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觀學院直播廳【思想者説】第12期(上):絕不許戰亂進亞太!-安德烈·科爾圖諾夫、文安立、黃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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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中國戰場牽制了日軍主力,為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作出巨大貢獻;八十年後,亞洲依舊在承受那段歷史與冷戰遺產的餘波。美國在對日政策上的轉向、日本對侵略歷史的遮掩、冷戰格局在亞太的殘留,都在今天的地區局勢中留下投影。面對中美競爭、俄烏衝突等新的大國博弈,我們更需要回望那段被忽視或被誤讀的歷史,才能看清當下,避免再次走向災難性的對抗。
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週年之際,【觀學院直播廳-思想者説】第12期邀請來自中、美、俄三國權威歷史學家和國關學者,深度探討中國對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二戰的正、負遺產對當下亞洲安全格局的深遠影響,以及如何汲取二戰歷史教訓,在當今多極化世界格局加速的情況下,捍衞和壯大和平力量!
本文為對話實錄上篇。
二戰起點回溯:中蘇貢獻的被低估
**黃靖:**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傑出嘉賓,共同探討一個重要議題。我們都知道,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中國抗日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文安立教授。他現任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此之前曾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歷史學教授,同時也是哈佛大學李氏基金會美亞關係講席教授。他是國際知名的全球史領域權威專家,尤其擅長冷戰史研究。
此外,還有安德烈·科爾圖諾夫博士與我們連線。他是莫斯科知名智庫——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創始主任,還在多個俄羅斯及國際外交政策組織中擔任職務。他擁有歷史學博士學位,專攻現當代國際關係及俄羅斯外交政策研究。
歡迎兩位嘉賓!首先我想提出的問題是:顯然,中西方對二戰存在不同的認知和理解。在中國以及大多數亞洲國家,我們認為戰爭始於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之時;而歐洲則普遍認為戰爭始於1939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
基於這個差異,我想首先請教文安立教授:為何中國特別強調戰爭實際始於1931年,而非1939年?
**文安立:**因為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我的朋友,完全正確。
戰爭確實始於東亞,它早於歐洲戰場的爆發。日本的侵華戰爭首先是從東北地區發起,但隨後逐漸擴張。如您所知,更大範圍的戰爭序幕就此拉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我認為事實就是如此簡單明瞭。
而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我認為當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為擊敗德日同盟付出的努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我覺得,有時候我們未能準確把握這段歷史的全貌。特別是在當前,考慮到各國之間的關係,回望那段歷史顯得尤為重要。
因為戰爭揭示了兩個道理。一是表明具有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的國家,也能夠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來自外部的重大威脅並取得成功。在我看來,這正是二戰帶給我們的最大啓示。
另一個教訓當然在於,到最後侵略行為得不償失。如果你入侵其他國家,並試圖完全佔領或部分吞併,就像日本當年佔領中國東三省那樣,那麼到最後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二戰教會我們的另一個道理。
不過我完全認同,中國和蘇聯為擊敗納粹德國和日本做出的貢獻經常被低估,不僅在西方,在他們本國也是如此。

觀學院直播廳【思想者説】第12期
**黃靖:**某種意義上,我們都知道,如何銘記歷史對處理當前事務和展望未來都至關重要。所以我們必須以正確的方式銘記歷史。雖然我們的視角不同,但我想聽安德烈説説他的想法。
在我看來,蘇聯和中國為二戰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貢獻不僅被低估,有時甚至被歪曲。普京總統在9月3日表示,他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的演講中提到,蘇聯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同樣功不可沒。他特別強調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牽制了日軍主力,實際上為阻止日本在1941至1942年間入侵蘇聯起到了關鍵作用。
這正是我想請教您的問題所在:您如何看待蘇聯和中國的這種歷史作用與貢獻?
