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迪爾·加法羅夫：俄羅斯還是中國？中亞國家有自己的平衡之術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既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千年樞紐，也是當代全球地緣格局中連接亞歐貿易、能源輸送的關鍵節點。

近年來，全球地緣局勢的深刻變動，徹底打破了中亞的“低調”態勢。一方面，俄烏衝突後，歐亞大陸能源與貿易通道面臨重構，中亞作為替代能源出口路線、陸上物流樞紐的價值凸顯；另一方面，全球多極化趨勢下，歐盟尋求減少對俄能源依賴、印度拓展 “東進西出” 戰略空間、美國試圖通過“C5+1”機制強化區域影響力，各大力量紛紛將目光投向這片“歐亞十字路口”，中亞的戰略重要性被重新定義。

在此變局之下，中亞五國如何以“戰略主動性”應對大國互動？其外交政策將如何調整以堅守主權利益？中國與中亞在深化合作中，又該如何彌合文化認知缺口、加深合作互信？為解答這些關鍵問題，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專訪了烏茲別克斯坦國際問題高級研究所副所長奧迪爾·加法羅夫（Odil Gafarov）。這位兼具中、美學習經歷與本土智庫經驗的學者，不僅揭示了中亞以“多向外交”平衡大國關係的底層邏輯，解析了中亞精英治理體系的穩定性根源，更直面了數字經濟、水資源安全等區域發展挑戰，以及中企在中亞本土化的實踐路徑。

該訪談以中亞本土學者的觀察為支點，搭建理解中亞“主動塑造命運”的新框架，瞭解中亞從“被動依附”到“戰略棋手”的外交政策轉變，為深化中國與中亞之間的務實合作、構建更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提供兼具深度與實操性的參考，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ESSRA）特編髮此文，供讀者閲讀思考，本文僅代表訪談嘉賓本人觀點。

【對話/慧諾諮詢創始人 高子豪】

中亞學者眼中的中國與世界

ESSRA：能否先向我們的讀者做個自我介紹？請談談你的背景，以及是什麼契機讓你投身於中國研究。你在烏茲別克斯坦、中國和美國的學習與工作經歷，如何塑造了你今天的學術興趣？

奧迪爾·加法羅夫：我叫奧迪爾·加法羅夫（Odil Gafarov），出生在烏茲別克斯坦。我的學術之路始於塔什干的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這所學校隸屬於烏茲別克斯坦外交部，為我打下了紮實的外交與國際關係基礎。最初，我的關注點並不在中國。但隨着全球格局的變化，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亞逐漸成為中國高度重視的地區。與此同時，中亞地區的戰略重心從傳統的俄羅斯、北約和歐洲，逐步轉向中國。這促使我不斷閲讀、研究與中國相關的議題，並最終意識到，要真正理解中國外交，就必須“到源頭去”。於是我申請並被北京大學錄取。

在中國的經歷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在北京大學讀了兩年，後來又去了人民大學繼續深造。那段時間讓我真正愛上了這個國家——從文化、語言、美食到人與人的交往。同時，我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學術興趣也大大加深。學習之外，我還積極參與實踐。2017年11月，我加入了上合組織青年聯盟（SCOLAR Network），擔任項目經理和協調員，負責包括模擬上合等項目，這讓我更直觀地理解了這一多邊機制的運作。

離開中國後，我進入反恐領域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後赴美繼續深造。在美國期間，我仍以中國研究為核心，重點拓展了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對外軍事政策的分析，研究案例涵蓋中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如今，我回到了最初的學術起點——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下屬的國際問題高級研究所。這家研究機構隸屬總統行政體系，是國家戰略智庫之一，我們的職責是為國家元首提供重要的外交決策建議。可以説，從烏茲別克斯坦到中國、再到美國，再回到本土，這一路的學術與實踐歷程，為我觀察地區與全球事務提供了多維的視角。

