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漢民：不尋求新的WTO特殊和差別待遇，中國正從規則接受者向塑造者轉型
【文/觀察者網 王慧】當地時間9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由中方主辦的全球發展倡議高級別會議並致辭。李強總理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
“特殊與差別待遇” 是世界貿易組織給發展中成員的優惠待遇，主要包括較低水平的開放承諾和義務、較長時間的實施過渡期、享受貿易能力建設的技術援助等，目的在於緩解發展中成員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困難，減少其可能遭遇的風險，促進發展中成員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有效減少貧困、改善民生。
中國這一重大決定迅速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高度關注。這樣的表態意味着什麼？是基於怎麼的考量？在釋放一種怎樣的信號？為何強調發展中國家地位不變？這將對中國的外貿、WTO的改革、中國與西方關係帶來怎樣的影響？
圍繞這些問題，觀察者網特邀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協會會長、WTO專家周漢民教授全面做出解讀。
周漢民
觀察者網：中國宣佈，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SDT）。這意味着什麼？在傳達出一種怎樣的信號？
**周漢民：**第一，這是積極落實習近平主席在今年九月金磚國家天津峯會上所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的重要行動。中國不僅要為全球治理架構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做貢獻，而且要以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展現中國發展的新形象。
第二，中國這一宣示表明，中國仍然堅定地與廣大發展中成員站在一邊。中國有三個沒有改變——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沒有改變、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永遠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的決心和原則沒有改變。
第三，這一重要政策宣示是向世界表明，我們旗幟鮮明的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我們積極努力地推進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與時俱進，我們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立場堅定不移。
觀察者網：不尋求新的SDT，是否意味着中國仍會堅持原有的SDT？
**周漢民：**不尋求新STD是指，中國明確表態在當前與未來新的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或雙邊談判進程中和文本中，不再向其他成員要求或爭取新增的、專門針對發展中成員的特別待遇條款。
但這句話並不等同於放棄已經存在的、已經寫入現行WTO協定或中國入世承諾中的STD條款或豁免。
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的宣示不溯既往，核心是不尋求新的SDT。與此同時，我們也沒有放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
觀察者網：SDT是世貿組織給發展中成員的優惠待遇，那麼對發展中國家身份是怎麼確定的？我注意到，海外有一種質疑的聲音認為，一個國家既然有能力不尋求新的SDT，為什麼不公開承認自己已經不屬於發展中國家？對於這種觀點您怎麼看？
**周漢民：**大多數SDT條款針對發展中成員，或者針對最不發達成員（LDCs）有特別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發展中成員不是WTO法律明確框定的一類成員，WTO內並沒有一套統一的、公式化的發展中國家資格測算表或者標準，而是靠成員自我申報，並由其他成員在實踐中接受或部分接受。它是一種制度安排，且基於協商原則。這就説明，也沒有客觀公式可以剝奪一個成員發展中國家身份的相關規定。
不尋求新的SDT與放棄發展中國家身份完全不同。前者是指在未來談判中不再爭取新的特別待遇條款，後者是指中國是否要放棄一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身份，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們既是發展中國家，但又不再追求新的發展中成員特別和有差別的待遇，説明了我們策略性和靈活性的充分結合。
觀察者網：在當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大背景下，中國做出不尋求新的SDT但堅持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決定，主要基於哪些考量？具有哪些現實作用和長遠戰略意義？
**周漢民：**今年是世貿組織成立30週年，也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4週年，我們選擇這個時間做出這一政策宣示極為關鍵。
隨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整個國家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首先是經濟總量不斷躍升，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超134萬億元，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上升到18%左右。
與此同時，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大幅降低關税。中國的關税總水平從入世前的15.3%大幅降低到今天的7.3%，遠低於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水平，接近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第三，我們做了許多法治完善的努力。為適應世貿組織規則，中國大規模開展法律法規清理修訂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規19萬多件。我用四個字涵蓋叫“廢改留立”，廢掉一批、改掉一批、保留一批、創設一批。我們不斷完善社會對市場經濟體制和法律體制，激發了我們國家的活力。
