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300期：我們的戰略預測比較準-張維為、範勇鵬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中國如何以獨到的視角和精準的判斷，應對全球挑戰？中國為何能在複雜國際格局中做出精準戰略預測？如何在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下發揮國際影響力？青年一代如何培養戰略思維與國家安全意識？

在東方衞視9月9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副院長範勇鵬教授圍繞這一話題展開了對話。

[《這就是中國》第300期](https://【這就是中國：第299集 我們的戰略預測比較準】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2134565/?share_source=copy_web)

張維為演講

張維為：今天，《這就是中國》迎來了第300期節目。自2019年1月7日開播以來，這個節目已成為一個現象級的融媒體產品，影響了數億人，有力推動了原創中國話語走向社會、走向世界。我們僅向所有參與、支持和關心這個節目的朋友們、同志們及一路相伴的忠實觀眾們，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在全球風雲激盪的今天，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敍事，對正在發生的天下大事做出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判斷，這既是我們的使命，也是對我們的挑戰。但這七年的實踐證明：我們的戰略預測比較準，這也是這個節目最出彩的地方。

B站上有人這樣形容我們的節目：鍵政Up主一般是回望過去，時政Up主大都聚焦當下，而張維為和《這就是中國》開闢了一個“未來史學派”新賽道，對重大事件的走向做出預測，結論往往八九不離十。我們把這份來自Z世代的幽默當作一種鼓勵，與大家共勉。

今年正值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成立十週年。中國研究院是國家高端智庫，中央對國家高端智庫有嚴格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對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能拿出一錘定音的意見，可以説我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當然，我們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們節目是2019年1月正式開播的，但2018年12月中旬就開始錄製，正趕上華為高管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非法扣留。這就涉及到如何給美國及其行為定性。

在《這就是中國》第一期節目中，我説了這麼一段話：華為在世界競爭最激烈的5G領域，在核心技術領域，在確立中國標準方面，已經趕上了我們的對手，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我們的對手，這使他們感到害怕了。這種恐懼使他們採取了下三濫的綁票手段。好在我們的領導人經歷過文革亂世，我們知道怎麼對付流氓。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資政建言：我們對美談判也好，反擊措施也好，要有對付流氓的意識，不能抱任何幻想。

5個月後，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馬丁·沃爾夫也公開撰文，稱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流氓超級大國”，與我們的判斷高度吻合。也就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送別榮耀時説的：他們不是要糾正我們，而是要打死我們。過去這些年，美國在方方面面的拙劣表現，證明我們對美國的判斷是準確的。

這些年每年都有大事發生：2018至2019年間，美國先後發動了對華“貿易戰”“科技戰”，我們則通過包括《這就是中國》在內的各種渠道，明確預測美國將輸掉對華“貿易戰”。我們説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美國今天是將帥無能，累死三軍，就這個決策水平，怎麼好意思出來打仗。至於所謂“科技戰”，我們明確預測美國將輸得很慘，屆時我們不要忘記給特朗普總統頒發特殊貢獻獎。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爆發，我們在節目中指出：香港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將一路走衰；我們要出台標本兼治的整體方案，對港獨勢力實行穩準狠打擊；我們特別提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範圍內，我們有足夠的空間出台這樣的方案”。果然，一年後的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體現了14億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釜底抽薪地解決所謂“港獨”問題。

香港文匯報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西方媒體像打了雞血一樣地激動起來，宣佈這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我們則公開預測：這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爾諾貝利時刻。果然，後來歐美國家的疫情防控荒腔走板、傷亡慘重，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從2020年開始一直低於中國。2020年10月14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撰文承認，本以為這場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結果卻成了西方的滑鐵盧，我們的預測比他早8個月。

2021年初，拜登上台伊始，我們做了這樣的預測：“拜登的執政很可能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四年後的美國可能還會回到‘特朗普時代’，或者叫‘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時代’”。從我們看到的信息，好像全世界就我們一家智庫做出這樣的預測並公開發表出來。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後不久，我們的判斷是烏克蘭是俄烏衝突最大受害者，它的命運是從美國的“棋子”變成“棄子”，最終烏克蘭可能被一分為三。歐洲則是僅次於烏克蘭的第二大受害者。

