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才能到2%通脹目標，現在降息會否加大通脹風險？鮑威爾回應（記者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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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時間9月17日週三，美聯儲在貨幣政策委員會FOMC會後公佈，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從4.25%至4.5%降至4.00%至4.25%，降幅25個基點。
這是美聯儲今年開年以來六次FOMC會議首次決定降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表示，雖然失業率依然處於低位，但已經略有上升，新增就業崗位減少，就業面臨的下行風險也在增加。與此同時，通脹最近有所上升，仍然略高於正常水平。同時，美聯儲也決定繼續縮減所持證券規模。
而他在問答環節則表示，今天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對降息50個基點呼聲的支持並不多。
以下是鮑威爾記者會問答環節：
Q1：你們今天歡迎了新的聯儲委員會成員Steven Myron，但他仍然保留了白宮職務。這是幾十年來首次有聯儲理事與白宮行政部門有直接聯繫。這是否削弱了美聯儲在日常事務中保持政治獨立性的能力？此外，在這種情況下，你們要如何維持公眾對美聯儲政治中立的信任？
鮑威爾：我們今天確實迎來了一位新的委員會成員，就像我們歷來會做的那樣。委員會在追求雙重使命目標上仍然是團結一致的。我們堅定地致力於維護我們的獨立性。除此之外，我沒有更多要分享的。
Q2：你和其他美聯儲官員經常談到關税對通脹的影響，但現在很多企業似乎自行吸收了關税成本，因此關税可能更多影響的是勞動力市場和其他經濟領域。你是否認為，目前就業市場的疲軟，可能與關税有關，而不是通脹？
鮑威爾：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已經看到商品價格上漲，導致通脹上升——今年的大部分通脹上升基本都是由商品價格推動的。雖然目前影響還不算大，但我們預計這些效應將在今年剩餘時間和明年繼續發酵。
至於就業市場方面，也可能會受到影響，但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移民變化。勞動力供給明顯減少，幾乎沒有增長。同時，勞動力需求也大幅下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稱之為‘奇怪的平衡’——通常平衡是好事，但這次供需都是明顯下滑造成的平衡。特別是需求下降得更多，這也是我們看到失業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Q3：請問當前的經濟狀況和風險平衡是否已經不再支持維持限制性政策？在什麼情況下會有超過25個基點的降息？本週會議上是否認真討論過這種可能性？
鮑威爾：我不會這麼説。但我們可以説的是：今年以來，我們維持了非常明確的限制性政策——很多人對“多限制”定義不同，但我認為我們的政策確實是限制性的。我們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勞動市場狀況強勁，有強勁的就業增長等。
但如果你回頭看，比如從4月開始，再看7月和8月的修正就業數據，你就不能再説勞動市場那麼強了。這意味着風險已不再是明顯傾向於通脹，而是正在向平衡方向移動。或許還沒有完全達到平衡，但顯然在朝這個方向邁進。
所以我們今天的決定，是朝‘中性政策’再邁進一步。
今天並沒有廣泛支持降息50個基點。你知道，過去五年我們確實有過非常大幅度的加息和降息，但那通常是在你認為政策位置嚴重偏離、需要迅速調整的情況下。
現在完全不是這種情形。我認為我們目前的政策在今年以來一直表現良好，我們選擇等待並觀察關税、通脹和就業市場的變化，這一策略是正確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新增就業崗位大幅減少，以及勞動力市場疲軟的其他跡象。這告訴我們，雖然風險也許還沒完全平衡，但正朝平衡方向靠近，因此這一變化值得我們調整政策。
Q4：我們該如何解讀今天的降息？是委員會在“對沖”就業市場可能疲軟的風險，還是説你們認為經濟下行的動態已經在發生？為什麼你們的利率預測比三個月前更偏向降息，而失業率預測卻沒什麼變化？
鮑威爾：你可以把這次降息看作是一種“風險管理式的降息”。
如果你看我們發佈的經濟預測（SEP），對今年和明年GDP增長的預測其實略有上調，通脹和失業率則幾乎沒變。