**安德烈:**請允許我先做個註解。如果我們討論日本的對華軍事壓迫,其開端要早得多,早在1930年代之前就開始了。實際上,從19世紀末開始,日本就制定了明確的對華侵略計劃。我們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還可以談及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對朝鮮的吞併,即1904至1905年間。這些事件都是同一鏈條上的環節,而其最終目標始終是中國。
但如果我們具體來看二戰前夕的局勢,當時日本不得不做出一個至關重要的抉擇:要麼是“北進戰略”,這意味着要在1941或1942年對蘇聯開戰;要麼是“南進戰略”,將矛頭指向美國,並尋求向東南亞擴張。而中國的頑強抵抗、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成為促使日本最終決定將目光投向太平洋,而非繼續在歐亞大陸尋求擴張的關鍵因素之一。
這實際上為幫助蘇聯對抗納粹德國作出了重大貢獻。因為在1930年代末,蘇聯得以調走部分原駐守在中蘇邊境的軍隊。1941年時,那裏已是蘇聯與偽滿洲國的邊界。而這些調往西線的部隊,後來參與了莫斯科保衞戰。這正是導致德國在1941年的進攻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請允許我就中國再補充一點看法。我們不應忘記,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的中國,面臨特殊的國內局勢。因為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分裂狀態,內戰硝煙瀰漫,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毫無信任可言,雙方都心知肚明,終將迎來一場生死決戰。
然而,中國能夠超越黨派分歧,凝聚力量共同抵禦外敵,這種能力非常令人矚目。某種程度來説,這也是中國政治領導層獨一無二的成就。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曾暫緩與國民黨的對抗,轉而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擊日寇。由此可見,中國當時的處境與蘇聯、美國或英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因為它是唯一一個以內戰狀態進入二戰的主要國家。

戰後格局嬗變:冷戰遺產與亞洲困局
**黃靖:**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認為我們應該給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充分的肯定。他們以國家利益為重,主動停止了內戰。儘管這場戰爭異常慘烈血腥,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讓我們繼續探討。二戰勝利後,日本同納粹德國一樣無條件投降。從我的角度來看,這確實對亞洲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產生了積極影響,那就是掀起了一場不可逆轉的民族解放與獨立運動。因此我們看到,一系列新興國家成功擺脱了殖民統治,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還有印度、緬甸、孟加拉國等等,出現了一批新興獨立國家。如今,它們都在扮演重要角色。在今天的亞太地區,只需看看上海合作組織峯會就能明白。
但我們也面臨着一些冷戰遺留的非常負面的影響,這是你們兩位專攻的領域,比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遺留影響。我想重點探討的是:為何美國最初本欲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行,卻最終改變了立場,導致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清算與懲處未能徹底完成,從而遺留至今的局面。
我認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當時美國的領導層誤判了遏制共產主義的形勢。特別是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是典型案例。我想聚焦的是:冷戰在亞太的遺留產物,對今天的形勢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我看來,亞太地區面臨的諸多問題,其實都源於那個時期的遺留。我想先聽聽文安立教授的看法,因為您是冷戰問題尤其是東亞領域問題的專家。
**文安立:**説來有趣,四十年前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中國從抗日戰爭到東亞冷戰的過渡時期。我專門研究了1944至1946年這段特殊歲月,因此我認同您的觀點,大多數戰爭的收場階段往往非常混亂。我的意思是,當時確實很難實現某種朝和平解決方案的平穩過渡。
比如,中國幾乎立刻就陷入了新一輪內戰。甚至在日本投降之前,國民政府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就開始惡化,隨後便爆發了慘烈的內戰,最終以國民黨被趕出大陸、逃往台灣告終。他們在那裏苟延殘喘,依靠美國庇護,同時中國共產黨接管了大陸。因此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很難對戰後的局勢發揮直接有效的影響。
我認為您關於大趨勢的觀點完全正確。這裏我指的大趨勢是,各種形式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各地興起,比如在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擺脱殖民統治。這些重大趨勢其實已經醖釀很長時間了,但戰爭正如其慣常表現的那樣,推動這些長期發展趨勢最終開花結果。
所以,到1950年代初,我們看到這樣一種局面: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獨立,這些後殖民國家真正站上了亞洲國際事務的舞台。我也完全同意你的觀點,作為地區最強大的力量,美國並沒有很好地處理那個過渡期,蘇聯也沒有做到這一點。但美國在這方面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本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2024年11月18日,菲律賓國防部長吉爾伯特·特奧多羅(Gilberto Teodoro)與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簽署軍事信息共享協議