2023年“亞太北約化”論調甚囂塵上，我們在節目中預測這更可能是白日做夢。果真，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領導人今年都找藉口缺席北約2025海牙峯會，會議的公報也刪去了涉華和涉“印太”內容。

2024年，隨着落實香港基本法23條的推進，西方主流機構和學者幾乎都看衰香港經濟，以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的觀點為代表，他2月在《金融時報》發文稱“香港完了”。我們則反覆強調：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現在是由治到興，充滿了機遇。果然，今年以來，香港經濟強勢反彈。不久前斯蒂芬·羅奇公開表示他當時的判斷錯了，他現在也看好香港經濟。

2025年初，鑑於歐盟這些年跟着美國亦步亦趨，使自己陷入重重危機，我們專門做了一期《歐洲的“至暗時刻”》，指出歐洲已上了美國菜單，必將一敗塗地。果真，7月27日軟弱無力的歐盟不得不與美國簽署一份充滿屈辱且引起廣泛民憤的貿易協議。其實，我們在七年前的第一期節目中就這樣預測：中國就像飛馳而去的高鐵，不等歐洲覺醒了，歐盟是否能生存到2035年都是個問題。

總之，過去這些年，我們的戰略判斷比較準，應該説比西方絕大多數智庫和學者準確得多，背後是我們數十年如一日的原創研究和發自內心的中國自信，是長期致力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的不懈努力的結果。某種意義上，我自己的學術經歷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縮影。

我從西方老是誤判中國出發，進行中國模式研究，質疑西方主流理論，並切入中國理念與中國文化研究，最後進入中華文明的研究，最終於2010年提出“文明型國家”命題和理論框架。我還本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精神，實地走訪了100多個國家考察調研。今天回頭看，隨着自己研究的深入，逐步踏上了嘗試建構一個特定範圍內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進程。

文明型國家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其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與現代性的有機結合使之與眾不同。這使中國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説，文明型國家的“良政還是劣政”範式超越西方“民主還是專制”範式，“民心”和“民意”結合的模式超越西方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體利益黨”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黨”模式，“選拔+選舉”模式超越西方單依靠選舉的模式，“混合經濟”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

自2010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被稱為阿拉伯之春，從左上角順時針方向起：在埃及首都開羅塔利爾廣場聚集的示威者；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聚集的示威者；在也門首都薩那聚集的示威者；巴林聚集的示威者。維基百科

這些體系化的研究成果使我們早在這個節目開播之前就對許多天下事做出了較準確的判斷。我2006年就提出在發展中國家，美國模式將競爭不過中國模式。2008年提出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後西方時代”。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我預測“阿拉伯之春”不久將變成“阿拉伯之冬”；我提出美國政治制度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需要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否則美國將一路走衰；我還在不同場合論述存有許多基因缺陷的西方民主模式，最終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這種“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底層邏輯和知識體系建設使我們做《這就是中國》很有學術定力和政治定力。

我也藉此機會向大家彙報一下做戰略預測的心得體會，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一是徹底的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成功的法寶，也是正確戰略預測的保障。徹底的實事求是需要勇氣。過去我們落後，承認落後是實事求是，今天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國家做的好，承認這一切也是實事求是。千萬不要像某些中國公知那樣，跪久了站不起來，時至今日連正視西方的勇氣都沒有。實事求是意味着要破除本本主義，堅持獨立思考和原創研究，不人云亦云。對我們來説，真實的經濟狀況、生活水平、地緣政治和歷史脈絡一直是我們原創研究的重中之重。

例如，我們對拜登公佈的就業數據做了分析，認為其作假成分太多。相比之下，特朗普幾乎每次演講都承認“美國是一個走向失敗的國家”。此外，我們研究發現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不是民主黨炒作的性別或人權議題，而是通貨膨脹和犯罪猖獗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如果不是遇刺身亡這種情況的話，我們判斷特朗普大概率將捲土重來。但我們也指出，特朗普為美國開出的藥方解決不了美國積重難返的治理衰敗問題。

