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抗戰勝利80週年，中國引領跨越“叢林法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我們都知道，二戰勝利在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積貧積弱百年之後，我們歷史性地以大國身份迴歸國際政治舞台。

我們也都知道，中國的勝利並不徹底，在其中付出了大量國家利益，並且一衣帶水的日本，始終在以各種醜陋姿勢提醒着世人，我們贏得的是一場沒有觸及加害者靈魂的勝利。讓侵略者真正意識到作惡必須慘重代價的“抗戰”，依然還在繼續。

在這場還沒有結束的“抗戰”中，我們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本次九三慶典劃時代的裝備呈現背後，是世界格局正在激烈重組，中國正日益接近中華民族復興實現的日子，而新時代對中國提出的要求，正如不久前天津閉幕的上合組織峯會所再次強調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暗合了世界在二戰勝利時的未竟之業，值得我們去總結和規劃，爭取更大的勝利。

“大國”地位的意義與內涵

二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空前加強的標誌，就是成為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而如今在安理會手握否決權的“五常”，實則脱胎自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警察”構想。他設想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區域，每個區域的核心國家負責本區秩序，“承擔維護國際安全的特別責任”。大國之間協商一致，共同預防新的戰爭。

而在這樣的劃分下，中國就是東亞和西太平洋的“警察”。當時美英蘇中有大量政要對於將中國納入大國頗不以為然，還讓坐輪椅的羅斯福為此頗有一番輾轉，他還特別強調避免僅按種族劃分“警察”，要關注文明的多樣性云云。

1942年1月的《聯合國家宣言》宣示了戰勝法西斯的決心，這也是中國首次以“四大國”之一的身份，參與簽署的外交文件。

1942年，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國家宣言》

但正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到底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既不是僅僅憑犧牲的人數，也不可能依託於別人的施捨。正如聶榮臻元帥後來在推動“兩彈一星”時總結的“靠別人是靠不住的，也靠不起”。二戰勝利後，一個真正的大國需要具備以下幾條要求：

一是有能力徹底降服法西斯，落實真正的無條件投降，並隨之對其進行充分的清算與改造，達到像《波茨坦公告》所説的“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

二是從本區域的抗戰主力，轉變為地緣秩序重建的主力。這其中必然包括了對自己所在區域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重塑的主持工作，併成為戰後國際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在掌握地緣秩序的主持權利後，由形而下的治理髮展出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尤其是美蘇都在標榜要主動跳出“國強必霸”與叢林法則，這個大國最好能遵循這樣的邏輯，形成自我的價值感召，在區域資源整合與協同合作的基礎上，探索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關係民主化，通過和平與發展，消除戰爭源頭。

這三者層層遞進，構成一個當代大國的內涵：只有能壓服本區域的戰爭策源地，才能談捍衞二戰成果，才有資格牽起區域的整合，進而通過本區域實踐的經驗，提出國際治理的方法論，並形成形而上的價值感召。

然而，1945年的中國，事實上沒有完成其中任何一條。甚至説得不客氣點，如果沒有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所謂的“大國”地位，也根本不可能留存太久。

日本投降: 美國把霸權留給了自己，把後患留給了世界

我們都知道抗日戰爭的勝利並不徹底，但依然值得總結一下，不徹底到了何種程度，避免被某些宵小鑽了空子，這也是理解未來如何在家門口構建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基礎。

一説起日本投降問題，最好的參照系就是德國，兩者都被説成是“無條件投降”，但含金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德國投降建立在蘇聯紅軍已經直搗納粹中樞，打得希特勒自殺身亡，並且以強有力的控場，讓納粹哪怕想鑽空子，結果都不得不投降兩次。在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後，盟軍迅速取締了鄧尼茨在弗倫斯堡組建的政府，旋即美蘇英法四國發布了《柏林宣言》。根據其規定，從法律意義上德國雖然還有土地、人民這樣的國家要素，但其主權已經被四大盟國接管，由其直接對德國發號施令。

在德國組織解除武裝、抓捕審判戰犯，以及一系列戰後秩序安排，是在徹底摧毀法西斯後，由盟軍代行主權的“消毒”，這與分區佔領德國其實是互為表裏。

與之相對比，對日本投降的執行顯得放縱許多，這甚至在《波茨坦公告》發佈的時候已經初露端倪。在其細節條款中，事實上出現了神經分裂，一面和《柏林宣言》一樣，強調“日本領土須經盟國之軍隊予以佔領”，直到新秩序建立、日本製造戰爭的能力被消滅、日本依照“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保障和平及負責之政府”之時。

