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九三閲兵，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創傷的精準治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之際，中國舉行了隆重的閲兵活動，這一畫面也展示了文明意義在於：中國人民經過世界上最早、最漫長的反法西斯鬥爭以來，如今已在全球範圍內為中華民族爭取到獨立、自主、進步、尊嚴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歷經抗戰與反法西斯鬥爭的建國追求而來。如今九三閲兵所見陣容，則是對中華民族歷史創傷的精準治癒。

近現代第二次中日戰爭的開端

1931年夏，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全國蒙受數個月的強降雨，各大水系特別是江、淮流域暴漲成災。直接間接因溺水、饑荒、霍亂而死亡的同胞達到200萬人，農田被淹沒7700萬畝，災民超過5000萬，直接損失20億銀元，接近當時全國GDP的1/5。

面對滔天洪水，人若魚蝦，命同遊絲。日本見獵心喜，國民黨政府則忙於剿共軍事，蔣介石先通電《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再於9月1日電告“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禦””、“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這與今夏台灣風災水患時，民進黨當局忙於軍事演習而無心救災，何其相似！

彼時民國政府的不作為，預示了中國人民在九一八事變自力抗日的歷史。

九一八事變，侵入瀋陽的日本侵略者

時年30、手握40萬東北邊防軍的張學良正在北平養病。事變報告到梅蘭芳的場子裏，張學良匆匆返家的路上已經決定不抵抗——當時他不認為關東軍想侵佔東北，也不認為那是為父報仇的時機，何況關東軍司令本莊繁還是他的老朋友。

至於國民黨政府，則一派不作為地指示“相應處理”。直到19日下午，張學良仍對日本記者説：“我嚴命部下絕對不要抵抗，讓日軍為所欲為。”[1]

儘管如此，投筆從戎的瀋陽公安局長黃顯聲仍率部抵抗侵略，以警察輕武器對抗日軍的坦克與重砲，所部傷亡慘重，且戰且走。敗走後的黃顯聲部眾不屈不撓，成立了各路抗日義勇軍，轉戰白山黑水間。

整個東北軍除第七旅620團王鐵漢率部開槍突圍外，只有馬占山以黑龍江省代理主席的身分公開對日抗戰，其餘皆奉行不抵抗、不開槍，坐以待斃，坐失領土，……，震驚中外的近現代第二次中日戰爭就此開端。

與第一次中日戰爭的開端相似——抗日故事都有民間義勇。不同的是，1894年的晚清政府至少還曾對日宣戰，因戰敗而失去台灣；可37年後的民國政府卻是不作為、不抵抗而失去東北，失去30個台灣省那麼大的東北。

開戰與不抵抗的抉擇：從1894到1931

追究起來，在1894年第一次中日戰爭時，中日綜合國力指標的比較：[2]

1931年第二次中日戰爭時，雙方綜合國力指標的比較：[3]

與甲午戰爭時的晚清比起來，歷經37年後，民國國力和日方國力的差距，在國民識字率與鋼鐵產量方面略有縮小，軍費支出的差距也略為縮小；但中方軍費的70%消耗于軍閥內戰，且財政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則更加擴大。

再着重比較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中日雙方的軍工指標：

單從數據上看，中方在這兩次戰爭都處於明顯弱勢。民國建立20年來，外患內憂加上天災，面對日軍侵略的開戰條件還沒比晚清甲午年那時好多少，呈現出近現代歷史過渡階段的無奈與悲哀，這似乎是民國政府對日“不作為”、“不抵抗”的現實理由。

然而日本自明治維新、脱亞入歐以來，其軍國主義的首要目標就是侵吞中國，並以割據台灣地區首開紀錄，這個目標直到80年前才在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後被動停止。換句話説，“不作為”、“不抵抗”絕非正確的對日方針，關鍵在於抗日的方法與認識。

不過1894年晚清政府對日宣戰，在主權名義、政治擔當和東亞秩序上雖然都佔理，卻因工業代差、財政崩壞、軍訓不足等結構性缺陷，而損兵折將、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終究難逃歷史罪責，遂走向改朝換代的結局。

戚其章説：“甲午之役，非器不如人，實因民心渙散，民氣未揚，……。民眾不知國家為何物，是為敗因之本。”[4]在那個西風東漸，天下體系剛崩解，民族國家觀念才要進場的時代，清王朝難以動員民心民氣為國出力。結果就是速戰速敗，難以持久。即便1895年台灣官紳組織“台灣民主國”，獨力抗日奉清，依然無濟於事。[5]