二是聚焦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有成功的戰略判斷都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非各種變化因子的簡單排列組合。比方説，我們研究毛澤東主席如何決定抗美援朝的。他反覆詢問從朝鮮戰場回來的中國記者，在朝鮮戰場上，究竟是美國空軍造成的殺傷力大，還是陸軍的殺傷力大，當他了解還是陸軍的殺傷力更大時，他説“這就好辦，因為我們沒有空軍，有的只是陸軍”。毛主席對中國陸軍充滿信心，他們從紅軍時期一直打到解放戰爭，中國軍事顧問團當時還在協助指揮越共部隊開展抗法殲滅戰，戰績可嘉。與此同理，在分析“中美貿易戰”的時候，我們對美國GDP和中美貿易結構進行了深入分析，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遠超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判斷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關税戰”等都將以失敗告終。

三是以中國觀世界，特別是文明型國家的視角觀世界，最後得出的結論往往八九不離十。我們判斷“阿拉伯之春”會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前提就是中國人所説的“水土不服”，“水”是文化浸潤萬物，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深深紮根於百姓之中，西方制度無法改變。“土”指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土壤、經濟土壤、社會土壤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所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必敗無疑，更何況從我當時在阿拉伯國家的調研來看，他們的普遍問題是缺乏製造業，年輕人失業嚴重，社會堆滿了乾柴，隨時可能被點燃，而一旦點燃必將覆水難收。我們還從“良政還是劣政”範式出發，分析美國基層治理困境，預測美國疫情防控潰敗是不可避免的。同樣，我們以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是否有利於大多數人為出發點，提出香港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將一路走衰。

四是具有歷史縱深的分析框架。我們節目從不就事論事地點評時政，而是把正在發生的事件當作正在展開的歷史進行分析。例如，我們結合文明型國家的研究，從歷史視角對烏克蘭衝突的來龍去脈和所謂的“亞太北約化”進行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綜合分析，做出比較靠譜的判斷。

五是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需要從僵化的西方話語中解放出來，否則無法跟上國家發展和時代變化的需要，而直面千變萬化的真實世界並做出比較正確的戰略判斷，可以是這種改革的一個突破口。這也有助於解決今天人文社科界廣泛存在的中國自信匱乏、崇洋心態嚴重、形式主義氾濫等弊病。真實世界的挑戰從來不是按學科劃分的，唯有走向綜合、跨學科、底層邏輯和知識體系構建；唯有堅持獨立思考、原創研究、實地調研，才能錘鍊判斷力，做出真學問，解決真問題。

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敍事體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論斷，為我們的研究和傳播工作提供了戰略指引。隨着中國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全世界都想聽到中國人對天下大事的判斷和預測，中國學人應該當仁不讓。這其實也是外部世界，特別是全球南方對中國知識界的期待。讓我們一起努力，進一步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推動真正高質量的中國話語體系走向社會、走向世界！

圓桌討論

何婕：今天這期節目是《這就是中國》節目的第300期，6年8個月的時間，一路走來300個話題，對紛繁複雜的國際格局一一地進行剖析。當然我們也在讀懂我們中國自己的方方面面，可以説是跟着大家共同來成長。節目第1期錄製的背景，就是華為的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非法羈押。你看將近7年的時間，有沒有感覺這7年左右的時間，跟以往的其它的歷史時代相比，是不是整個國際格局變化比較大的7年？

張維為：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毫無疑問它背後是整個全球的結構性的變化，我們形象的説法叫“東昇西降”。我經常引用歐盟原外交代表博雷利的話，就是在4個關鍵領域——經濟、技術、軍事、意識形態，非西方國家都找到了替代品。這個變化是不得了的，深層次。而且現在是互聯網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時代，這些變化好像都變得更快了，然後更為大家所熟悉，同時對我們的節目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做出判斷不容易。

範勇鵬：傳播速度是一方面，但是客觀上來講確實是變化非常快。人類歷史它不是勻速發展的，現在網上好多人愛説一個詞叫歷史的“垃圾時間”，但其實過去這些年是歷史的“濃縮時間”。正常歷史上可能十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發生的很多事情，一下壓縮到幾年之間。網上有句話説：我們被國家保護得太好了——很多事情都是在驚濤駭浪中發生的。