那有什麼變化呢？就是我們對就業市場的風險評估發生了重大變化。上次會議時，我們看到的是每月15萬個新增就業崗位，現在你看修正後的數據和最新數據，就會發現情況大不一樣。
我並不是説要過度依賴非農就業數據，但這是我們看到的許多跡象之一，顯示就業市場正在明顯降温。因此，我們必須在政策上反映出這一點。
Q5：經濟預測摘要中，委員會成員的中位預測顯示通脹到明年年底會比之前預計更高，而你們直到2028年才能回到2%的目標。現在就啓動一連串降息，會不會加大通脹壓力的風險？
鮑威爾：我們完全理解，也很重視——我們必須堅定地致力於在可持續的基礎上把通脹率恢復到2%。我們會這麼做。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得權衡兩個目標之間的風險。我認為，自4月以來，高通脹持續存在的風險已經有所下降，這部分是因為勞動市場已經疲軟，GDP增長也放緩了。
所以我會説，通脹方面的風險已經沒有之前那麼高。而在就業方面，雖然失業率仍然處於相對低位，但我們確實看到下行風險在加劇。
Q6：你們因為就業問題降息，但你又説就業市場的問題更多是因為移民減少，而這並不是利率可以影響的事情。所以為什麼這比通脹更重要？畢竟通脹仍比目標高出近一個百分點。
鮑威爾：我之前的意思是，就業市場的變化更多是與移民變化有關，而不是關税——我是在回答那個問題時這麼説的。我並不是説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全都來自關税。
現在確實是這樣：勞動力供給因為移民減少而減弱，同時，勞動力需求也顯著下降，甚至降得更快。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失業率在上升。
這就是我剛才那段話的意思。
Q7：自2015年以來，每年的經濟預測摘要都説“我們將在未來兩年實現2%通脹目標”，但從未實現。今年你們又説“到2028年”才能達標。那這是否説明2%的通脹目標並不現實？公眾還會相信你們嗎？
鮑威爾：你説得沒錯，今年我們預測要到2028年才能回到2%的通脹目標。但這其實就是這個預測過程的運作方式。
在這個框架下，我們要寫下一個利率路徑，這個路徑是我們認為最有可能讓通脹回到2%目標的路徑，也包括實現最大就業。
所以它更多是技術性地寫出一個政策路徑，而不是我們對未來三年經濟走向有多大把握。沒人能準確預測三年後的經濟。
但預測摘要的任務，就是在那個時間框架內，寫下你認為會讓目標實現的政策組合。
Q8：最新的通脹報告顯示，在許多家庭的關鍵開支項目中，價格仍在上漲。如果這些價格繼續上漲，美聯儲會怎麼做？
鮑威爾：我們的預期——你從我們今年以來的一貫説法中可以看出——是通脹會在今年上升，主要是由於關税對商品價格的影響。但我們預測這種上漲將是一次性的價格跳升，而不會演變成持續的通脹過程。
這一直是我們的預測。幾乎所有委員的個人預測也都顯示類似觀點。但我們當然不能僅僅假設這一點會成真——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確保它真的只是一次性的，而不會形成持續通脹，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目前的情況是，我們確實看到通脹繼續上行，但上升的幅度也許沒有我們幾個月前預期的那麼大。因為關税傳導到通脹的過程比預期更慢、幅度更小。
此外，就業市場也出現了疲軟，因此我們認為，通脹大幅失控的風險減弱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現在是時候承認：另一個使命——就業——所面臨的風險也在上升，我們應當朝更加中性的政策方向調整。
你問‘我們會怎麼做’——我們會做我們需要做的事。但我們有兩個法定使命，我們努力在它們之間尋找平衡。我們用了很長時間的框架，就是當兩個目標出現衝突時，怎麼辦？因為我們的工具沒辦法同時兼顧兩個方向。我們會問自己：哪個目標離達成更遠？哪個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實現？然後基於這些判斷來權衡。
過去我們明顯偏向於防範通脹，因為那時通脹風險更高。但現在我們看到勞動力市場面臨明顯的下行風險，因此我們正朝更加中性的政策方向前進。
Q9：對於普通家庭、尤其是正在找工作的年輕人來説，他們該怎麼理解現在的就業形勢？
鮑威爾：現在的勞動力市場非常特殊。我們確實認為，目前將利率下調、讓政策更中性，是合適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改善勞動力市場。
我們注意到，處於勞動力市場邊緣的人羣——比如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少數族裔——確實在找工作時遇到了更多困難。當前的“找工作率”非常低，也就是説，人們找到工作的速度比過去慢很多。
不過另一方面，裁員率也很低。也就是説現在是“低僱用、低裁員”的狀態。我們擔心的是，如果裁員開始增加，那些失業者將面臨一個“沒人招聘”的環境，這很容易迅速導致失業率飆升。
