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爾瑪·法裏德：中國抗戰勝利給亞洲人民帶來了什麼？印尼歷史學家這樣説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觀察者網特別推出《14年抗戰史不容歪曲篡改》專題。

80年前，中國人民14年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不僅動搖了舊殖民體系，還催生了亞洲很多國家的民族獨立。以印尼為例：1942年3月，日本佔領印尼，一方面結束了印尼被荷蘭佔領的殖民史，同時，日軍的施虐也伴隨着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孕育和助推了印尼的民族解放運動。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兩天後印尼宣佈獨立，成立印尼共和國。

這段歷史，為印尼人留下了哪些集體記憶？印尼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國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以及全球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與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呢？為此，我們也邀請了印尼歷史學家、印尼教育和文化部文化總局局長希爾瑪·法裏德（Hilmar Farid）來聊了聊。

印尼：對日本殖民者的看法與中國不同

觀察者網：在當今印尼的集體記憶中，日本二戰時期對印尼的佔領是如何被銘記的？那是一段殘酷的殖民統治時期、又或者是一劑催生印尼獨立運動的催化劑，還是兩者的複雜交織？

希爾瑪·法裏德: 在印尼的家庭口述史和地方傳説中，日本佔領時期被稱為“zaman Jepang”（即“日本時代”的簡稱），它代表着物資匱乏、強制勞役、任意暴行以及性奴役（即“從軍慰安婦”制度）。老一輩人至今仍用“zaman Jepang”來形容那段最艱難的歲月：糧食被沒收、鄉村陷入恐怖統治，男人被強徵去參與從蘇門答臘到印尼東部各地的鐵路和機場建設。這種關於苦難的私人記憶，在不同地區之間有着驚人的連貫性，儘管程度有所不同（例如，爪哇人和蘇門答臘人被強制提供勞役；而在東部由海軍控制的地區，其運作方式則更加嚴酷）。

印尼獨立運動領袖、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蘇加諾

與這種記憶並行存在的，是一種更趨“國家化”的敍事，將日本佔領視為一種矛盾的催化劑。日本通過摧毀荷蘭的統治權威、提拔印尼本地行政人員、推廣印尼語教育和媒體、並通過青年組織（如 Seinendan 和 Keibōdan）及民兵組織PETA動員年輕人，無意中幫助印尼建立起了網絡、技能和政治信心，這些因素直接為1945年的獨立奠定了基礎。像BPUPKI和PPKI這樣的機構，為印尼領導人提供了正式的討論平台，圍繞憲法理念展開辯論，併為邁向主權獨立做好準備。許多PETA軍官後來成為共和國武裝部隊的核心力量；1944至1945年間青年羣體的激進化，也影響了革命的節奏。

這兩層記憶——受害與動員——並未真正得到調和，而是處於一種緊張共存的狀態。學校教科書和博物館通常呈現出一個順序：荷蘭殖民統治、日本佔領（既有壓迫也有動員）、獨立宣言、以及革命。這種敍述方式避免了對佔領者表達任何“感激之情”；它強調印尼人的主體性，同時也承認一個崩潰帝國所創造出的結構性機遇。

此外，還存在着多元的記憶視角。由於中日戰爭，印尼華人社區成為日本戰時政策的目標，他們承載着與眾不同的記憶傷痕。女性的經歷，尤其是作為慰安婦的遭遇，在公共記憶中一直較少被提及，儘管在改革時期（1998年）以來有所浮現。爪哇以外的地區，往往對日本政治“益處”記憶較少，而對赤裸的資源掠奪感受更深。從代際來看，那些親身經歷或聽聞過那段歷史的人，更多強調其殘酷性；而後來的幾代人，在民族主義教育體系下成長，更容易認識到其中的“催化”維度。

因此，在當今的印尼，日本二戰時期的佔領主要被記憶為一段殘酷的殖民插曲，它在不經意間加速了共和國的誕生。這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綜合體，既反映了普通民眾所承受的痛苦，也承載着國家關於革命歷程的官方敍事。