同時在國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像美國過去這些年經歷的種種天災人禍——包括美聯儲的政策波動、美國政府內部的動盪，甚至總統大選中出現的刺殺這樣極其罕見的大事——很多都在歷史上堪稱重大，但我們卻幾乎來不及關注，它們就悄然過去了。開玩笑地説，回想這幾年，我們很多事情真的發生得太快了，來不及慶祝、來不及高興，就被新的消息覆蓋了。西方很多事件也是一樣，來不及反思、來不及哀悼，就迅速被下一波事件淹沒了。

所以，從長週期來看，過去這六七年，真的是一段高度濃縮的歷史。將來重新書寫這段時期的時候，必定會成為非常輝煌壯麗的一章。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舉行的一次政治集會上耳朵中彈，美國方面將此次事件定性為“暗殺未遂”。

何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説在剛剛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大家可能對這個概念、這個認知還有一個過程的話，現在每個人身處變局之中，可以説是有着最強烈的體會。什麼叫做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這種轉折、這種變化，它就是會來得非常地猛烈。

張維為：中國是這種變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者，中國一下子這樣崛起，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使我們的對手感到害怕，產生了許多過度的反應等。總之，有很多跌宕起伏，這個過程中如何對各種事件進行分析、把握、判斷、預測，確實是不容易的。

何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看問題比較深入，強調實事求是——事情本來是什麼樣，就該怎麼看待。張老師之前在節目中也説過，中國確實強大了，就像個子已經長那麼高，藏是藏不住的，那就應該大大方方講出來、展示出來。但實事求是地説，我們也要看到還有很多不夠強的地方。所以當大家產生質疑的時候，不妨聽一聽範老師的觀點：我們該如何去進行交流？

範勇鵬：一方面，我們確實要看到中國這些年來發展得好；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中國自身也存在問題。其實這兩者並不矛盾。

這符合事物發展的正常規律。剛才張老師提到，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你看，在中華民族最低谷的時候，存在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像胡適那樣，覺得我們百事不如人，乾脆投降算了；另一種則如歷史學家錢穆，今天讀他的書，有時候確實很讓人感動。他的很多思想我未必贊同，但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他寫下了《國史大綱》，書中強調要看到我們文明和民族中優秀的部分。他甚至帶着一種悲情——萬一真的有一天中華民族亡國滅種了，也要把這些寶貴的東西留下來。那是我們弱的時候該有的態度。而等到我們真正強大、甚至成為世界上最優秀最強大的國家時，反而應該更多反省自我，不應一味地烈火烹油、錦上添花，而要多做自我批評。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一直具有非常強的辯證思維能力。比如在中國最黑暗、最低谷的時候，我們黨就能提出非常高遠的戰略構想。就像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的，陝北的紅軍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還在作戰室裏學習美國的航母、軍艦，胸懷遠大理想。同時，我們黨三大優良作風中就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所以我們黨一直具備這種能力。

回到您的問題，今天該怎麼看待中國？正是在從弱到強的過程中，我們更應當運用辯證的方法：第一，實事求是地看到自己的優點；第二，通過國際比較看清自身的優勢——這樣才能真正凝聚力量。

張維為：關鍵就是對國家一定要有某種整體把握。《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是我的第6本書，我也沒想到它會變成暢銷書。我書中的第一章就是分析中國的問題，當時最尖鋭的三個問題，即貧富差距、腐敗問題、住房問題。我就把這三個問題做了個解構，進行了橫向的國際比較。比較之後，我認為中國模式還是能夠成立。

我老講中國模式有自己的問題，甚至不足，但可以改進，而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美國模式競爭，這是最關鍵的。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怎麼定性的問題。第二，就是具體表述的時候，確實是有具體場合的考慮，你比方説，你到一個與中國非常友好的國家，看到很多的問題，你可能會講得客氣一點、婉轉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遇到碰到非常傲慢的國家或個人，你也可以比他更傲慢。這沒有什麼問題，但你要真的把事實把握住，形成某種整體把握，你就會非常有定力。我們有很多弱點缺點，但是就現在這個水平也經得起比較，關鍵是我們能夠糾正這些問題。哪個國家沒有問題？

