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凱桓：敢在特朗普頭上動土，索羅斯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薛凱桓】

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自創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發文，公開呼籲起訴知名的民主黨“金主”喬治·索羅斯及其兒子亞歷山大·索羅斯，指控他們涉嫌違反《反敲詐勒索及腐敗組織法》，並指責他們資助全美多地的“暴力抗議”等活動。

這一舉動既在情理之內，又在意料之中。特朗普與索羅斯之間積怨已久，雙方的意識形態取向更是南轅北轍，因此特朗普選擇對索羅斯發難在情理之內。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特朗普在重返白宮半年多之後才對索羅斯發難，時間跨度非常大，這與他以往“有仇必報”的作風似乎有些出入。

有一個經典的笑話是：“美國為何從未發生‘顏色革命’？因為美國沒有美國大使館。”這句話其實並不完全正確，儘管美國不可能存在名義上的“美國大使館”，但索羅斯所支持的大量非政府組織（NGO）卻實際上扮演了類似角色，它們在美國國內推動政治議程，甚至在某些時刻與美國政府形成對抗，在選舉期間頻繁介入所謂“選舉監督”，還被指煽動社會對立、製造輿論壓力，甚至試圖直接影響司法進程。2021年初發生的“國會山事件”就被不少美國保守派評論者視為民主黨與索羅斯的NGO聯手操縱的結果。

8月27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威脅對索羅斯及其子提起聯邦敲詐勒索和組織犯罪指控 圖自：“真相社交”

因此，美國並非沒有“顏色革命”的推手，只是它們以內部分裂的形式存在。當特朗普這樣的“非建制派”人物挑戰美國的現有權力結構時，這些力量便會迅速動員，借“民主”“人權”之名實施政治打壓，其激烈程度甚至不亞於美國在海外推動政權更迭時的操作。

可以説，美國本土的政治鬥爭早已超越傳統的左右黨派之爭，演變為一場全球主義精英與本土民粹主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索羅斯及其NGO網絡正是前者的重要代表，他們通過資金滲透、媒體操控和街頭運動，持續干預美國政治走向。而特朗普此次的公開發難，不僅是對索羅斯個人的反擊，更是兩種理念之間的又一次正面交鋒。

內部敵人

從“佔領華爾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索羅斯及其關聯組織所助推的社會運動模式，與美國在境外策動“顏色革命”的手法如出一轍。不同的是，近年來，這類操作越來越多地在美國本土上演。

在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兩個背景。

首先，儘管索羅斯陣營和民主黨常自詡為“左翼”或進步自由派，但其立場實際上經不起推敲。中國網友喜歡稱他們為“白左”，這一稱呼更能揭示其本質：他們雖然具備某些左翼政治的表象，例如強調身份政治下的平等觀念，但在財富與權力分配等根本議題上，他們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在對外戰略方面，他們支持帝國主義擴張，將美國視為現代的“羅馬帝國”，並積極推動美國的霸權擴張。

其次，在美國，“左翼”的身份並不光彩。美國曆來崇尚右翼所推崇的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者”長期被污名化，是一個貶稱。即便特朗普所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價值觀正在式微，真正的左翼立場仍然難以被美國主流社會所接納。

索羅斯NGO能力的第一次“集中展示”正是在2011年秋季美國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發生背景與奧巴馬爭取連任密切相關。作為民主黨籍總統，奧巴馬當時的選情告急。輿論普遍認為其“左翼”的形象拖累了支持率，尤其是他所推行的醫療改革政策備受爭議。事實上，美國醫療體系長期遭西方盟友詬病，不僅在冷戰時期被蘇聯指責，至今仍然經常被歐盟批評缺乏公平與效率。

始於2011年9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日後從紐約蔓延至華盛頓特區、洛杉磯、芝加哥等全美多個城市

民主黨為奧巴馬勝選絞盡腦汁，最終選擇向索羅斯求助。索羅斯則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政治操控手段，名為“轉移焦點策略”。這種策略的核心通常是：如果某一候選人存在負面醜聞，就用一個更嚴重的醜聞來轉移公眾對前者的關注。

“佔領華爾街”運動於2011年9月17日啓動，11月15日結束。從表面上看，它具備“左翼運動”的所有特徵。運動的目標是反對“金融精英的罪行”。需要注意的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從未提出過任何反對奧巴馬的口號。從一開始，運動的矛頭就在被有意引導，保證奧巴馬的形象不受波及。

運動自稱堅持“非暴力”的形式。但熟悉“顏色革命”操作的人不難看出，這場運動與之前在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地發生的、被西方媒體美化為“民主運動”的顛覆行動手法相似。不同的是，在美國國內，這場運動被偽裝成一場所謂的“真正的左翼運動”：現場出現馬克思畫像與蘇聯旗幟等符號，彷彿美國真的正在經歷一場左翼理念的洗禮。

