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七七事變後，毛澤東為何力主死守張家口？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二部分：戰略防禦階段的軍事思想

一、七七事變後毛主席提出的抗戰對策

這一節，主要講七七事變後，毛主席對全國抗戰提出的對策建議。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門盧溝橋附近，日寇突然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這標誌着全國抗戰開始。

首先校正一下，全國抗戰與全面抗戰不是一回事。全面抗戰是共產黨提出的抗戰綱領，國民黨不認同也做不到。一些文章講七七事變是全面抗戰開始，有的國民黨史書中也説七七事變是全面抗戰開始，但與我們講的全面抗戰不是一回事。

再就是抗戰開始與全國抗戰開始也不是一回事。現在説抗戰14年，是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有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與日寇的作戰，國民黨南京政府是不抵抗的。蔣介石的國策是“攘外必先安內”，不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主要敵人，而是把主要矛頭對準內部，不惜國土淪喪也要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包括消滅其他異己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能不反抗，所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階段劃分中，那一段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叫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還有，儘管1937年七七事變是全國抗戰開始，但此時蔣介石還是猶豫不定，南京政府最高領導層還未下定決心抗戰。只是這次日本人不讓他有喘息迴旋餘地了，從盧溝橋開打，很快又攻陷北京、天津，馬上組織南口－張家口戰役，另一路則直接去打上海，直逼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這次的態勢是如果不徹底投降就不讓他活了。直到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舉進攻上海後，蔣介石才下決心開始抗戰。

中國軍隊在盧溝橋抗擊日軍的進攻

蔣介石一再妥協退讓，日本為什麼不買蔣介石的賬呢？一般從日本由來已久的“大陸政策”分析，這僅僅是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原因卻在經濟危機中。20世紀30年代初，席捲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先天不足、資源缺乏的日本受到的打擊格外嚴重。1929年至1931年，日本工業總產值下降了32.9%，對外貿易輸出額減少了47%，輸入額減少了55%，國際收支赤字從0.7億日元上升到2.9億日元，採礦工業和重工業等基礎工業部門的開工率僅達其生產能力的50%。大批企業倒閉，失業工人多達300萬。一些重工業產品和大米等主要農產品價格都降低了一半，一般農民陷入破產境地。[1]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統治階級為了擺脱經濟危機，奪取新的資源基地和商品市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中國東北，繼而控制華北。在國內則大力發展軍事工業，通過壟斷資本把大批中小企業引上戰時經濟的軌道。由於經濟軍事化和大量掠奪中國的資源，日本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較早渡過經濟危機，1931年至1937年，日本工業增長平均速度達9.9%，是資本主義大國中復甦和發展最快的國家。侵略中國獲得如此巨大利益，中國的統治者又是如此軟弱可欺，妥協退讓甚至配合，日本不可能適可而止。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決定，必然成為戰爭、掠奪和殺戮的策源地，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都説明了這個不應忘記的道理。

公知鼓吹所謂的“民主國家”不打仗，完全不是事實。幾乎所有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靠戰爭掠奪起家發展的，美國建國244年發動的134場戰爭，只有18年沒打仗，當然，這不妨礙他們拿諾貝爾和平獎。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造成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絕大多數人缺乏必要的購買力，由此又必然帶來週期性生產過剩，大量商品積壓必然導致大批企業破產倒閉，由此帶來週期性經濟危機，使國內外矛盾日益尖鋭，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進行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只能通過對外侵略戰爭來拓展“生存空間”，以轉移和緩解國內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那種制度帶來的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使它成為戰爭策源地。為什麼中國式現代化引起發展中國家關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這是可以不靠戰爭掠奪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儘管我們認定七七事變是全中國抗戰的開始，但事變爆發後，由於日本政府一面加緊調兵遣將，一面放出“不擴大”事態的煙幕，蔣介石寧願相信這是“地方事件”，不願相信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發動全面進攻的信號，依然在徘徊觀望中。只是，很快就沒有可能再幻想日本人適可而止了。

從1936年開始，日本人就決定加強“中國駐屯軍”，並制定了1937年度對華《用兵綱要》，準備以8個師團在華北5省作戰，以5個師團在滬寧方面作戰，以1個師團在廣州方面作戰。1937年春夏之交，日軍在平津地區頻頻進行軍事演習，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南京政府本應當採取斷然措施，準備迎接即將發生的時局重大變化，但卻在戰與和之間徘徊不決。

