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時隔58年，“最特殊的客人”重登聯大講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毓堃】

本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敍利亞過渡時期總統艾哈邁德·沙拉登上講台，宣稱敍利亞正“重拾其在世界中的應有地位”。

這是繼1967年的時任總統努爾丁·阿塔西之後，敍利亞國家領導人重踏美國領土、重返聯大舞台，而這位座上賓不久前還是美國認證的“國際恐怖分子”，可謂本屆聯大最戲劇性的場景之一。

敍利亞在聯大多邊舞台高調呈現外交突破，其實是去年12月敍政治劇變、政權更替以來，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與敍過渡政府持續外交接觸、多次鋪墊、各取所需的自然結果。對各方而言，直接接觸都只是潛在戰略調整的第一步，面對多種潛在變數，敍國內和地區局勢可能朝什麼方向發展，仍需謹慎觀察。

沙拉在聯合國大會上呼籲取消對敍利亞的所有制裁

各圖所需、水到渠成的迴歸

即便不談演講內容，沙拉站在聯大講台發言的畫面本身，對國際社會和國際政治舞台已經產生了足夠的戲劇性效果。這一點從橫向、縱向兩相對比顯得尤為明顯。

就橫向來看，本次聯大與沙拉登台具有類似效應的無疑是巴勒斯坦迎接第二波西方承認浪潮，可作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巴合法領導人阿巴斯遭美國吊銷簽證，只得以視頻形式講話；相比之下，不久前還是美國指定“國際恐怖分子”、當前領導人身份尚未“轉正”的沙拉反而親臨紐約，從聯大講台到場邊開展“旋風外交”。

就縱向來看，敍利亞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其領導人歷史上只有兩次來到聯大舞台——第一次要追溯到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敍利亞失去戈蘭高地後，阿塔西在聯大發表演講。三年後阿塔西被哈菲茲·阿薩德的“糾正運動”推翻，而在阿薩德父子時代54年，美敍關係緊張，領導人不受美國待見，常年由外長代表敍利亞出席聯大。

假如沒有去年12月敍政局突變、阿薩德政權垮台，1967年阿塔西率團那次仍會是敍領導人迄今唯一一次聯大之行。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如今這第二位敍利亞領導人從“國際恐怖分子”到美國和聯大“座上賓”的身份切換之快：

曾以“朱拉尼”之名更為人知的沙拉，22年前加入“基地”組織，2006年因在路邊安裝炸彈被駐伊（拉克）美軍逮捕、囚禁五年；敍利亞內戰爆發後，他領導的“努斯拉陣線”（2016年與“基地”組織分家，後重組為“沙姆解放組織”）和他本人先後被美國國務院認定為恐怖組織、國際恐怖分子，還在2017年5月被美國懸賞1000萬美元緝拿……

19年來，沙拉先後做過美國“階下囚”、美國懸賞的“國際恐怖分子”、美國與聯大歡迎的“座上賓”。而官方取消恐怖分子認定、撤銷緝拿懸賞、應邀成為最特殊的“紐約客”，如此反差鮮明、天壤之別的身份改變，就發生在不到10個月內。

這固然從側面體現了美國政府對敍政策的靈活與彈性（畢竟阿薩德政權是沙拉與白宮的“共同敵人”），但也不能否認是雙向奔赴的結果。沙拉及其“沙姆解放組織”打破敍原有政治生態，成為該國乃至中東地區新的“X因素”，讓各方看到了新的契機，亦有了各自的新需要。各圖所需，自然開始接觸，且鋪墊早已做足。

域外大國乃至國際社會對敍過渡政府的核心訴求，就是減少中東地區的不穩定因素，主要是參與反恐合作（而非與恐怖主義和極端組織合作），其次還包括促成難民迴歸、緩解地區和歐洲國家的難民壓力與危機。

與此同時，它們也希望通過激勵與施壓等“組合拳”式的接觸，促使過渡政府在敍國內推動各項改革，包括儘早舉行全國大選、建立能整合全國各地的多元包容政府，保護少數族裔、宗教少數、婦女等羣體的權利，實現國家和平重建。