總體而言,越南被認為是最失敗的案例,就連韓國的情況也同樣不盡如人意。美國與台灣地區的聯繫,後來毒化了同大陸的關係長達一代人之久,以及圍繞日本的戰後安排。
但我對日本的戰後處理不像你那麼苛責。到戰爭結束時,我認為很明顯,如果從現在回望那段歷史,日本雖然面臨的懲治程度不及德國,但其國民都普遍認識到是什麼導致了這兩個國家陷入他們在20世紀中葉親手造成的災難。
如果你縱觀日本社會與政治的整體變化,相較於20世紀初期的狀況,我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經歷過比這更深刻的社會變革。日本社會確實仍暗流湧動,存在着復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暗流,但這股暗流始終未能成為主流。整體而言,日本現在一直是個非常和平的社會,其整體的國際定位與早前時期已大不相同。
所以,我同意我們需要持續關注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實際上,最近我更關注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因素。因為我發現,當今國際局勢相較二戰或冷戰時期而言,與一戰爆發前的相似之處更多。這個我稍後會詳細討論。我剛完成一本新書,年底將在美國及其他地區出版。我在書中對20世紀初與21世紀初的國際局勢演變做了詳細對比,其中有些現象確實令人不安。某些歷史的相似之處足以警醒我們,必須正視當前面臨的挑戰,世界已經全面進入多極化時期。
關於冷戰,我先簡單説幾句,然後交給安德烈發言。冷戰演變成以美蘇對抗為核心,但輻射範圍極廣的全球體系,包括中國等眾多地區都被捲入其中。正如我此前寫到,後來的冷戰時代遠遠不符合二戰剛結束時人們的期待,遠沒有人們設想的那麼成功。從很多方面來説,冷戰的大部分時期堪稱一場悲劇。但我們仍需以政治發展的角度審視這一進程。
當時的處境確實異常艱難,即便從美國的視角來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要理解二戰後局勢變化的速度也非常困難。當然,考慮到斯大林在蘇聯的政策,這對蘇聯也很不容易。我認為從美國或西歐的視角出發,其實有可能為和平建立更穩定的基礎。我的意思是,這些國家如此擔憂在蘇聯發生的一切。當他們回顧1917年之後的形勢,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場可預見的悲劇。
我對冷戰起源的看法已經不再清晰。我曾寫過幾本相關著作,從全球視角來看待(冷戰),我們必須從中吸取教訓。我認為當前局勢與冷戰時期並不完全相同。我在中國經常強調這一點,在俄羅斯時也反覆提及。我不認為這是合適的比較,我們可以從冷戰時期學到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我們也能從冷戰中學到一些積極經驗,比如到了後期,美國和蘇聯是如何管控兩國之間的分歧。
但當今世界已經不是冷戰時期,不是兩極格局,也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對抗。這是好消息。而壞消息是,在我看來,當今世界更像19世紀末 20世紀初,在多個大國間存在更廣泛的衝突、更復雜的競爭。這些都需要管控,否則將釀成災難,但不能沿用冷戰時期的老辦法。

**黃靖:**我同意您的觀點,這必須得到管控,我們稍後會詳細討論。但這裏我想強調兩點。
首先,我同意您説的當今局勢:中美之間的競爭,甚至是俄羅斯及西方集團之間的競爭,比如烏克蘭戰爭,就不是冷戰。因為從根本上説,冷戰是基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意識形態對抗,這種對抗在當今世界已不復存在。我不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基於意識形態對抗,儘管在拜登政府時期,他們試圖將其塑造成這種競爭。
我想説的第二點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與西方——即與德國的戰後處置相比,中國對日本的戰後處置是相當寬宏大量的。數百萬日本戰俘或平民都得以平安順利地返回日本;無論是國民黨政府還是共產黨政府,都放棄了對日本應當向中國支付鉅額戰爭賠款的申索,那筆錢數目驚人。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一事,被稱為“華沙之跪”
中國始終努力向前看,但困擾中國領導層和普通民眾的問題主要涉及三個方面。首先,二戰結束後不到5年內,美國的對日態度就轉變了。眾所周知,他們釋放了所有戰犯,比如安倍的祖父,他是一個甲級戰犯,後來竟當上了首相。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説,對日本的戰後清算與懲罰是不徹底的。
其次,由於冷戰,日本甚至沒有充分反省它對中韓等國犯下的罪行。日本——就像你説的那樣——迴歸成一個所謂的“正常社會”。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歷屆日本政府始終拒絕像德國政府那樣,真誠地向受害者正式道歉。我認為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冷戰格局導致了德國的分裂。德國人能夠意識到,納粹身份曾是德國民族認同的核心,而現代德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這樣一來,德國人自己也成為納粹的受害者,因此他們能徹底反思那些由納粹德國犯下的罪行,而非全體德國人的罪行。
但在日本,這種區分很模糊。換句話説,日本民族從未真正將軍國主義從國家認同中剝離,我認為這就是癥結所在。我曾多次造訪日本,並與日本朋友交流。對他們而言,很難去譴責所謂的祖輩先人。他們辯稱這有違日本的文化傳統,但對其他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來説,這種解釋實在難以令人接受。
接下來我想了解安德烈對冷戰遺產的看法。因為冷戰事實上始於美蘇之間的競爭,但在亞洲,冷戰從來都不冷,而是上演了熱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二戰後規模最大、最殘酷的戰爭,對當今世界格局產生了巨大且負面的影響,直到今天朝鮮半島仍處於分裂狀態,越南仍在艱難彌合戰爭留下的創傷。安德烈,你對此有何看法?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確實實行了一邊倒政策即全面倒向蘇聯,正如文安立教授在其書中所言,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兩個主要共產黨國家決定聯手時,必然會對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儘管中蘇自1958年交惡後開始分道揚鑣,您如何從蘇聯或俄羅斯視角下看待這段冷戰遺產?