在一個更健康的經濟環境中，這些人是能找到工作的。但現在，招聘速度非常慢。這幾個月來，我們對此越來越擔憂。這也是我們認為現在有必要開始調整政策、更加平衡對待雙重使命的一個重要原因。
Q10：過去你在降息時會用“政策再校準（recalibration）”這個詞。但這次你沒有這麼説。你還強調‘政策沒有預設路徑’。這是否意味着你這次是有意避開“再校準”一詞？我們現在是“逐會決策、逐項數據分析”的階段嗎？我們是在朝中性政策迴歸的過程中嗎？委員們的預測分歧是不是也意味着，未來政策路徑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
鮑威爾：我認為我們確實處於一個“逐次會議、即時判斷”的階段，我們會密切觀察數據。
我也想借此談一談經濟預測摘要（SEP）。大家應該知道，這份預測是19位委員各自獨立寫下他們認為“最可能的經濟路徑”以及“相應最合適的貨幣政策路徑”。我們不會就這些預測進行辯論或強求一致，只是把它們彙總成一張圖表。有時我們會討論它，但最終，它是個人判斷的集合。
我們經常説“政策沒有預設路徑”，我們是真心這麼做的。我們實際做出的每一個決策，都是基於當時最新數據、經濟前景的變化和風險平衡情況。
你可能注意到，在預測摘要中，有10位委員寫下“今年還將降息兩次或更多”，而另外9位委員則認為將降息一次或更少，甚至完全不再降息。
所以，與其把這看作一套確定的計劃，我建議大家把它當作“不同可能性及其概率”的集合來看待。這是一組分佈圖，而不是一張確定的時間表。
這是個非常特殊的時刻。通常情況下，勞動力市場疲軟時，通脹也很低；勞動力市場強勁時，才要擔心通脹。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是“雙向風險”：就業有下行壓力，通脹又還沒完全受控。這意味着我們沒有一條“無風險”的政策路徑。
對決策者來説，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所以，預測出現較大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這並不只是對經濟前景的判斷不同，更重要的是：在目標之間產生衝突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權衡？我們該對哪個目標更擔憂？
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下，預測分歧是自然的。事實上，如果你告訴我大家都想法一致，那我反而會覺得不正常。我們會坐下來，認真討論，充分辯論，然後做出決定並採取行動。但你説得對，預測差異很大，但這在當前環境下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
Q11：您多年來一直強調美聯儲獨立性的重要性。但現在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猜測，比如特朗普總統對美聯儲究竟有什麼打算。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市場應該關注哪些跡象，來判斷美聯儲仍然是在根據經濟形勢而非政治因素做出決策？你是否認為，關於聯儲理事Lisa Cook的訴訟，也涉及到了美聯儲獨立性的問題？
鮑威爾：我們的美聯儲文化核心之一，就是一切決策都基於數據，從不考慮政治因素。這在美聯儲內部是根深蒂固的，每一位員工都堅信這一點。
你可以從我們如何談論政策、官員們發表的演講內容、我們做出的決定中看出：我們仍然在堅持這一原則。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切。
有關Lisa Cook的問題這是一起法院訴訟，因此我認為不適合對此發表評論。
Q12：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初步基準修訂數據顯示，新增就業人數下調了91.1萬。而6月份的數據修訂，甚至是自2020年12月以來首次為負值。在這種數據本身都不穩定的情況下，美聯儲又該如何依賴它們作出關鍵的利率決策呢？如果這個基準修正繼續成立，那意味着原本估計的新增崗位裏有51%其實並不存在。這説明就業市場在今年初就已經比我們想象的弱很多。如果你當時就知道這些，會不會更早決定降息？
鮑威爾：關於這次基準修訂，它的結果幾乎和我們預期的一樣。確實非常接近，令人驚訝。
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幾個季度，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就業數據經常出現“系統性高估”，他們其實非常瞭解這個問題，也一直在努力修正。
這部分與企業的調查響應率偏低有關，但更關鍵的是所謂的“出生-死亡模型”（birth-death model）。因為很多就業是由新企業創造的，而這些企業的“生死”是很難即時調查的，只能靠模型預測。