站在西方國家的角度，對敍新領導層的另一重期待，在於使之成為撬動地區局勢、重塑地緣結構的一個楔子。阿薩德時代大馬士革被視為莫斯科的盟友，同時與伊朗、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巴勒斯坦哈馬斯與傑哈德等地區勢力，形成了美國、以色列眼中的“敵對同盟”。阿薩德既倒，意味着對手堡壘可能出現從內部瓦解的切入缺口，爭取沙拉和敍過渡政府的嘗試自然不能放棄。

由此解釋了早在去年12月下旬，沙拉尚未“就職”，美、德就派團前往大馬士革與之會談，美方還當面承諾停止“懸賞”沙拉。今年5月，馬克龍與特朗普先後分別在巴黎和利雅得會見已有國家元首頭銜的沙拉。7月美國正式將“沙姆解放組織”移出外國恐怖組織名單。一個月後，敍外交部確認收到聯大歷史性的邀請函。

在聯合國總部，相比於仍與之保持在接觸階段的美、法、意等大國領導人，邁出更實質性步伐的反而是烏克蘭。沙拉與澤連斯基會晤後，雙方旋即恢復已中斷三年的外交關係並簽署公報，無疑是前述地緣變局考量的絕佳體現。

2022年，阿薩德政府承認俄羅斯支持的烏東兩個“共和國”，並宣佈與烏克蘭斷交。現如今迅速恢復外交關係，顯然沙拉滿足了烏克蘭在主權和領土議題上的基本立場。用澤連斯基的話説，“詳細討論了發展合作的潛力領域、兩國面臨的安全威脅以及應對這些威脅的重要性”，同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建立關係。雖未透露細節，但話裏話外的意思很明顯：敍利亞不會像過往那般堅定站在俄羅斯一邊。

於沙拉而言，重返聯大舞台要爭取的目標同樣明確：取消國際制裁，贏得國際支持與認可，增強其本人和新政府在國內的合法性，改善敍外交處境，呼籲國際社會加大施壓以色列、消除周邊安全威脅。

從今年4月開始訪問高加索和中東地區多個伊斯蘭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到實現會見美法兩個西方大國領導人，再到本次聯大與魯比奧、馬克龍、梅洛尼、澤連斯基等人會晤，接受美國中情局前局長彼得雷烏斯採訪，沙拉充分利用外界的好奇和期待實現華麗轉身，無疑增強了個人權威，為敍利亞爭取到了阿薩德時代不曾有過的更多外交空間。

別的不説，當萬里之外的敍民眾在全國各地通過大屏幕收看沙拉在聯大演講，聽後者傳遞出改天換地的成就、“三大支柱”（平衡外交、安全穩定、經濟發展）戰略、安全威脅現狀時，與之相伴的歡慶氛圍和煙花燃放的聲音，都體現出敍利亞人民在多年飽經戰火折磨、外界孤立之後，對重返國際社會的喜悦心情。

謹慎樂觀，變數仍待觀察

當然，無論各方動機為何，減輕國際制裁、打破國際孤立的狀態，並儘快走出13年內戰的創傷，對於2500萬敍利亞本土人民和海外1300萬敍利亞難民都是好消息。聯合國難民署今年3月發佈的報告顯示，敍政局劇變後，超過80%的敍利亞難民希望重返家園，顯著高於去年4月的調查數據（57%）。

敍民眾對局勢走向比內戰期間更加樂觀（至少增添了新的期待），不過無論是國內由亂到治、地區格局重置、外交環境重塑，都遠非一日之功。考慮到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各國對敍過渡政府一是“聽言觀行”、摸清敍新掌權人的態度，二是保留“組合拳”，現階段至多隻是“戰略微調”，並未從根本上重設對敍新政策。邁出第一步後，各方才會面對更多變數、更大阻力。

以敍過渡政府最關切的解除制裁為例，今年5月美敍領導人利雅得會晤期間，特朗普就承諾取消對敍制裁，並在回國後簽署行政令，放寬對某些商品出口敍利亞的管制，並免除對敍利亞接受某些外國援助的限制。美國財政部發布了涉敍當局、央行、國有企業往來及美國企業在敍投資許可，美國國務院則發佈為期180天的制裁豁免。

從內容可見，美國對敍制裁一方面只是暫時豁免、從“即刻執行”變為“緩刑”，另一方面是部分豁免，源自《凱撒敍利亞平民保護法案》（《凱撒法案》，2020年生效）的多數制裁仍然有效，且特朗普無法以一己之力廢止——這部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只能經國會投票才能永久撤銷，否則在其框架下對敍制裁最多隻能暫緩180天。