印尼的獨立從來不是孤立的成就，而是亞洲各地反帝鬥爭網絡中的一部分

觀察者網：二戰期間的印尼民族主義者，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國抗日戰爭（1931–1945）？中國抗戰的勝利是否給他們抵抗荷蘭/日本殖民主義的運動，某些啓發或者有所關聯？

希爾瑪·法裏德: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印尼的民族主義者並非與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完全隔絕。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泗水和三寶壟等地的報紙，報道了1931年日本侵佔滿洲、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及隨後在中國持續多年的殘酷戰爭。這些消息大多通過印尼的華人羣體傳入，他們組織抵制日貨、為中國抗戰募捐，並通過《新報》（Sin Po）等報刊傳播相關信息。尤其是在城市中，中國對抗日本的鬥爭非常受羣眾矚目，儘管這種認知常常是通過華裔印尼人社羣，而非印尼本地的民族主義組織本身傳遞的。

對於印尼的領導人來説，中國抗日戰爭的意義並不單一。一些人將日本視為亞洲力量的象徵，回想起日本在1905年出人意料地擊敗俄國，以及其迅速實現現代化並戰勝歐洲列強的能力。蘇加諾本人就常將日本稱為可能的“亞洲之光”，認為它可能幫助其他民族擺脱西方殖民統治。但另一些人，如哈達（Hatta）和沙里爾（Sjahrir），則持更為懷疑的態度。他們警告説，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比歐洲的帝國主義更温和，而日本在中國的暴行——比如南京大屠殺和對多箇中國城市的轟炸——似乎印證了他們的擔憂。

正因如此，中國抗戰的榜樣未直接塑造印尼的鬥爭策略。1942年日本佔領荷屬東印度後，印尼人不得不面對日本勢力的現實，調整策略以求生存，並在有限的縫隙中為爭取獨立做準備。不過，中國抗戰的記憶在象徵意義上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它表明，亞洲人可以抵抗一個強大的帝國勢力，也強化了印尼人屬於一個更廣泛的全球反帝鬥爭共同體的意識。在地方層面，華裔印尼社羣的積極行動，也為印尼人將自己的鬥爭與更廣闊的亞洲意識聯繫起來創造了機會。

日佔時期的印度尼西亞人（左邊三個） Gelora News

因此，歸根結底，印尼民族主義者確實知曉中國對日抗戰，但它更多是作為一種道義上和象徵性的鼓舞，而非具體的戰略指引。他們實際的政治與軍事抉擇，更多地是由本國遭受佔領的嚴酷現實所決定的。

在戰爭期間及戰後，中國與印尼的反殖民活動家之間確實存在聯繫，但這些聯繫往往脆弱、零散，且並不總是被納入官方的民族主義敍事之中。其中不少聯繫是通過荷屬東印度的海外華人社羣實現的。他們在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後積極行動，組織抵制日貨、籌集資金，併發行報紙傳播來自中國前線的消息。這些努力不僅增強了華人社羣內部的團結，也營造了一種氛圍，讓印尼人能夠將自己視為更廣泛的亞洲反帝鬥爭的一部分。

在印尼方面，主流的民族主義領導人對這些聯繫持謹慎態度。在1942年之前，蘇加諾等人仍希望日本可能成為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有用盟友，因此他們對公開支持由中國團體領導的反日運動持保留態度。但在其他一些活動中，聯繫則更為緊密。左翼組織，尤其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團體，將中國的抗日鬥爭視為全球反帝鬥爭中的天然盟友。一些印尼活動家與國際共產主義網絡保持聯繫，這些網絡往往將中國、印尼和越南視為同一個反殖民陣線的一部分。

1945年之後，這些聯繫變得更加明顯。華裔印尼活動家在革命期間為印尼共和國提供了資源、網絡，有時甚至是直接的支持。基層的故事層出不窮：華人店主提供物資，社區開放安全屋，地方社團將資金輸送到民族主義事業中。這些貢獻很少進入獨立運動的宏大敍事，但它們在維持地面鬥爭方面至關重要。