當時，盧溝橋中國駐軍是以宋哲元為軍長的第二十九軍。第二十九軍是中原大戰後被張學良東北軍收編的馮玉祥西北軍餘部編成的，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抗戰態度比較積極。七七事變前參加長城抗戰和冀東抗戰，在喜峯口等地多次以大刀與日寇白刃格鬥，並組織大刀隊夜襲敵營，殺出了中國軍人的威風。第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名揚海內，著名的抗戰歌曲《大刀進行曲》，就是青年音樂家麥新為他們創作的。

身背大刀的中國軍隊

但就在平津形勢吃緊時，蔣介石卻命令宋哲元離開前線。南京當局的設計是：第二十九軍將領為第一線，冀察政務委員會為第二線，南京政府為第三線；倘若事態有變，由第一線承擔，第二線調停，第三線出面解決。所以，從5月11日起，宋哲元就以掃墓為由返回山東樂陵老家，直到七七事變爆發10天后，蔣介石才讓宋哲元返回北平。此時，日本援軍已經到達平津，繼而包圍第二十九軍南苑營區，併發出最後通牒，要其全部退出平津地區。

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報告情況，一面部署兵力。而蔣介石對第二十九軍應當採取怎樣的行動，仍然不下達命令，是戰是和，是打是走，聽任前線將領自便。日軍7月28日向北平進攻，二十九軍進行了英勇抵抗，副軍長佟麟閣和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以身殉國，7000餘人全軍覆沒。最後，宋哲元率部退往保定，7月30日北平、天津同時陷落。[2]

可見，七七事變後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讓蔣介石下定決心抗戰，不再把事變限制為“地方事件”，不再幻想通過妥協退讓對日媾和。

面對這種局面，中共中央毛主席多措並舉引領時局發展方向。

一是採取多種方式造勢施壓，力促蔣介石下定決心抗戰。

7月8日，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疾呼：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佔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箇中國人的面前。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國上下應當立刻放棄與日本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3]南京政府遲遲沒有反應，共產黨的迅速及時地通電引起全國熱烈響應，形成了新一波逼蔣抗日的巨大壓力。

還是7月8日這一天，毛主席、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電蔣介石呼籲：“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衞平津，保衞華北，收復失地。”並誠懇表示：“紅軍將士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衞國之目的。”[4]

還是這一天，毛主席以紅軍將領名義致電宋哲元，表示願意為保衞平津而戰，準備隨時調動，追隨貴軍與日寇決一死戰。[5]

要促成蔣介石下定決心抗戰，單靠共產黨的力量不夠，必須推動社會各方形成共識，共同努力施壓。7月9日，毛主席致電上海、太原、廣西、西安黨的負責人，要求他們根據黨的宣言及紅軍通電，與當地政府、國民黨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統一對外陣營應付大事變。指定南漢宸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指定張雲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積極救亡。毛主席4次寫信或致電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6]

毛主席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葉劍英：請救國會及各方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讓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7]要他積極與中央軍及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等接洽，協商對日堅決抗戰的總方針及辦法。[8]

毛主席發出內部指示，提出當前工作的總方針：“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9]在他看來，這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的關頭，我們內部必須統一思想和意志，各方的做法和工作目標，必須適合於上述總方針要求。

空前的民族危機，加上共產黨的積極推動，全國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各地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及各地方的軍政長官，都提出了抗戰救亡的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到處建立了統一救亡的組織。

在這樣的形勢下，七七事變10天后，7月17日，蔣介石終於發表談話宣佈：“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日宣言

這樣的表態是蔣介石的一個大進步，毛主席很快就表示歡迎，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文章説：“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但此時的蔣介石依然沒有最後下定決心抗戰。所以毛主席又指出，對付日本的進攻，還有采取第二種方針的可能，就是適應日本要求，動搖堅決抗戰的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種妥協退讓的方針如不迅速改變，將使平津和華北盡喪於敵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極大的威脅。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遊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

毛主席對蔣介石的遊移動搖看得很清楚。儘管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對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和蔣介石直接代表的大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受到了嚴重打擊，但南京政府仍然同日本繼續談判，甚至接受所謂“和平解決”的辦法。一直到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已經無法維持，才被迫抗戰。

