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299期|浴血山河：不朽的抗戰旋律-張維為、蔡宏俊

今年是抗戰勝利80週年。我們回望歷史，不僅是為了要銘記那段屈辱的歷史，更是要在不屈不撓的鬥爭當中，汲取當下鼓舞我們前行的力量。

在東方衞視9月1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與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蔡宏俊圍繞這一話題展開了對話。

[《這就是中國》第298期](https://【這就是中國：第298集 浴血山河：不朽的抗戰旋律——《這就是中國》紀念抗戰勝利 80 週年特別節目】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2111634/?share_source=copy_web)

張維為演講

今年我們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天安門廣場將舉行盛大的閲兵儀式，這將凝聚人民的愛國熱情與民族自豪，彰顯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們也將聽到許多耳熟能詳的抗戰歌曲及其永恆的旋律。這些歌曲誕生於民族危亡之際，承載着激盪人心的民族記憶，是中華民族走向成熟和偉大復興的精神火炬。

我們不妨在這裏一起回顧一下這些浴血山河的不朽旋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華戰爭喚起了中國人“絕不做亡國奴”的怒吼。1934年，時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人的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但由於時間倉促，他把為電影劇本創作的歌詞隨手寫在一張香煙盒的襯紙上。但不久他本人就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聶耳看到了這首主題歌，被“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歌詞深深打動。

當時聶耳才23歲，經田漢介紹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主動要求為這首歌作曲。據友人回憶，在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他幾乎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一會兒在桌子上打拍子，一會兒坐在鋼琴前彈琴，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地唱起來。為了使歌曲更加流暢，他對歌詞做了小小的修改。田漢的原文是“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大炮飛機前進”，修改成了“我們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這首歌后來成為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一經播出便迅速傳遍中國大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政協籌委會討論決定把《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代國歌。但在討論過程中，不少人提出要修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因為中國人民已經推翻了三座大山，馬上就要站起來了，怎麼還能説是最危險的時候。然而，周恩來總理認為應該保留這句話，他講的理由是我們務必居安思危。毛主席也同意周總理的觀點，總理當時還説了這麼一句話：“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原來那種情感。”

我們領導人關於居安思危的政治判斷很快就得到應驗。新中國成立不久，美國就發動了朝鮮戰爭，然後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隨即爆發，同樣原汁原味地繼承歌曲所表達的情感證明也是對的。無疑，《義勇軍進行曲》已成為凝聚我們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幟，激勵無數中華兒女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改編為八路軍的紅軍部隊東渡黃河，開闢了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敵後抗日根據地。1938年4月初，日軍調集3萬多兵力，分9路圍攻晉東南抗日根據地，但被八路軍擊潰。八路軍當時收復了18座縣城，殲敵數千人，這是浴血太行的不朽篇章。與八路軍戰士生活戰鬥在一起的青年詩人桂濤聲，被抗日軍民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感動，也為太行山的壯麗景色所驚歎，寫下了這樣的歌詞：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銅壁鐵牆。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聽吧，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兒送郎上戰場，我們在太行山上，我們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敵人從哪裏進攻，我們就要它在哪裏滅亡。”

作曲家冼星海被這些歌詞深深打動，一口氣將這些歌詞譜寫成一首二聲部合唱曲，並於1938年7月7日在武漢“紀念全面抗戰一週年歌詠大會”上首次推出。從此《在太行山上》就成了浴血抗戰的不朽戰歌。

冼星海等許多文藝工作者到各地指揮我們的戰士和我們的民眾，演唱《在太行山上》等許多抗戰歌曲。冼星海對文藝工作者提出這樣的要求：要表現出人民抗日救亡的強烈要求，要表現出戰鬥意志、堅強決心和必勝信念，要悲壯，要粗獷，要豪邁，要有力量，不要有矯揉造作的東西，要樸素，不要花哨，要敢於把整個歌詠隊緊緊地擁抱在懷裏，形成一股衝刺的力量。

1939年初，才20歲的青年詩人光未然從山西前線渡過黃河，被黃河船伕們與狂風惡浪搏鬥的場景所深深震撼。正是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光未然在病牀上花了5天時間一氣呵成地完成了400多行的長詩。後來有一個機會，在延安他朗誦了自己的作品：“朋友，你到過黃河嗎，你渡過黃河嗎，你還記得河上的船伕拼着性命和驚濤駭浪搏戰的情景嗎，如果你已經忘掉的話，那麼你聽吧”。在場的冼星海深受感動，隨後在延安窯洞裏花了6天6夜的時間譜曲，這首中華民族的史詩般壯歌就此誕生了。

