鬍子南：七名候選人“連環死亡”引轟動，選擇黨距離上台更近了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鬍子南】

眼下，位於德國西部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正處於政治風暴的中心。

在即將到來的地方選舉前夕，該州接連有七名德國選擇黨（AfD）候選人相繼去世，這一罕見而突兀的事件不僅令德國社會震驚，更引發了輿論場的激烈爭論。

從警方的“自然死亡”結論，到社交媒體上的陰謀論發酵，再到媒體批評AfD藉機“製造同情與動員”，候選人死亡事件迅速突破了單純的個案範疇，成為選舉氛圍中的敏感神經。與此同時，AfD在北威州的支持率卻在不斷攀升，民調顯示其已遠超2020年地方選舉的水平。作為德國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州，北威州歷來被視為全國政治的縮影和風向標，任何力量在此地的起落都可能對德國的整體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制度性的“防火牆”依然穩固，跨黨派聯盟與兩輪投票制使AfD即便在議會中獲得更多席位，也難以順利掌握地方權力。在這種擴張與圍堵的張力中，AfD不僅在本地政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議題設定者，也與法國國民聯盟、英國改革黨一道，構成歐洲極右翼集體崛起的縮影。北威州的陰影因此不只是地方新聞，更是歐洲民主體系面臨的深層挑戰與時代寫照。

震驚之下的隱憂：候選人連環離世的深層意義

該事件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折射出德國社會在政治信任、輿論裂變與極右翼崛起背景下的深層焦慮，有以下三點理由：

一是政治時機與“統計學異常”的衝擊力。七名去世者多為AfD的地方議員或市政候選人，其中包括有多年基層經驗的布隆貝格候選人拉爾夫·朗格、在施韋特和萊茵貝格長期參與議會事務的資深人士沃爾夫岡·克林格和沃爾夫岡·塞茨，也有年僅59歲的斯特凡·貝倫德斯與帕特里克·蒂茨，他們此前被視為推動治安和移民議題的積極聲音。這些人多數在本地擁有穩定的支持羣體，能為AfD在中小城市和工業區贏得額外選票。

沃爾夫岡·塞茨等7名選擇黨在北威州的候選人近期相繼去世 社交媒體

德國警方雖然多次強調死因與健康問題相關，並初步排除了謀殺可能，但在公眾看來，短時間內連續失去多名熟悉的候選人，仍超越了“正常偶然”的心理閾值。再加上距離投票僅剩數日，使選民很自然地將死亡與選舉氛圍相互聯繫。使社會疑慮和不信任感迅速放大，並推動輿論突破地方範疇，在全國乃至國際範圍內發酵。

二是極右翼勢力崛起背景下的輿論放大效應。事件之所以引發國際社會關注，與選擇黨及其所代表的極右翼浪潮息息相關。近年來，AfD憑藉反移民、反歐盟、強調本土優先等立場在德國不斷擴張基層支持率，尤其在東部州份和傳統工業區吸引大量“失落選民”。

在這種背景下，候選人離世並不只是個人悲劇，而容易被賦予政治化的解讀。社交媒體在其中扮演了放大器角色，陰謀論、質疑聲音與情緒化解讀迅速擴散，使得事件從局部意外演變為“體制不公”或“黑幕政治”的象徵。國際社會也因此關注到該事件，因為它揭示了極右翼勢力如何通過悲劇事件強化“受害者敍事”，將公共事件轉化為選舉動員工具。這種輿論放大效應，既反映了當代政治傳播的即時性與情緒化，也折射出歐洲社會對極右翼擴張的敏感神經。

三是歐洲極右翼同步崛起的制度性隱憂。北威州候選人離世事件被置於更大的歐洲政治背景下才顯得尤為重要。2025年夏，AfD、法國國民聯盟與英國改革黨首次同時在各自國家的民調中領先，這意味着歐洲三大經濟體正被極右翼浪潮同時撼動。在這一歷史拐點，任何與極右翼相關的突發事件都會被放大為“體制穩定性”的測試。國際社會擔憂的不僅是幾名候選人的死亡，而是這種事件是否會削弱公眾對民主制度與政治安全的信任，進一步助長極右翼“制度腐敗論”與“國家危機敍事”。

更深層次的憂慮在於：一旦民眾普遍相信政治制度無法保障公平與透明，極右翼便能借機強化對強權治理和排外政策的訴求。這使得北威州的地方悲劇迅速升級為歐洲層面的政治信號，成為觀察未來歐洲民主制度能否抵禦極右翼衝擊的重要案例。