奧迪爾·加法羅夫Odil Gafarov

中亞的外交藝術與戰略

ESSRA：在西方以及部分中俄的相關討論中，存在一種觀點，即中亞國家常常被視為被動的角色，是中等大國博弈的“棋子”。你怎麼看待這一定位？

奧迪爾·加法羅夫：這是一個關鍵問題，直指外界對我們地區的根本誤解，在我看來並不正確。現實要複雜得多，我甚至認為中亞展現出相當高水平的戰略主動性。換句話説，中亞國家正在積極管理中俄關系，並利用這種互動來推進自身的主權利益。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回到歷史背景。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無疑是中亞的主導力量，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上。我們的經濟高度依賴莫斯科，俄軍在本地區保持着重要存在，例如駐紮在塔吉克斯坦的基地。但這種過度依賴並非新獨立國家所能接受的長期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主動尋求轉變的一方並不是中國，而是中亞國家。我們向中國釋放了明確信號：“我們在這裏，我們願意合作，以平衡俄羅斯的巨大影響。”中國出於自身戰略考量抓住了這一機會，雙方逐漸培育出一種更均衡的關係。

這種“平衡術”一直在動態進行。隨着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強，中亞國家有時會覺得“中國含量”太高同樣需要調整。於是，我們會重新拉近與俄羅斯的關係，這並不是回到依賴，而是一種再平衡。當我們發現俄羅斯的能力不足以獨佔主導地位時，我們又主動拓展與歐洲、美國、印度等多方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媒體和智庫現在開始密切地報道中亞國家。由此可見，把我們描繪成軟弱或被動，是對中亞外交的誤讀。我們位於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這一特性也讓我們得以在大國之間周旋，這是其他地區難以複製的。

ESSRA：這個視角非常有趣，是否有一些經典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奧迪爾·加法羅夫：當然可以。最近烏茲別克斯坦就有一個與中國在安全與發展領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中國支持我們內務部建設了一座非常先進的仿真訓練中心，這是未來警務人員的高科技訓練設施，對國家安全體系是重大貢獻。

與此同時，為了使合作伙伴多元化，烏茲別克斯坦也會主動與其他國家接觸，比如印度，出於某些地緣政治的考慮，印度也非常願意提供支持，為我們出資建造了一座大型信息技術實驗室。

這樣一來，烏茲別克斯坦既獲得了一座現代化警務訓練設施，又得到了一個互補的信息技術實驗室。這絕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種有意識的戰略設計。

能源領域也是如此，我們正計劃推動核能發展。雖然俄羅斯在技術和出口經驗上非常豐富，我們同樣也會積極考察法國、中國、韓國等國家的核能方案。政府部門有專門的委員會研究這些技術和條款，他們會根據國家的需要，儘可能進行多樣化的選擇。

要想自如應對這些複雜的格局，就必須極其聰明和專業。這也是為什麼中亞各國政府高度重視自身能力建設，積極引進頂尖人才，以確保能夠在這場複雜的地緣博弈中持續有效地發揮主動性。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馬爾罕舉行首次中亞-歐盟峯會。中亞時報

“從未間斷”的精英傳承

ESSRA：你剛才提到執行這種外交戰略的官員與外交官的專業性，這就引出一個核心問題：精英階層本身。中亞國家是如何培養並留住這些精英人才？他們的治國基礎是什麼？為什麼像你這樣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會選擇回國而不是留在國外？

奧迪爾·加法羅夫：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亞國家能夠有效治理，顯然不是獨立後幾十年的偶發現象。我們的精英羣體具備穩定性與延續性，主要受益於三大支柱：悠久的治國傳統、強烈的文化身份認同，以及獨特的教育遺產。