1939年春天，34歲的冼星海親自指揮延安魯藝合唱團演唱《黃河大合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這部作品第一次演出就震動了整個延安，毛澤東主席本人也在場，連聲説“好，好，好”。

《黃河大合唱》誕生後的首次排練，冼星海親自指揮。

這之後不久，朝鮮籍的文藝工作者鄭律成也受到了《黃河大合唱》的震撼，他向詩人公木提議創作《八路軍大合唱》。公木欣然答應，經過幾個月的嘔心瀝血，他們完成了《八路軍大合唱》的全部編曲，共8首歌曲。其中《八路軍進行曲》最受抗日軍民的喜愛：“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着祖國的大地，揹負着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這首歌曲把人民子弟兵消滅日寇、英勇善戰、收復失地的戰鬥意志和精神風貌完整地表現出來。

1939年冬天《八路軍大合唱》由鄭律成本人親自指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演唱，其中《八路軍進行曲》更是像長了翅膀，很快傳到前方，傳到祖國四面八方，成為抗戰旋律的永恆經典。

隨着歷史的推進，歌詞後來略有改動，比如到1945年的時候，中共七大上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後，原來的歌詞“勝利的旗幟高高飄揚”改為“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解放後這首歌曲又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88年，經中央軍委批准，又正式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這首歌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熱血青年投身軍旅，投身各項事業，報效祖國。

美國發動對華科技戰後不久，我們去一所被美國製裁的科技企業調研，企業的食堂裏掛着的橫幅寫着：“扛起槍，上戰場”。這就是我們軍歌所體現的偉大精神：“從不畏懼，絕不屈服，英勇戰鬥，直到把反動派消滅乾淨”，這樣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這樣的科技隊伍也是不可戰勝的。這也是在2018年我們就明確判斷美國將徹底輸掉對華科技戰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形成的政治學、經濟學、決策學等等沒有這些內容，所以西方老是讀不懂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這也是他們老是誤判中國的原因之一。

這使我聯想到《新四軍軍歌》。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來到位於安徽雲嶺鄉的新四軍軍部視察，軍部舉行歡迎大會，大家唱了不少歌曲，陳毅甚至用法文為大家演唱《馬賽曲》。但他感慨地説，新四軍也應該有自己的雄壯軍歌。周恩來當即表示：“好啊，你是詩人，就由你來寫吧。”3月初，陳毅就完成軍歌歌詞初稿，共3段，取名《十年》，謳歌新四軍歷經千百次血戰，為民族生存抗爭的歷史。隨後軍長葉挺、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又對它進行了集體修改，定稿後交給作曲家何士德譜曲。

這首雄壯的軍歌道出了新四軍的英勇奮鬥史，也傳達出中華民族的怒吼和抗爭的偉大精神：“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們的姓名，孤軍奮鬥，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勳，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這支歌曲很快傳遍中華大地，經久不衰。我自己的父母都是新四軍老戰士，非常喜歡這首歌曲。父親去世的追悼會上，我們也按照他的遺願播放《新四軍軍歌》，以寄託我們的哀思，緬懷我們父輩和整個老一代浴血山河的抗戰精神。

我記得不久前，在《這就是中國》節目的互動中，有一位聽眾問我們，如何才能從歷史中汲取最大的力量。我説可以是大切口，也可以是小切口。小切口就可以是學唱幾首優秀的抗戰歌曲，這些伴隨我們先輩浴血抗戰的不朽旋律，總能喚起我們內心深處的力量，幫助我們克服一切暫時的挫折。這種力量是穿越時空的，是歷久彌新的，總能讓我們想起毛澤東主席在抗戰勝利前夕充滿深情寫下的千古名言：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圓桌討論

何婕：今天我們這個主題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剛才張老師進行了演講。您以一組抗戰歌曲作為線索，帶領大家回望這段歷史，去探尋那段時空的不同斷面。演講中，您第一個舉了《義勇軍進行曲》的例子，我想，對於國歌，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創作時全國正掀起一股救亡圖存的熱潮，這應該也是帶領我們瞭解那個時代的一個重要角度。

