，他們家裏父母、兄弟遭受地主的殘酷剝削，食不果腹，遇上災年，不得不將家中年輕女子賣給人販子，他們對國家政治經濟強烈不滿，在國內參與政變，希望改變眼前的經濟環境。

到了國外，日本士兵在華侵略戰爭期間，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程度，大大超過歐洲戰場，士兵、軍工企業需要在極短時間內迅速獲得財富。在將侵佔之地掠奪到顆粒不留後，士兵便對敵國的平民進行大規模殺戮。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對平民的屠殺，在日本侵華期間隨處可見。

這些，構成了日本“戰前”對華侵略戰爭的重要特點。

黑柳徹子親歷了“戰前”的日本社會，Tamori在戰後應該從上一代人那裏聽到過戰爭的往事，看到日本輿論發生的變化。今天的日本輿論，同樣開始充滿了對周邊國家的敵對與嘲笑，日本社會本身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日本國家還在不斷進行軍備擴張。應該是親眼看到了這些後，Tamori隨口説出了“新戰前”一詞。

森田一義 資料圖：日媒

“新戰前”的輿論與戰爭準備

若想對“新戰前”有具體認識，可看一下2025年7月的日本參議院選舉，並梳理這幾年日本為戰爭做出的準備。

參議院選舉期間，筆者曾到演講現場圍觀，也通過電視等媒體報道對整個選舉有了大致瞭解。選舉中，新政黨藉助互聯網等傳播方式獲取民眾支持，有歷史的政黨也竭盡全力使用新媒體，只是傳播內容和效果差異巨大。

參政黨等新政黨宣揚排外呼聲，這與便利店、餐館店員胸牌上用片假名書寫的長名字形成強烈反差，彷彿外國人搶佔了本該屬於日本人的工作機會。消費場景中，高級料理店內來日本旅遊的外國人熙熙攘攘，而廉價餐飲店裏，日本人卻摳摳搜搜掏出幾個硬幣買一碗蓋澆飯充飢——外國遊客與日本原住民宛如身處兩個不同的世界。街頭的這些景象，讓參政黨等新黨的排外呼聲更能深入人心。

自民黨等老牌政黨雖在排外言論上不如參政黨直接，但強調日本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呼籲與周邊國家對立、對峙，要求在軍事方面擴軍備戰。這些雖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無直接關聯，但在更高層面，同樣是在炒作與周邊國家的對立。

在日本電視節目和互聯網新聞中，東京等繁華城市最好樓層被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買走的消息，常常佔據主要版面。歐美人來日本購買此類房地產，普通民眾尚能理解；但若是中國有錢人買走，日本人心中多不是滋味。社會底層人心生不滿，尚未從中產階層跌落到下層的社會中堅，也頓時有了難以言明的不安。

地方報紙偶爾會報道美國駐軍在沖繩的犯罪情況。2024年是美軍在沖繩犯罪數量為戰後最多的一年，且惡性犯罪事件（日文為“粗暴犯”）數量眾多。然而，只有沖繩地方報紙和地方電視台進行了簡單報道，中央媒體大多諱莫如深。相反，如果中國人在日本開車出了交通事故，這必定會成為大新聞，在報道中反覆播放，彷彿這種交通事故給日本社會造成的影響遠比美軍的粗暴犯“大”得多。

再看日本政黨演講會場的情況，日本共產黨等的演講會場門可羅雀，而電視上參政黨的演講大會卻動輒有數千人，甚至過萬人專程從日本各地趕來聆聽。參政黨的演講內容無非是對外國人進行攻擊。“參政黨敢談日本人優先，不敢談日本優先。因為有美國優先擺在那裏，談日本優先就會觸碰美國的利益。”一位日本學者對筆者如此説道。參政黨的“日本人優先”中的“優先”對象並不包含美國人、歐洲人，專指那些在便利店、餐館打工的貧窮外國人，以及那些從日本過去看不起的國家中來日本購買豪宅、吃大餐的（中國）人。

這樣的輿論氛圍，與擴軍備戰“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原經產省官員古賀茂明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專守防衞主義、防衞費不超過GDP總額的1%，這些被停用後，應該讓武器出口三原則、非核三原則、憲法及防止戰爭的各種原理原則發揮作用。”用通俗的話説，就是日本的原則、憲法已經失去了作用。

這些年，日本通過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定了NSC法、特定秘密保護法，廢除了武器輸出三原則，推出了防衞裝備移轉三原則，使日本具備了出口武器以及與歐美國家共同研製武器的能力。在反對修改憲法的呼聲依舊強烈的情況下，日本通過對現有憲法做出新的解釋，得以行使集體自衞權，將防衞費比率的目標值從不超過GDP的1%改為GDP的2%，實現了軍費翻番。隨着防衞產業強化法、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及信息安全相關法規的實施，日本為戰爭做好了法律及財政方面的具體準備。

主張“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決意參加戰爭的安倍意外遇襲死亡後，其夙願仍在一步步推進。從電視報道中可以看到，日本為“台灣有事”制定了避難計劃，還將主要軍事力量以及能提前向其他國家發動進攻的導彈等部署在了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地方。

同樣以中國為敵的“戰前”及“新戰前”

“戰前”時期，儘管日本與美國、蘇聯及東南亞一些國家發生過戰爭，但這些戰爭主要集中在1941年12月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之後，至1945年8月這三年半多一點的時間內。而1931年到1945年期間日本對華發動的侵略戰爭，被日本稱為“十五年戰爭”，大部分戰爭是日本與中國之間進行的，這場戰爭徹底破壞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根基。

“新戰前”階段，日本依舊將中國作為主要敵對方，試圖從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阻止中國的發展。

原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北村滋於2025年7月出版了《國家安全保障與諜報》（中央公論新社，275頁）一書。北村在書中整理的日本對華體制，早已超越了戰前單純依靠日本一國軍力侵略中國的方式。書中提到：

“我國主張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實行法律支配，推進航行自由，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具體提出了自由及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構想（FOIP）。我們與亞洲、非洲、中東各國合作，在經濟基礎設施的完善及能力構築方面提供支援。日美澳印戰略對話（QUAD）自2020年以來，一直在基礎設施、海洋安全保障、氣候變動、疫苗供給等方面的合作上不斷擴大。日本在這些框架中發揮了領導作用，為地區安全及繁榮做出了貢獻。我們還在深化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努力讓FOIP構想成為東盟印度太平洋新視角（AOIP）。”

“日本海上保安廳與東南亞各國，特別是菲律賓、越南開展合作，協助這些國家提升海洋監視能力以及行使對非法漁業採取行動的能力。”

從北村的著述可以看出，“新戰前”日本構建的對華包圍圈呈現多層次結構：外圍是日美合作，中間層為日美澳印聯合，近處則挑動菲律賓等國挑釁中國。

在中國紀念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之際，日本一些人不僅沒有反省戰爭給世界造成的嚴重災難，反而在悄悄地構想以中國為戰爭對象的“新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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