即便中日開打之後，一直到1944年，蔣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謀和活動始終沒有停止。[10]毛主席所説的堅決抗戰與妥協退讓這兩種方針，幾乎貫穿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始終，但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力量堅決不妥協。

二是提出全面抗戰的十大綱領，引領抗戰走勝利的方向。

要不要抗戰是第一個大問題，接下來就是用什麼方法抗戰的問題。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送交《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點，即：團結抗日，實現民主，改善民生。[11]把抗日的民族革命，與實現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作為基本綱領，這個基本框架與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要求一致。

7月23日，毛主席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8項綱領，很快又發展為10項，形成《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這是一個全面抗戰的綱領，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與此有很大不同。堅持抗戰只是要打不要投降妥協，而全面抗戰則是用什麼辦法來打贏。

全面抗戰是什麼意思？看看毛主席提出8項綱領的大致內容：

（一）全國軍隊總動員。包括要把陸海空軍，中央軍、地方軍、紅軍都動員起來；要召開國防會議決定戰略方針、統一戰鬥意志；要改造軍隊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要使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配合起來等。當時，中國軍隊常備軍有二百幾十萬，而日本當時只有40萬人，[12]中國軍隊數量並不少，以政治條件和物質條件相結合，將無敵於東亞。

（二）全國人民總動員。包括開放愛國運動，釋放政治犯，承認現有愛國團體的合法地位，武裝民眾實行自衞，並配合軍隊作戰等。一句話，就是給人民以愛國的自由。

（三）改革政治機構。容納各黨各派和人民領袖共同管理國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和漢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實行民主集中制。國民大會要真正代表人民，要是最高權力機關，要掌管國家的大政方針，決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計劃。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任何利益和便利，要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

（五）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取消苛捐雜税、減少地租、限制高利貸、改善工人待遇、改善士兵和下級軍官生活、改善小職員的生活等，要立即開始實行。

（六）國防教育。要合於國防的利益，禁止漢奸的宣傳。

（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有錢出錢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的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和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為了抗日。

（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中心關鍵是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團結要是真正團結，爾虞我詐是不行的。辦事要大方一點，手筆要伸暢一點。打小算盤、小智術等這些東西實際上毫無用處，用以對付敵人都不行，用以對付同胞，簡直未免可笑。

儘管七七事變後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但國共兩黨的談判還是沒有着落，蔣介石出爾反爾，應允的事情始終沒有落實。毛主席耐心地勸蔣介石説：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着。國人應當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適當的位置。”[13]

用大道理管小道理，把大道理擺到優先位置上，這是一個政治家必備的基本品德和素養。即使普通人做人做事，也必須遵循這樣的道理。但讓蔣介石那類人做到卻很難！在那樣的高位上，做不到就是德不配位。古人説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他最後垮台也是必然的結局。

毛主席這篇文章發表後，英國記者貝特蘭評論説：“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懇的。顯然他注重的並不是指摘‘缺點’，而是堅持他認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14]

詹姆斯·貝特蘭（中）在宋慶齡（右）上海寓所

一個月後，這8項加了兩項，加的第一項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總綱和目的。再就是把原先第一、第三項條款中的部分內容，專門列為第九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八大綱領變成“十大綱領”，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的綱領。看看內容就知道，全面抗戰的要求蔣介石根本做不到，也不願意那樣做。

對毛主席來説，局勢越複雜，越能顯示出他善於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提出清晰綱領的本事。蔣介石廬山講話後不到一個星期，他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對付日本的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勾畫描述了抗戰爭取勝利必須遵循的大框架、大戰略，讓中國人民耳目一新、精神振奮。

三是提出國防問題建議，明確防禦重點和總的戰略方針。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政治上沒有動員，軍事上沒有部署，軍政大略上沒有任何措施和佈置，對前線第二十九軍沒有行動方針。以致北平和天津相繼陷落，中國失去華北與西北部最重要的屏障。日軍迅速沿平漢、平綏、津浦三條鐵路作扇形推進，向華北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

在日軍步步進逼下，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葉劍英得知後報中央書記處：“蔣目前的困難是平津陷落，和平絕望，……後方無一省一軍不擁護中央，蔣無可藉口，亦無謊可説，蔣只有決心抗戰才能維持統治。國防會議的做法是要抗戰，大家一致來抗，毛、朱已在被請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須去，免為人所藉口。”[15]