蔡宏俊：《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1935年，這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時間點。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隨後上海又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很快整個東北淪陷，偽滿洲國成立。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人的魔爪進一步伸向華北，妄圖建立一個“華北國”。華北5省包括山東（孔孟之鄉、中國傳統文化發源地之一）、北平、天津等地，若真成立“華北國”，中國將國之不國。

到1935年，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掀起高潮。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率先喊出“偌大的華北，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一響亮口號，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同年，電影《風雲兒女》推出了《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這首歌旋律激昂、歌詞振奮人心，能充分反映人們發自內心的抗日救亡心態，很好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情況，也很好地助力了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

張維為：另外，當時的上海是中國出版、新聞、美術、音樂等方方面面的中心，從這裏能真切感受到當時那種充滿激情的抗爭氛圍。

聶耳當時就在上海，在離這裏不遠的淮海路附近的一個公寓裏創作曲子。他從雲南來到上海後，先在一家劇社工作，然而那個劇社缺乏抗戰激情，仍舊沉迷於靡靡之音，聶耳憤然離去。隨後，他參加了左翼抗戰運動以及反戰大聯盟，深入到最基層，到碼頭、到學生中間去宣傳抗日。他為大家創作了許多歌曲，像《畢業歌》中“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天下的興亡”的激昂詞句，還有《碼頭工人歌》等，都是他的作品。

可以説，以聶耳為代表的一代人，充分表達出了因日本侵華帶來災難而被激起的民族感情。

何婕：黨的一大是在上海召開的，您剛才也提到，當時有眾多進步的愛國人士，包括創作者、藝術家、革命者等，他們都在上海工作、奮戰。還説到1932年上海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1937年又發生了“八·一三”淞滬會戰，這些都是上海可歌可泣的城市抗爭史。如今我們的節目在上海舉辦，國歌也創作於上海，我們從中能看到這座城市所藴含的英雄基因。

蔡宏俊：其實，不只是《義勇軍進行曲》，我們剛才展示的幾首進行曲，像《八路軍進行曲》《新四軍軍歌》《在太行山上》，它們的作詞者、作曲者，包括光未然、鄭律成、冼星海、聶耳等人，都曾在上海工作、學習、生活過。他們全都是受左翼文化影響的進步青年。的確，上海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中心，在當時，它還是一個具有強烈反帝反封建、反日的中心。

何婕：剛才您提到了《在太行山上》這首歌，我記得自己在小學三、四年級左右就學會了它，到現在歌詞還能一字不落地背出來。所以，當您剛才引用歌詞時，我的腦海裏就開始自動回憶起這首歌的旋律。其實，無論是《在太行山上》，還是《黃河大合唱》，都與咱們整個華北地區的抗日鬥爭緊密相關。

張維為：上個月我去了河南濟源，它位於太行山下。我們當時學習了毛主席論《愚公移山》，文中提到了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王屋山與太行山相連。毛主席説，這兩座山，一座象徵着帝國主義，一座象徵着封建主義，我們要推翻這兩座大山。到了濟源，你就能親眼目睹太行山的宏偉壯麗。它不僅曾是眾多驚天動地戰鬥的發生地，而且風光確實雄偉壯美。所以，我一下子就理解了當時歌曲作者對整首曲調所藴含的更深厚的情感。

何婕：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百團大戰、平型關大捷這些著名戰役，都是發生在華北戰場上。您能否再深入分析一下，在那段歷史時期，華北戰局具有怎樣的重要意義呢？

蔡宏俊：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做出越過晉陝大峽谷、黃河“幾字灣”，從榆林向南行進的重要戰略抉擇，而晉陝大峽谷這一路線選擇意義重大。

山西在軍事上極為重要，被稱作“華北門户”。之所以有這樣的稱呼，有多個原因。其一，山西連接大西北和華北，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其二，山西東側是太行山，西側是呂梁山，太行山最高峯達3061米，呂梁山最高峯為2800米，如此高度在軍事上形成了重要屏障。山的作用在於阻礙、屏蔽和隱藏，在平原作戰十分困難，毛澤東曾思考平原游擊戰這一難題，而進入山西，有山作為屏障，山便成為進攻和防禦的膠着點，從地形地貌上看，山西的戰略地位十分關鍵。此外，山西西側緊鄰陝北，越過晉陝大峽谷就能迅速抵達華北，作為“華北門户”，山西便於部隊進入。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山西具備很好的統一戰線基礎。這些重要條件，為相關行動提供了有力保障。