這個也確實是涉及到一些方法論，我自己採用的方法，一個是我相信什麼東西都要自己去看一看，這個是知行合一的重要一環。看跟不看完全不一樣。我當年有幸給小平同志做翻譯，他就講過，聽過槍聲跟沒有聽過槍聲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定要聽過槍聲。你回頭，特別在西方受教育、留學，有時候學了西方所謂方法論，但很多方法論靠不住。我自己在日內瓦大學做博士，我當時就覺得很多西方所謂的“社會科學知識”實際上偽科學。他們希望把社會科學變成跟數學物理一樣的，實際上距離還非常遙遠，甚至整個路徑都可能錯了。

相反你看我們中國共產黨，我們領導人判斷問題採用的一些方法，如毛主席到湖南，做了一個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最後寫了調查報告。誰都不懷疑，毛澤東主席是對中國農民問題最瞭解的，這是公認的。我覺得實地調研非常重要。

1927年3月，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問世

另外就是指標體系，我們在這個節目中專門做過一期，我跟勇鵬一起做的，就是破除對西方指標體系的迷信，建立中國自己的指標體系。然後我就講了中國跟美國比，我説很簡單，我説不用你的指標體系，我用一些國際公認的指標，比方説5個兩國人民都十分關注的指標：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家庭中位淨資產、基礎設施、社會治安。我整體把握，紐約跟上海比，這兩個城市都是各自國家的發達板塊；新疆和密西西比州比，這是兩個國家欠發達板塊。用這5個指標比出來之後，中國總體上勝出，這就可以説明很多問題。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事實：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讀懂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分成板塊，發達板塊、新興經濟板塊，然後看板塊之間的互動。很多人用的是機械論，有某個地方比較落後，所以整個中國就落後，這是不智的。你要看發達板塊和欠發達板塊怎麼互動的，一旦良性互動關係形成後，你會發現這不但不是我們的劣勢，而更可能是我們的優勢，兩個板塊的互動就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

何婕：所以我在想，我們節目有那麼多年輕觀眾，他們在這裏不僅看到事實、聽到分析，更重要的，其實也是一種方法論的分享。

範勇鵬：最近我去了河南一些非常基層的地方看了看，解開了我不少困惑。比如現在國際上有很多人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以及中外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根本問題在哪兒？在於我們的生產力確實提升了，但目前很多需求仍依賴於對外貿易。這其實是一個無奈的現實：在我們過去崛起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處於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我們不得不在這個體系裏成長，但到了一定階段，這個體系已經容納不了我們的發展規模，所以我們必須做出調整。實際上，回顧中央的政策，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佈局調整了。但只有真正深入基層、走到現實中去，你才會發現，對中國來説，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舉個具體例子：走到中國中西部的鄉村，離國道或省道一兩公里內的小村莊是什麼樣子，再到三四公里外的村子，情況完全不同。比如離公路近一點的，城市化程度稍高，不少已經用上抽水馬桶；而離國道四五公里的地方，還保留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土房子，廁所也還是旱廁。從這一點就能看出，我們在基礎設施和民生方面的需求空間非常巨大。之前我和幾位經濟學家朋友討論，有位講得特別到位：不存在什麼“過剩產能”，只有還沒被投放到正確地方的產能。

何婕：就像我們前幾天做“兩山理論”特別節目，請到餘村的村支書來分享時所説的，美麗鄉村現在展現的是新的發展圖景。對當地來説，這不只是環境變好了，更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這些東西只有親自去看、去學習才能真正明白。而這種理解，恰恰來自於我們剛剛所説的土地的力量、實地調研的力量、觀察的力量，以及長期跟蹤研究的力量。

範勇鵬：我覺得必須承認，現在有不少人對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還缺乏客觀性。這其中也有客觀原因——比如，一個普通老百姓，要如何提升自己的認知水平？其實很簡單。第一，要“從上到下”地看。我們平時接觸的信息源，比如刷短視頻、看自媒體文章，其實很多都屬於“私媒體”，而不是公共媒體。自媒體本質上是私人表達的載體，往往為了流量、盈利，甚至情緒而發聲。所以我覺得普通人可以適當關注一些宏觀信息，把握大局，而不是被短視頻帶節奏——今天被牽引到這兒，明天又被帶偏到那兒。

第二種方法，是“從下而上”。我遇到過很多人，他們對中國的認識非常準確，雖然沒有系統研究或專業知識基礎，但他們靠什麼？比如，有人深耕一個很小的領域或行業，他知道自己做的技術世界上沒人能做到，自己的行業佔全球產值的60%、70%——這種實實在在的成就，自然就帶來一種自信。這種自信投射到宏觀社會問題上，就形成了比較準確的認知基礎。