首先是歷史上強大的治國傳統。以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為例，這片土地上有超過三千年的連續治國曆史。和中國五千年的傳統類似，我們有一種深植於文化中的信念：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是維持秩序與穩定的必要條件。這不僅是理論，而是現實的地緣政治需求。要在周邊大國的夾縫中生存並保持獨立，就必須建立強大而精細的治理體系。在不同歷史階段，這種延續性也能夠一直保持。即便在19世紀被俄羅斯帝國征服，中亞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治和強大的地方治理結構。蘇聯時期，國家形式被改造，但在體制內成長起來的地方領導人，本身依然是有力的行政管理者。

正因如此，紀律與秩序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續下來，成為現代治理的基礎。僅從人力資源來看，凡是強國家體制必然伴隨龐大的官僚體系（不管你是否喜歡），他們往往不隨着最高統治者的變化而變化。官僚精英羣體也是中亞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支柱是文化與歸屬感。這更個人化，卻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像我一樣在海外受教育的人最終會選擇回國。我在美國待了幾年，完全有機會留下，但我還是回來了。我尊重西方，但那裏有一些與我們文化身份格格不入的地方。比如，安全感。在許多西方大城市，夜晚外出並不總是安全；而在中亞，國家的存在確保了高度的公共安全。從更深層次來説，是一種文化歸屬感——在這裏我真正屬於這個社會，而在別處永遠是“外來者”，這種差異很難被替代。

第三個支柱，也是最關鍵的，是獨特的教育基礎。我們在蘇聯遺產中受益良多。儘管那個體制有意識形態的侷限，但它在科學與人文學科上建立了非常紮實而嚴格的學術傳統，而這一傳統本身深受歐洲教育體系影響。二戰期間，大量學術機構和科研設施從莫斯科遷往塔什干，這極大地推動了本地區的西式教育發展。

我的老師那一代人幾乎全部出自蘇聯最頂尖的大學。我自己的導師就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學習，並在哈佛執教，把西方的視角帶入中亞。今天，這一教育體系進一步演進。我們這一代精英不僅在後蘇聯體系和西方接受過教育，也有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學習的經歷。這種經歷讓我們擁有多元而強大的知識儲備。通過對比東西方不同體系的優劣，為本國挑選出最適合的治理經驗與做法。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政府治理能力正在不斷提升。國家正在積極吸納新一代全球化專業人才——無論他們在西方、中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地方受過教育。這些年輕人被任命在各部委以及總統行政體系的關鍵崗位，形成了堅實的智力基礎，為國家制定深思熟慮、行之有效的政策提供支持。

烏茲別克斯坦青年衞星網

中亞對中國的外交藝術

ESSRA：我們來聊一下中亞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發展。你曾把中亞與中國的關係描述為一種戰略上的必然，是否可以展開談談，這種必然時刻何時建立，對中亞國家有哪些發展機遇？

奧迪爾·加法羅夫：中亞與中國關係的轉變機遇發生在2021、2022年之後。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全面拓展和中國的關係，即便有上合組織等平台，大家更多聚焦於具體事務。一個有趣的事實是，疫情期間，中亞的主要境外病例輸入來源是歐洲，而非我們的中俄鄰居。疫情帶來的中斷，以及一系列國際局勢的變化，導致了各國戰略的巨大轉變，中亞也抓住了發展機遇。

從現實層面看，中國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假如你是中亞的領導人，就會清楚這一點：我們在地理上高度封閉，比如烏茲別克斯坦是“雙重內陸國”，遠離全球海洋貿易的主幹道，經濟發展的選擇非常有限。長期以來我們與俄羅斯合作，但俄羅斯經濟體量較小，缺乏我們所需的那種變革性資本。西方國家雖然資金雄厚，但距離太遠，而且合作往往帶有條件性。

相比之下，中國就在我們身邊，而且擁有幾乎難以想象的資本儲備，就像一條“黃金之河”流淌在邊界之外。明智的人都會選擇與中國合作，這對造福民眾和國家發展必不可少。更何況，中國還能以極具競爭力的價格，提供我們迫切需要的先進技術，比如可再生能源。出於這些原因，與中國合作在經濟上是必然選擇。作為學者，我總體上對中亞與中國合作的潛力保持樂觀。