張維為：這裏所説的就是泛義上的太行山區，也就是我們常説的晉冀魯豫地區。你看，八路軍的3個主力師——林彪率領的115師、賀龍率領的120師，以及劉鄧大軍（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129師，大致呈從北到南的分佈態勢。其中，120師和129師的活動區域主要就在太行山區，在多年的抗戰中，這裏成為了強有力的根據地。

而且，我們的根據地實際上發揮着類似政府的作用。現在，有些國家雖然是由共產黨或類似共產黨的政權執政，但他們過去沒有經歷過根據地建設，缺乏執政經驗，沒管理過經濟、財政，也沒開展過宣傳工作，突然執政後又採用西方模式，結果難以推行下去。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研究中共黨史，我正好在看一本南非人寫的關於中共的研究著作，書中提到，中國共產黨與眾不同，整個根據地的經驗為中共培養了大批幹部。

何婕：剛才您特別提到了山西對於整個華北戰局的重要意義。我們都知道，在那個時候，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是極為重要的抗日方式之一。敵後游擊戰的開展需要依託有利地形，不僅在華北戰場如此，在其他戰場亦是如此，我們的根據地都是邊打邊建。每攻佔一個地方，我們就會開始考慮如何對其進行長期有效的管理，這涉及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生產以及教育等諸多問題。那麼，我們的根據地建設究竟有哪些特點呢？

蔡宏俊：首先，我想談談根據地思想。這是我們黨軍事理論的重要內容，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關鍵組成部分。我們黨的軍事學説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軍事學説，它反對單純的軍事主義，也就是説，我們的軍事學是政治軍事學，就像經濟學並非單純的經濟學一樣，我們十分強調政治經濟學的作用。所以，對於軍事相關問題的認識，我們要比西方一般的軍事學家更為長遠和深刻。

根據地思想往往不太受大眾關注，而且大家總覺得根據地建設困難重重。我們常説“打土豪分田地”，聽起來簡單，實際操作卻極為複雜。誰是土豪、誰是劣紳，如何打擊，打擊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處理起來都頗具難度。那些接受過純粹軍事訓練和教育的人，往往渴望到前線建功立業，畢竟“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他們也很容易忽視根據地建設。

我們一般認為，根據地如同母親，人民軍隊則是兒子。沒有根據地，就沒有子弟兵；沒有母親，就沒有子弟兵。在這方面，陳毅元帥就做得非常出色。他不僅是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還是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大軍的主官。他在我的老家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後，在軍部後方設立了一個文化村，並通過秘密通道將上海地區，尤其是淪陷後的上海地區的許多文化名人輸送到鹽城，其中包括著名新聞記者範長江、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著名劇作家阿英等一百多位文化名人。我認為這體現了陳毅元帥博大的胸懷，此舉也為新中國成立後各條戰線的建設積蓄了一大批人才。

我們的部隊是一個執行特殊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執行特殊的政治任務”的定語，讓我們的部隊比一般軍隊有着更高的追求和使命。

毛澤東和陳毅在北京

何婕：毛主席當年到北京時，曾説“咱們要進京趕考了”。其實，我們治理一個地方的經驗，何嘗不是從一個個根據地的建設中逐步摸索得來的呢？先是在根據地積累經驗，再推廣到更廣大的區域，進而治理更大的城市，最終實現城鄉共同發展，這些都是在實踐中一點點摸索出來的寶貴經驗。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抗戰時期，共產黨軍隊主要在敵後創立根據地並開展游擊戰。游擊戰的戰略戰術自紅軍時期便開始形成，有一整套成熟的體系，即著名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當時，有一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叫卡爾遜，他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後，覺得應該到延安去看看。到了延安後，他見到了毛主席，還做了非常詳細的筆記。毛主席還特意寫了路條，讓他去各地採訪。後來，卡爾遜成為了美國的美軍游擊戰專家。在美國太平洋戰役中與日軍作戰時，他在幾個島嶼上靈活運用游擊戰術，發揮了巨大作用。美國人因此稱他為“游擊戰之父”，他則表示自己的游擊戰術是從毛澤東那裏學來的。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例子證明，強國與弱國交戰時，游擊戰幾乎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蘇聯為何失去阿富汗，美國為何在阿富汗也遭遇失敗，都是因為被游擊戰打敗。弱國不與強國正面交鋒，而是通過掐斷其交通線、打擊後勤等方式，最終以時間換空間，取得勝利。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戰略戰術。

