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昔日學生中國超越，歐洲落於人後的悲觀正在蔓延”

【文/觀察者網 柳白】

“中國企業已追上歐洲競爭對手，部分領域甚至實現超越，使歐盟陷入守勢。”中國歐盟建交50週年之際，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9月28日發表文章，探討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如何從技術落後者成長為全球創新強國。

分析人士指出，在技術領域，中國已從過去的學生變成歐盟的老師，沒人會質疑中國的創新力，但歐盟仍有一些領域值得中國學習，而且中歐技術和供應鏈高度互依，脱鈎不現實，未來應追求有序競爭與合作。

文章建議歐盟不應盲目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而是應該加快改革和創新，發展前沿技術，借鑑中國等技術強國的戰略，同時通過吸引中資、技術轉移、創新生態建設來提升自身競爭力，而非僅僅防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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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到“老師”：中歐技術格局的逆轉

文章提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即將開啓改革開放，當時中方派出一個重量級代表團，展開了為期36天的西歐考察之旅。他們走訪了法國、德國等5個國家的25個城市，參觀了數十座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和科研機構。

從考察結果來看，中國代表們判斷中國在科學、技術和工業，乃至整體現代化水平上，至少落後20年。

這次考察也為中國的發展指明瞭方向：通向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道路，將由科學技術、擴大貿易和經濟體制改革鋪就。

時光快進到今天，中國已在許多領域擺脱了對西方技術的依賴，在全球價值鏈中攀升為創新強國。

如今，中歐慶祝建交50週年之際，歐洲卻陷入防禦姿態，苦思如何追趕，雙邊關係還受到貿易摩擦影響。

分析人士表示，科技競爭只會越來越激烈，但不必是零和博弈。一些歐洲企業正在借鑑中國的“技術轉讓”策略，力求在競爭中立足。

數十年來，雙方的“交易”模式十分簡單：中國以市場準入為籌碼，換取歐洲企業的西方技術。

起初，技術流動基本是單向的。但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指出，後來這種流動開始出現逆轉。

“過去歐洲是老師，中國是學生，”丁純説，“但如今在多個領域，學生已超過老師。這種轉變在歐洲方面引發焦慮與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稱，這一格局的逆轉始於2001年前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加速了對外資的開放，也迫使中國企業不得不加快追趕步伐。

歐盟安全研究所高級分析師蒂姆·呂利希（Tim Rühlig）指出，歐洲企業似乎低估了中國同行的創新能力。

“長期以來，他們認為中國只會通過模仿西方技術實現追趕。但如今，沒人會質疑中國的創新力，” 他説，“中國與歐洲的互補性已減弱，反而在相似的細分市場展開競爭。這是中歐關係如今愈發複雜的原因之一。”

呂利希表示，雙方的科技與創新生態系統還通過供應鏈深度交織，形成了相互且複雜的依賴關係。“要理解當前局勢，必須深入細節層面分析。”

不過丁純也指出，歐洲在多個領域仍保持領先，中國仍有許多可學習之處。歐盟企業在高端製造、機械工程、航空航天、機器人技術、精密儀器、工業軟件、先進半導體設備、醫藥、核技術及基礎科學領域，仍保有優勢。

丁純認為，隨着美國限制中國獲取其本土技術成果，這些歐洲企業作為“技術來源”，對中國而言變得更為重要。

然而，歐洲的創新速度已有所放緩，落後於中國和美國的快速發展。

“中國通過學習、消化、創新實現了快速進步，而歐洲在傳統產業中的‘先發優勢’，已轉變為相對劣勢。” 他説。

丁純表示，歐洲過於關注汽車、機械、化工、電子等傳統產業，卻未對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等前沿科技給予足夠重視。與此同時，中國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電信、可再生能源、光伏、鋰電池、電動汽車、無人機、量子計算及超級計算機等領域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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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智庫巴塞羅那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員哈維爾・博拉斯・阿魯米（Javier Borràs Arumí）説，在歐盟內部，一種“歐洲已錯失機遇、被甩在身後”的情緒正在蔓延。

“當前主流情緒是悲觀與停滯。”他説。

但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ia-Herrero）認為，歐盟面臨的核心問題並非“技術本身”，而是對中國高度發達工業產能的依賴。

“正是工業產品中所藴含的技術、工業產能，使歐盟幾乎無法迴避中國。你買的幾乎所有東西都包含中國零部件。”

歐盟聲稱，中國憑藉國家補貼獲得了這種工業實力並形成不公平競爭優勢，特別是在電動車和光伏等行業，造成產能過剩並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口到其他國家。但中方多次駁斥了這一説法。

博拉斯稱，如今歐盟對中國科技的看法已基本轉向“擔憂”，擔憂其經濟、安全與價值觀受到威脅。

“歐盟對中國技術的態度基本是防禦性的，我們要保護自己不受其影響。這也深受美國的壓力影響，例如要求禁用某些中國技術。”