2011年，張維為與佛朗西斯·福山的辯論網絡截圖

第三種情況是，確實有一部分人因為現實困難而產生錯誤觀念。世界在變化、時代在轉型，這個過程肯定是不均衡的，有些行業、有些領域可能會受損，甚至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尤其很多企業家朋友一聊起來就滿腹牢騷。但我常跟他們講：你抱怨的是不是隻侷限於你自己這個領域？換個領域看看呢？打個比方：開車遇到暴雨，你是緊盯着擋風玻璃上那些水珠抱怨不停，還是努力看清前方的路？他們一聽就明白了——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把目光放長遠。所以第三個建議，就是跳出自身立場的侷限。個人的得失、眼前的困難，不應成為阻擋你看清未來方向的障礙。

何婕：説得對。我們剛才談到，一方面要把問題看深、堅持實事求是，另一方面也要拓寬視野，把問題看得更全面、更透徹。其實我們這個節目，我一直説它是一個重要的窗口和橋樑。三百期話題以來，我們帶着觀眾看世界，同時也向世界打開一扇讀懂中國的窗。

還記得節目剛開播的時候，很多年輕人是帶着困惑來的。他們説：我們想説中國好，但不知道如何與人辯論——因為那個時候抹黑中國、扭曲事實的聲音還很多。而現在，我能明顯感覺到年輕人越來越自信、越來越成熟，大家的認知水平也在不斷提升。

張維為：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做時政節目，這也是我們的嘗試，它不侷限於點評具體發生了什麼，用了什麼武器，而是給你一個歷史的縱深感，給你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背景，這樣你反而能夠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現在每天一個人收到的信息太多了，五花八門，所以如果你腦子沒有某種整體把握，你會每天都生活在混亂之中。而一旦有了某種整體把握，你會思路非常清楚。比方説，你會知道這個問題是暫時的，那個問題不那麼重要，這些現象很快就會過去等等，而另外一些變化是根本性的、歷史性的。對問題孰輕孰重的把握太重要了。

觀眾提問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叫張宇峯，來自安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準研究生。我的問題是：中美俄英法等國都是成熟的政治行為體，都設有國家智庫等機構來支撐戰略預測，但為什麼只有中國能夠實現精準而務實的戰略預測呢？謝謝！

張維為：“只有中國才能做出精準的戰略預測”，這恐怕有一點點不太精準，不夠精準。因為你回頭看，有些國家的智庫還是做得相當不錯的。比較美國的智庫，它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人員，比方我們剛剛接待的傑弗裏·薩克斯，但美國政府不聽他的。

美國智庫也存在高度黨派化、政治化，比方説卡內基或者布魯金斯學會等等，這是親民主黨的，傳統基金會，親共和黨的。假設他們是一半對一半，那麼共和黨上台，另外一半親民主黨的智庫就廢了，政府沒有人聽他們的。如果民主黨的上台，另一半的共和黨的智庫又沒人聽他們的。

比方説我們最近跟俄羅斯接觸的比較多，它有一些新的智庫，像瓦爾代會議。另外我們最近接觸過，俄羅斯科學院下的東方學研究所，1818年就開始運作了。它有長期的歷史積澱，有些東西有相當的厚度。比方説，它對阿拉伯國家的每個國家的國別研究比較精準，在莫斯科這個所就有600多人，在聖彼得堡還有研究隊伍，它在許多國家都有人脈。如果普京説要找哪個派別什麼人，他就可以聯繫到。這是不容易的。因為智庫它不光是學術研究，大量研究政策研究，但背後要有學術功底，需要有廣泛的人脈，這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長期的積累。

俄羅斯瓦爾代會議俄羅斯衞星通信社

範勇鵬：我認為決策質量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就是決策者必須大公無私，甚至要達到一種“無我”的狀態。無論是受個人思維習慣、知識結構或智力侷限的影響，還是出於私人利益的考量，一旦帶有某種私心，就可能導致判斷出現偏差，進而影響決策的正確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再次以美國為例，其決策階層背後往往存在大量的私利。比方説，佩洛西在國會推動立法時，心裏可能想着如何炒股獲利；特朗普在做決策時，可能考慮的是推廣自己的比特幣或銷售金卡。一旦私利介入，決策必然會出問題。