所以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正如毛主席所説，蔣介石雖然佔領了眾多大城市，但我們的目標並非佔領城市，而是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每年消滅一定數量的師、軍，最終將戰爭轉化為運動戰。

何婕：運動戰、游擊戰、以時間換空間，這些戰略戰術的思想，到現在不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日常建設中、在應對美西方的遏制時，仍在發揮作用。

張維為：你仔細研究鄧小平怎麼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包括習近平主席現在怎麼談新時代建設的，用的都是軍事語言，比如“殺出一條血路”、“沒有罈罈罐罐”、“大兵團作戰”等等。

何婕：這也是抗戰過程中我們凝結出來的許多智慧。您剛才也説您是研究新四軍的。在整個抗戰的過程中，八路軍、新四軍都是非常重要的軍事力量。

蔡宏俊：八路軍主要活動於華北戰場，新四軍主要活動於“華中”戰場——這個打引號的“華中”，和現在的華中概念不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指新四軍所活動的區域，即江淮河漢地區的核心區域，實際上是今天的蘇魯豫皖地區。

由於八路軍較早地開赴華北敵後戰場，且在華北地區發展得很好；而新四軍因種種原因，在發展“華中”區域時稍顯遲緩。所以，毛主席派黃克誠、彭雪楓等人從華北支援新四軍，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八路軍支援新四軍的局面。隨後，在江蘇南通海安成立了八路軍、新四軍的總指揮部，自此，二者之間的配合便一直存在。

張維為：我記得新四軍和八路軍在河南、山東等地逐步碰頭，然後會合起來協同作戰，彼此之間一直保持着這樣的聯繫。因為新四軍在1941年皖南事變中遭受了重大損失，當時八九千人的部隊遭遇重創，而那時新四軍總人數大概有9萬。蔣介石逼迫共產黨將這支軍隊調到長江以北、黃河一帶，我們出於大局考慮同意了這一安排，但由於存在一些技術性和戰略性的失誤，最終讓蔣介石借皖南事變得逞。

後來，在毛主席的要求下，八路軍派劉少奇直接擔任新四軍政委，我認為這一系列舉措都至關重要。此後，新四軍自身發展壯大得很快，到1945年時，八路軍發展到大約100萬人，新四軍發展到30萬人左右，總計有130多萬的人民軍隊。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整個第三野戰軍基本上就是由新四軍的部隊發展而來的。

蔡宏俊：在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軍隊主要有4支部隊，分別是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以及準確來講應稱作華南遊擊縱隊（一般也説華南遊擊隊）。這4支部隊各具特色，在各自的戰略區域內浴血奮戰，創造了不朽的功勳。

觀眾互動

觀眾：我是一名互聯網行業從業者，同時也在我們當地擔任青聯委員。我的提問與青年相關。如今，親身經歷過抗戰的人越來越少了，在此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加強革命教育，讓先輩們浴血奮戰的精神永遠流傳下去？另外，我本人是90後，從小生長在和平年代，如今我們提及抗戰精神，它具體所指的內涵是什麼？

張維為：我覺得總體上看，現在的90後，也就是現在常説的Z世代年輕人，呈現出非常正能量的特質。我一直認為，他們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自信的一代人，從各類民調中都能看出來，即便按最保守的估計，至少也有1/3的年輕人具備這樣的特徵，實際比例可能比這還要高。從各種民調中都能發現，Z世代在購物消費時，已主要以購買國貨為主，這是他們的一大特點。

這其實為開展正面的革命傳統教育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他們非常喜歡歷史，愛讀毛主席的著作，也樂於聆聽老一輩的故事，還有很多人喜歡我們這個節目。所以我覺得，既然有如此龐大的需求，我們只要提供優質的產品就夠了。結合當下互聯網傳播、短視頻傳播、AI傳播等手段，我們完全可以把相關工作做得很好。年輕人有這樣的需求，我們就有責任提供相應的產品。他們對今日中國的發展充滿了自信。