可另一方面，同樣是《波茨坦公告》，其第十條出現了“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第十三條又説“吾人勸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這實際上點明瞭日本政府是執行日本投降和維護日本戰後秩序的主體，甚至暗示了戰後盟軍將採取軍事佔領與間接統治相結合的方針。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杜魯門政府在當時已經計劃要保留天皇制，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讓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統帥簽署投降條款、組織投降工作。這一點就連美國內部也爭議不斷，而恰恰是中國的蔣介石，在8月11日向杜魯門拍電報，對此表示“尤其同意”。

此時距離何應欽在南京收投降書時彎腰，還有正正好好30天。

德國法西斯投降時，被朱可夫元帥拿手一指“給我坐過來籤！”日本法西斯投降時，不僅何應欽彎腰，甚至不是岡村寧次親手送降書。東亞後面能搞得這麼彆扭，這算是源頭之一。

不只是向中國投降的儀式出了問題，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日本總投降儀式，其實也跟着走樣，在羅斯福生前制定的“日本無條件投降”文件及其五個附件，其中明確規定了日本無條件投降書要由日本天皇和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官簽署。

在實施環節，縮水成了外長和陸軍參謀總長簽署。其中正文最後一句“天皇及日本國政府統治國家之權限，置於為實施投降條款採用認為適當措置之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又再次暗示了天皇和日本政府將得以保留。而這句表述其實在8月11日已由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告知日本當局，給日本鬼子的投降拷問，被美國操弄成了一場“開卷考試”。

籤投降書的鬼子也對此心知肚明，簽完投降書的第二天，也就是全世界都在慶祝九三勝利日時，甲級戰犯重光葵已經出現在美國兵營，再次替裕仁去確認保留天皇制的問題。

因此，雖然投降書原文還有“無條件投降”的字眼，但嚴謹的史學家早已據此指出日本其實並未無條件投降。

第三個叉叉始終沒畫下來，裕仁沒有go，它苟了下去

歷史不能忘記，美國在日本投降中所扮演的極不光彩的角色。杜魯門政府為了避免本國的重大傷亡，以及戰後操控日本、抑制蘇聯、推動自身霸權擴張的需要，偷換了“無條件投降”的概念。在裕仁和日本政府僅以“終戰”口吻接受《波茨坦公告》，並提出保留天皇制的要求，美國不顧盟國的普遍顧慮，率先宣佈接受接受日本投降。也正是這樣的美國，才會在戰後獨佔日本後，放跑大量戰犯，扶植門閥復辟，乃至岸信介這樣的甲級戰犯，最終都實現了首相寶座的代際傳承。

有些人把霸權留給了自己，把後患留給了世界。

那麼，當時的中國又是怎樣的光景？

新中國是從“一窮二白”中開啓了地緣重建

説起二戰時的中國，有件事必須要提，那就是當時中國不僅在進行着本土抗戰，還領導着一箇中國戰區，轄區包括了緬甸、越南、泰國。中國戰區統帥指揮權獨立，不受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管制。

這種劃分其實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劃定了中國在二戰中的影響範圍。這也符合“四警察”構想中，要負責東亞和西太平洋秩序的大國所應有的權利。

但最後的結局是，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最終未能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真正發揮出一個地緣核心應有的作用。哪怕緬北征戰的勝利，意義也被豫湘桂大潰敗所衝散。在美國人眼中，國民政府只是在盟軍的勝利中“勉強倖存”，遠東正面戰場最多算一個沒敬法國軍禮的“消極成就”，中國在戰後的地緣影響更是無從談起。

