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 從雅爾塔到北京：逆流中的和平堅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80年不算是很長的時間，但若要選擇性遺忘歷史或意向性曲解歷史，這一個時間段卻也足夠了。

80年前的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之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一行曾在克里米亞半島被一路上親眼所見之兵災的破壞深深震撼。一位代表團成員寫道，“我們見到的戰爭創傷使我終生難忘”。在會議開始後，滿心憤怒的羅斯福對斯大林説，“我比一年前更想痛擊德國人。”

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之後產生的心靈震動是真實而難忘的。幾個月後生效的《聯合國憲章》開篇即表達了“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決心，並強調“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的重要性。

1942年6月德軍攻佔塞瓦斯托波爾之後

80年後的今天，除了一小部分仍身陷兵災戰火之中的人們，世界上大多數人早已沒有了1945年時人們的那種感同身受，以及當時的那種堅定決心和永誌不忘的信念。今日世界大多數人明明知道未來將要發生的“慘不堪言之戰禍”有可能會相較於二戰的破壞力大出多少倍，但卻在心裏逐步接受了新的世界大戰不久將會爆發的現實，而不再相信“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的信條可以通行於世。

更值得警惕的是，另有一股勢力一直在精心利用大多數人自然發生的記憶淡忘，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掩蓋歷史真相，篡改和曲解真實歷史，用大量似是而非的説辭，瓦解人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努力，暗中為發動新的侵略戰爭鋪平道路。

和平事業的逆流

80年前的人們，帶着對戰爭創傷的感同身受，曾經真誠地希望找出戰爭頻頻發生的根本原因，並能夠採取措施加以根除。1946年通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法》中曾提出：“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衞和平之屏障”。

基於這一理念，此後的幾十年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直在試圖通過推動世界上不同文化間的平等對話改變人類相互仇視的思想傾向。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首次以國際法形式確認了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198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宣佈1988—1997年為“世界文化發展十年”，開始有意識、有步驟地推動文化間對話。

不能説這些旨在捍衞和平、消弭戰爭的共同事業沒有取得效果，畢竟在80年時間裏世界上幾個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並未爆發。但是人們卻也難以因此而樂觀。自二戰結束以來，大國針對中小國家的戰爭以及大國之間通過代理人進行的戰爭，始終未曾中斷過。這足以説明，人類發動戰爭的思想根源遠未消除，保衞和平的思想屏障遠未築起，而大國之間的脆弱和平之所以能勉強維持，與其説是對於各國和平共處的渴望，毋寧説是對於全球同歸於盡的恐懼。

1945年6月26日，各國代表在舊金山退伍軍人禮堂舉行了《聯合國憲章》簽署儀式。中國是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對於聯合國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和平事業，事實上主導着國際事務的美西方大國卻並未相向而行。一方面，是二戰後美西方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進行的戰爭從未停止，直接或間接造成的總傷亡人數甚至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美西方國家針對其他非西方大國的戰爭威脅從未解除，無論是核戰爭威脅還是常規戰爭威脅，近年來甚至有增無減。這兩方面的行為，無一不凸顯出西方文化特有的傲慢與偏見。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推動的那些推動文化間對話、促進文化多樣性的議程與行動不僅步履艱難，而且常常前功盡棄。

若從思想觀念這個根源問題上看，情況更不樂觀。雖然聯合國早已將改變人們的思想當作推動和平事業的主要內容，但可以認為，二戰結束80年來，人們在戰爭應該被阻止這一點上的信念其實是越來越弱的，與之相反，人們在戰爭不可避免這一點上的信念卻越來越強。

思想逆流的出現，與當今世界風行一時的幾大“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直接相關。幾大理論流派之一是以約翰·米爾斯海默、艾利森·格利漢姆等人為代表的“國家主義理論”，認定所有大國都是天然地追求權力和地位的，相互之間沒有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有的只是無法繞開的衝突陷阱。之二是以布熱津斯基等人為代表的“地緣戰略理論”，認定美國作為歷史上唯一利用“離岸”優勢影響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大國，可以通過操縱“棋手”和“棋子”國家在“棋局”上的衝突，使之符合美國的利益；之三是以塞繆爾·亨廷頓等人為代表的“文明衝突理論”，認定在當今世界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的“斷層線”上根源於深層“文明衝突”的戰爭無法避免。