但過去幾十年，我們從對俄羅斯的依賴中吸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因此我們也必須要多元化發展。因此，在與其他國家合作時，我們都會保持一定的戰略自主。

在社會層面，各國政府同樣需要應對民眾的擔憂。比如在哈薩克斯坦，人口相對較少，就存在一種不成文但普遍的擔心：如果外國資本和人員大量進入，本國人可能在經濟和社會上被“淹沒”，甚至成為少數羣體。在人口接近4000萬的烏茲別克斯坦，這種擔憂較弱，但他們仍然有對強鄰過度依賴的警惕感，這在整個地區都是共同的情緒。

其核心原因在於彼此之間在文化上仍然有種陌生感。就學術領域而言，中國的學術圈對中亞的觀察還有更深入的空間，而中亞學者對中國的運作邏輯同樣陌生。這種“知識缺口”是當前最大障礙。若想建立長期穩固的關係，就必須彌合這一差距，因此民間交流與對話平台的重要性不可替代。

比如俄羅斯企業在中亞開展業務相對順暢，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共同的語言俄語，文化上有天然的親緣性，因此溝通起來會更順暢一些。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在中亞開展業務要相對困難些。過去中國與中亞交集不多，很少有懂得當地語言的中國商人，即使依靠翻譯，短時間內也難以彼此信任。我們沒有一個穩定的交流機制，也不知道該如何互動，擔心產生誤解乃至“欺騙”，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更好地獲得中國的資源和支持。雙方缺少一套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這種不確定性阻礙了更深層次的經貿融合。

更復雜的問題是，在外語學習領域，中國的絕大多數人通常學習英語，把職業重心放在美國和英國；少部分人學德語或法語等“小語種”，與歐洲互動；極少數人可能轉向俄羅斯或中東，學習俄語或阿拉伯語。那麼中亞研究處在什麼位置？可能和研究非洲地區的人一樣，少之又少，也就無法向官方機構和大型企業輸出足夠的人才，難以實現有效溝通。據我們觀察，中國對中亞的重視程度可能依舊相對靠後。

中國有非常出色的中亞問題學者，但面對巨大的合作前景，數量可能還不夠。相比之下，儘管歐美對中亞的實際資源投入有限，但瞭解該地區歷史、地理和文化稟賦的西方政商精英大有人在，並長期和中亞精英保持着交流溝通，美國人甚至在這裏建立了幾所大學或校區。

所以，讓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這兩年中國與中亞國家都注意到人文教育領域合作的重大意義，北京語言大學在去年宣佈要建立哈薩克斯坦分校，正是雙方戰略互動的誠意之舉。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情況已有很大改變。中國帶來的貿易和投資顯著提升，有更多利益自然也就吸引到更多關注。我們的國家元首積極支持並協調大型項目或標杆試點，但日常運營總歸回到瑣碎，這就依賴雙方一線辦事人員提高主觀能動性並融入當地。

從這個角度看，比亞迪是一家優秀企業，與外界渲染的“傾銷者”不同，他們注意到中亞巨大的人口和經濟增長潛力，頗具戰略眼光地選擇在烏茲別克斯坦投資建廠，採取了相對本土化的經營策略，並保持着同當地的企業和官員產生了良性的互動。儘管早期見效不明顯，但我相信這些本土網絡都是企業未來區域擴張的重要基礎。

比亞迪烏茲別克斯坦工廠比亞迪官網

中亞對其他國家的外交戰略

ESSRA：你之前提到，與俄羅斯的互動相對容易，儘管存在歷史包袱。你用了“可預期”這個詞。能否具體談談這種可預期性在實踐中意味着什麼？它又如何塑造你們與莫斯科的關係？同時，這種關係又如何融入你提到的“多元外交”戰略？