倒是台灣的民間義勇，在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官方人物敗走內地之後，繼續組織抗日戰鬥，犧牲無算。丘逢甲之子丘念台評價台民義勇軍：

台灣義軍在日軍登陸初期，已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戰，而全島遭受控制之後，又不顧生死成敗，奮起從事反抗運動。這前後亙及一年的大小多次戰鬥，雖然最後歸於失敗，但其不屈不撓的無畏精神，卻已奠定了綿續二十多年的台灣民族鬥爭運動，和五十年後卒能光復台灣的基礎。[6]

已故台灣史學者王曉波著有《台灣抗日五十年》一書，認為沒有對日抗戰勝利，就沒有台灣光復。而距今130年前的馬關割台之際，正是改良派與革命派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登上歷史舞台之時，所以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原點”，其實在台灣：

李鴻章説得不錯，“中日將為世仇”，五十年中日兩民族的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而抗戰勝利的“原點”就在台灣。[7]

近代日本侵華，始於台灣。自台灣淪陷日本殖民統治算起，直到中國人民對日抗戰勝利光復台灣，是50年（1895年-1945年）。

書不盡日本侵華半世紀

中國對日抗戰50年，也就是日本侵華50年的歷史！自鴉片戰爭後185年以來，中華民族因應外患侵略而啓動文明轉型升級，表現在政權上是由晚清而民國而共和國，由崩解而再造而復興。改朝換代縱能改變某些人的主觀記憶，也改變不了近代日本侵華50年的客觀事實。

從台灣淪陷到九一八事變的36年間，日本軍國主義連續性地無縫侵華，其犖犖大者有：

1898年，日本強行將福建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企圖壟斷該地資源和貿易。

1900年，日本出兵逾兩萬人侵華，佔八國聯軍總兵力的38%，除分贓三千多萬兩白銀，還取得華北駐軍權。

1901年，日本在上海成立東亞同文書院，培養大量特務，為日軍侵華提供情報支持。

1905年，日本借日俄戰爭在旅順屠城，奪取遼東半島租借權和南滿鐵路控制權，其後以“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壟斷東北鐵路、礦產及工業，並取得旅順、大連和滿鐵沿線駐軍權。

1914年，日本藉口對德宣戰，出兵佔領山東膠濟鐵路全線及青島。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接受出賣政治、經濟、軍事主權的“二十一條”。

1918年，日本迫使段祺瑞政府簽訂軍事密約，獲駐兵吉林、黑龍江及指揮中國軍隊之權。

1925年，日本製造“五卅慘案”，鎮壓上海示威羣眾。

1926年，日軍炮擊大沽口，北平學生羣起抗議，引發“三·一八慘案”。

1928年，日本製造“濟南慘案”，屠殺中國軍民六千多人，佔領濟南；阻撓張學良“東北易幟”，以利日本控制。

……

從晚清到民國的改朝換代，從內戰分裂到名義統一的變化，不但沒有稍減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反而加速加劇日本侵華的步伐，其侵略網絡涵蓋軍事佔領、政治分裂、經濟榨取和文化滲透等全方位領域。單以1931年作為“九一八事變前奏”的萬寶山事件為例：

日方先教唆殖民地朝鮮農民配合日軍強佔中方農民耕地，再誣陷中方“暴力排日”，而向中國農民開槍。同時，日資《盛京時報》以頭版渲染“中國暴民虐殺朝農”；朝鮮的日資報紙煽動排華，華僑百多人被殺；日本國內媒體則鼓動“滿蒙生命線受威脅”，為九一八事變造勢。

基於日本軍國主義自1894年以來連續性、全方位的侵華“成果”，到1931年時，日本本土形成以“鋼-煤-電力-機械”為核心的工業體系，並可從中國東北獲得鐵礦、煤炭與大豆等原料和市場——南滿鐵路把資源、運輸、港口與金融合一，成為在東北的“公司-警務-行政”準殖民樞紐。

