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AI時代，印度依然是“配角”而非“主角”

【文/ 毛克疾】

印度在軟件時代享有的巨大優勢，其實並不會自動延續到人工智能（AI）時代。唯有夯實自身的產業基礎和創新能力，印度才能更好抓住這一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同時避免落入產業衰退的陷阱。

“世界辦公室”的崛起與隱憂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憑藉強大服務出口贏得了“世界辦公室”的聲譽。經濟自由化、全球外包興起，特別是互聯網普及，使印度能夠將龐大的英語人羣和技術勞動力轉化為推動出口的引擎。塔塔諮詢、印孚瑟斯、威普羅等IT服務巨頭成為全球商業服務領域的知名品牌。數十年來，低成本編程、呼叫中心、業務流程外包為印度帶來持續增長動力、外匯收入，乃至民族自豪感。服務業也因此逐漸主導印度經濟，而製造業則長期滯後。

然而，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發展的，AI正在打破這一模式。結構化、重複性任務是AI最擅長的領域，但這恰恰對應了印度IT產業的核心業務。從調試代碼到處理客户諮詢，曾經由印度工程師和接線員承擔的任務，正逐漸被AI系統性取代。這意味着，與以往的技術浪潮不同，這一波變革威脅的正是印度IT產業的核心支柱。

深圳眾擎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的具身智能機器人。近年來，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快速發展，從大模型研發到智能製造應用均處於全球前列。（圖片由深圳眾擎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AI衝擊下的三重困境

印度擔心支柱產業被掏空時，美國和中國卻期待效率提升和增量發展。美國頂尖大學、深厚資本市場和科技巨頭聚集，使其兼具人才和資金優勢。AI不僅是經濟資產，更是戰略工具——能夠重振製造業、提升生產率、並鞏固美國的技術霸權。中國同樣將產業政策與市場活力結合，大力投資半導體、超級計算和AI研發。智慧城市、自動駕駛等項目也與更廣泛的發展目標契合。中國發布開源大模型“深度求索”，顯示其完全能夠投身前沿領域的競爭。對中國而言，AI既是解決勞動力短缺的途徑，也是推動產業鏈攀升的機會。

相比之下，印度在這一變局中面臨的更多是代價而非紅利。這種不對稱正是印度AI困境的核心，三大因素加劇了印度的脆弱性。

首先是經濟結構。與製造業基礎厚實的中國不同，印度高度依賴服務出口來維持增長和外匯穩定。一旦低端IT服務需求驟減，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失業導致消費下降，進而壓制內需，最終進一步打擊就業。

其次是人口紅利。長期以來，印度龐大的年輕人口被視為重要優勢。然而AI正在削弱大規模低技能勞動力的價值。擁有更高技能和更強技術資本的國家可能超越印度。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道路進一步收窄，印度或將再次錯失轉化人口優勢的契機。

第三是創新短板。儘管數十年來深處全球IT產業核心，印度卻鮮有能在全球叫得響的原創科技產品。其企業在外包服務上表現突出，卻鮮少打造原創平台或基礎設施。研發投入不足，僅佔GDP的0.65%，遠低於中國的2.6%和美國的3.5%。缺乏冒險文化、風險投資生態和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使印度難以擺脱“技術追隨者”的角色。

意識到形勢嚴峻，印度已開始行動。莫迪政府宣佈投資12.5億美元推動“國家人工智能計劃”，同時承諾開發適配多語種社會的本土大模型。信實和塔塔等國內巨頭也被動員起來，聯合提供算力和GPU補貼。然而，現實障礙依然突出。高等教育體系難以培養足夠的頂尖研究人才，繁瑣的官僚體制拖慢了創新步伐，初創企業融資能力遠不及中美同行。此外，印度在硬件上嚴重依賴進口，特別是先進半導體，這使其容易受制於供應鏈波動和地緣政治風險。若不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政策口號很難轉化為持久成果。

AI不僅是經濟議題，更是地緣政治議題。對美國而言，印度能夠發揮制衡中國的作用。但若美國企業依靠AI將外包服務“迴流”，美印雙邊經濟紐帶則必然削弱。目前，特朗普政府正推動對外包徵税，這勢必使依賴服務出口的印度嚴重承壓。諷刺的是，幫助美國鞏固對華優勢的關鍵技術，反而可能帶給印度最嚴重的傷害。對更廣泛的“全球南方”來説，印度的這種經驗很可能成為一記警鐘。許多新興經濟體曾希望複製印度的服務業發展模式，但AI可能提前封堵這一路徑，迫使各國重新思考發展戰略。“人口紅利”的概念本身，也許需要在勞動力與機器直接競爭的時代重新定義。

2020年9月15日，印度諾伊達一家醫院利用機器人讓新冠患者和家人溝通

未來路徑與戰略抉擇

印度未來可能出現幾種情景。在最樂觀的設想中，印度成功利用AI提升治理、公共服務和教育。憑藉龐大人口規模、AI廣泛應用，印度提高生產率並改善公共資源供給。儘管未必在技術創新上領跑，印度依然能通過應用場景實現包容性增長。

在最悲觀的情景下，印度則將陷入夾擊：傳統服務需求下降，而新興領域創新不足。IT和呼叫中心裁員引發連鎖失業，激化社會不滿，但政府財政空間有限，難以提供有效緩衝。印度或將重蹈製造業時代的覆轍，再次錯失產業革命的機遇。

當然，也存在中間路徑。印度在金融科技、醫療科技和電子政務等領域形成局部突破，但整體轉型乏力。印度外包產業在某些細分領域仍然強勢，AI也提高印度國內服務業效率。在這種場景下，增長得以延續，但潛力不足，印度在AI時代依然是“配角”而非“主角”。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印度必須直面發展悖論：服務業強國卻缺乏製造業根基。AI的興起只會讓這一矛盾更加尖鋭，若無更堅實的產業基礎，印度將長期暴露在外部衝擊和技術顛覆的風險之下。

人工智能的興起正在重繪全球經濟版圖。對美國而言，這是新的優勢；對中國而言，這是攀升更高的機會；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是巨大挑戰。印度處於尷尬的中間地帶，過去在軟件時代的成功，並不能保證在AI時代延續。事實上，這些成功甚至可能讓政策制定者低估即將到來的顛覆性衝擊。

因此，印度必須跳出“世界辦公室”的自我敍事，提出更尖鋭的問題：能否成為技術的生產者而非消費者？能否將人口紅利轉化為創新紅利？能否制定真正面向未來的政策，而不是沉溺於過去的輝煌？答案不僅決定印度自身的軌跡，也關乎21世紀全球技術與經濟力量的格局。AI時代不會等待落後者，印度別無選擇，要麼迎頭趕上，要麼被時代拋在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