更為重要的是，入世之後，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國家。到現在為止，我們是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形成了廣泛穩定的全球經貿網絡。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我們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比如我們推動達成《貿易便利化協定》，促進全球貨物通關效率的提升；我們參與並推動《信息技術協定》擴圍協議；我們完成服務貿易國內規制談判；我們倡導促進發展的投資便利化協定，獲得廣泛支持。如今，中國正從一個規則的接受者，向規則的參與者，乃至向制度的建設者的轉變。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以更大的開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這一主軸，這對我們國家、國家的治理與產業升級都起到一個重要的助推作用。也就是説，我們國家願意以更高的標準對外開放，並承擔相關的義務。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減少以特殊和差別待遇作為時間緩衝的依賴，我認為這一點也是極為關鍵的。
觀察者網：不尋求新的SDT會對WTO及其改革、中國外貿接下來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對中國與美國乃至其他西方國家的經貿關係會有什麼影響？
**周漢民：**中國提出不再尋求新的SDT，其實是助推了WTO改革和規則的現代化。
WTO成立30年來，許多成員都要求對SDT進行差別化、規則化的改革。所謂差別化改革就是要給出客觀標準，所謂規則化改革就是一方面要處理成員間發展水平差異，同時還要促進成員不斷發展的目標。中國的表態是為推動一套更基於職責與能力的規則化框架改革創造政治條件。我認為會推動世貿組織改革與效能的提升。
與此同時，WTO現在有許多新的議題，比如綠色貿易、投資規則、數字貿易。中國如何在國際上以一個更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來爭取話語權？我認為這次宣示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長期來看有利於中國從規則的接受者向規則的塑造者轉型。短期來看，未來不再請求新的 SDT不會對我們與世界的貿易產生較大的影響。當下，這一表態會更多、更快地促進WTO多邊規則的談判。
這樣的一次政策宣示，可以讓世界瞭解到，大家會從一個更可預測、更公平的國際規則中受益，而中國正在加入這樣一個更可預測、更公平的國際規則的建設。
當然，由於我們減少了相關的緩衝時間，中國的企業需要加快技術升級、合理規制及與全球供應鏈深度融合的新調整。當下中國企業一定要對ESG有更多的認識，有更好的呼應，有積極的進取。
至於和西方的關係，這些年由於中國在努力的發展和進步中，美西方有人詬病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但其實他們根本沒有了解一個客觀事實，中國入世二十幾年來，其實根本沒有完全、全面用足這一特殊待遇，我們在許許多多談判中做的比發達國家更好。比如農產品補貼的不斷消除，我們的努力是更直接、更到位的。
觀察者網：中國的這個決定在世界範圍引起廣泛反響。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相關決定表示歡迎，世貿組織總幹事恩戈齊·奧孔喬-伊維拉在一份聲明中説，這對世貿組織來説是一個關鍵時刻。中國的決定反映了對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全球貿易體系的承諾。您對此有何解讀？
**周漢民：**我認為，首先這是對中國製度性開放的充分肯定。中國的制度性開放無論是申請加入CPTPP 和DEPA，還是在RCEP和WTO中有更大的作為，一個極為關鍵的標誌就是，我們要用更高的標準、更大的開放來引導我們的改革。所以這一重要的政治宣示也是一個積極信號，意味着在一些議題的談判過程中，中國會以更加積極的姿態來達到更平衡貿易規則的可能。
觀察者網：您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最早的研究世貿組織的專家學者之一，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在這前後的十年間，您就著作和主編了多部有關世貿的專著，影響很大。您對世貿及中國加入世貿後的發展有着長期深入獨到的洞察和追蹤，您覺得歷經千辛萬苦中國最終得以加入世貿組織並爭取到SDT，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具有哪些重要的意義？
**周漢民：**回想研究WTO的歷程，從1986年中國提出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原始締約國席位開始，包括我在內，上海一批學者就孜孜以求，以自己堅韌不拔的努力來服務於國家這一重大的戰略性談判。
首先，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始終以制度性的准入與市場開放來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就是説，無論是承諾降低關税、開放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還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的價值鏈，都以與國際規則融合作為基本目標。
第二，中國在入世的初期階段有這樣的SDT的安排，對中國經濟從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特別是對中國的產業升級，以及我們向先進做法學習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入世之初，我時任浦東新區的副區長。當時我就挑選了一批同道，組成一支隊伍，專程到WTO協定起草教授之一——美國喬治敦大學約翰.傑克遜教授那兒學習過幾周，回來認真提出浦東應對WTO的方案，我特別想念他也感謝這位中國人民的朋友。
總而言之，加入WTO，第一我們需要學習，第二需要必要的過渡安排，第三在過渡安排期間需要不斷地靠攏更高、更全面、更先進的規制來推動我們的發展。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走的道路是正確的。
同時要説，未來WTO的規則更嚴格，談判更復雜。我們只有學習之，把握之，善用之，才能得益之。
周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