尤其在經濟結構劇變的時期，這個預測模型就更難準確。所以他們確實在改進，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但我想説的是，整體數據還是‘足夠好’到可以支撐我們做出決策。目前我們遇到的數據問題，主要還是因為調查響應率偏低，這其實在政府和私營部門的調查中都是廣泛存在的問題。
我們當然希望響應率更高，那樣數據就更穩定。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確保負責收集數據的機構有足夠的資源。説到底這不是個複雜的問題，但確實需要投入。
還有一點，就業數據在初次發佈時的響應率確實偏低。但在第二、第三個月，我們仍然會繼續收集數據，那個時候數據的可靠性就會大幅提升。所以問題不是‘我們拿不到數據’，而是‘我們拿得稍晚一些’。
你知道，我們的工作是‘向前看’，而不是‘回頭看’。我們只能根據當前看到的情況採取最合適的行動。而今天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Q13：勞動力市場的一些邊緣指標表明衰退可能已經開始。比如，8月份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超過了7%；平均每週工作時間減少；大學畢業生找工作變得更加困難；青年失業率也在上升。在這種背景下，您為什麼認為現在只降息25個基點會有作用？
鮑威爾：我並沒有説，我認為這25個基點本身就會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你要把它放在整個利率路徑中來理解——市場運行是基於預期的，我們的市場機制正是圍繞着預期運作的。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政策路徑確實很重要。
當我們看到像這樣的一些跡象時，我認為我們有必要使用工具來支持勞動力市場。
我剛才提到的那些現象——你看到少數族裔失業率上升，看到年輕人、經濟上更脆弱、對經濟週期更敏感的人受到影響——這也是我們看到勞動力市場正在走弱的原因之一，當然還包括整體新增就業崗位的減少。
我還想指出勞動力參與率的問題——過去一年中的部分下降，可能更多是週期性的，而不僅僅是人口老齡化所致。把這一切因素結合在一起，我們看到勞動力市場正在走軟，而我們既不希望它繼續惡化，也不需要它再繼續惡化。
所以我們使用政策工具來應對，這從25個基點的降息開始。但市場也已經在消化整個利率路徑了。我並不是在“認可”市場的定價，我只是説：我們現在所做的，不只是一次性行為。
Q14：目前的經濟增長結構看起來比較複雜，一邊是企業投資，特別是受AI驅動的投資；另一邊則是高收入羣體的消費拉動。您是否認為，這種增長結構在未來是不可持續的？
鮑威爾：我不會這麼説。你的説法沒錯，現在我們確實在AI基礎建設和企業投資方面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經濟活動。我不知道這種趨勢會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
至於消費，你看到的是消費支出數據遠超預期，而這確實可能是由高收入羣體推動的，有很多例證和線索都指向這一點。但不管是誰在花錢，花錢終歸是花錢。所以我認為經濟仍在向前發展。
經濟增長今年大概會達到1.5%或更高，可能會再好一點。從我們看到的預測來看，確實有在不斷上調。
勞動力市場方面，雖然存在下行風險，但失業率仍處在低位。這就是我們目前的判斷。
Q15：財政部長最近表示，美聯儲正面臨“職能擴張”和“機構臃腫”的問題。他現在支持進行獨立審查。請問您是否支持這樣的獨立審查？或者您是否願意在某些方面對美聯儲進行改革？
鮑威爾：當然，我不會對財政部長或其他任何官員的言論發表評論。
關於改革美聯儲——我們其實剛剛完成了一次較長、我認為也非常成功的貨幣政策框架更新過程。
我還想説，目前美聯儲內部其實在進行很多幕後工作。我們正在推進整個聯儲系統約10%的人力精簡，包括聯儲理事會和各地區儲備銀行。
這意味着，在完成這一輪人力縮減之後，美聯儲的整體員工人數將回到十多年前的水平，也就是説，十多年來我們在人員數量上將是零增長。我認為我們未來可能還會繼續做更多。
所以，我可以説，我們對建設性的批評和任何有助於改進我們工作的建議都是持開放態度的。我們始終願意嘗試把事情做得更好。
Q16：近期有些討論認為，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影響勞動力市場——一方面是生產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是勞動力需求減少。您認同這種説法嗎？如果這是真的，它會對貨幣政策制定帶來什麼影響？