奧迪爾·加法羅夫：我們與俄羅斯的關係建立在長期而深厚的歷史基礎上。這並不意味着關係總是積極的，但至少是熟悉的。中亞人瞭解俄羅斯人，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商業習慣和政治動機。我們知道他們的長處和短板，也清楚他們可能在哪些地方會“設局”，同樣知道如何在談判中取得主動。這些互動遵循着一套不成文的規則。

我舉個直白的例子。在與俄羅斯夥伴達成交易時，往往需要一個社交環節，特別是在談判桌上一起喝酒。建立個人關係是他們文化中的重要一環。可以説，一次成功的談判，可能需要至少幹掉四瓶伏特加。這樣大家都滿意，在他們的文化語境裏信任得以建立，協議也就能簽下來。聽起來或許簡單，但這是現實的商業文化。而與中國同行則完全不同，因為文化差距太大，這些“默契”的規則根本不存在。這種可預期性和熟悉感，讓俄羅斯在某些方面成為一個更容易打交道的夥伴，即使我們同時努力降低對它的戰略依賴。

換個角度來看，中亞也可以幫助中國提升影響力。我們非常熟悉俄羅斯的訴求和內情，有着類似的資源稟賦，隨着基礎設施的完善，可能量價更優。更重要的是，我們作為歷史上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外交定位和文化傳統更加多元，能成為即將到來的“陸權時代”的樞紐，當美國和亞太風險增強時，無論中國想通往南亞、中東還是歐洲，中亞憑藉與各個利益相關方長期維持着良好的關係，都能提供切實的幫助。

俄羅斯和中國構成了我們外交戰略的核心，但這並不是全部。我們的整體戰略有一個明確的稱呼——“多向外交”（Multi-vector Diplomacy）。中亞五國都在堅持這一原則，這使我們的地區外交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核心理念是必須與所有大國保持友好，避免對任何單一力量過度依賴。

這意味着，即便俄羅斯受到制裁，我們仍會與之保持合作；同時，我們也會積極與中國、美國和歐盟交往。但多元外交併不止於大國之間的平衡。我們還主動拓展與中等強國的關係，因為它們同樣能帶來投資和機遇。例如土耳其、阿聯酋、卡塔爾、韓國、日本，甚至包括馬來西亞和越南這樣的東南亞國家。我們保持一種開放的姿態，不受僵化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於身處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國家來説，這種平衡、務實、多元化的路徑不僅是一種政策選擇，更是生存和繁榮的必要前提。

ESSRA：在這種多元外交的框架下，你們是否發展出一個共同平台來與外部夥伴互動？比如東盟國家有“東盟機制”。中亞的“C5+1”是否有類似的效力？

奧迪爾·加法羅夫：“C5+1”確實是我們目前主要採用的機制，也就是由中亞五國加上一位外部夥伴共同參與。但坦率地説，我個人對它的整體效率持保留態度。最早提出這一形式的其實是日本。一位日本駐烏茲別克斯坦的大使建議舉辦會議，讓五國外長與日本外長共同會晤。

自那以後，這種形式被廣泛複製。美國有自己的“C5+1”，俄羅斯、中國、韓國也都有。甚至一些較小的國家也想效仿。例如，越南國家元首近期訪問哈薩克斯坦時，就提出建立“中亞+越南”的模式。

問題在於，不可能和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套用同樣的形式，否則它會被稀釋，失去意義。它並不是一個真正高效的平台，無法承載深入、實質性的合作。它的外交作用更多體現在高層會晤，但具體細節性的工作，仍然主要通過雙邊關係來完成。所以説，雖然“C5+1”存在並被使用，但我們依然在尋找更有效的協調方式。目前而言，它只是一個暫時的選擇。