**安德烈:**首先,我想指出,二戰結束之際,在太平洋和亞洲戰場節節勝利之時,戰勝國曾就如何處置日本問題達成普遍共識。這一共識體現在所謂的《波茨坦公告》中。該公告由美國、英國和中國於1945年7月底簽署,隨後蘇聯也簽署了該公告。本質上説,當時的看法是:日本將受到與德國戰敗後在歐洲所遭受的相同待遇。

1945年7月26日 波茨坦會議
然而,現實是日本面臨的處置略有不同,可以説相比德國的處置更為寬大。日本從未被分割成不同的佔領區,東京也未被分區佔領,甚至到1947年為止,《明治憲法》仍在繼續施行。整個舊日本帝國的文官政府體系都得以保留,並未被新政府徹底取代。
可以説,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日本的政治過渡進程完全由美國單獨掌控,而非中國或蘇聯,甚至也不包括英國。日本實質上是由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領導的美國佔領軍主導,這正是日本始終未能像德國那樣經歷根本性轉型的原因之一。
當然,我們還要補充,日本是唯一一個遭受過核打擊的國家,這也強化了他們的受害者意識。日本認為:“我們是受害者,承受了苦難,理應獲得承認和某種程度上的理解。”我認為,在審視日本如何看待自身的二戰角色時,需要謹記這一點。
對蘇聯而言,這個問題尤為敏感。因為在日本,許多人仍然認為蘇聯違背了與日本簽訂的條約,不僅沒有調停衝突,反而加入日本的敵對陣營,聯手擊敗了日本。
但我也想説,我認為歐洲與亞洲的冷戰存在一個根本性差異,那就是冷戰在亞洲從未真正結束。我們無法確定某個具體日期作為冷戰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終結,亞洲也從未出現過類似1990年《新歐洲巴黎憲章》的協議。
某種程度上可以説,亞洲至今仍生活在某種準冷戰狀態,儘管我們不再需要擔心爆發重大沖突,比如越南戰爭或朝鮮戰爭那種衝突。我認為在亞洲,人們格外珍視和平與穩定。自越戰結束後在亞洲發生的種種危機,從未升級到大規模衝突的地步。
然而,亞洲始終缺乏像歐洲那樣終結冷戰狀態的制度框架。比如,亞洲沒有類似歐安組織那樣的區域性機制,也從未像歐洲那樣建立過任何軍備控制機制。
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為亞洲落後於歐洲,亞洲不得不追趕歐洲的步伐,特別是在彌補制度性缺陷與建立一個泛亞安全合作機制等方面。然而,今天這種假設正遭到質疑:雖然歐洲建立了各種安全制度框架,卻未能阻止新一輪重大沖突的爆發。
歐洲是否還能被視作亞洲應該效仿的榜樣?這個問題值得商榷。或許情況恰恰相反,也許現在歐洲應該向亞洲學習一些經驗。畢竟,亞洲成功避免了發生重大沖突,至少21世紀以來是如此,希望這種和平局面能持續下去。
我認為,關於如何對比兩大洲的陳舊敍事邏輯已經站不住腳了,我們必須從頭開始修正和評估這種敍事。
史今對照啓示:多極競爭與重蹈覆轍之虞
**黃靖:**我同意您的觀點。最開始,歐洲看起來會實現永久和平,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後。但現在,歐洲看起來似乎成為了一場更大規模戰爭,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原爆點。考慮到烏克蘭的戰局,這非常令人擔憂。
話雖如此,回到亞太地區,我們也存在一些冷戰遺留的緊張局勢或熱點問題。正如文安立提到,如台灣問題、南千島羣島問題、中日之間的釣魚島問題,當然還有南海問題。所以我想探討在當前形勢下,美國已經介入南海,日本也想插手,再加上中國、俄羅斯等等國家,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與矛盾?請大家花幾分鐘關注這些議題,因為這些才是真正的問題,有可能引發的不僅是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對抗,最終可能引發中美之間的對抗。
讓我們先請文安立教授發言,因為我知道您對這些領域做過大量研究。

**文安立:**您也是,所以我非常有興趣能瞭解您二位的意見。是的,我認為(安德烈的)最後一條評論特別有意思,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
如果回顧當時的局勢,經歷了多場慘烈的戰爭後,如中國的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東亞地區的整體局勢,卻走向了和平與穩定。
而冷戰結束時的歐洲,那個安德烈和我都記憶猶新的年代,我還記得在莫斯科見到他時,正值冷戰走向終結之際。但後來,局勢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確實,至少到最近為止,許多人還在談論東亞的長期和平局面。除了70年代末中越之間爆發短暫衝突外,東亞地區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過戰爭。
我想未來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對此現象感到好奇,考慮到黃靖老師您提到的歷史原因,在東亞地區積累了許多怨恨情緒,不僅存在於中日之間,也涉及多個國家,比如圍繞相互重疊的領土主張,關於某些國家有必要懺悔和道歉的非常真摯的聲明等,這類因素通常會導致衝突的激化。