鮑威爾：這方面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我個人的看法——這多少也有些猜測——但我想很多人也認同，就是我們確實開始看到了一些影響，但這還不是主要驅動力。
特別是在剛畢業的年輕人身上，這個現象可能更明顯。確實有可能，一些原本會僱傭大學畢業生的公司或機構，現在使用AI的能力比過去更強了，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但這只是部分原因。總體而言，就業增長確實在放緩，經濟增速也下降了。所以應該是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
AI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很難判斷它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Q17：您目前看到哪些關税對通脹的影響有直接證據？
鮑威爾：我們可以從商品這個大類來看。去年，商品類通脹是負的。如果你回看過去25年，商品價格下跌其實是常態——哪怕質量在提升，價格也往往下降。
但現在，過去一年裏商品類通脹大約是1.2%。聽起來不高，但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分析師有不同看法，但我們認為關税可能對當前2.9%的通脹率貢獻了0.3到0.4個百分點左右。
目前的情況是，大部分關税並不是由出口國承擔的，而是由出口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中間企業承擔的。也就是説，如果你是進口商，把商品轉售給零售商，或者用來製造產品，你很可能自己承擔了大部分成本，而且還沒能把這些成本全部轉嫁給消費者。
這些中間企業大多數都表示，他們“未來一定會”把這些成本傳導出去，但他們目前還沒有這麼做。
所以到消費者端的價格傳導仍然非常有限，遠比我們預期的慢、幅度也小。但根據我們看到的數據，關税對通脹確實存在傳導效應。
Q18：您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在什麼情況下您會考慮在明年5月之前離開美聯儲？
鮑威爾：今天我沒有任何新內容可以分享。
Q19：我們經常聽到您説，您和您的同事在做決策時不會考慮政治因素，但現在你們有了一位新同事，他來自政治圈，會把一切都被放在“對哪個政黨有利”這個框架下來看待，而且他目前仍在白宮任職。那公眾和市場該如何解讀他的講話？比如，他的預測就影響了今天發佈的經濟預測摘要（SEP），尤其是今年的降息次數中位數，就是因為引入了他的預測才發生了變化。您會怎麼回應那些試圖理解你們講話和政策意圖的市場和公眾？
鮑威爾：我們有19位FOMC參與者，其中12位在任何給定時點擁有投票權，這是輪換制度的一部分，你們應該也瞭解。
所以，沒有哪一位投票委員能單方面改變結果——唯一可能做到影響大局的方法，是你要提出極具説服力的論點。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依靠強有力的數據分析和你對經濟的深入理解。
這才是美聯儲會議的運作方式。這種制度已經深植於美聯儲的文化之中，不會因為某個人的背景而改變。
Q20：在這次會議之前，我們聽到了很多不同的聲音，但今天的會議似乎比很多人預期的更加一致。您是否可以談談，是哪些因素讓大家達成了這麼強的一致意見？在點陣圖中，我們也看到了極大的分歧。能否請您談談這兩方面：一方面是什麼促成了今天對降息的一致支持，另一方面又是什麼導致了對後續路徑分歧如此之大？
鮑威爾：我認為，關於勞動力市場情況的判斷，已經出現了相當廣泛的一致意見。
比如在7月份的會議上，我們還可以説勞動力市場狀況穩健，並引用每月新增就業15萬個的數字等作為支撐。但現在我們獲得的新數據，不僅僅是非農數據，還有其他多個指標，都顯示出勞動力市場正面臨實質性的下行風險。
我當時也説過，7月那會兒我們就已經意識到存在風險，但現在，這種風險已經變成現實，情況顯然更緊張了。我認為這在委員會中是被廣泛接受的。
不過，不同委員對這種狀況有不同的理解。幾乎所有人都支持今天這次降息，但有些人還支持進一步降息，有些人則沒有支持，這從點陣圖中可以看出。
事情就是這樣。我們這羣人都非常認真看待這項工作，日常裏也不斷思考、不斷交流。我們內部一直在討論這些問題，然後到了正式會議，我們把所有觀點擺到桌面上，最後形成決策。
你説得沒錯，點陣圖上確實顯示出很大的分歧。但我認為，在我們面臨的這種歷史上極不尋常的局勢下，這種分歧一點也不奇怪。
但我們也要記得，目前失業率是4.3%，經濟增長大約在1.5%。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是處於“經濟很糟糕”的狀態。我們曾經歷過比這更具挑戰性的時期。