近期美國國會就是否撤銷《凱撒法案》展開了激烈辯論：支持撤銷者認為該法案本是針對阿薩德及其家人所謂“戰爭罪”而通過，既然阿薩德政權不復存在，法案自然失去意義；反對者則強調不能給敍新政府過早“鬆綁”，甚至有人把解除制裁視為“獎勵恐怖分子”。

2025年5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沙特會見敍利亞過渡時期總統沙拉

9月上旬，部分國會眾議員在2026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增加了撤銷《凱撒法案》的修正條款，但在眾議院投票中遭到否決。美國政壇在對敍制裁問題上的意見不統一，也體現了西方世界對敍新政府的矛盾態度：既不想當即把沙拉政府像阿薩德那樣推到自己的敵對面，又擔心他“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歷史，生怕過早全面取消制裁會給自己培育後患。

基於既有期待、又不放心的兩重心態，美國和西方世界眼中最穩妥的做法，自然就是“邊看邊動”，即部分&有條件取消制裁、釋放一定善意，但又不徹底鬆開枷鎖，以觀察沙拉政府後續內外政策的動向。只要後者稍有“離經叛道”之處，就隨時將現有枷鎖收緊。由此，敍利亞的外交環境正常化雖可期待，卻還不到完全實現的時候。

域外國家的心態矛盾但簡單明瞭，可地區國家基於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對敍過渡政府的態度要更復雜得多，尤其是鄰國以色列近期對敍出現趨於強硬的態度變化。

去年12月以來，以色列利用敍政治變局，以“自衞”為由，趁機佔領戈蘭高地緩衝區及其毗鄰地區，違背了1974年敍以脱離接觸協議（按照協議，該緩衝區由聯合國脱離接觸觀察員部隊駐紮）。

同時以政府依據敍南部蘇韋達省德魯茲人佔多數的現狀，要求在敍南部建立所謂“防禦區”、對敍方進行“非軍事化”。在此期間，以色列對敍利亞的空襲等軍事打擊並未停止。

儘管沙拉在聯大講話時再次呼籲對話、重申迴歸1974年脱離接觸協議，美國敍利亞問題特使托馬斯·巴拉克也曾表示敍以接近達成協議，可內塔尼亞胡再次擺出降低談判預期的姿態，大談確保以色列利益、敍西南部地區“非軍事化”、保護德魯茲人等強硬條件。

隨着加沙地帶危機持續發酵，以色列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以政府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在中東多地點燃炮火、轉移各方注意力和自身壓力。敍利亞是否會成為以色列當前策略下的又一個犧牲品，仍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辦好國內的事是沙拉和敍過渡政府走出舊日困境、真正實現“破局”的根本前提。

由於去年“沙姆解放組織”僅用11天就完成政權變天，速度之快令他們反而要加緊建構自己的新政權合法性，組織全國對話會議、組建臨時政府“多元包容內閣”，與敍庫爾德武裝領導的“敍利亞民主力量”簽署協議、將後者整合進國家機構。與此同時，沙拉在多個場合釋放出保護少數羣體、宗教自由、打擊恐怖主義的承諾。

然而敍利亞的結構性“散裝”（西南部的德魯茲人、西部沿海地區的阿拉維派、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北阿勒頗和拉塔基亞省的土庫曼人、中部地區伊斯瑪儀派等）意味着一紙協議無法當即化解所有矛盾。

今年3月西部沿海阿拉維派聚居區的流血衝突，7月蘇韋達省的激烈武裝衝突，近日“敍利亞民主力量”與當局罔顧協議、在阿勒頗省再起衝突，均造成慘重傷亡，亦無一例外表明阿拉維派、德魯茲人、庫爾德人與當局遠未達到實質互信或整合。

內戰矛盾延續、內亂未彌，走出經濟困境、重建國家、舉行大選建立正式政府等議題更是遙遙無期。對沙拉和敍過渡政府來説，走進聯大、擴大“朋友圈”、增強執政合法性是有效且必要的，但也只是“萬里征途”的開始。結束紐約座上賓的風光行程，回到大馬士革後，一個個實際挑戰正等待着沙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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