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撈被湮沒的嚴州：海外遊子楊斌40年後的回首

【文/觀察者網 陶立烽】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兩千年前嚴子陵（兩漢之際）的高潔，讓在他之後一千年後貶居睦州（後因方臘起義鎮壓改稱嚴州，今屬建德）的范仲淹，揮筆寫下了《嚴先生祠堂記》。

又過了一千年，一位文人在這段穿越時空的風骨佳話上又續上了一筆。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風光。圖為嚴州古城 IC photo

近日，浙江建德籍的歷史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楊斌歷時十餘年創作的《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出版。這部融合學術研究、個人記憶與田野調查的作品，聚焦浙西嚴州府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傳承。

從13歲離開浙西南的小山村，19歲離開建德，而後35年輾轉海外，楊斌以“遊子回望”的視角，串聯起水庫建設導致的物理湮沒、行政區劃調整帶來的記憶斷裂，重述嚴子陵、范仲淹等歷史人物的精神遺產。書中既書寫了王侯將相的風骨，也打撈其底層女性的足跡，在微觀敍事中展現地域文化的獨特價值。

日前，觀察者網與楊斌進行了一次文化回望，就本書的寫作經歷及書中內容作了對話。在本次對話中，楊斌詳解創作初心，剖析嚴州府作為“江南以南、徽杭之間”的地緣意義，呼籲每個人都成為家庭（族）、家鄉歷史的記錄者。

楊斌的講述不僅是一段地方史的發掘，更是對歷史公平性和人文關懷的深刻呼喚。

觀察者網：楊老師您好，您的新書《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近日引發關注，書中既有對嚴州府歷史的系統梳理，也融入了您個人的故鄉記憶。能否先談談，是什麼契機讓您決定花十餘年時間研究家鄉嚴州府？

楊斌：這本書的創作源於我個人的經歷和對家鄉的深厚情感。我今年53歲，人到中年，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回憶童年、長輩和家鄉。我13歲離開浙西南小山村，19歲赴北京求學，此後35年輾轉美國、新加坡、澳門、香港等地。這期間，浙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城鎮化變遷，老家的小山村變成了小城鎮，農民沒了地、住上了樓房，但我的記憶還停留在80年代初。這種強烈的對比讓我觸動很深——作為歷史學者，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研究家鄉的歷史，延續家族的記憶，寫一本生動活潑的不一樣的地方史。從2011年零星動筆，到2017年系統查閲建德地方文獻，再到2023年交稿，前前後後近20年，這算是遊子對故鄉的一次漫長回望，我想通過歷史書寫留住那些逐漸被遺忘的山村、人物、景色和故事。

觀察者網：書的副標題是“被湮沒的嚴州府”，您提到“湮沒”不僅是物理層面的，也包括歷史記憶的遺忘。隨着社會的發展變遷，這種現象在全國甚至整個人類社會都有類似情況，您如何看待這種“湮沒”對年輕一代歷史認同的影響？

楊斌：物理上的湮沒很直觀。1959年新安江水電站建成，千島湖湮沒了嚴州府六縣中的遂安、淳安大部，30萬居民遷移；1969年富春江水庫又湮沒建德北部，5萬多人外遷。這兩次移民佔當時嚴州府人口的近一半，最繁華的縣城、文化核心區都沉在了水底。更隱蔽的是文化湮沒：遂安縣被撤銷、壽昌縣併入建德，分水縣併入桐廬，很多年輕人早已不知道這些舊地名；90年代“撤區並鄉”進一步讓許許多多的小山村消失，行政調整切斷了歷史傳承。就像北京崇文門、杭州部分老城區的消失，很多記憶就這樣被硬生生抹去。

雖然現代安置條件有所改善，但家園被淹、歷史被割斷的現象依然深刻。年輕一代對家鄉歷史的瞭解越來越少，蟄居城市的農二代於情於理對父母的家鄉也缺乏情感聯結與文化認同，這種遺忘令人痛心。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為什麼在這裏，我要去哪裏，這些尋根性的問題，始終是每個人心底的需要和呼喚，雖然有時我們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些問題，提出這些問題。

觀察者網：書中重點寫了嚴子陵、范仲淹等歷史人物，他們對嚴州府的文化底藴有何影響？

楊斌：嚴子陵和范仲淹是嚴州的文化符號。嚴子陵是東漢隱士，拒絕光武帝徵召，在富春江邊隱居，後漢書有明確記載。他成了“高潔”也就是拒絕名利拒絕富貴的文化符號，甚至影響了徽商——他們慚愧作為“逐利之徒”無法面對先生的高潔，白天不敢過嚴子陵釣台，只能夜裏穿行。這個心理，南宋李清照逃難時經過嚴子陵釣台就有過描述，她在詩中寫道：“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台”。范仲淹更特殊，在嚴州只任職半年，卻修西湖、建祠堂，寫《嚴先生祠堂記》，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高度昇華嚴子陵精神。他稱讚嚴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有功於名教，也就是不計名利做事做人，這和他後來在《岳陽樓記》中所説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同一個意思。嚴子陵和范仲淹他們兩位不僅是嚴州的文化符號，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品德，至今仍有意義。

