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陽| 卡拉斯和她身後的愛沙尼亞：二戰中的“投機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近期，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愛沙尼亞改革黨主席、前總理卡亞·卡拉斯頻頻秀“智商下限”。

9月3日，在歐盟安全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卡拉斯語出驚人地對“中國與俄羅斯贏得二戰”這一鐵鑄的歷史事實，公開表示質疑；並聲稱，中國在科技方面非常出色，但不擅長社會科學；俄羅斯不擅長科技，但在社會科學方面非常出色。

此言一出，輿論譁然。在任何一個對二十世紀史稍有常識的人聽來，這不啻於宣稱地球是方的、太陽從西邊升起一般荒誕不經。蘇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主戰場，付出了超過2700萬人的巨大犧牲，以鋼鐵洪流般的氣勢從斯大林格勒一路反推至柏林，將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徹底碾碎，這是無可辯駁的史實。同樣，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以長達十四年、傷亡超過3500萬人的慘烈抗戰，拖住並消滅了日本陸軍主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一個身居歐盟外交政策最高職位的政客，緣何會講出如此無知、無智、無禮的“歷史發明”？這僅僅是一次口不擇言的“失言”嗎？

不，將此歸結為個人學識的淺薄，未免太過天真。要理解今天的卡拉斯，及其代表的一批東歐“政治新貴”，我們必須撥開當代西方媒體為他們塗上的“民主鬥士”油彩，將歷史的聚光燈，投向那片被他們刻意模糊和篡改的，充滿了政治與軍事投機的過往。卡拉斯的這番言論，正是這種投機基因在21世紀的必然迴響。

歷史的原罪：二戰中“投機者”的真實面目

將波羅的海三國純粹描繪成二戰中“兩大極權帝國夾縫下的無辜受害者”，其實是一種省事卻不誠實的歷史敍事。事實上，在二戰的驚濤駭浪中，這三個國家內部相當一部分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並非被動的棋子，而是主動的賭徒。他們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進行了一場以民族未來為籌碼的、災難性政治和軍事投機。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在二戰爆發前，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並非西方想象或宣傳的“民主樣板”。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三國的政治狀態都完全符合西方人定義的所謂“威權統治”。比如，愛沙尼亞的康斯坦丁·佩茨（Konstantin Päts）、拉脱維亞的卡爾利斯·烏爾馬尼斯（Kārlis Ulmanis）都通過政變上台，解散國會，壓制反對派，建立了個人獨裁。這種強人政治底色，本就與法西斯主義有着天然的親和力，同時其國內普遍存在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根深蒂固的反蘇、反共情緒，為日後投靠納粹德國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真正的“大戲”在1941年6月22日“巴巴羅薩計劃”開始後上演。當納粹德國的軍隊越過邊境時，他們發現自己面對的遠非堅決的抵抗，而是受到了“解放者”般的歡迎。大量在蘇聯佔領時期潛伏下來的民族主義武裝“森林兄弟”游擊隊立刻調轉槍口，配合德軍，瘋狂攻擊撤退的蘇軍、蘇聯地方黨政幹部以及他們眼中的“親蘇分子”。

反蘇游擊隊“森林兄弟”在二戰中站在了納粹一邊

比軍事配合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主動且殘酷地掀起了針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其殘忍和效率有時甚至讓初來乍到的納粹“別動隊”（Einsatzgruppen）都感到驚訝。

在立陶宛，德國人還未完全建立秩序之前，由“立陶宛活動家陣線”（LAF）領導的本地暴徒就在考納斯等地發動了大規模的“反猶”集體迫害。其中，發生在“列圖基斯車庫”（Lietūkis garage）的屠殺最為典型：數十名猶太人被手持鐵棍的立陶宛“愛國者”活活打死，而周圍竟有男女老少組成的圍觀人羣報以掌聲。這並非納粹的直接命令，而是本地極端分子借“反蘇反共”之名，主動對猶太民族發起的一次“種族清洗”。

