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李在明上台後，韓國的史觀之爭何去何從？

【文/李旻】

韓國政治的“尹錫悦時代”已經落幕。在這個充滿矛盾爭議的時代，“新右派”一詞備受矚目。尹錫悦政府引起的數次歷史認知之爭均被認為與背後的“新右派”朝野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李在明政府的上台並不意味着“新右派”退出歷史舞台，長期困擾韓國的史觀之爭恐將延續。

2024年8月15日，韓國國會議長及多個團體拒絕參加光復會舉行的紀念儀式。

“新右派”從何而來

1945年，隨着日本無條件投降，其對朝鮮半島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終結，美蘇兩國對半島南北實施了短暫的分割統治，接收南部的美國軍政府既不信任半島內部自發形成的民主團體，也不信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等海外獨立運動團體，仍然大量任用日本殖民政府時期的舊朝鮮官僚協助統治。受此影響，1948年朝鮮半島正式分裂後的韓國無論在人事上還是在觀念上都沒能完全清算“親日”遺毒，美化日本侵略、矮化朝鮮半島的“殖民史觀”仍然根深蒂固。這種局面為韓國右派的存續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

此後數十年間，韓國曆史學界掀起了消除“殖民史觀”影響的運動。自1979年起，姜萬吉、崔章集等進步學者歷經十年編纂出版了《解放前後史的認識》，對韓國的歷史敍事進行了重塑。在姜、崔等人主導的進步史觀影響下，韓國近現代史被定義為“追求民族獨立與統一的民族史”和“抵抗壓迫、嚮往自由的民眾史”，其鬥爭對象不僅包括日本帝國主義，也包括軍事獨裁者及其背後支持者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後，進步史觀在韓國的歷史敍事中贏得一定優勢。

冷戰時期，韓國右派的生存主要依賴“反共”口號和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等主張。隨着冷戰的終結和韓國民主化運動的發展，右派的傳統主張越來越不合時宜，進步史觀的強勢地位更是讓右派背上“親日賣國”罪名，右派亟須重構適應時代發展的學術工具和其所認同的歷史“正義”。在此背景下，“殖民地現代化論”開始得到青睞，該理論也是“新右派”史觀的內核。

“新右派”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安炳直、李榮薰等20世紀80年代發跡的經濟學家以及1987年成立的落星台經濟研究所。這批學者以“現代化論”重寫殖民歷史，以經濟統計與實證研究為基礎，試圖論證日本殖民統治給韓國打下現代化基礎，藉機推翻以抗日獨立運動、反獨裁民主化運動和克服分裂的統一運動為軸心的民族史，然而此時的“殖民地現代化論”尚未形成氣候，“新右派”的概念也還沒有產生。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韓國政壇逐步形成進步和保守兩大陣營分庭抗禮的局面，爭奪歷史正義的鬥爭更激烈。強調“民族”和“民眾”的進步史觀成為進步陣營的理論武器，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代進步政權更是從政治、經濟、司法層面加大了對“親日派”的清算力度。政治和歷史敍事上的被動局面激發了保守陣營對傳統右派思想的反思，也促使“新右派”突破學術圈子登上政治舞台。2004年，號稱“新右派推廣者”的《東亞日報》政治部長李東官首次在文章中使用“新右派”一詞，並且着力報道和宣傳“新右派”思想，使得該羣體正式概念化。

2004至2008年間，“自由主義連帶”“時代精神”“新右派全國聯合”等“新右派”組織相繼誕生，並在2007年李明博當選總統的過程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此後，大量“新右派”人士進入政治圈，擔任國會議員和政府要職。思想理論方面，“新右派”逐漸超越經濟史研究範疇，建立起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完整體系。但在史觀上，“新右派”仍以“殖民地現代化論”為基本底色。

2012年，朴槿惠在大選中獲勝，韓國保守政權得以延續，但“新右派”反而迎來衰退期。一方面，朴槿惠與李明博在保守陣營中分屬不同派系，與李明博團隊過從甚密的“新右派”自然難獲好感。另一方面，朴槿惠的思想觀念更趨近於傳統右派，很難與主打經濟理論的“新右派”產生共鳴。在朴槿惠和文在寅執政期間，大多數“新右派”團體中止了活動。

2025年8月11日，韓國文化遺產廳長許敏在特別展覽“承載光輝的抗日遺產”媒體發佈會上查看抗日義兵相關文獻。

尹錫悦執政期間的史觀爭議

高度強調理念和價值觀的尹錫悦政府在2022年上台後積極爭奪歷史敍事話語權，試圖給保守陣營賦予更多歷史“正當性”，一度被淡忘的“新右派”重回公眾視野。儘管對“新右派”的界定本身具有模糊性，而尹錫悦政府也一直否認同“新右派”存在任何關聯，但在尹錫悦執政時期的諸多史觀爭論中仍可看到其影子。