日俄戰爭後，日方設立滿鐵與關東軍政機構。通過《二十一條》，日方強化在華治外法權、路礦與企業控制，又通過“西原借款”操縱北洋系軍閥。即使1922年在華盛頓體系下“歸還”山東，日方仍在該地留存大量鐵路與商業利益。這形成了一套長鏈條、可疊代的政治經濟滲透結構。

更重要的是國家體制。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的官僚-軍事國家，配合財閥提供的融資與產業鏈整合，使“軍-產-官”能高效協調；同時，日本軍部在憲政體制內享有相對獨立的決策空間，國家對外政策易被軍事擴張綁架，比如關東軍能“先斬後奏”。這種制度配置，讓日本能快速對外採取行動並相互支撐。

反觀中方，相較於日方法西斯化的高效國家機器，中方雖有200萬軍隊，卻分屬數十個大小軍閥派系，連政府都分裂成寧粵兩造；還有賡續晚清對外的不平等條約，束縛民國政府僅能動用35%的税源；更別提像“滿鐵調查部”那樣的現代情報機構，如何能對日方進行有效的反侵略？

當中方還不明白關東軍的企圖時，日方已精確掌握從蔣介石到張學良“不作為”、“不抵抗”的決策鏈——典型前現代國家vs軍國主義機器的寫照。

更令人慪氣的是，九一八事變後，民國政府還是得按月向日本支付前朝庚子事變的賠款，甚至還有對日商品的關税特惠；而中央軍自蔣介石、何應欽以下的高階將領，多為留學日本軍事教育，知彼知己，不戰不殆。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將帥，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當蔣介石下野，寧粵政府重新統一後，孫科新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卻沒有任何將領願意增援那方原屬張學良的地盤。張學良只好不戰而撤退關內，留守平、津附近的最後地盤。孫科這才真正見識到民國的軍閥思維與地盤意識，也明白了行動抗日比口頭抗日的艱難，轉頭又把爛攤子丟給蔣、汪。

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將帥，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超越安內攘外的政權尺度

南京政府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其實在軍事、財政、税收和經濟方面的整體表現，仍然屬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其軍政大員多是前現代思維與意識形態，難以應對法西斯化的日本。

然而國家機器抗戰不靈或難以啓動抗戰的結果，就是人民羣眾自力救濟。從“台灣民主國”失敗後的民間義勇，到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義勇軍，即便淪為殖民地，即便成為偽滿州國，中華民族也未曾休止抗日鬥爭。

1895年和1931年的故事證明：當中央政權缺乏足夠應對外敵的能力時，民間義勇和地方軍警就成為抵抗入侵的主體，但同時也挑戰現有國家體制的正當性——晚清和民國都是明白的歷史警鐘。換句話説，在國將不國、主權受挫之際，人民會被迫尋找更有效、更可信的替代秩序。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通過對日抗戰50年，中國人民的中華民族意識與認同愈發堅強，而晚清和民國卻只能作為歷史過渡，俱成往事。

中華民族抗擊日寇逾半世紀，對人類、對文明的奉獻犧牲無算：

與艦共沉的鄧世昌

飲鴆威海的劉步蟾

孤島血戰的抗日三猛

死難八卦山的抗倭義士

赤手抗虜的義和拳民

大湖英烈羅福星

府城就義餘清芳

莫那魯道壯如山

江橋首義馬占山

十九路軍的滕久壽

血盟救國的孫銘武

守關不倒的安德馨

恨不抗日死的吉鴻昌

南滿游擊戰的李紅光

林海雪殤趙一曼

南苑死節佟麟閣

盧溝染血趙登禹

寶山碎骨姚子青

長空鷹嘯高志航

壯士出川饒國華

忻口成仁郝夢齡

滕縣斷牆的王銘章

沂蒙鑄魂的範築先

烏斯渾河的八女英魂

台北獄殤的翁澤生

上海遇刺的茅麗瑛

碧血丹心的張自忠

雪原孤膽的楊靖宇

冀南烈士馬振華

鹽城生死馬玉仁

中條浴血唐淮源

滇軍英雄寸性奇

異域殉國戴安瀾

芒碭山間魯雨亭

十字嶺上有左權

藍天墜落是林恆

石門裂眥的彭士量

許昌裂城的呂公良

衡陽焦土第十軍

中原斷刃李家鈺

桂林殉節的闞維雍

千里赴義的南洋機工團

捐軀松山的孤貧娃娃兵

赤腳運國脈的三峽縴夫

徒手鋪國道的滇西民工

……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闢也。”