第二，決策必須做到“知己知彼”，這兩者缺一不可。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在1960年代之前——大致從二戰結束到1960年代——確實有一段時期決策質量相對較高。那時智庫中湧現了許多傑出人物，比如亨廷頓、布熱津斯基等，他們對世界和自身都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這背後反映了一個國家像人一樣的心理成長過程，其中同時交織着兩個層面：一是認識他人，二是認識自己。而如今美國在戰略決策和研究上的失敗，正是由於喪失了這種知己知彼的能力，被傲慢矇蔽了雙眼。

我們從事區域研究的人，對中國自身的研究缺乏主體性，責任並不完全在於研究者，而在於整個中國人文社科界——我們尚未對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及精神形成成熟、理性、科學的表達體系。因此，在觀察世界時，我們常常缺乏一個堅實的主體立場，這是下一步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來自化工行業的獵頭，叫雍可欣。我的問題是：中國對國際局勢的預判一向非常準確，但因為我們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我想知道，在恪守這一原則的前提下，中國如何能在國際關係中真正發揮影響力？謝謝！

張維為：準，還是非常有用的。準的話，至少是政府決策時候，知道這個東西分量怎麼拿捏、這個問題怎麼處理效果更好。實際上我們到現在一直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這也是《聯合國憲章》裏面的原則，這是個好原則。

但我們在原則的理解上，實際上也在與時俱進。比方説，我們去塞爾維亞，他們非常感激中國，他們購買了中國的導彈防禦體系，這就是一種很大的支持。如果當初塞爾維亞有這個體系，就不會出現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這種情況，這一個體系足夠威懾他們的對手了。

範勇鵬：不干涉他國內政，其核心在於我們尊重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的人民自主選擇制度、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權力。這一原則毫無疑問必須堅持，從長遠看，也是對我們最有利的原則。前幾天薩克斯教授來我們學院講座時提到，美國曾推行近70次所謂的“政權更迭”，這種做法實際上非常愚蠢和笨拙。

但客觀來説，這位觀眾的問題非常重要。我們確實面臨一個現實：隨着中國大量資產海外投資、企業和人員走向世界各地，如何有效維護我們的權益、保護我們的海外資產？當前我們推動全方位開放，不論政府、外交、企業，官方還是民間，乃至留學生，與世界各國交往日益密切，未來將是一個全面開放的時代。在這種共商共建共享的過程中，中外雙方將形成一種“互嵌式”的發展格局。這種互嵌式發展，恰恰是穩定雙邊和多邊關係的重要壓艙石。因此，我們實際上擁有足夠的槓桿去施加影響。

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正在推動構建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與制度。例如，我們發起國際調解院，並將逐步建立更多國際組織，形成新的國際機制、國際法和多邊制度。我們與各個地區不僅開展雙邊合作，還藉助多邊合作框架，形成一種同心圓式的多元結構。這種結構最終將對各國國內事務產生強大的影響力——這是一種建設性的、對雙方都有益的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超越“干涉”與“不干涉”內政的二元思維，在這中間存在大量可用的工具與可能性。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作為一名青年觀眾，我從《這就是中國》中獲益良多，但我身邊很多同齡人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國家戰略層面的思維訓練。因此想請教兩位老師，我們應當如何構建更加系統的戰略通識教育，讓年輕人掌握必要的國家安全知識並提升判斷力？謝謝！

張維為：從總書記提出國家總體安全觀一來，我們有國家安全日等各種類型教育活動，這些活動有的進大學、有的進中學。我們的思政課，包括學馬列、學毛澤東思想、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裏面都涉及戰略思維，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重要的方面。有時候我在想，比方説教毛澤東思想這樣的課程的時候，是否可以聚焦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加上大量案例，這對學生會非常有意義。

何婕：一方面可以引入軍事領域的案例，另一方面也可以結合現實發展中的實例——這些案例的成功往往也正是運用了軍事思想的結果。我認為這對大學生來説，可能具有更大的教育意義。