但在東亞地區,直到最近之前,情況卻並非如此。考慮到我們正在迎來的新時代將面臨巨大挑戰,在維護和平穩定這方面更要加大努力。正如之前所説,今天東亞的局勢很容易讓我聯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世界中心的歐洲,而我們都清楚結局是什麼。
歐洲在1914年爆發了毀滅性戰爭,這正是我們要避免的。從亞太地區整體來説,我認為需要做到三點:首先,我們需要讓該地區的主要大國,特別是美國和中國能夠開展更多協商,包括進行有實質意義的軍控談判,至少就此展開對話。
中美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但我認為,重要的是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中國在過去一兩代人的時間裏崛起,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我對此一直密切關注。作為東亞地區的主要大國,中國的權利應該得到認可。這既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中國和區域內其他國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涉及中國與鄰國的關係,黃教授和我多年來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大量討論。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説,中國需要的是在區域內結交更多朋友,需要穩定與鄰國的關係,不僅僅是與俄羅斯,中俄已成功建立了穩定的關係,但我們不清楚這段關係能以當前的形式持續多久。
至於中國與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包括兩岸關係都需要穩定。越是在這些議題上持續施壓,視之為新的全球變局下的潛在衝突點,就越是有可能爆發真正的衝突,而這樣的衝突可能是災難性的。
第三點,主要針對美國試圖顛覆全球經濟秩序的想法。在我看來,本屆美國政府正致力於實現這個目標。在目前所處的全球政治與戰略緊張的背景下,這樣做幾乎肯定是個錯誤。這個錯誤將會反噬,給美國自身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但這同時也會助長緊張局勢的升級。
目前的世界局勢與1914年之前存在着直接的相似性。當時我們剛剛迎來自19世紀末以來第一個成功的全球化時代,朝20世紀初的貿易戰與關税戰時代的轉變。這些因素雖未直接引發戰爭,卻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當危機最終來臨時,便引爆了全球衝突。
我們必須同時謹記所有的歷史,這很困難,但不得不這麼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夠明智,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黃靖:**我同意您的觀點,中國一直強調,也始終銘記——基本上除日本外,中國周邊的每一個鄰國都有過被列強殖民或侵略的歷史。關於強國欺凌弱國的歷史記憶已刻入他們的民族基因,比如在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國都是如此。
因此 隨着中國日益強大,國力不斷增長,這些國家當然會渴望,至少在安全領域,對中國實力進行平衡。中國必須審慎行事,深刻理解周邊國家的憂慮心態。這是我要説的第一點。
第二點,縱觀中國歷史,我認為從理性角度來説,中國不反對任何國家與其他國家發展良好的雙邊友好關係。中國的立場是,如果這段雙邊關係(比如美日同盟)是針對中國的,抗衡中國成為雙邊關係的主要目標,無論稱之為同盟還是夥伴關係,只要是針對中國的,那麼中國就不會輕易接受,因為這傷害了中國的利益。
當年周恩來總理主持外交的時期,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相當好,那時的日本也對華比較友好。我認為,直到2008年之後,特別是小泉內閣下台、安倍第一次上台執政以後,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美日同盟被用來對抗中國。正因如此,中日關係開始惡化。

1972年9月29日,中日發佈聯合聲明,宣告中日邦交正常化
關於南海問題,我認為中國正在努力推動落實一份多邊協議,即南海行為準則,讓涉及領土爭議的相關國家能夠和平解決爭端。我們要記住,中國是南海相關爭議中的最大國家,但中國是唯一一個承認爭議存在的國家,其他的相關國家都否認爭議存在。
中國是南海周邊各國中面積最大的國家,鄧小平曾説,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而美國所謂的“航行自由行動”在我看來讓局勢變得更加複雜。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必須坐下來商討,如何確保這種和平與穩定局面得以維持,該地區的和平穩定對中美兩國都至關重要。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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