經濟“騰飛”的前夜：技術、能源與產業政策

ESSRA：我們把話題轉向國內發展。當今全球最具顛覆性的兩股力量是數字革命（包括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經濟），以及綠色能源轉型。中亞國家如何看待這些革命性技術？在信息技術、可再生能源和電力基礎設施等領域，你認為主要的潛力和限制是什麼？

奧迪爾·加法羅夫：總體而言，中亞國家對技術非常開放，也抱有樂觀態度。我們把它視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路徑。一些富裕和發達的國家有餘裕對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保持謹慎甚至恐懼，因為它們已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而我們沒有這種奢侈。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必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實現跨越式發展，而技術是最重要的動力。我們無意去批評或牴觸它，而是要儘快應用、利用，並讓它為我們所用。以烏茲別克斯坦為例，總統府內部最近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推動人工智能在政府服務和各類機構中的應用。

我們認為市場力量是創新主體。現在中亞已經湧現了很多互聯網的“超級應用”，他們都是民營企業，並且激烈地相互競爭。這也帶來風險，因為如Ozon、Wildberries等俄羅斯互聯網巨頭可以很快地進入中亞市場，如果不加適當監管，他們可能很快就會吞併這些本土企業。雖然阿里巴巴等中國的頭部企業也在該市場競爭，但遺憾的是，中國巨頭往往比較保守，還沒有發揮出其在技術、商業模式和資本上的優勢。如何與本土和國際企業加強對話溝通，努力創造並維持一個不斷創新的環境，這是中亞政府當前密切研究的課題。

可再生能源更是緊迫的優先事項。我們在能源安全方面面臨重大問題。雖然本地區有一定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它們都是有限的，總有一天會枯竭。因此，向可再生能源過渡並非選擇，而是必然。中國在這一領域是顯而易見的合作伙伴，它能以最具競爭力的價格提供最先進的綠色技術。

但真正落地並不容易。以風能為例，我去過新疆，看到那裏成片的風力發電機，那是因為新疆有穩定而強勁的風力。但中亞大部分地區並沒有這樣的條件。除了像烏茲別克斯坦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坦這樣的少數風口地帶，大規模推廣風電並不可行。對於像哈薩克斯坦這樣本就擁有豐富而廉價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來説，市場更缺乏動力在風電上投入巨資。

相比之下，太陽能看起來更有前景。我們這裏陽光充足，一年裏有超過九成的日子是晴天。但問題在於成本，尤其是維護成本。我們可以買來並安裝太陽能板，但在塵土飛揚的環境裏保持清潔和高效運轉需要大量資源和投入。長期算下來，維護費用可能讓太陽能比傳統的油氣更昂貴，這對經濟上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圖源：歐亞開發銀行

ESSRA：在風能和太陽能都存在侷限的情況下，還有哪些備選方案？另外，電力基礎設施本身大多還是蘇聯時期遺留的系統，這方面又該如何應對？

奧迪爾·加法羅夫：沒錯。風能和太陽能的侷限讓我們得出一個務實但也頗具爭議的結論：必須發展核能。這是確保長期穩定能源供應最可靠的方式。當然，大規模核電站一旦出事，會造成嚴重的生態災難。所以烏茲別克斯坦政府採取了更謹慎的策略——不是建一座巨型核電站，而是計劃建設六座小型模塊化核電站。

但這套方案也帶來新的地緣政治和技術難題。目前，唯一擁有成熟且經過檢驗的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技術的國家是俄羅斯。法國和美國也在研發，但還沒有經過同等程度的測試。俄羅斯的技術是可靠的，但它源自核潛艇系統，本質上並非為民用的開放環境設計。這就形成新的依賴困境。我們絕不能把能源獨立性交到任何一個大國手裏，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美國，保持平衡依舊是核心戰略。

再來説説電網。現在的電力基礎設施依然是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老系統，將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以及部分塔吉克斯坦連在一起。系統老舊，而我們自身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徹底現代化。這同樣是一個重大的安全隱患。如果有別國可以“斷你的電”，這就是一種極度的脆弱性。理想狀態下，應該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區域電網以提高效率，但同時每個國家必須有足夠強大的備用系統，確保在區域電網癱瘓或被幹擾時，仍能依靠自身供電。