增長與掣肘：北威州選舉中的選擇黨前景

AfD在北威州的選舉前景雖然展現出席位擴張與議題推動的潛力，但在結盟受阻與執政壁壘面前仍受限重重。

一是基本盤擴張，但執政潛力有限。目前，AfD在北威州的支持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魯爾工業帶四市（杜伊斯堡、米爾海姆、奧伯豪森、格爾森基興）民調達22–25%，全州投票意向18%，較2020年增10個百分點，基本盤確在擴張。AfD的地方議題勝任度11%，仍落後基民盟CDU（23%）一倍；AfD支持者當中，18–34歲的選民羣體在老工業城市已與CDU處於誤差範圍內接近（19% vs 21%），但在大學城的優勢並不明顯。

受德國政治“防火牆”約束，AfD贏得州級執政權幾乎無望；在縣級層面雖可獲議會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卻難拿下行政首長職位。因此，AfD的支持率增長更多體現在“影響力提升”而非“執政權更替”，短期內尚難在全州範圍內取代基民盟的主導地位，更多將以攪動輿論與政策議程為主，同時藉助媒體與社會議題塑造其存在感，以擴大長期政治資本。

二是結盟受阻，治理前景受限。儘管AfD在地方層面的組織建設日益活躍，但在候選人陣容和政治合作上仍然受制約。一方面，其部分候選人因程序或法律問題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組織完整性受到影響；另一方面，CDU、社民黨SPD和綠黨等主要政黨維持着對AfD的不合作封鎖線，即便有個別地方性協作案例，也多屬爭議性例外，難以形成規模化趨勢。

選擇黨北威州代表、聯邦議院議員凱·戈特沙爾克否認相關候選人的死亡涉及謀殺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AfD在多個城市和縣份獲得顯著席位增長，也更可能以最大反對派或關鍵少數身份存在。它能夠通過治安、住房和移民等議題牽動公共政策和預算安排，但難以直接獲得市政主導權。這一現實制約決定了AfD在北威州的影響更多體現為議題推動，而非治理轉型，其政治空間雖在擴大，但仍受制度與聯盟格局的硬性約束。

三是輿情風暴與選民現實關切的錯位。七名候選人接連離世的消息在選舉前夕引發輿論轟動，陰謀論與質疑聲不絕於耳。然而警方和官方調查均明確排除了謀殺可能。從操作層面看，雖然事件導致部分選票重印和程序調整，但並未對整體選舉秩序造成實質性衝擊。

更值得注意的是，選民的首要關切依舊集中在住房租金、基礎設施、治安以及公共交通等具體議題上，而非候選人死亡背後的政治化敍事。對於AfD而言，這一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其核心支持者的受害者情緒，卻同樣可能引起中間選民反感。整體來看，此類輿情的邊際效應有限，難以動搖基民盟在“治理能力”上的認知優勢，也不足以改變各大政黨對AfD結盟隔離格局，更可能淪為短期炒作而非長期政治資本的積累。

多重防火牆：德國體制內遏制極右翼的機制性限制

德國在社會輿論、法律制度與政黨格局三方面建立起多重“防火牆”，共同限制極右翼勢力掌權的可能性。

一是社會共識與輿論環境的“防火牆”。德國社會在戰後形成了對極右翼思潮的高度警惕與普遍排斥，這一歷史記憶深刻嵌入了公眾認知和政治文化之中。納粹主義的災難成為德國社會的“集體記憶”，無論是主流政黨、工會、媒體還是學界，普遍對任何帶有極右翼色彩的政治言論保持強烈批評態度。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輿論守門人的角色，對極右翼政黨的政治宣傳往往保持審視與揭批的姿態；教育體系則通過歷史教育不斷強化對民主、憲政和多元文化的認同。

這種社會層面的“防火牆”並不必然阻止極右翼政黨進入議會，但能夠在關鍵時刻壓制其議程擴張的合法性，防止其輕易突破社會主流價值共識。這也是為何即便AfD支持率有所上升，其在德國社會始終面臨強烈爭議與孤立的原因之一。

二是法律制度與憲法框架的制度性約束。德國基本法明確設立了對“反憲政”力量的限制機制——若政黨被判定違憲並威脅民主秩序，聯邦憲法法院有權將其取締。2021年聯邦法院已針對AfD已允許開啓取締預審，但至今未進入正式審理；換言之，“認定違憲”尚未發生，目前仍處嫌疑階段。同時，《刑法典》第130（煽動仇恨）、第86a（使用違憲組織標誌）、§220a（種族滅絕否認）條款高頻適用於極右翼，每年數百起定罪。

此外，德國憲法保衞局在2023年就把AfD東部支部（“Der Flügel”）列為“已確證極端主義企圖”，2024年又將AfD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整支部劃入“嫌疑”名單，從而對AfD保持長期監控，並在輿論和法律上加以限制。此類法律與憲政機制有效設下紅線，確保極右翼難以藉助制度漏洞而完全掌握權力。

