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新疆是個好地方，也是一個老地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週年慶祝活動隆重舉行。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今日新疆具有“五大戰略定位”：亞歐黃金通道和向西開放的橋頭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全國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全國優質農牧產品重要供給基地、維護國家地緣安全的戰略屏障。

橋頭堡、戰略支點、戰略保障基地、重要供給基地、戰略屏障，每一個詞都份量很重、含義很深。

這些戰略定位，雖然是剛剛提出的，但結合新疆獨特的地理和歷史來看，背後卻也無不有着深厚淵源。表面上，新疆在地名上帶一個“新”字，作為一個自治區成立時間只有70年，自清朝正式建省至今也不過140餘年，但新疆卻並不是一個新地方。這片土地與中華民族的緊密關係，以及新疆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一直以來就有的各種“戰略定位”，卻至少可以向前追溯2000多年。

所以説，它其實是一個老地方。

古老的西部“樞紐”

在地理上，新疆位於今日中國版圖的西部，人們前往新疆就是一路向西，進入新疆之後通常還要繼續向西，諸如喀什、伊寧和塔城等新疆重鎮，都位於極西的西部邊陲。

在中國歷史上，自漢朝開始，位於中原地區的中央王朝都以這種一路向西的地理觀看待這片廣袤的“西域”。王朝強盛之時，國力也隨地理觀的引導一路向西延展，西征的遠近與國力的大小成正比。

今日中國已是一個全面工業化的現代國家，而強大的工業和交通業已經徹底改變了農業時代的國家地理格局。自治區成立70年後的新疆，正在快速擺脱過去千百年來“西部邊陲”的地理定位，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以及國家賦予的“雙向開放的前沿陣地”和“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等新功能，新疆甚至開始具有了歐亞大陸重要“樞紐”的區位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正確地指出：“（新疆）過去是內陸的一個省份，現在有了‘一帶一路’就不同了。這裏不再是邊遠地帶，而是成為一個核心地帶，成為一個樞紐地帶。”

在歷史上，新疆作為歐亞大陸一個“樞紐”的定位，也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漢通西域，是新疆成為樞紐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新疆就是一個連接當時經濟和文化高度發達的波斯文化圈的樞紐地帶。

據《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民俗與烏弋、罽賓同” ，“大月氏國……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康居國……與大月氏同俗”“奄蔡國……與康居同俗”“大宛國……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市，爭分銖。”這些記敍説明西域諸國當時就是中華文明與波斯文明的交匯處。

據歷史學家考證，當時“絲綢之路”上中國商人帶回的珍稀商品如紅海珍珠、玉石、天青石等寶石，以及洋葱、黃瓜、香菜、石榴、開心果、黃杏、金桃等蔬果，還有乳香和沒藥等藥品，有的出自遙遠的也門、埃塞俄比亞和撒馬爾罕，但在中國都稱作為“波斯貨”。如此看來，自那時起，新疆其實就具有了“優質農牧產品重要供給基地”功能。

隋唐大一統建立之後，中原王朝歷史上第一次將行政權力擴展到漠北地區，當時的新疆同時又成了連接廣闊內亞地區這個新生文明誕生地的一個重要樞紐。

在東面，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草原民族十萬人內附，到公元650年高宗年間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在西面，貞觀十四年（640年）唐軍攻佔高昌，置西州、庭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其後在收復焉耆、龜茲後，置龜茲、焉耆、疏勒、於闐四軍鎮，留軍鎮守，又設立羈縻建制的西州都督府。

唐高宗永徽和顯慶年間（公元650-657年）蘇定方遠征中亞，史無前例地將唐朝版圖向西開拓至今日的鹹海，並曾在今日阿富汗與伊朗交界處短暫設置過波斯都督府。天寶六年（747年）三月，唐玄宗派遣高仙芝率領唐軍翻越了帕米爾高原，到達過位於今日巴基斯坦奇特拉爾的古朅師國。在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3-755），“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大唐的疆域達到極盛。

其時的新疆，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定居-遊居混合社會的獨特優勢，長期成為中原各農耕民族與草原各遊牧民族實現大交流、大融合的一箇中心地區。

古老的文化“中轉站”

作為“絲綢之路”的一個副產品，發源於印度的佛教，大約公元前2世紀後期經由中亞細亞沿着絲路輾轉進入西域，成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端，其時的新疆又成了一個通向當時新興宗教佛教極盛之地印度的必經之地，成了此後綿延數個世紀的佛教東傳文化運動的重要的文化中轉站。