隨後，這種“主動投靠”迅速實現了組織化。在德軍扶植下，波羅的海三國迅速成立了各種“自衞警察營”（Schutzmannschaften）。這些由本地人組成的武裝，成了納粹執行種族滅絕和恐怖統治的得力助手。例如，臭名昭著的拉脱維亞“阿拉斯突擊隊”（Arajs Kommando），其雙手沾滿了數萬名猶太人和共產黨人的鮮血。這些軍警武裝不僅在本土作惡，還被派往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協助德軍鎮壓游擊隊、屠殺平民，成為納粹戰爭機器上毫無人性的冰冷齒輪。

當戰爭進入後期，納粹兵員枯竭時，波羅的海地區更是成了黨衞軍（Waffen-SS）的重要兵源地。超過十五萬名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的“志願者”，穿上了帶有雙閃電標誌的制服，組成了納粹黨衞軍第15、19“拉脱維亞”擲彈兵師和第20“愛沙尼亞”擲彈兵師。他們為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而戰，在東線與蘇聯紅軍死磕，並參與了對列寧格勒的封鎖和在普斯科夫地區等地的“焦土作戰”。

這一切史實都指向一個無法迴避的結論：在二戰中，波羅的海三國的相當一部分政治與軍事精英，做出了明確的“政治投機”。他們賭納粹德國會贏得戰爭，從而幫助他們擺脱蘇聯的影響，實現所謂的“民族獨立”。

2016年3月16日，拉脱維亞里加，一名身着二戰前拉脱維亞軍裝的男子向拉脱維亞軍團老兵及其同情者致敬；拉脱維亞軍團是二戰期間由德國納粹黨衞隊指揮的部隊 以色列時報

為了這個目標，他們不惜與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滅絕人性的政治組織和武裝力量深度捆綁，主動參與其戰爭罪行和種族滅絕的行動。這種將反共/反蘇置於反法西斯之上，為了“站隊”成功不惜押上一切的賭徒心態，正是理解今日波羅的海政客行為邏輯的歷史根源。

“皈依者狂熱”：一場席捲東歐的政治瘟疫

這種深植於歷史的，以地緣投機為核心的政治基因，並未隨着第三帝國的覆滅而消失。它只是在冷戰的堅冰下暫時蟄伏，等待着新一輪地緣變局的到來。當蘇聯解體、華約崩潰，歷史的鐘擺再次擺動時，這股投機主義的幽靈便迅速復活，並以一種更加狂熱的形態，附着在了東歐“政治新貴”們的身上。

在這個全新的時代，卡亞·卡拉斯這類人物的崛起，便成了這種投機傳統的完美現代迴響。關於其家族如何實現從“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和蘇聯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到後來的“民族主義者”、“獨立先驅”，再到如今反俄急先鋒的“華麗轉身”，先前網上已有不少作者進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討，筆者不再贅述。

我們只需觀察她本人的政治軌跡，就能清晰地看到這種投機術的爐火純青，那就是精準地識別並狂熱地擁抱新的“政治正確”，並將其作為個人政治晉升的終極槓桿。這種現象，也較為符合“皈依者狂熱”的相關特徵。

所謂“皈依者狂熱”，指的是新加入某個宗教或意識形態團體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虔誠、洗刷自己“異教徒”的過去，往往會比團體中的老成員表現得更加原教旨、更加激進、更加狂熱。

對於波蘭、捷克、波羅的海三國等前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冷戰後加入歐盟和北約，就如同一次集體性的“改換門庭”。這些國家的政治新貴們，很多都和卡拉斯家族一樣，與過去體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為了向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納下最徹底的“投名狀”，他們必須在行動上和言語上，對自己以及自己國家和民族“不光彩的過去”進行最猛烈的切割和攻擊。其中的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2016年3月16日，拉脱維亞軍團（二戰期間由德國納粹黨衞隊指揮的部隊）老兵及其同情者手持鮮花，前往拉脱維亞里加的自由紀念碑 法新社