分析人士指出，歐洲企業和決策者反應太慢，未能及時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創新型工業強國，也沒及時應對挑戰。

“歐洲政商界花了多年才認識到，中國已經從主要客户變成主要競爭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丹尼爾·漢密爾頓（Daniel Hamilton）説，“而在歐洲猶豫之際，中國已經縮小了差距。”

丁純表示，競爭只會越來越激烈，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並不能幫助歐洲追趕。

他認為，如果歐洲覺得“被昔日學生超越”，明智的做法應是加快改革和創新，而不是採取防禦措施。

歐盟的守勢與突圍：尋求合作競爭新平衡

在博拉斯看來，歐盟面臨“合作－競爭困境”，試圖在安全和競爭力之間尋求平衡。

“如果阻止某些中國技術或企業進入，歐盟將失去它們提供的價格和效率優勢，從而損害自身競爭力。”

“優先考慮安全或地緣政治必然以效率為代價，這種權衡不會消失。”

他還指出，歐洲技術發展受到市場碎片化、本土企業難以規模化等體制性因素的制約。

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所高級分析師亞歷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表示，歐洲政府應更加積極主動。

“特別是在德國，企業一直很成功，因此沒有強烈要求政府幹預。但當中國採取積極產業政策、造成‘不公平競爭’時，自由市場模式就難以應對。”

漢密爾頓稱，歐盟仍有操作空間，因為中國在戰略性進口上對歐洲的依賴是歐洲對中國的兩倍。

“因此，歐盟可以讓自己對中國更不可或缺。”

“歐盟可能會更積極地利用其工具箱，調查中國的高補貼企業，若歐企被拒絕進入中國市場則阻止中企投資，並對採取‘脅迫策略’的中國企業徵收關税。”

丁純指出，既然技術不可能被一方壟斷、脱鈎不現實，中歐必須繼續平衡。

“雙方在進攻和防守上各有優勢，重點應放在保持有序的競爭與合作上，而不是權力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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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斯説，綠色科技是合作的機遇，歐洲可以向在歐洲投資的中國科技企業學習。

“不過，要真正受益，我們必須與中國企業達成技術轉讓協議，同時政府要建設健全的創新生態，吸收創新並實現‘邊做邊學’和溢出效應。”

博拉斯還補充道，歐盟對自身技術力量“缺乏現實認知”，沒有“規模和能力”與中美平起平坐。

他建議，歐盟更明智的做法是停止將自己與中國和美國比較，轉而借鑑韓國、日本等技術中等技術強國的戰略。這些國家採用“戰略性專業化模式”，專注於控制技術價值鏈中的關鍵節點，而不是試圖主導整個行業。

呂利希指出，“關鍵不是決定雙方是夥伴、競爭者還是對手，而是探索如何與制度性對手實現合作，以及在必須合作的情況下制度性競爭意味着什麼。”

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在嘗試利用中國的技術專長。例如，西班牙正吸引中資，希望從中國領先的電動車、電池和綠色氫能企業學習。

布朗説，醫療科技、先進機械和醫藥領域的大企業仍有信心通過本地化和“跑得更快”策略保持優勢，即在中國投資並把中國作為創新來源。

“但我不確定這種策略能否在中長期奏效……因為這樣必然會有技術外溢，幫助中國構建自身能力。”

“總體而言，歐盟仍對中國投資開放，如果這種投資能促進技術向歐洲轉移，正是歐盟希望看到的。但挑戰在於，中國也想保持自身技術領先。”

呂利希説，中國需要認識到，歐洲“高度開放”的市場正大量接收高度補貼的中國技術出口，這威脅到歐企競爭力。

“如果中國和歐洲不能就此達成共識，我擔心歐盟會因恐懼而關閉市場。”

“關鍵不在於判定雙方是夥伴、競爭者還是對手，而在於探索‘如何與系統性競爭對手合作’，以及‘當你必須與對方合作時，系統性競爭究竟意味着什麼’。”呂利希説。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7月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半個世紀以來，中歐關係歷經風雨，不斷走向成熟穩定，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係之一。中歐合作取得豐碩成果，有力支持彼此發展進步，為近20億中歐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為經濟全球化時代互利合作樹立典範。雙方年貿易額從24億美元增長到7858億美元，相互投資存量從幾乎為零增長到近2600億美元，人員往來日益密切，在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開展富有成效的協調合作。同時，中歐關係也面臨一些挑戰。歐方一些人不斷強化對華關係“三重定位”，片面誇大經貿具體問題，在烏克蘭問題上無端指責中方，給中歐關係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中方期待歐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全面、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中歐關係，深入總結中歐關係過去50年的經驗啓示，順應時代潮流和雙方人民及國際社會共同期待，凝聚共識、超越分歧，共同規劃下一個50年合作，攜手開創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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