在一片貌似“左翼暴動”的喧鬧聲中，奧巴馬原本被指責的“社會主義傾向”反而顯得温和了許多。通過民主黨的資金支持和索羅斯的組織運作，一場原本指向經濟分配不公的社會運動，被轉化成為一場激烈卻空洞的符號式“左翼”表演。

這正是“轉移焦點”計劃的精妙所在：通過污名化的手段，成功將公眾，尤其是中間選民和保守羣體的注意力，從奧巴馬爭議性的國內政策，轉向那些被刻畫成“極端左翼”的街頭抗議者。他們通過包裝、渲染運動中的極端元素，實現了“用一個更危險的話題覆蓋另一個不利話題”的目標。

結果奧巴馬在2012年的大選中以51.1%的得票率成功連任。儘管共和黨方面質疑選舉公正，甚至部分保守派聲稱實際獲勝的應是羅姆尼，但結果已不可更改。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奧巴馬的副總統、後來當選總統的拜登也在類似敍事中扮演了角色。2020年5月，弗洛伊德被跪壓而死一事引發全美爆發抗議示威活動，而此時的總統是共和黨人特朗普，他同樣處於競選連任期。許多抗議示威活動將矛頭指向他。自由派媒體更宣稱弗洛伊德之死是特朗普所煽動的“分裂氛圍”的惡果。

2020年5月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壓”致死事件，在美國引發全國性抗議，也影響到特朗普的選情

索羅斯一派對政治操控手段的運用相當嫺熟：如果“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直接針對特朗普本人發起“人身攻擊”，反而會讓他的核心選民羣體更加團結。但如果國家因此陷入混亂，則會大大影響特朗普在美國右翼愛國人羣中的形象，也會瓦解這部分選民的凝聚力。

索羅斯本人此次並未直接露面，但多個其旗下的非政府組織直接參與了騷動的協調工作。有意思的是，為這場運動定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早在2013年就已成立。雖説不一定是“早有預謀”，但這時間點未免過於巧合。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嚴重影響了特朗普的選民基本盤，最終助力打碎了特朗普的連任夢。2020年11月3日，本來在數次民調中都落後的拜登當選為美國總統。他的優勢同樣微弱，得票率僅為51.3%。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特朗普將索羅斯的在美機構視為眼中釘。它們實則是用暴力推進政治議程的“顏色革命”組織。之所以還沒有再次在美國國內直接發起顛覆操作，只是因為條件不允許，而不是意願不足。

軟實力失效？

特朗普近日公開呼籲對索羅斯及其相關組織採取行動，指責他們有意引發美國國內的不穩定。這一舉動表明，美國長期以來推行的“軟實力”策略在實際操作中正面臨嚴重困難。其受挫的程度，可以與1941年納粹德國閃擊蘇聯、導致蘇軍一度陷入被動的戰況相比。正如那場進攻為蘇聯後來的艱難防禦埋下伏筆一樣，當前“軟實力”策略的受阻也可能帶來更長遠的影響。

當時蘇聯的失利，並非國家戰略存在根本問題，更多是由於指揮失誤和戰場突發情況共同導致。同樣，索羅斯及其團隊目前所面臨的局面，也不能簡單歸因於“軟實力”本身無效。他們既有自身決策的錯誤，也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限制。但與當時遭遇閃擊的蘇聯不同，索羅斯擁有更多時間、更廣泛的資源以及更大的行動自由，因此他的錯誤可能會對美國造成更嚴重、更持久的負面影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推動“軟實力”受挫之後，索羅斯一派為了維持其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轉而將原本用於國際競爭的“軟實力”策略用於內部鬥爭。

美媒“政客”認為：特朗普2025年6月迅速向洛杉磯調兵應對騷亂，是為了扭轉五年前對弗洛伊德事件處置不力的形象，避免重蹈覆轍 視覺中國

“軟實力”並非一直無效，事實上，它曾經非常成功。但就像所有戰略工具一樣，它的效果高度依賴於具體環境和資源支持，也有其明確的適用限度。

索羅斯一派的興起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當時的情況有些像19世紀末歐洲殖民國家憑藉技術、組織和軍事優勢對傳統社會形成的壓倒性態勢。在意識形態方面，索羅斯也一度佔據無人匹敵的高地。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的十五年裏，西方几乎主導了全球的意識形態領域，為許多正處於轉型中的社會提供了一套看似不可替代的發展願景。