我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正是這些日常的團結行動。華裔印尼社區與印尼青年之間的協作、地下刊物的共享、以及默默提供的庇護與物資，正是跨國團結真正得以踐行的地方，而不僅僅停留在口號上。太多時候，人們的目光聚焦於精英外交或意識形態的契合，而跨越族羣界限的人際紐帶卻逐漸被遺忘。重建這些故事，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那個時代，也提醒我們：印尼的獨立從來不是孤立的成就，而是亞洲各地反帝鬥爭網絡中的一部分。

日本的敗亡，為印尼抓住時機宣佈獨立創造了條件

觀察者網：有學者認為，中國與日本的長期戰爭削弱了日本對東南亞的控制，從而間接推動了當地的獨立運動。這一觀點對印尼而言是否適用？

希爾瑪·法裏德: 部分學者指出，中日之間的持久戰消耗了東京的大量資源，使日本難以維持在東南亞的統治，從而為獨立運動創造了空間。這一説法有一定道理，但在印尼，情況要稍微複雜一些。

到1942年日本進軍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時，它已經深陷中國戰場。日本佔領這一羣島，更多是出於迫切需求，而非長遠的戰略考量：它急需石油、橡膠和糧食來維持其戰爭機器運轉。這種緊迫性也塑造了它的統治方式：高度掠奪性、往往十分殘暴，重點在於動員勞動力和資源，而不是建立穩固的殖民體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戰場的戰爭間接影響了印尼：它使得日本的佔領註定是短暫且不可持續的，更像是一場被圍困狀態下的軍事佔領，而非一個穩定的政權。

然而，當印尼人回顧歷史時，他們通常不會把獨立看作是中國抗戰帶來的“附帶成果”。相反，他們更強調自身的能動性，比如青年組織、民兵和政治領袖如何利用日本控制中的漏洞，為1945年的獨立做準備。日本的衰弱確實是全球大局的一部分——包括蘇聯的推進、太平洋戰場的戰鬥以及盟軍的封鎖——但在印尼人的記憶中，決定性時刻是獨立宣言的發表，而不是日本力量逐漸被削弱的過程。

不過，如果把視野拉遠，這個觀點仍然有其合理性。日本在中國的戰爭消耗了大量人力、財力與注意力，這些資源本可用於鞏固其在荷屬東印度的統治。等到原子彈落下、日本投降時，這個帝國早已過度擴張、精疲力竭。這種衰竭為印尼抓住時機宣佈獨立創造了條件。因此，雖然印尼人未必直接將他們的自由歸功於中國的抗戰，但歷史學家可以看出，這兩場鬥爭在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大背景下是相互關聯的。

觀察者網：那麼，更具體一點，1945年日本投降如何為印尼當年宣佈獨立創造了機會？印尼歷史學家是如何看待這一時期的？

希爾瑪·法裏德：1945年8月日本投降，給印尼帶來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權力真空，而正是在這個脆弱又充滿不確定性的空檔期，印尼宣佈獨立成為了可能。當時，日本在遭受原子彈打擊和蘇聯參戰後，已經筋疲力盡、方寸大亂。盟軍命令日本維持秩序，直到荷蘭能夠重返印尼。但實際上，日本在當地的權威幾乎在一夜之間瓦解。士兵躲在軍營裏，行政官員猶豫不決，人們感受到歷史出現了裂縫。

對印尼的領導人來説，這是他們等待已久的時刻。蘇加諾、哈達及其同僚在日本統治期間就一直在做準備，利用諸如PETA（鄉土防衞義勇軍）和BPUPKI（印尼獨立籌備調查委員會）等組織，培訓領導人才、起草憲法、動員青年。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這些準備工作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但過程並不平坦。當時，尤其是在年輕激進分子中，曾就是否應該立即宣佈獨立，還是等待更有序的權力交接，展開了激烈爭論。最終，青年活動家的壓力迫使蘇加諾和哈達迅速採取行動。