但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當前的局面確實很難判斷該做什麼。正如我之前説的，現在沒有任何一條“無風險”的路徑。沒有哪種選擇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必須密切關注通脹，同時也不能忽視就業最大化的目標。這是我們兩個同等重要的職責。
也正因為如此，大家對該怎麼做才有了不同看法。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在這次會議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並採取了行動。
Q21：您剛才提到，當前新增就業崗位已經低於“維持就業平衡所需的最低水平”。我很好奇，美聯儲目前認為這個“平衡水平”大概是多少？您剛才多次提到就業市場的下行風險，但三季度的一些經濟活動和產出指標其實看起來還是很強勁，比如強勁的個人消費支出。您怎麼解釋這兩方面的矛盾？有沒有可能出現就業市場“向上出乎意料”的風險？
鮑威爾：這個數值有很多種計算方式，沒有哪一種是完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經大幅下降了。你可以説現在的‘平衡水平’在每月新增0到5萬個之間，你説對了也可能説錯了，因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估算方法。
無論它之前是15萬、20萬——幾個月前的估算值是多少，現在它都已經大幅下調了。這是因為加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明顯減少。
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勞動力的增長了。而過去兩三年，勞動力供給主要就是靠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支撐的，現在這一來源已經斷了。
與此同時，勞動力需求也顯著下降。比較有意思的是，目前供給和需求基本是‘一起’下降的。不過，現在我們也確實看到失業率在上升——剛剛略微超出過去一年維持的區間。4.3%的失業率仍然是低水平，但供需同時迅速下滑的現象已經引起大家的高度關注。
如果真有這種上行風險，那當然再好不過了。我們非常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發生。我不覺得這兩者之間有太大的衝突。看到經濟活動保持韌性當然是好事。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消費，這周早些時候公佈的數據就顯示消費比預期強很多。
此外，我們現在還看到另一塊強勁的經濟活動來源——就是AI帶動的企業投資。
所以，我們會密切關注所有這些領域。我們確實在預測摘要（SEP）中，把今年的經濟增長中位數上調了，從6月到9月之間。與此同時，通脹和就業市場預測基本沒變。我們之所以今天採取行動，主要就是因為看到了就業市場風險加大的變化。
Q22：考慮到高利率對住房市場的累積性影響，我想請問您：您對當前的利率水平是否會加劇住房可負擔性問題感到擔憂？這是否可能進一步阻礙一些人羣的家庭形成和財富積累？
鮑威爾：住房市場對利率非常敏感，是貨幣政策的核心領域之一。
還記得新冠疫情爆發時，我們將利率降至零，房地產行業對我們當時的舉措表示極大感激。他們説，那時候能活下來，全靠我們大幅降息、提供信貸支持，使他們還能融資運營。但這也意味着，當通脹上升、我們提高利率時，住房行業確實會受到影響。
你説得沒錯，近期利率確實有所回落。雖然我們不直接設定抵押貸款利率，但我們的政策會影響它。利率下降通常會推高住房需求，也會降低建築商的融資成本，從而推動新房供應。
這些確實有助於緩解一些問題。不過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要讓利率變化對住房市場產生顯著影響，必須是非常大幅度的利率變動才行。
另一方面，從更長期角度來看，我們通過實現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來打造一個強勁、健康的經濟環境——這對住房市場也是有利的。
但我最後還想強調一點：我們現在面對的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不是貨幣政策能解決的。那就是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住房短缺的問題。
在美國很多地方，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像華盛頓周邊的都市圈，已經高度開發，開發商只能越來越往外擴建，這本身也帶來了結構性挑戰。
Q23：我還想追問一點：在上一次發佈經濟預測摘要（SEP）後的記者會上，您曾表示委員會成員對自己的預測“缺乏信心”。現在您還這樣認為嗎？
鮑威爾：即便是在平靜時期，預測工作也非常困難。正如我以前説的，經濟預測員是“最有理由謙虛的一羣人”，但他們自己並沒有多少謙虛的空間。