三是政府結構與政黨格局的聯合執政壁壘。德國實行兩院制+多黨比例代表制（兩票制、5%門檻），聯邦議院從未出現過一黨過半，必須組建聯合政府。自2013年AfD成立以來，CDU/CSU、SPD、綠黨、FDP、左翼黨均在聯邦層面公開承諾“不合作、不談判、不倚靠”的防火牆原則，2025年2月大選後AfD拿到20.8%選票、152席，仍被所有主流政黨排除在執政聯盟之外。

雖然在少數東部州出現“關鍵少數”合作，如圖林根州2024年地方議會選舉後，CDU基層與AfD在選區劃界、預算修正等議題達成事實性投票聯盟，但遠談不上形成穩定的內閣聯盟，AfD仍難主導治理。換言之，即便極右翼政黨通過民調或選舉獲得一定支持，制度性結盟壁壘仍能在關鍵時刻阻斷其掌權路徑，從而維持民主秩序的整體穩健。

從邊緣到中心：歐洲極右翼崛起的政治衝擊

未來，歐洲民主的關鍵挑戰不是極右翼能否執政，而是制度與社會能否抵禦其對價值共識與政策方向的深層衝擊。

一是民調領先與議題設定權的轉移。近年來，極右翼政黨在歐洲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支持率均顯著上升，甚至在民調中位居首位。這一趨勢標誌着極右翼已從邊緣政治力量轉變為可以主導公共議題的“議程設定者”。在德國，AfD憑藉移民、治安和經濟焦慮等議題攀升至26%的支持率，首次超過基民盟；法國國民聯盟在2027年總統大選前保持領先；英國改革黨則自2024年起與工黨交替領先。

德國統計局最新數據，德國今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0.3%，跌幅超預期。總理默茨表示：德國經濟面臨結構性危機

雖然它們尚不足以單獨執政，但其話語權已迫使傳統左右翼政黨調整政策立場，例如在移民與治安政策上日益右轉。這種“議題綁架”現象意味着極右翼的崛起已不僅是選票層面的成功，而是正在改變歐洲政治的優先議程和政策重心，推動整個政治光譜朝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方向偏移。

二是社會結構裂痕的政治化利用。極右翼勢力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深植於歐洲社會的長期結構性矛盾。經濟困頓、難民危機、新冠疫情與俄烏衝突等事件，使公共財政緊縮、社會不平等加劇與文化焦慮疊加。極右翼政黨敏鋭地將這些問題轉化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它們在傳統工業區、農村和後工業化城市中，以“被遺忘者”的身份政治贏得支持，將移民和全球化塑造成民眾不滿的替罪羊。

例如，AfD在德國東部和魯爾區吸引失業工人，法國國民聯盟把“黃背心”提出的購買力與反精英議題收入綱領，英國改革黨借“脱歐承諾未兑現”的情緒擴張。這些政黨通過強化“我們與他們”的二元敍事，將社會分裂轉化為政治資本，動員基層憤怒進入選舉體系，從而逐步改變社會力量的均衡。這種以結構性裂痕為依託的政治操作，使其影響具有持續性和深遠性。

三是制度防火牆與“正常化風險”的並存。儘管極右翼在歐洲各國崛起，但其在英、法、德的執政路徑依舊受制於制度防火牆。比例代表制和聯合執政傳統，使其在缺乏合作伙伴的情況下難以掌握多數議會席位。主流政黨普遍維持“防火牆政策”，拒絕與極右翼結盟，從而限制其直接進入政府。然而與此同時，極右翼的持續增長也帶來“正常化風險”——當其選票份額達到20%至30%時，即便無法獨立執政，也足以長期左右公共議題，並迫使傳統政黨向其靠攏。

這種“制度內化”的過程，使極右翼逐漸獲得合法性，仇恨言論與排外政策在公共話語中頻頻出現，甚至成為政策妥協的一部分。換言之，極右翼的影響力並非取決於是否入閣，而在於其能否持續改變歐洲民主的運行邏輯，使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從邊緣敍事滑向政治中心。

綜上所述，北威州的風波只是歐洲極右翼浪潮的一個縮影。接下來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秋季的波蘭議會選舉與奧地利總統大選，這兩個選舉將進一步檢驗極右翼的動員力；2026年初法國地方選舉將成為國民聯盟衝擊2027年總統大選的重要前哨；而2029年德國與英國的大選更將是決定性節點。如果經濟低迷與移民壓力持續，而主流政黨無法重建社會信任，極右翼勢力不僅會在民調中長期領跑，更可能在制度“防火牆”鬆動時撬動歐洲的政治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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