當然，這些理論都起源於美國，準確地反映了美國特有的世界觀和看待他國的方式。這幾大理論的流行明白無誤地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

當一個國家被美國認為像美國一樣正在追求權力和地位時，或者像美國一樣正在左右地緣政治“棋局”時，或者像美國一樣正在成為一個主要文明的核心國家時；無論這個國家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有着怎樣的思想文化傳統，秉持怎樣的國際政治理念，這個國家就被美國單方面地認定為正在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必欲與之對抗。

被這種思維定式所決定，美國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事實上與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完全南轅北轍。而作為在國家安全上深度依賴於美國的國家，那些美國的“盟國”也完全無法擺脱這種思維定式，要麼相信“相鄰的大國之間必有一戰”，要麼相信“地緣政治棋局中不當棋手就成棋子”，要麼相信“不同文明之間衝突不可避免”，總之是要跟隨美國與其他大國對抗。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日本這個極不正常的國家。該國曆史上長期處在中華文明的全面影響之下，本質上是一個“漢文化國家”，在受到近現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之後，決然“脱亞入歐”轉身成為“西方集團”成員，並學會了一套殘忍對待他者文明的野蠻手段，在對亞洲鄰國的屢次戰爭中犯下累累罪行。這樣一個至今仍揹負着深重的歷史罪孽、並未真正認罪悔罪的國家，卻也在美國特有的世界觀影響之下，躍躍欲試又要重走窮兵黷武、與鄰國進行對抗的老路。

和平事業的主流不可阻擋

令人欣慰的是，聯合國的和平事業並未被逆流所阻擋，始終在堅定不移地向前發展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一屆大會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該宣言特別強調：“文化多樣性對於人類就如同生物多樣性對於自然界一樣必不可少”。同年發生的“9·11”事件使國際社會更加認識到文明對話的緊迫性，促使聯合國加速推進相關工作：

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全球議程對話》決議，首次將不同文明間對話提升至聯大層面討論。

200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國際文化多樣性日》決議，將每年5月21日定為文化多樣性日，旨在提高公眾對文化多樣性重要性的認識。

201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為各國開展文化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2013年，聯大通過第68/126號決議《促進宗教間和文化間對話、理解與合作以促進和平》，進一步將宗教對話納入跨文化對話框架。

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八屆大會通過《關於歷史記憶與和平文化的宣言》，強調通過客觀認識歷史來促進不同文化的和解與對話。

201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促進國際間相互尊重、宗教和文化理解以及全球公民意識》決議，特別關注青年在全球對話中的作用。

所有這些努力，逐漸匯聚成了非常積極的局面，一個強調平等、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價值取向正在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凝聚起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總幹事博科娃表示説：“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23年3月，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倡議中強調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這是近十幾年來中國特有“文明觀”的一個集中表達，直接回答了不同文明如何相處、人類文明向何處去等重大問題。

在思想層面上，這一“文明觀”與聯合國成立80年來一直倡導和推動的文化多樣性和文化間對話重要性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而在實踐層面上，《全球文明倡議》的提出，則進一步推動了聯合國工作的具體落實。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該倡議“對增進理解和信任至關重要”，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則認為該倡議是“全球生存的關鍵”。

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中國提出的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決議，決定將每年6月10日設立為文明對話國際日。這一決議明確“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突出強調文明對話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增進人類福祉、實現共同進步”的重要作用。

至此，聯合國系統已有包括“世界文化多樣性促進對話和發展日”（5月21日）、“國際和平日”（9月21日）、“國際寬容日”（11月16日）等多個相關的國際日。這些國際日通過全球統一的主題活動，集中宣傳文明對話的理念和實踐。

文明對話雖然只是不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和系統的遵約機制，主要依靠成員國自願實施，而聯合國文明聯盟等專門機構也資源有限，難以全面協調全球行動。但是，這個機制化、系統化的全球行動畢竟代表了世界和平事業的主流，也是唯一正在抗衡那些破壞和平努力的黑暗逆流的有生力量。而在中國政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通過中國政府的積極參與和推動，這個行動必將成為世界和平事業的一個有力保障。

今年9月3日在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大會和閲兵式，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隆重舉行的。“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口號再次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空前強大的武裝力量傳遞給全世界。無論是來自何方的逆流，都阻擋不了世界和平發展滾滾向前的主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