觀察者網：除了大人物，您還寫了一位民間的寡婦的故事，為何要聚焦這樣的小人物？

楊斌：汪吳氏是乾隆嘉興年間的一位寡婦。她的故事是我在查閲清末和民國兩部建德縣誌時發現的，短短二三百字，卻提到她來自“坌柏村”——那是我外公的家鄉，汪姓是當地大姓。順着這條線索，我挖掘出她和侄媳婦汪胡氏抵制父權、堅忍智慧的一生。歷史往往只記精英，二十四史裏多是帝王將相，相比嚴州兩位楊太后這樣影響南宋政治的精英人物，底層百姓的故事絕少看到，因為史料稀缺。但正是這些小人物，讓歷史更加鮮活和有人文關懷。如果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不在書中留下痕跡，可能就永遠消失了。作為歷史學者，我相信歷史應該是公正的、民主的，每個人無論地位多麼卑微都應該有他/她的一筆。

觀察者網：您認為嚴州府在地域文化中最獨特的價值是什麼？

楊斌：嚴州府位於“江南以南”，是長三角邊緣的丘陵地帶，七山二水一分田，與魚米之鄉的杭嘉湖形成鮮明對比。它的獨特價值在於地理位置：地處徽（州）杭（州）之間，貫穿嚴州府六縣的新安江是連接兩地的黃金水道。徽商通過嚴州進入江南，木材、木炭等資源也從嚴州山區運往杭州，支撐了南宋以來杭州的繁華。嚴州不僅是徽杭之間的交通樞紐，也是東南地區的物資與文化中轉站。這種“江南以南，徽杭之間”的定位，使嚴州在區域文化中獨具特色。這也就是本書的一個終極目的：寫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史，嘗試地方史書寫的新範式。

觀察者網：創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您如何克服？

楊斌：史料太稀缺了，從而使得本書的結構設計絞盡腦汁。太平天國時期，嚴州成為戰場，大量文獻被毀；水庫移民時，據當地人回憶，連黃花梨傢俱都帶不走，地方文書保存極少。近年來徽州文書是研究熱點，但嚴州的文書寥寥無幾，我只能靠地方誌、口述與田野。我在建德北部乾潭鎮長大，對當地的風土人情有深刻記憶，家族長輩的口述提供了寶貴線索——也是我最初寫家鄉史的淵源與靈感。過去十幾年，我多次回鄉走訪，考察了子胥嶺、西山橋、梅城、吳家祠堂等古蹟，同時與老人交流等等。這些田野資料與地方誌結合，使本書不僅是歷史研究，還融入了人類學和微觀史的視角，內容更豐富、生動。本書的另外一個精彩之處就是，我利用自己的專長，找到了宋元以來海外文獻（包括非漢文文獻）中關於嚴州的記錄，這是地方史研究中很少注意到的角度，使得嚴州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應的書寫，這是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點貢獻。

觀察者網：您希望讀者從書中獲得什麼？

楊斌：我想讓大家知道，歷史不在博物館裏，不在官修史書中，而在每個人的個人、家庭、家鄉和記憶中。嚴州的故事不是個例，每個地方、每個人都值得被記錄——無論是王侯將相還是山村寡婦，他們的故事都是人文之根。歷史不應被官方或學者壟斷，普通人也需要也可以書寫或者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希望讀者能感受到歷史的公平性、民主性和自主性。我在書中記錄了嚴州的微觀歷史，從村莊到小人物，甚至不厭其煩地意義記錄了汪吳氏捐出的41塊田的名稱（總共不過40畝），就是要強調“野百合也有春天”小人物也有歷史，希望激發讀者對家鄉的興趣，喚起“思古之幽情”。尤其對從農村走向城市的“農二代”，我想讓他們重新認識父母的故鄉，找到文化根源。地方史無論多麼微小，都是獨一無二的，都值得記憶記錄。

我在書的最後説，希望和我一樣從農村走向城市的人，都能回望家鄉，哪怕只是記錄一點微小的記憶，也是對歷史的延續。

觀察者網：最後，對想了解嚴州府的讀者，您有什麼建議？

楊斌：我建議讀者實地探訪嚴州的古蹟。梅城古鎮雖然新修了不少，但歷史格局還在；新安江兩岸的明代古塔是一級文保，能看到孟浩然“宿建德江”的三江口；乾潭的南宋西山橋是建德最早的國保單位，它和和建德南部的青雲橋、南浦橋以及其他一些明清時代的石橋一樣，都藏着古道記憶。

如果想讀文獻，宋代的《嚴陵集》收錄了從漢代到宋代有關嚴州的詩文，對照南朝文人吳均的《與朱元思書》，你會發現“奇山異水，天下獨絕”的意境至今未變。希望大家通過我的書，走進嚴州，感受它古今之變，感受它的可愛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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