吸引外資升級電網極其困難，因為每個大國都有自己的敍事。俄羅斯人會説：“不要相信美國人，他們只在乎賺錢，遲早會走。我們是你們的朋友，會永遠留下來。”而中國人則説：“我們會建得更好更便宜，然後適時離開。”在這些競爭性敍事之間為最關鍵的基礎設施尋找出路，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關於經濟發展的國際合作，我覺得一定要從本國真實需求出發。我曾參加了北大國發院傅軍教授組織的一次講座，當時埃塞俄比亞前總統發言表示，“作為國家精英，我們必須瞭解自己的發展階段，並尋求相應的外部幫助”，所以他們明確向中國提出需要更先進和全面的農業科技指導，包括衞星遙感等敏感技術，並在不懈努力下獲得了中方支持。這個模式同樣適用於中亞國家，我們首先要加強本國產業政策設計，然後再針對性地做招商引資。

“恐怖主義”敍事還存在麼？

ESSRA：多年來，外界對中亞安全威脅的印象往往集中在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以及來自阿富汗的動盪外溢。如今這仍然是地區的首要安全關切嗎？還是説焦點已經轉向了你所謂的“非傳統威脅”？

奧迪爾·加法羅夫：對恐怖主義的執念已經過時了。它不再是中亞面臨的最大安全問題，不應該過度聚焦於此了。伊斯蘭國作為一個“疆域政權”已經被基本消滅。來自中亞的外國戰鬥人員數量顯著下降，儘管仍然存在一些激進化的零星現象，但各國都在積極而有效地加以控制。

真正的安全威脅是非傳統領域：水資源安全、氣候變化、能源與電力體系韌性，以及經濟穩定。這些因素才會決定我們國家的長遠可持續性與繁榮。恐怖主義是可控的問題，但如果電網系統性崩潰，或者出現災難性缺水，那就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

外界對恐怖主義的持續強調，更多是一種敍事，而非中亞的現實。往往存在兩個派系的權力博弈。一方面，是外交官和戰略學者的陣營，代表人物如一些高級外交官員，他們主張與中亞國家政府合作，共同推動發展與穩定。另一方面，則是強硬的安全部門，他們強調中亞的“不穩定、不可依賴”，從而論證降低對外國政府的信任和依靠，因為這些政府“脆弱，可能隨時失敗”。這種敍事也有利於他們爭取更大的預算與海外存在提供了。這兩股力量都在競爭資源、權力，以及高層的注意力。

作為中亞國家，我們對別國內部的權力博弈無能為力。但我們能做的是通過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可靠的夥伴。我們堅持為中國的投資與人員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確保在我們國家的中國商人感到安全、他們的資產受到保護。通過展示這種能力與可信度，我們才能逐步建立信任，把焦點從過時的恐怖主義恐懼，轉向那些真正關乎未來的共同挑戰。

6月16日，“中國-中亞”第二屆產業與投資合作論壇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

水資源外交：生存挑戰與合作機遇

ESSRA：中亞國家在水資源和氣候受到的挑戰有多嚴重？有沒有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

奧迪爾·加法羅夫：氣候變化和水資源短缺問題已經成為中亞安全領域日益重視的議題，或將成為該地區真正的生存威脅。中亞地區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多，這導致冰川正在以不可持續的速度融化，這是該地區數百萬人的主要淡水來源。有數據顯示，在哈薩克斯坦，近1400個村莊中超過50萬人無法獲得清潔飲用水。氣候變化還會造成大量移民問題，例如，農民被迫遷移以尋找工作。