豫湘桂大潰敗，兩位中國國民黨軍隊將領

這並非可以用國力孱弱就能開脱的，更要命的是國民政府的作為。就以某些果粉津津樂道的開羅會議來説，細究歷史檔案就能發現槽點無數：片面突出緬北戰場意義，客觀上攪亂了會議議程，再結合不久後德黑蘭會議蘇聯的表現，讓盟軍在慘烈的對比中知道了偌大一個遠東，誰才是真正懂戰略的一方。過於強調外援不僅讓議程平添波折，讓盟軍質疑國府抗戰的誠意，馬歇爾為此還留下一句經典名言：“中國如想表現得像個大國，首先先得證明能靠自己的力量打擊日本。”當蔣介石在日記裏沾沾自喜於自己和羅斯福所謂的“私聊”有多麼讓對方“動容”時，孰不知對方已經冷冷地給他下了這樣的評語：“看來，除了打敗共產黨，他對其他事情毫無興趣”。

不等豫湘桂大潰敗，當年力保中國加入“四警察”的羅斯福都開始懷疑起國民政府抗戰的決心與誠意，進而開始邊緣化中國。而蔣介石居然還在給羅斯福拍電報，要求追加援助的金額，並公然以退出戰爭相威脅。絲毫不顧正是自己拍電報的對象，力排眾議讓中國作為主要大國率先簽署了劃時代的《聯合國家宣言》，而《宣言》的結尾，締約國要莊嚴保證“不與敵人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

1942年4月，羅斯福興致勃勃地向時任中國外長的宋子文展示自己親手設計的中國抗戰紀念郵票，短短不到三年，羅斯福就在標有“外蒙維持現狀”的《雅爾塔密約》上簽字。

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就沒法指望中國能在區域戰後秩序的重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蔣介石政權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放棄在琉球、朝鮮、北越的權利，也是在放棄義務，更讓同盟各國看透了其虛弱本質。最終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二戰後，日本沒被分區佔領，中國倒被分了一部分，還差點分得更多。

尤為令人噴飯的是，待到外蒙走完脱離幅員最後法律手續，蔣介石居然又開始大談特談西藏、新疆的自決乃至獨立問題，以身論證着毛主席強調的“解放戰爭拖不得”。

“自重者然後人重，人輕者便是自輕”。作為中國人，我們不要忘記這段近代史，哪怕在“順風局”下，國民黨反動派都有本事人為製造自己的逆境，拉着全中國陪它們受辱。

更令人唏噓的就是，此時敵後的抗戰根據地明明已經生機勃勃，連岡村寧次都在驚呼仗打到這份上才知道誰是真正的敵人，所以我真不知道面對這樣的鐵證如山，怎麼還會有人去質疑誰才是抗日戰爭真正的中流砥柱。奈何當年的我軍缺乏重火力裝備，以及這些裝備背後所能對應的中央政府權力和盟軍協同支持。

雖然像約翰·帕頓·戴維斯這樣的“迪克西使團”有識之士早已經向美國政府指出，蔣介石哪怕打贏了抗戰也終將失敗，它本質上代表了一個封建中國，陝北窯洞前的那個才是生機勃勃的現代人民政府，老蔣根本不是對手。

回想十年前有部電影《開羅宣言》，將唐國強老師飾演的主席海報與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並列，引發果粉一片陰陽怪氣。實際上，稍微懂點歷史的都會把欄杆拍遍：如果是毛周，而不是蔣宋參加開羅會議，中國的現代史會平坦很多。

而且更令人扼腕的是，那時候離中國人民志願軍反推回三八線，僅僅只有七年。未來證明中國能行的那些戰士們，有不少當時正在中國的華北、東南甚至是東北與日本鬼子自力更生地浴血奮戰。

也正因此，那個當年在峨眉山等摘桃、如今在寶島上陰陽什麼“正視歷史”的人，是最沒有資格去提什麼抗戰“貢獻”的。如今中央政府和中國大陸在官方場合對正面抗戰的評價，已經是相當客氣的了。

我們常説，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拼搏出來的，這“一窮二白”不只是經濟條件，也包括了地緣格局，真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本次天安門城樓的檢閲，除了極少數特殊情況，東亞和中亞幾乎實現了元首級“大團圓”，這是足以告慰先輩、鼓舞今人的。

也只有上升到地緣秩序構建的高度，我們才能看清楚，“新中國”對我們、對世界都意味着什麼。

中國後來面臨的周邊圍堵，很大程度上脱胎於抗戰勝利的不徹底，這是戰勝國裏的獨一份，且影響綿延至今。

為了徹底的勝利，我們回顧往昔

説到新秩序的構建，其背後其實暗藏了二戰勝利留給全人類的遺憾：一個嶄新的國際秩序並沒有完全建立，大量叢林法則沒有被洗滌乾淨。樹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依然只能説一句任重道遠。