1991年蘇聯解體使蘇聯體制和社會主義理念受到重大沖擊。索羅斯一派趁機不僅向後蘇聯地區，也向所有陷入思想真空的後社會主義國家民眾提供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理論。它不再侷限於冷戰末期一些西方改革派提出的“市場社會主義”那種技術性的混合模式，而是試圖結合左翼思想與自由主義成分，形成一種更復雜、更具包裝性的價值體系。

實際上，索羅斯宣揚的是一種看似新穎但流於表面的“社會正義”理念。他公開批評原始資本主義的弊端，包括寡頭壟斷導致的腐敗和社會責任缺失，也鼓勵那些在社會轉型中受挫的羣體爭取權益。他甚至推出了一套號稱科學實則粗糙，簡化自社會主義國家施政策略的所謂“革命理論”。

總體而言，索羅斯的主張在那些尚未完全擺脱舊有經濟體系同時又面臨新的社會不公的地區產生了一定共鳴。他的成功，與其説是宣傳技巧高明，不如説是恰好符合了那些後社會主義國家特殊的社會心態。美國投入的“軟實力”資金，與其説是直接收買支持者，不如説是在向社會暗示其理念的“正確性”：“只要按照索羅斯的方案行動，繁榮就會實現”。

因此，索羅斯旗下的組織往往追求短期效果，重“速度”而非可持續性，遺留了很多問題。它們很少嚴格約束受助者的行為，甚至默許某些違規操作，因為這可以傳遞“追隨索羅斯就能快速成功”的信號。一些原本普通的記者、社會活動者，幾乎一夜之間變得衣着光鮮，頻繁出入“高端場所”。他們的背景和能力與大眾沒有明顯差別，卻如此快速獲得成功，這自然吸引了許多人效仿。

可以説，索羅斯的成功九成取決於時代機遇，僅有一成可歸功於其體系設計。但像許多一度成功的社會推動者一樣，索羅斯誤將時機帶來的紅利視為自己創造的普遍真理。然而世界上從來不存在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亞歷山大·索羅斯及其父喬治·索羅斯

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多人看清了索羅斯一派的本來面目。索羅斯培養的社會團體也逐漸意識到：自己並非反抗寡頭的正義力量，而只是一個更大、更具跨國性的“寡頭體系”的代言人，其真正目標是顛覆一個國家，並無節制地攫取這個國家的社會資源。

一旦人們不再相信索羅斯所推銷的那套理念，他的“軟實力”便會迅速瓦解。正因如此，他未能在已經走出“迷茫期”、正在探索新意識形態路徑的俄羅斯成功推動“顏色革命”。索羅斯甚至在自己的祖國匈牙利也遭遇失敗，因為匈牙利社會廣泛接受了歐爾班民族保守主義的價值觀。

隨着左翼自由主義在西方整體退潮，後社會主義地區對右翼保守理念的需求上升，索羅斯那套“軟實力”戰略終於徹底失效。進退兩難之下，他只能將興起的右翼保守運動一律標籤為“法西斯主義”。

這是一種經典的語言腐敗。傳統的法西斯主義的確曾借用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部分外殼，但這些思想本身並不等同於法西斯主義。它們完全可以在理性框架內存續與發展。而真正屢屢試圖以政權更迭等激烈手段顛覆現有秩序的，往往正是索羅斯所代表的極端意識形態力量。

若要將健康的保守主義扭曲為“法西斯”，就必須引入更具煽動性的意識形態元素，即通過激化社會對立，從而合理化對本土意識的全面壓制。因此，真正的法西斯運動必然混雜索羅斯式的極端成分，唯有如此，才能為那種號稱“民主”、實則由少數人壟斷定義的顛覆行為提供依據。

索羅斯一派的意識形態演變路徑清晰可見：從最初主張“人民有權自決”，逐漸墮落為自以為“被選中者有權控制不屈從者”，最終陷入“民主由我定義，我説你不民主，你就不民主”的語言腐敗。

回到當前。儘管特朗普對索羅斯的發難很大程度上出於個人恩怨，意在打擊與索羅斯體系聯繫密切的政治對手（如拜登、奧巴馬、希拉里等），但如果他能堅持推進並最終成功，這可能成為瓦解索羅斯主義的重要第一步。其意義遠大於特朗普自我宣揚的“國際和平推手”形象。

如果特朗普真的行動到底並取得成功，美國與歐盟的政治經濟格局必將迎來震盪。到那時，索羅斯主義的信徒或許會選擇拋棄索羅斯本人，他終究只是一位“被僱來幹髒活的富翁”，籌碼已幾乎用盡。而“軟實力”也需尋找新的意識形態支點，但這絕不意味着西方所構建的觀念體系會輕易倒塌。清算索羅斯主義只是開始，隨後出現的，將是更加頑固的深層勢力，而真正的較量，那時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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