在歷史敍事上，大搞“修正主義”和“虛無主義”。 他們系統性地重塑國家記憶，將蘇聯在二戰中解放其領土、幫助其建立工業體系的歷史，歪曲為“一場佔領取代另一場佔領”。他們推倒數以千計的蘇聯紅軍紀念碑，卻為那些曾在二戰中與納粹合作的所謂“民族英雄”樹碑立傳。卡拉斯質疑中俄“二戰勝利國”地位，正是這一波歷史修正主義浪潮最新、也最荒謬的產物。

在對俄政策上，扮演“加碼內卷”的急先鋒。在歐盟內部討論對俄製裁時，衝在最前面、要求最嚴厲的，永遠是這些國家。在北約內部討論軍費開支和前沿部署時，表現最積極、姿態最好戰的，也永遠是他們。他們彷彿在進行一場“誰比我更反俄”的競賽，以此來博取美利堅的垂青和北約的安全承諾。

在對華議題上，甘當“反華小丑”。以立陶宛為例，這個在世界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國家，卻敢於在台灣問題上公然挑戰“一箇中國”原則，其背後邏輯與反俄如出一轍：通過在地緣政治熱點問題上製造摩擦，向美國展示自己作為“馬前卒”的利用價值。

這種“由反俄而反蘇，由反蘇而反共，由反共而反華”的狂熱政治鏈條的背後，是深刻的身份焦慮和極端的不安全感。他們既害怕被“舊領導”俄羅斯清算，又擔心不被“新主子”美西方真正接納。因此，他們只能通過不斷升級的極端言行，來刷存在感、表忠心，換取一點可憐的地緣安全感和政治紅利。

狐假虎威的末路：投機者的最終歸宿

然而，這些東歐政客們“挾洋自重”的算盤，真的能打得響嗎？他們所倚靠的“老虎”——歐盟和北約，真的還是那隻威風八面、説一不二的“百獸之王”嗎？現實恐怕並不樂觀。

今日的歐盟，正深陷經濟增長乏力、能源危機、難民問題和內部分裂的泥潭。德法作為經濟“發動機”頻頻熄火，南歐國家債務纏身，英國脱歐的離心效應仍在發酵。而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其國內政治的極化和“美國優先”思潮的迴歸，使得其對歐洲的安全承諾變得越來越不確定。特朗普若在關税和軍費問題上繼續“得寸進尺”，北約這隻“老虎”甚至可能被直接拔掉牙齒。

在這樣一個自身難保、前途未卜的“老虎”身上，押上自己國家的全部身家性命，無疑是一場豪賭。東歐政客中的卡拉斯之流，看似通過激化與俄羅斯的矛盾，提升了自身在地緣棋盤上的“戰略價值”，但實際上，他們是將自己的國家徹底工具化、棋子化，變成了大國博弈的角力場和犧牲品。他們為個人攫取的政治資本，無疑是以犧牲本國長遠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為代價的。

2024年9月12日，美國與波羅的海國家外交部在維爾紐斯舉行了首次關於印太地區的高層磋商

當歷史的潮水轉向，當世界多極化的格局日益清晰，當美國無力也無心再為歐洲的“小兄弟”們無限“埋單”時，這些只會靠煽動仇恨、歪曲歷史、充當代理人來換取關注的政治投機者，將會發現自己是多麼的無足輕重。

此次卡拉斯對二戰歷史的隨口“發明”，是對所有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獻出生命的英烈的褻瀆，更是對歷史正義的公然挑戰。她試圖抹去蘇聯的功績，無非是想漂白那段投機、騎牆，甚至與法西斯為伍的“原罪”，為自己今天極端親西方的立場找到虛假的“合法性”。

然而，墨寫的謊言，永遠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也是由人民書寫的。靠政治投機和“皈依者狂熱”上位的政客，或許能在一時之間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但他們終究無法改變歷史的浩蕩進程。當大國博弈的棋局發生變化，當他們失去被利用的價值時，他們也必將被他們曾經取悦的“主子”和被他們綁架的人民所共同拋棄。

到那時，人們會發現，這些在歷史的天空中劃過的所謂“政治新星”，不過是一羣追逐着衰落帝國腐朽之味的蠅蟲，其短暫的嗡鳴，終將湮沒在歷史的塵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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