首先是人事任命方面的爭議。

在尹錫悦政府核心要員當中，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泰孝、統一部長金英浩、政務首席秘書韓五燮等人曾在“新右派”團體中任職或參與“新右派”活動。2024年起，“新右派”或疑似“新右派”的人士被任命為東北亞歷史財團、國史編纂委員會、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等韓國政府下屬的權威歷史研究機構負責人。2024年8月，尹錫悦政府任命“親日史觀人士”金亨錫為獨立紀念館館長，引發進步陣營的強烈不滿，最終導致共同民主黨等進步黨派和一些抗日獨立運動團體缺席政府主辦的光復79週年紀念儀式。

其次是對日本的認知和政策。

尹錫悦執政期間極力淡化日本侵略朝鮮半島的歷史。在“3.1運動”紀念日和光復節紀念活動等本應痛斥日本侵略史的場合，尹錫悦反而強調日本是“共享自由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夥伴”。對日政策方面，尹錫悦積極修復文在寅時期跌入谷底的韓日關係，不惜違背民意做出重大讓步。2023年3月，韓國政府提出解決強徵勞工問題的“第三方代賠”方案，即由韓方設立公共賠償基金，向韓國私人企業籌措資金，賠償給被日本強徵為勞工的韓國受害者。這種“自己賠自己”的方式引起韓國國內輿論譁然。進步陣營認為，尹錫悦的“媚日”政策是在政府內部的“新右派”影響下形成的。

最後是對部分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

2023年8月，韓國國防部試圖將洪範圖等五名獨立運動名將的雕像從韓國陸軍士官學校遷移出去，理由是洪範圖等人曾“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此舉在韓國引發轟動，前總統文在寅對此進行譴責。除了以意識形態為由否定部分抗日獨立運動人士外，保守陣營還積極拔高李承晚1948年建立大韓民國政府的“功績”，試圖以此降低金九領導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歷史地位，繼而削弱進步陣營的歷史敍事“正統性”。重新評價歷史人物的企圖主要反映了傳統右派的固有史觀，但也融入了“新右派”的思想理念。

雖然韓國的史觀之爭由來已久，且一直與政治鬥爭密切關聯，但尹錫悦確實把韓國的政治極化和史觀分裂帶到了新高度。在尹錫悦遭罷免、韓國提前進行大選的複雜局面下，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發出戰勝“反歷史勢力”的呼籲，此舉再次説明歷史正義對於韓國政治的重要性。

韓國總統李在明

韓國的史觀之爭何去何從

李在明上台後，韓國的史觀之爭進入新階段。隨着進步陣營執政，“新右派”在政界、學術界和媒體的生存空間必然會受到擠壓，但這並不意味着該羣體會從此凋零。從盧武鉉執政時期的經驗來看，保守陣營在遇到危機時往往能夠激發出有組織的反擊，而思想上較傳統右派更“與時俱進”的“新右派”有可能再次受到青睞，成為保守陣營的鬥爭利器。

令人擔憂的是，在史觀之爭和政治博弈緊密結合的背景下，韓國社會對右翼思潮和歷史修正主義的牽制力正在下降。隨着國內政治撕裂加劇和“新冷戰”敍事蔓延，不僅打着“科學實證”旗號的“新右派”影響力擴大，連“反智反理性”的極右思想也獲得立足之地。此外，進步史觀過去幾十年來呈現出的“民族中心主義”和在個別問題上的偏激論述也引起了部分民眾和青年一代的質疑和批判，使得右翼史觀有可乘之機。近年來，《帝國的慰安婦：殖民地統治與記憶戰爭》《反日種族主義：韓國危機的根源》《恐怖分子金九》等顛覆主流歷史敍事的論著陸續出版，其中很大一部分由“新右派”學者撰寫。韓國社會對此觀點的容忍度是20年前難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韓國國內的歷史認知也出現積極轉向。隨着韓國國際地位提高，越來越多的韓國學者試圖通過全球視角理解本國的抗日獨立運動。他們認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韓國光復軍、朝鮮義勇軍、朝鮮人民革命軍等抗日力量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做出了重要貢獻，理應被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為凸顯獨立運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聯性，韓國獨立紀念館在常設展覽中專門設立了“與反法西斯同盟並肩作戰的獨立運動”展區。多數韓國學者認可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亞洲最重要的對日戰場，主張其與韓國獨立運動同脈共敍。當前韓國曆史教科書中多使用“中日戰爭”一詞，一些韓國學者認為這在道義層面模糊了侵略與反侵略的關係，應當改為“中國抗日戰爭”。

中國和韓國擁有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光榮歷史。加強抗日曆史資料的共同發掘和展示，積極利用共同抗日題材增進中韓友誼，通過共同研究為兩國學界和社會各階層提供正確史觀，是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可以抓住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