範勇鵬：“戰略通識教育”這個提法我覺得特別好，確實是未來值得加強的一個方向。我們中國研究院如果開設這樣一門課，其實這件事並不神秘。我們中國的歷史文化，本身就是全人類最大的一座戰略智慧和思想寶庫，幾乎“人均戰略家”。所以，雖然我並沒有系統深入地研究過，但我初步設想，開展戰略通識教育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是歷史文化，尤其是中國歷史中的案例教學，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以前給學生上課時用過這樣一種方式：一起讀某段歷史，比如《資治通鑑》——當然太熟悉的內容就不適用了，選一些相對冷門的情節——讓學生在某個決策節點停下來，設身處地思考：“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等每個人做出自己的判斷之後，再繼續看歷史上實際發生了什麼。結果往往發現，“我可能已經失敗了”甚至“我可能就沒命了”。這種對比和衝擊，其實就是最好的戰略教育。

第二是科學教育。科學本身不是戰略，但它為戰略提供了最重要的思維方法。具備較高的科學素養，在做戰略決策時就不會違背常識、陷入愚昧，也不會被枝節問題帶偏方向，而能夠運用正確的思維方式進行分析。試想，如果很多中國人還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神創論”，那怎麼可能形成良好的戰略思維？

第三，就像張維為老師提到的，歷史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形成的知識體系也極為重要。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套認識世界、分析世界的有效思維方式，並且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經受了全面檢驗和不斷發展。這套知識體系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能力的培養。

總之，在教學方法上，我們完全可以不斷創新，開發出更多元、更貼近現實的教學方式，讓戰略思維真正成為年輕人可感、可學、可用的能力。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

觀眾：我是一名電氣工程專業的學生。藉此機會，我想請教一個比較接地氣的問題：雖然我是工科背景，但我一直非常熱愛政治學、經濟學和馬列哲學。想請問兩位老師，系統而完整的文科思維、哲學思維，對我們學習、認知世界、理解歷史乃至展望未來，能夠發揮哪些重要作用？謝謝！

範勇鵬：哲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早期，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有限，哲學承擔了為世界提供一種整體解釋的功能。那個時代的哲學雖然能夠引領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但尚未形成科學的思維方式。以西方為例，在啓蒙運動之前，基本上只有哲學，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思維。隨着現代科學的發展，許多原本屬於哲學的領域逐漸被科學接管，哲學的空間看似越來越小。

然而，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出現了一種新的哲學——它本質上是一種科學認識世界的方法，比如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所以我認為，這種講求科學方法的哲學，對於我們今天理解世界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當今世界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哲學思潮，對於我們年輕人——包括理工科同學——來説，關鍵是要培養思辨能力。有些哲學是真正有用、具有科學性的；有些則更偏向審美甚至帶有神秘主義色彩。大家可以適當閲讀了解，但不必過度深陷其中，保持理性判斷非常重要。

張維為：我就補充一點，就是我們中國研究院提倡就是，無論是人文社會科學，我們都特別提倡要有一定的工程師的思維。工程師思維方式是非常實事求是的，問題在哪裏，找出原因一二三，然後一個個加以解決。

觀眾：我的問題也很簡單。今天是第300期節目，我也是最後一個提問的，想請您做一個總結。張老師，在這300期節目中，您對哪一期的內容印象最深刻？或者有沒有哪一個您提出的論點，是您自己特別難忘的？

張維為：其實我們每一百期都是一個重要節點，比如第100期、第200期，還有今天的第300期，都是我們重點策劃的節目。在第200期《中國像是一個恆星》中，我們探討了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那一期做得非常用心。今天第300期《我們的戰略預測比較準》也是重點節目之一。如果非要選“最深刻”的一期，其實很難只選一個。回過頭看，可以説我們絕大多數判斷和預測都是站得住腳的。

何婕：其實我們整個節目就像用300期話題、一磚一瓦壘起來的一座大廈，它不是靠某一期或者某一個話題撐起來的，而是一個持續建設、逐漸完整的工程。

張維為：另外，第1期節目其實也非常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何婕：非常感謝大家的提問。今天是我們《這就是中國》的第300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衷心感謝大家近七年來的陪伴，我們一起讀懂中國、也一起理解世界。未來的路，讓我們繼續並肩前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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