而中國成為了這種遺憾中，犧牲最大的國家，沒有之一。

其中最具標誌性的鏡頭，就是在雅爾塔會議上，為了換取蘇聯對日宣戰，美國以犧牲中國利益與之締結了密約。在那一刻，美國扔掉了自己擺在嘴上的理想主義，蘇聯甩開了自己一直標榜的國際主義，拉上丘吉爾自嘲的“英國小毛驢”，沙沙幾聲行草筆聲，就分割了“四警察”之一的核心利益。

雅爾塔會議上籤署的《關於蘇聯加入對日戰爭的協議》。圖片來源：俄羅斯聯邦外交部。

隨即開始的全球冷戰，讓世界又一次被裹挾進了國強必霸的老路，超級大國在二戰中許多動人宣示動作變形，資產階級終究露出的是帝國主義底色。核武器的出現更讓這場鬥爭呈現出了攝人心魄的辯證法，一方面讓大國熱戰變得投鼠忌器，但一邊又讓大國爭端綁架着全人類一次次在懸崖口蹦迪。

美國對遠東事務的過多幹涉，首先就違背了“四警察”協商的機制。但已經蜕變為帝國主義盟主的美國，已然將自己曾經的發願拋到九霄雲外，再次給遠東挖下了巨坑。從糾集“聯合國軍”武裝干涉朝鮮內戰與中國統一，再到繞開中國對日締結所謂的“舊金山和約”； 從公然背信棄義炒作“台灣地位未定”，再到以多米諾骨牌理論赤裸裸升級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內鬥；從扶植日本門閥復辟，再到以一紙紙“協防條約”，構建所謂“反共包圍圈”……美國在遠東的所作所為，可以説是從《開羅宣言》一路背叛到它們自己的《獨立宣言》，最後匯聚成了那句至今都在不斷迴響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一切走狗！”

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和約》簽字儀式的傍晚，日本時任首相吉田茂（中）與美國又簽署了《日美安保條約》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亞非拉抗帝反殖運動風起雲湧，全球殖民體系被加速瓦解，我們的天安門城樓也作為新中國走出東亞的見證，一次次發出了鼓舞全世界進步人士的強音。頗為令人諷刺的是，本來在二戰中作為“新世界”代表，多次立誓要打破殖民體系的美蘇兩國，卻已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總代言，並在這一浪浪中被反覆衝擊，一個已經煙消雲散，一個曾經略有掉頭，但如今正準備在第二次掉進泥坑。

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簡稱“五·二零聲明”。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最終成為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也帶來了“娜拉走後怎麼辦”的終極困惑。在西方列強保有經濟與科技先發優勢，依然控制全球市場，並進而掀起的1.0版本全球化中，堅定捍衞主權、堅持民族獨立的國家反倒會被邊緣化，還落得被走狗們來上一句“不跟美國搞好關係，經濟就搞不好”的風涼話。

還有一些國家迫於壓力，不得不讓渡主權、賤賣資源、把“開放”異化為予取予求，換取自己還能在這樣的“全球化”鏈條下，當好一顆勉為温飽的螺絲釘，還要自我安慰這就是“第三條道路”，其中甚至包括了原為列強的歐盟多國。

更為可悲的是那些相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在週期性經濟波動中，它們還要一次次成為“全球化代價”中的代價，極端者甚至在貧窮與矇昧的螺旋式下行通道里愈陷愈深，內鬥與侵略往往並行，暗無天日的歲月已是無邊無際。

這也是為什麼，明明二戰勝利以後，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卻會在我們生活的今天迎來如此瘋狂的回潮。

諷刺的是，當年全球化的鼓吹者，在自己親手打造的這套剝削體系陷入瓶頸之時，想到的卻也是甩開責任，只顧自己優先，不惜拋掉最後能體現自己那點進步性的全球治理公共產品。這曾是它們的先輩在二戰槍林彈雨中，多少也帶着點理想，並匯聚起更多理想，而最終留給不肖子孫的遺產。