大好河山，寸土不讓！

從晚清到民國、從台灣到大陸逾半世紀捨生取義的抗日故事，為中華民族串起一段悲慘與悲壯的歷史長問：何時不再“以命換命”的悲哀？

那50年裏每一個不苟生、不避死的人格形象，無不懷抱一個簡單又不易的“悲願”：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國家如願，一死何悲！

壯烈，不僅是對外的宣示，也是對內的警鐘：“大好河山，寸土不讓！”要不，屠殺徐錫麟和秋瑾的政權怎就倒了？刺殺黃顯聲與楊虎城的政權怎被唾棄了？凡不抵抗外寇入侵，或在同胞軍民自主抗敵時竊竊簽下停戰協定與賣國條款的政權，註定要被人民羣眾實踐歷史正義。

那一整串知名與不知名的烈士，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是遠遠超越政權尺度的文明求索：什麼是有效維護中華民族與文明的現代國家體制？回顧當年林徽因哭三弟的詩：

啊，弟弟不要傷心，

你已做到你們所能做的，

別説是誰誤了你，是時代無法衡量，

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悦；及生的糾紛！

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

今後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那不朽

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8]

再看看今年長安街上的九三閲兵，便會明白什麼是對這種文明求索與歷史長問的回應。

無人偵察機，逆轉滿鐵間諜的測繪優勢；“打擊範圍覆蓋全球”的核導彈方隊，終結國土淪喪的悲痛；戰區數據鏈即時互聯的全域作戰指揮系統，破解軍閥割據指揮失靈的落後；智能化後勤保障，杜絕抗戰糧餉被剋扣的腐敗；北斗全球服務系統，取代《盛京時報》的輿論操控。

日本軍國主義賴以侵華的脆弱性，早已被工業全鏈自主、國家動員革新和文明自信重建的新三位一體徹底碾碎。當東風導彈車駛過人民英雄紀念碑時，它宣告中華民族啓動的文明轉型升級，是以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時代風貌，遠遠超越苦難的歷史三峽。

還有振奮人心的殲-35。當年霍克-3起飛迎敵時的孤勇，已熔入殲-35隱身戰機的龍吟——筧橋上空未竟的纏鬥，已化作超視距打擊的雷霆審判。烏斯渾河八女挽臂的浪花，激盪在裝甲車的履帶下——當年阻敵的寒江，已是鋼鐵洪流任意馳騁的通途。勒入肩骨的三尺纖繩，已編織為北斗衞星的導航鏈——當年血肉拖拽的國脈，正被天眼精準導引向星辰大海。

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撫今追昔，才懂得愛國僑商陳嘉庚在1940年説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也才懂得九旬老將薩鎮冰在1951年説：“五十七載猶如夢，舉國淪亡緣漢城。龍游淺水勿自棄，終有揚眉吐氣天。”薩老親身經歷晚清、民國、共和國，自甲午之敗以來，一生赤誠追求海權與國權復興之道。他在近現代中國轉型期間的去留進退，就是遠遠超越政權尺度的歷史典範和文明典型，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工程的精神前驅。

註釋：

[1]臼井勝美《張學良與日本》初版，譯者：陳鵬仁，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第114頁。

[2]清朝GDP總量雖然領先，但以農業為主（農業佔GDP 90%），工業佔比不足0.5%；日本工業佔比超30%。

[3]中方70%軍費消耗于軍閥內戰，瀋陽兵工廠年產步槍僅6萬支；日方軍費主要用於裝備研發（如89式坦克量產）。

[4]戚其章《甲午戰爭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8頁。

[5]台灣官紳曾聯名電奏朝廷：“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輔臣誓死守禦。”清廷卻電覆“台抗京危”四個字，並急詔守台官兵早日撤回——見丘念台《嶺海微飆》，台北：中華日報社，1962年12月初版，1976年12月再版，第29頁。

[6]丘念台《嶺海微飆》，台北：中華日報社，1962年12月初版，1976年12月再版，第45-46頁。

[7]王曉波《台灣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1997年7月初版，第490-491頁。

[8]林徽因《哭三弟恆》，原載1948年5月《文學雜誌》二卷十二期。林恆，1916年生，空軍官校第10期畢業，1941年3月14日在成都上空迎戰來犯日機，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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