水資源問題的形成，部分與蘇聯時期的歷史遺產相關。當時，莫斯科將中亞打造為大型棉花種植園，並建造了規模龐大但效率相對低下的灌溉系統，從阿姆河與錫爾河這兩條主要河流中引走大量水資源。這直接導致了鹹海乾涸——這一被稱為 “世界最大生態災難之一” 的事件，最終使鹹海水量減少90%以上。

新獨立的中亞各國在水資源分配上始終存在不公。數十年來，各國的應對措施很分散，且多以維護本國利益為核心，這曾引發危險的緊張局勢，甚至在局部地區爆發因水資源爭奪而起的暴力衝突，尤其是在費爾干納谷地的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儘管已設立跨國水資源協調委員會（ICWC）等區域水資源管理機構，但這些機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缺乏強制執行力。

鹹海盆地的水資源分佈

ESSRA：如今，阿富汗正在修建的喀什塔帕運河，會對中亞地區的水資源使用造成影響麼？中亞國家是否會考慮引入經驗豐富的國家來幫助改善水資源困境，比如尋求中國的幫助？

奧迪爾·加法羅夫：喀什塔帕運河無疑是一個重大且即時的不穩定因素。阿富汗政府正以驚人速度推進這一項目，其目標是引走阿姆河高達三分之一的水量，以振興阿富汗的農業。阿富汗固然有權使用源自其境內的水資源，但這一項目也帶來了兩方面的問題：首先，該項目完全缺乏區域協調，且未遵守現有的（儘管是非正式的）水資源共享規範；其次，據報道，他們採用的是過時且低效的施工方法，在沙質土壤中建造無襯裏運河，這將導致大量水資源因滲漏而流失。該項目直接威脅到下游烏茲別克斯坦與土庫曼斯坦的水資源供應。

隨着國家能力的提升，中亞各國政府已能夠通過外交手段實現內部協調。其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成果，便是近期一系列邊界劃定協議的達成，尤其是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之間的三方協議——這對化解長期以來常加劇水資源糾紛的緊張局勢至關重要。

此外，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於本月簽署了一系列協議，以規範水-電平衡：截至2026年，冬季由下游的烏茲別克斯坦向位於上游的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部分區域）提供電力，以此換取上游國家在夏季通過托克托古爾水庫為下游灌溉釋放有保障的水量。（編者注：托克托古爾水電站位於錫爾河主要支流納倫河上，是吉爾吉斯斯坦最大的發電廠，發電量約佔該國總髮電量的40%。它兼具雙重功能：提供國內能源，並調節下游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灌溉所需的水量。冬季，吉爾吉斯斯坦通常會增加托克托古爾水電站的發電量以滿足供暖需求，但這會顯著降低水庫水位，危及來年春季的灌溉供水。新協議旨在通過使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能夠在冬季用電高峯期供電，從而降低這一風險，使吉爾吉斯斯坦節約用水。）

中國的確能為我們的水資源和氣候安全問題帶來積極影響，技術和投資是其最主要的參與形式。資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國能提供先進的節水灌溉技術，以取代目前用於棉花等作物的高耗水方法，同時提供綠色能源技術幫助我們實現產業轉型。然而，基於很多不確定因素，不知中方的投資意願是否會受到限制。

此外，聯合國“和平森林倡議”等項目旨在通過恢復生態系統來穩定費爾干納谷地和高海拔流域等關鍵跨界區域，例如重新造林和控制水土流失。中國在荒漠化綜合防治與生態修復領域的成熟經驗，以及對“綠色技術”的重視，在此過程中可能具有寶貴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中亞各國對阿富汗在喀什塔帕運河問題上的影響力十分有限，但中國的影響力則大得多。如果中國願意，我們十分期望中國可以藉助其政治與經濟影響力，説服喀布爾採取更具合作性、透明度的做法。這或許包括提供技術援助，幫助阿富汗採用現代化、節水的方法建造運河——既能惠及阿富汗，又不會對其鄰國造成災難性影響。期待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