這也是全球視角下，中國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紀念二戰勝利的現實背景。無論算“四警”還是“五常”，中國都是參加二戰的核心大國中，唯一一個不利用叢林法則崛起的國家。並且由於二戰勝利並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的性質，甚至還讓中國倒貼了大量國家利益，中國的崛起之路比其他幾個加總起來都要艱險得多。

從萬國造到引領世界

縱觀一部當代史，我們能看到中國這一路走來，就是把奇蹟匯聚成了現實神話：在豫湘桂大潰敗後僅僅6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用三個月時間，就從跨過鴨綠江打到了飲馬漢江。在和全球“前所未有的帝國”交手的三年時間（1950-1953年抗美援朝期間），我們工農業產值居然刷出了上下五千年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我們只用了短短十年的時間，就讓原子彈、氫彈這樣的“大國佩劍”別在腰間，從此地緣博弈的秤砣永遠都有了定盤的星。我們在黃金白銀和外匯都被偷運到寶島的乾乾淨淨裏，愣是用一代人的自力更生，從無到有建立起了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並再用一代人的改革開放，讓它由弱到強，繼承過二戰時期戴在羅斯福腦門上的“世界工廠”。而在這背後，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實現工業化、擁抱信息化的十億級人口經濟體。

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天安門城樓就一次次見證着這個國家如何從站立到奔跑，最為直觀的就是那一次次通過城樓被檢閲的裝備，從萬國造到全國產、從湊火力到全都要、從追趕潮流到引領世界，2025年天安門前這場祖國和人民的檢閲，註定將因劃時代載入史冊。這不僅是因為大航海以來，東方軍事及其技術第一次成體系地迴歸領先，也是因為這份領先具有着強大的內生動力——裝備精良的背後，是軍費開支僅佔GDP的1.3%，是軍民融合事業蓬勃到了農民伯伯都能拿着相控陣雷達去防野豬，是大家驚覺美帝國大閲兵上用的無人機還不如我們撒農藥和拍視頻的，氣得特朗普不得不下令今年還要再辦一場閲兵式。

相控陣雷達“白菜價”到農民伯伯能拿去防野豬，做到監測、預防但不殺戮。這其中不僅體現了中國逆天的工業化生產水平，而且也體現出中國在生態保護與武力使用上的哲學。

而這背後更為重要的是內外兩條。對內是中國用80年時間，在歷史的天空寫下了十六個大字：獨立自主、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中國用自己的發展證明了，這條路，真的行。發展中國家真的可以在不出賣國家主權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追趕世界潮流，直到成為引領，這個論證在抗戰勝利80週年的今天，已經接近完成時。

抗戰勝利80週年閲兵式上的東風5C液體洲際戰略核導彈

而由此也引出了一條正在進行時，那就是中國的發展不能脱離世界，還要繼續走向世界、擁抱世界。這種走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世界工廠”，貿易和投資的意義上，而是成為發展模式、公共產品、意識形態的推廣，在推廣中不僅是引領，而且是協同，拒絕掉剝削，謀求的是共贏。在全世界還在打打殺殺、戰火頻仍的年代，盛唐時的中國就講出過“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下西洋的中國就宣示過“不得欺寡，不得凌弱”。而帶有這樣的文明底色的中國，在迴歸中央之國的位置後，更要螺旋式上升構建出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也是中國不同於其他曾經的大國們最為難能可貴的一點，那就是當天安門城樓已經檢閲了足以劃時代裝備時，我們依然對周邊爭端保持克制、謀求協商，連筆者有時都不得不感慨定力真強。我們的對外投資，有大量用於經濟回報緩慢的配套基礎設施和福利場所。

我們正在努力探索一條兼顧義利的新時代文明之路，始終要求自己保持高水平道德，以身作則地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也需要為此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我們從慘勝後的一窮二白出發，當年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如今某些國家的封堵挑釁匯聚到了一起，構成了新時代的外部壓力。但是新中國就這麼一路披荊斬棘，將沒有硝煙的新抗戰一直控制着沒有硝煙。依託超大經濟體釋放出的驚人規模效應，我們的發展也已經成為顛覆霸權的反擊。而反擊的工具箱中還遠遠不止於此，我們正在向着星辰大海開拔，向着新時代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發力，為自己也為所有受壓迫的人們，去爭取屬於我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回顧這場不徹底的勝利，正是為了團結起來，爭取徹底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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