1945年8月17日，在雅加達一棟簡樸的房屋裏，人們高聲宣讀獨立宣言，印尼共和國由此誕生。

印尼的鄉土防衞義勇軍

印尼歷史學家通常將這一時期描述為一個彰顯“主體性”的非凡時刻。日本的崩潰提供了一個契機，但真正將這個契機轉化為主權宣言的，是印尼領導人的準備就緒和青年羣體的激情投入。日本的角色常被描述為具有矛盾性：他們雖非有意，卻在客觀上為印尼人走向建國做了準備；但同時，他們也是壓迫性的佔領者，正是他們的失敗，才讓獨立成為可能。而荷蘭一方，則認為這份獨立宣言是非法的，但當他們試圖重返印尼時，民族獨立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局面再難挽回。

在印尼的集體記憶中，1945年是勇氣與主動精神的象徵，是印尼人主動掌握自己命運，而不是被動等待世界大國來替他們做決定的時刻。日本投降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個導火索。隨後發生的一切，完全是印尼人自己創造的：一場革命、一場捍衞主權的戰鬥，以及該地區歷史新篇章的開端。

無論荷蘭還是日本，外國人的統治都是不可容忍的

觀察者網：日本佔領與荷蘭殖民在印尼有何不同？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了印尼戰後對帝國主義的態度？

**希爾瑪·法裏德：**在日本佔領與荷蘭殖民之間，印尼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記憶，這並不是因為前者比後者仁慈，而是因為它們的統治方式與帶給民眾的體驗完全不同。

荷蘭的統治延續了三個世紀，其特點是漸進式的滲透、官僚體系以及一層薄薄的法律外衣。荷蘭的治理方式帶有家長式作風，而且極具排他性，將印尼人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同時構建了一個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對大多數印尼人來説，殖民統治意味着日復一日的現實：納税、種植園勞動、早期階段的強制勞役，以及一種始終被排除在現代文明之外的壓抑感。

相比之下，日本在1942年的到來是突然且暴力的。他們的統治只持續了三年半，但卻極為強烈且具有變革性。其殘暴性顯而易見：強制勞役（romusha）、徵糧導致饑荒、士兵的任意暴力，以及將女性作為性奴隸使用。在日本佔領下，村莊裏瀰漫着恐懼與匱乏。然而，在殘酷之外，日本也打開了荷蘭長期以來拒絕給予的政治空間。他們推廣印尼語，成立了PETA等組織，通過準軍事和民間團體動員青年，還允許民族主義領袖更公開地談論獨立。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善意，而是因為需要印尼人支持其戰爭努力。即便如此，這些機會還是讓印尼人獲得了組織、治理和軍事訓練等方面的經驗，而這些技能在1945年後變得至關重要。

這些截然不同的歷史遺產，塑造了戰後人們對帝國主義的態度。荷蘭被視為一個試圖開歷史倒車的舊殖民強國，與當時全球正在興起的去殖民化潮流格格不入。而日本，雖然因其帶來的苦難而被銘記為痛苦的象徵，但其迅速崩潰以及留下的制度結構，也讓印尼人相信：帝國是可以垮台的，獨立是可以實現的。從某種奇怪的角度看，荷蘭代表着與過去的延續，而日本佔領，儘管殘酷，卻象徵着斷裂與另一種未來的可能性。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戰後印尼人如此堅決地不願接受荷蘭的迴歸。經歷過這兩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後，他們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像荷蘭那樣緩慢而官僚化的統治，還是像日本那樣快速而軍事化的控制，外國人的統治終究都是不可容忍的。獨立不再只是一個夢想，而是唯一的出路。

亞洲的現代命運，不應由外部帝國決定

觀察者網：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非人道暴行，以及中國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如何影響了現代印尼對東亞的外交政策與公眾認知？

**希爾瑪·法裏德：**日本在戰爭期間的殘暴佔領，以及中國人民長期抗戰的記憶，都在印尼人如何看待東亞的問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儘管這些影響並不總會在政策辯論中被明確提及。日本軍國主義的殘酷，讓印尼人對那些打着解放旗號、卻以支配手段行事的大國，始終保持着警惕。