據史書記載，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接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的《浮屠經》，由此拉開了佛教在漢地傳播的序幕。所以説，新疆正是東傳佛教的源頭之一，“絲綢之路”正是東傳佛教的主要路徑之一。東來的佛教僧人中有不少就是高昌人、于闐人和龜茲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之一鳩摩羅什（344—413）即生於龜茲。他精通梵、漢語文，在長安主持譯經多年，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起過重要作用。今天新疆的旅遊熱點之一、位於拜城縣克孜爾鎮的克孜爾千佛洞遺址正是這段歷史的一個見證。

克孜爾千佛洞遺址 資料圖

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活躍在新疆各地的西域各國使臣或商賈把佛教帶到了內地，並且很快使之在上層社會中流傳開來。在經歷了從民間進入宮廷—流行於宮廷—從宮廷進入民間這樣一個社會傳播路線之後，佛教進入到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在地域上，經由新疆這個中轉站向東進入中原地區之後，漢代佛教的傳播開始以洛陽為中心，轉而向南逐漸傳到江淮流域，以彭城、廣陵、丹陽為重鎮，旁及潁川、南陽、下邳、豫章、會稽，遠至廣州、交州。

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漢族僧人通過絲綢之路前往西域，或經由西域中轉前往印度等地取經。沙門朱士行從於闐得佛經梵書正本。著名高僧竺法護，曾遊歷西域諸國，來往於敦煌、酒泉、長安、洛陽等地譯經。北魏神龜元年（518年），受胡太后派遣，比丘惠生、宋雲等從洛陽起程，由陸路經西域去往印度，主要遊歷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帶，於正光三年（522年）回國，歷時4年，帶回佛典百餘部。

隋唐大一統建立之後，經由新疆中轉站的佛教東傳運動高潮迭起。隋文帝楊堅生長於佛寺，對佛教有特殊感情，在位20餘年間，立佛寺數千所，造佛像、菩薩像十萬多尊。唐朝著名高僧玄奘經過西域西行東歸首尾共計17年，親歷110國，傳聞28國，回國後撰成《大唐西域記》，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盛事。

與佛教的傳播路徑類似，伊斯蘭教自唐朝中期開始的東傳，也是經由新疆這個中轉站進入到中原地區的。在唐朝肅、代、德三宗時期，阿拉伯帝國大食國的兵眾從中亞地區漸漸進入中國新疆等地，成為伊斯蘭教信眾在中國人口中出現的起源。雖然當時大食國的對唐政策是它對中亞各國政策的延長，並不因為大唐而特殊，但由於唐朝具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力量，大食的勢力始終被擋在葱嶺以西，未能侵入唐朝本土。因此緣故，在中國並沒有發生像中亞諸國那樣的一個總體的伊斯蘭化進程。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伊斯蘭教在唐代的傳播和發展，主要是通過大食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人等中亞人口在唐朝的留居這個方式進行的。這種留居，大約有商人的留居、士兵的留居、戰俘的留居和被掠人口的留居等幾個不同的途徑。

公元十世紀前後，隨着信奉伊斯蘭教的草原民族人口大量遷入新疆喀什噶爾、和田一帶及河中地區，又一次發生了大規模的民族融合，伊斯蘭教的東傳運動也開始加快，還出現了《福樂智慧》《真理入門》等重要著作。現今的新疆喀什市還有一座1987年重建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以紀念這位在1069年-1070年左右於喀什噶爾完成了《福樂智慧》一書創作的著名伊斯蘭詩人和學者。

總體上講，新疆作為伊斯蘭教東傳的中轉站，是起到了一個重要的緩衝和消化作用的，使得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具有明顯的中國化的特點，呈現出與葱嶺以西的中亞地區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沒有唐朝國力影響的中亞各國，由於政治上分裂，軍事上虛弱，統治者內訌，阿拉伯帝國對它們採取了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成功實現了大舉擴張。

上述這些歷史故事，只是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片段。在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悠久歷史中，新疆作為一個戰略性的樞紐、中轉站、支點、屏障，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遠不止於此。但通過重温這些歷史，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今日新疆迎來大發展機遇的重大意義，更深地理解新疆“五大戰略定位”的深刻內涵。在重複人們常説的“新疆是個好地方”這句流行語的同時，也更進一步認識到：新疆是個老地方，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老地方。

謹以此文慶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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