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10萬人走上倫敦街頭，一場跨越大西洋“內戰”正在展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摩根】

過去的這個週末，倫敦爆發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極右翼集會。超過十萬人蔘加了英國極右翼活動人士湯米·羅賓遜發起的“聯合王國”遊行，馬斯克則通過視頻連線“現身”併為其打氣。

然而，這場抗議的意義已經超越了英國本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右翼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遇刺，掀起了一場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大撕裂。可以看出，一場跨越大西洋的“內戰”正在展開——不是用槍炮與軍隊，而是通過文化、身份和政治的對抗。

從本質上看，倫敦的遊行是一場對全球化的拒絕。示威者揮舞着米字旗和聖喬治十字旗，但同時也舉着以色列國旗，戴着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紅帽子。

當地時間9月13日，英國爆發大規模反移民示威。 倫敦警察廳X賬號

這些元素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英國極右翼並不把自己視為孤立存在，而是更廣泛的反自由主義浪潮的一部分。在加沙戰爭遭到國際譴責的背景下出現的以色列國旗，意味着對強硬世界觀的認同；而MAGA帽子則把集會直接與特朗普的運動聯繫起來，暗示羅賓遜的支持者把自己視為跨大西洋鬥爭中的一部分。

然而，一段互聯網上走紅的視頻捕捉到了現場的諷刺意味：示威者身披國旗，在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特色的食品攤位前排隊。他們帶着來自這些被他們指責“破壞英國文化”的羣體制作的食物回到集會。矛盾顯而易見：即使他們公開譴責多元文化主義，也無法逃離生活在其中的現實。

為什麼右翼聲音如今顯得更為響亮？部分原因在於經濟：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務崩塌，而政府似乎與普通民眾的關切脱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的淨新增移民人數從每年幾萬上升到每年數十萬，僅在2023至2024年間，政府就在安置尋求庇護者的酒店開銷上花費了31億英鎊。在税收增加、基礎設施狀況惡化的背景下，這些數字成了“不公平”的象徵。對極右翼而言，移民問題就是英國身份被侵蝕而政府袖手旁觀的最直接證據。

但解釋遠不止於此。由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已不再不可動搖。中國的崛起、金磚國家的擴容以及全球南方聲音的壯大，都表明世界正在走向“去西方中心化”。對歐洲和北美的許多人來説，從這種轉變中感受到的是“衰落”。在這種語境下，移民更像是火上澆油：他們的到來不僅僅是新鄰居的出現，而是其文明正在失去主導權的活生生證據。

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對英國右翼也如此重要。他重返美國政治舞台，重新點燃了其他國家極右翼勢力的信心。對羅賓遜的支持者而言，特朗普式的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模板：簡潔的口號、情緒化的訴求，以及“精英背叛人民”的説法。倫敦遊行中出現的MAGA帽子絕非隨意的裝飾，而是跨大西洋兩岸圍繞一個共同的“衰落敍事”的團結標誌。

馬斯克13日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與集會現場的羅賓遜對談，宣稱英國需要“革命性地改變政府” 視頻截圖

美國右翼活動人士查理·柯克的遇刺事件，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跨大西洋的聯繫。馬斯克在講話中把它當作“左翼暴力”的證據，而不少示威者則舉着柯克的照片，將他視為一名“政治殉道者”。對羅賓遜的支持者來説，柯克之死不僅是美國的悲劇，更是他們自身敍事的一部分：證明右翼正在整個西方世界遭受圍攻。

隨着特朗普本週即將對英國進行上任以來的第二次國事訪問，柯克在集會上的身影被賦予更強烈的共鳴，把英國人的不滿與美國的文化戰爭連接在一起，營造出一種共同的危機感。

相比之下，左翼在這種敍事面前明顯處於劣勢。關於團結與結構性改革的呼聲，很難與“我們正在失去自己的國家”這種簡單直接的情緒化口號相抗衡。GB News等右翼媒體每天都在放大憤怒情緒，而社交媒體上的右翼意見領袖則將個別案件塑造成系統性崩潰的證據。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極右翼的方案毫無現實性，他們的聲音也會顯得更為響亮。

這次集會還揭示了英國例外論的轉變。曾經在脱歐時期被包裝為“全球化的英國”，如今卻以防禦性的姿態出現。馬斯克警告説，大規模、無法控制的移民正在“侵蝕”英國，呼應了一種“獨特而美好的事物正在消失”的情緒。法國政治人物埃裏克·澤穆爾則重複了所謂的“大替代”陰謀論——聲稱歐洲人正被來自非洲和中東的移民有意替代。這兩人的發言為羅賓遜的運動提供了國際背書，把英國牢牢嵌入一個跨國右翼民粹主義網絡。

反抗議活動則講述了另一種故事。大約5000人蔘加了“反對種族主義”組織的集會，高舉“歡迎難民”和“打倒極右翼”的橫幅。工黨議員扎拉·蘇爾塔納（Zarah Sultana）和黛安·阿博特（Diane Abbott）在現場發言，強調必須與尋求庇護者保持團結。然而，與羅賓遜超過十萬人的人羣相比，這一數字顯得微不足道。這種街頭抗議規模的不平衡凸顯了右翼如何更有效地動員憤怒情緒，而左翼卻未能以同樣的力度動員希望。

這並不意味着英國正在不可逆轉地擁抱極右翼思潮。過去一年裏，支持難民和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活動也曾吸引更多人羣。但倫敦的集會顯示，不平等與對政府不信任的怨氣，如何被導向了排外政治。羅賓遜的“文化革命”口號、馬斯克關於“侵蝕”的警告、澤穆爾的“大替代”言論，以及如今被塑造為“殉道者”的柯克，共同將社會上的挫敗情緒轉化為對全球化的反撲。

因此，我們所看到的並不僅僅是一場抗議，而是西方內部更廣泛“內戰”的症狀之一。跨越大西洋，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政治都在向內轉，把公民彼此對立起來，圍繞身份認同、移民以及國家的意義展開激烈爭執。全球化削弱了西方的主導地位，但右翼中的一部分力量並未適應多極化的世界，而是退縮到恐懼與懷舊情緒之中。英國的未來不會靠遷怒移民或向內看來保障。真正的挑戰在於，西方社會能否直面不平等現實並重建信任，還是讓這場文化與政治的“內戰”繼續撕裂他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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