根據這種情況，中央決定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前往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中國共產黨在會上要提出什麼建議呢？8月4日，毛主席以他和張聞天的名義致電朱、周、葉，向蔣介石提出對整個國防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面對日寇大舉進攻的戰爭局面，毛主席認為要設置三道防線：

第一防線：在張家口、涿州、靜海、青島等處，重點在張家口，應集中第一次決戰兵力。

第二防線：在保定、大同、馬廠、濰縣等處，應集中優勢兵力，相機增援第一線，並準備第二線決戰。

第三防線：在太原、石家莊、滄州等處，僅能作為第三防線，決不能只顧此線，而不集中兵力於第一、二線。

三道防線的重點是哪裏呢？毛主席特別明確地強調：“目前關鍵是第一防線”，而第一防線“重點在張家口”，要求蔣介石在這裏“集中第一次決戰兵力”。這無疑是極為正確的戰略部署。

為什麼重點是張家口呢？因為日寇佔領平津後，正在加緊準備奪取平綏路（北平至綏遠）的北平至張家口段。派出關東軍的察哈爾派遣兵團約2萬人，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兼總指揮，兵分兩路，東線兵團進攻南口，西線兵團進攻張家口。

為什麼南口至張家口是日寇兵鋒所指呢？因為南口至張家口位於冀察晉綏4省邊界，又是陰山、燕山、太行山脈的交界地區，4省3山交織的地理特點，決定了它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南口為太行山、燕山之間的交通咽喉，攻破南口至張家口一帶，陰山、燕山南麓的低山丘陵地帶無險可守，防禦之師便陷入被動地位，戰略上處於無所作為的境地。

日寇攻下南口至張家口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使關內關外連成一片，溝通華北中國駐屯軍與關東軍的聯繫，鞏固其戰略後方；二是為南下山西太原、西進包頭奪取前進陣地，打開了進攻華北、迂迴西北的大門。

山西東部以太行山脈為主，西部以呂梁山為主，素稱“華北屋脊”，是我國西部高原和東部平原的自然地理分界線。就兵家而論，控制了山西就掌握了華北戰場的主動權，居高臨下，進可攻退可守。攻則依地勢而進，出紫荊關而入平津外圍，出娘子關而入冀中，出太行山南麓而入冀魯豫邊；守則有恆山、五台山、太行山可供依託，易守難攻。山西失掉則河北難保，整個華北戰線也就隨之解體。

可見，不能攻佔南口至張家口就不能進入山西，不進入山西華北平原就不能得手。佔領華北的戰略突破點，在佔領華北西部山地山西，而進入山西的突破點就在南口至張家口。如南口至張家口在中國軍隊手裏，日寇西進南下均不能得逞。

毛主席8月4日提出的建議，是第一防線把重點放在張家口。但8月6日南京國防會議做出的部署是：以保定至滄州一線為主要防禦線。儘管國民黨也知道南口-張家口戰略地位重要，派了湯恩伯第十三軍在南口一帶佈防，派第二十九軍張汝明一個師在張家口地區佈防，傅作義第三十五軍等作為戰役機動，共8萬餘人，而日寇一共2萬餘人。但南口至張家口沒有重點防禦，所以南口陣地僅1天就放棄了，張家口也很快撤出被日軍佔領。[16]日寇取得了南下西進的前進陣地，中國軍隊的華北戰線剛開始就塌了一半。

毛主席還提出“總的戰略方針暫時是攻勢防禦，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決不能是單純防禦”，對日作戰要“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等一系列戰略戰役指導方針。

可惜，當時南京當家作主的不是毛主席，他們也不願傾聽接收。

歷史走過後，一切結果都清晰可見，只要尊重真實的歷史，我們就可從中看到毛主席軍事思想的遠見卓識、料敵在前、系統思維、重點突出、全局協調、縝密清晰，看到一個偉大戰略家為什麼戰無不勝的思維特點。

[1]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頁。

[2]張宏志著：《中國抗日遊擊戰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357頁。

[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455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頁。

[8]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頁。

[1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頁。

[1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頁。書中對《宣言》主張的概括。

[12]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四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

[1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4頁。

[14]詹姆斯•貝特蘭：《華北前線》，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頁。

[15]《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

[16]張宏志著：《中國抗日遊擊戰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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