這種警惕心理也延續到了印尼早期的外交政策中，像蘇加諾和哈達這樣的領導人，不僅追求脱離荷蘭的獨立，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外部控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印尼奉行“不結盟”政策：在接連經歷了兩個帝國的統治後，印尼人對落入第三個大國的勢力範圍心存戒備。

與此同時，中國的抗戰則提供了另一種啓示。儘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印尼人對日本的看法，和中國並不一致，但中國堅持十四年抗擊侵略的事實，傳遞出一個強有力的信號：亞洲國家有能力戰鬥，也有能力堅持下去。在印尼共和國成立初期，這種精神促進了與亞洲和非洲其他國家反帝鬥爭的共鳴，後來也體現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共同抵抗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記憶，為印尼在國際上呼籲和平、共處與正義，提供了道德基礎。

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

今天，印尼公眾對東亞的看法，依然帶有這些歷史記憶的迴響。對日本的看法是矛盾與務實並存的：一方面，日本被視為殘酷的佔領者；另一方面，也被珍視為發展和科技領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對中國，印尼人則將其視為一個古老的文化鄰邦，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當代大國。中國當年反抗日本侵略的歷史，雖然在印尼主流記憶中並不突出，但主要在華裔印尼人社羣中仍有傳承，偶爾也會作為亞洲堅韌不拔敍事的一部分被提及。

簡而言之，戰爭暴行與抵抗的歷史遺產，仍在塑造着印尼的定位，它們促使印尼對支配保持警惕，對反殖民鬥爭抱有同情，也更傾向於在外交關係中尋求平衡。其中最清晰的一條教訓是：亞洲的現代命運，不應由外部帝國決定，而應由亞洲各國人民自己的主體性來書寫。

和平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通過團結與警醒共同締造的

**觀察者網：**中國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並舉行了閲兵儀式。這展現了中國反對侵略、捍衞和平的堅定立場，這是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一直踐行的核心價值。在這個時刻，您想對中國的讀者説些什麼？作為一名印尼歷史學者，您認為當代亞洲應從二戰歷史中汲取哪些教訓？

**希爾瑪·法裏德：**如果我有機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之際，直接對中國的讀者説幾句話，我會首先表達敬意。在那場戰爭中，中國承擔了巨大的犧牲，堅持奮戰了整整十四年，承受了日本軍隊的大部分壓力，並向世界證明，亞洲國家有決心，願意以生命為代價來抵抗外來侵略。這段歷史，不僅值得作為中國民族的奮鬥被銘記，也應作為亞洲共同生存與復興故事的一部分被傳頌。

對印尼人來説，戰爭的結束為獨立打開了大門。我們於1945年8月17日發表獨立宣言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日本帝國在全球抵抗的壓力下崩塌，而中國正是這抵抗中的關鍵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説，印尼與中國的經歷是緊密相連的：我們都從戰爭中走出，邁向一個決心擺脱殖民統治、自主決定命運的新世界。

今天，亞洲的教訓在於：我們的力量在於團結，也在於記憶。侵略與支配對我們而言，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切身的經歷，是我們祖輩與父輩身負的傷痕。如果我們忘記這些，就有重蹈覆轍的風險。但如果我們誠實地記住它們，這些記憶就能成為和平的基石——這種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懼或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拒絕被奴役的國家尊嚴之上。

在當今世界動盪不安、新的對抗與衝突可能將我們割裂的當下，二戰的記憶提醒我們，亞洲為戰爭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未來的希望，不在於重複支配的循環，而在於建立一個重視合作、正義與相互尊重的區域秩序。這正是1955年萬隆會議的精神，也是亞洲今天仍能向世界傳遞的信息。

所以，我的話很簡單：記住那些犧牲，緬懷那些受害者，抵制對歷史的歪曲，傳承這樣一個信念——和平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通過團結與警醒共同締造的。在我看來，這正是戰爭那一代人留給我們這些生在和平年代之人的最寶貴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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