現在這個時點，預測的難度比以往更大。所以我認為，如果你去問任何一個預測者是否對自己的預測充滿信心，我想他們誠實的回答都會是：沒有。
Q24：如果你們現在已經開始降息，為什麼還要繼續縮表？為什麼不乾脆暫停資產負債表的縮減？
鮑威爾：我們的確在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你知道，我們目前仍處於“超額準備金”狀態，我們之前就説過，會在略高於這個水平時停止縮表，而我們現在已經很接近這個位置了。
從宏觀角度來看，我們認為縮表並沒有顯著影響。這只是一些微小的數額，在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中運行。目前的資產縮減規模並不大，因此我不認為它在當前階段對整體經濟會產生宏觀層面的影響。
Q25：新任聯儲理事米蘭在他的提名聽證會上提到，美聯儲其實有三個使命，不只是最大就業和物價穩定，還包括“維持適度的長期利率”。請問“適度長期利率”是指什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尤其是在看到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波動的時候，你們又是如何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考慮這一目標的？
鮑威爾：我們一直以來都把“最大就業”和“物價穩定”視為我們的雙重使命。至於“適度的長期利率”，我們通常認為，它是實現低且穩定的通脹和最大就業的自然結果。
因此，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把“適度長期利率”當作一個需要單獨行動的獨立使命來看待了。在我看來，我們並不打算、也沒有在以不同方式將它納入政策制定框架。
Q26：我們最近得知，美國的平均FICO信用評分下降了2%，這是自大蕭條以來的最大降幅。同時，個人貸款和信用卡的拖欠率也在升高。您是否擔心消費者的財務狀況？您認為今天的降息是否會有所幫助？您是否擔心降息會讓金融市場過熱，甚至助長資產泡沫？
鮑威爾：我們確實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違約率確實在緩慢上升，我們也在密切觀察。就目前來看，整體水平還沒有到特別令人擔憂的地步。
至於降息，我不認為一次降息就會帶來顯著的改善效果。但從長期來看，我們的目標是實現一個強勁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再加上穩定的價格環境，這些都會幫助改善消費者的財務狀況。
我們非常專注於我們的兩大目標：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我們今天的行動，也是圍繞這兩個目標所作的判斷。當然，我們也非常密切地監控金融穩定狀況。
我會説，現在的情況是“綜合表現複雜”。家庭資產狀況總體良好，銀行系統也很穩健。雖然我們知道收入較低的羣體面臨更大壓力，但從金融系統穩定的角度來看，我們並未看到系統性風險。
我們不會給資產價格設定‘正確’或‘錯誤’的標準，但我們確實在全局層面上監控是否存在結構性脆弱點。就目前而言，我們不認為結構性風險處於高位。
Q27：您曾表示，美聯儲不能對通脹預期掉以輕心。您也提到短期通脹預期有所上升。能不能請您詳細説説這部分？另外，在長期方面，您是否看到有關美聯儲獨立性的爭議或財政赤字問題，對通脹預期產生了壓力？
鮑威爾：正如你所説，短期通脹預期往往會對近期通脹數據做出反應。也就是説，如果通脹上升，預期也會上升，同時認為通脹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回落。
但在整個這段時間裏，長期通脹預期——無論是市場的“盈虧平衡率”還是幾乎所有長期民調調查的結果——都維持得非常穩定，與我們2%的通脹目標保持一致。雖然最近密歇根大學的調查數據稍微偏離了一點，但總體來看，長期通脹預期非常穩固。
不過我們並不會因此掉以輕心。我們始終假設，美聯儲的行動對通脹預期有實際影響，我們也必須不斷地通過行動和溝通，來重申我們對2%通脹目標的承諾。你今後還會繼續聽到我們在強調這一點。
當然，這個時刻確實很特殊，因為我們兩個目標——就業和通脹——都面臨風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平衡。當兩者同時處於風險中時，我們的任務就是權衡取捨，這正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做的事。
至於你問的後半部分——有關美聯儲獨立性的爭論是否影響通脹預期？我沒有看到市場參與者將這些因素納入他們的利率預期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