什麼叫革命精神？我覺得它現在無處不在。就像我在前面演講中提到的，為什麼老外總是理解不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中華文明是現代文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紅色文化，這太重要了，它已融入我們的血液中。革命精神是個好東西，你相信它，它就會融化在我們的血液裏，不會丟失。但我們要進一步地發揚它。

何婕：關鍵還是要拿出優質作品，與青年展開交流。我猜現場不少朋友最近都去看了電影《南京照相館》，我覺得對於廣大年輕人和青少年而言，這部電影是讓他們瞭解那段屈辱歷史以及我們不懈抗爭歷史的絕佳窗口。

尤其大家留意一下《南京照相館》的英文名字“Dead to Rights”，意思是這段歷史不容置疑、不容迴避。所以我覺得，這個英文名字起得非常棒，充分表達出了我們內心的堅定信念。

蔡宏俊：當代文化強調“兩個結合”，在“兩個結合”的語境下，針對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文化，觀眾提出了一些想法，即如何去學習、瞭解這種革命文化。我覺得當下我們確有這樣的學習必要。

當我們回溯抗戰時期的軍歌《八路軍進行曲》，其作詞者公木當時只有26歲。這首《八路軍進行曲》，如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根據條令條例規定，在迎送軍旗等重大場合，都要奏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每每聽到這首歌，我常常熱淚盈眶。

為何它能如此打動我？因為歌詞中寫道：“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公木出生在河北的一個富農家庭，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北平師範學院（即今天的北京師範大學），並非一般的工農出身。但他身上有着強烈的平民色彩，體現了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羣眾知識化的理念。我覺得在那個時期，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當時人們以工農身份為自豪。

秉持真正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想法和理念，經常接受這樣的精神洗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奢靡之風自然會少很多。毛澤東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演講時説：“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一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者沒有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所以，這首歌讓我深受感動，真的非常感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手稿

觀眾：對於侵華日軍的暴行，我們已經有了廣泛認知。然而80年來，日本始終未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曾遭受其侵略的亞洲各國進行懺悔謝罪，甚至還把自己塑造成二戰受害者，妄圖混淆視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掌握抗戰歷史的話語權、爭取主動，讓世界各國更清楚地瞭解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貢獻？

張維為：我覺得情況是這樣的，首先，日本這種態度對其自身是不利的，日本最終會意識到這一點。像我父親那一輩人，他已經離世了，由於當年抗戰的記憶太過深刻、慘痛，他一提到日本，總會説“日本鬼子”。我們沒辦法要求每個人都能區分日本人民和侵略者，這背後的根源在於日本國家從未真正反省過。沒有反省，就很難得到中國以及其他遭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民眾的真正理解，這將會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過去我們曾做過嘗試，上世紀80年代，我們邀請了3000名日本青年來中國訪問，本想借此建立中日友好關係，但最終因種種原因，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原因，這種友好基礎並未完全建立起來。也就是説，即便未來兩國官方關係非常好，但兩國人民之間仍難以實現真正的和解。

蔡宏俊：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涉及政治層面。日本人之所以呈現這樣的情緒狀態，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美國人造成的。二戰後，美國人負責日本的重建工作，而且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國還大力支持日本，這背後有法律理論支撐，也通過法律實踐來推動相關事宜。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就需要我們國家不斷強大起來，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和綜合實力。

何婕：對於年輕人而言，一方面，我們要通過學習歷史，認真研讀那段過往，銘記其中的種種；另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成為心懷人民的人，藉助我們的講述、交流以及作品，讓更多人瞭解歷史，這其中既包括身邊的年輕人，也涵蓋國際社會。

張維為：我還沒看《南京照相館》這部作品，但看過相關介紹，裏面有一句話特別感人。劇情中有一個人問“中國還有希望嗎”，當時人們覺得中國沒希望了，畢竟從甲午海戰起就屢遭失敗，打不過外國軍隊，也打不過日本，這樣的狀況下，哪還有希望呢？而今天，我們可以告慰那些已經逝去、為國犧牲的先輩們：如今的中國已經強大起來，處處充滿希望，如今沒有任何國家敢欺負中國，一個都沒有！

何婕：回望抗日戰爭歷史，我們心中定會湧起諸多沉重之情。畢竟，那段歲月對中國人而言太過艱難，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然而，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回看這段歷史，我們應從其中汲取信心與精神力量。這，正是如今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最為重要的意義所在，因為它將鼓舞我們不斷前進、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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