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陽：800億美元天價索賠，只是中企在非挑戰的冰山一角

近期，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在贊比亞的運營項目因環境泄漏問題陷入爭議。事件發生後，企業雖迅速響應並配合整改，中贊兩國政府也通過對話積極協調，但隨後卻有當地農民團體提出數額高達800億美元的鉅額賠償要求，遠超常規尺度，使得事件陡然複雜化。

這一極端案例，折射出中企在非洲運營所面臨的普遍性挑戰。為何當地政府與民間的反應會出現如此顯著的温差？贊比亞乃至非洲整體的營商環境與政治社會情況如何？對於“中企在非洲易受欺負”的負面輿論，又該如何看待？近期中國對非出口的顯著增長，其背後的真正驅動力是什麼？

對此，觀察者網特邀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唐曉陽，系統性剖析中企出海非洲的機遇與挑戰。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 穩中存憂的贊比亞政局

觀察者網：近期，中國有色礦業在贊比亞的運營項目因環境泄漏問題引發當地污染爭議。事件發生後，中企迅速響應並配合整改，贊比亞政府與中國政府也通過對話積極協調後續工作。然而，近日有報道稱，百餘名當地農民集體提出高達800億美元的賠償要求，這一數額遠超事件常規賠償尺度。為何贊比亞政府與民間對此事的反應出現顯著差異？

唐曉陽：這主要是因為非洲國家的政治體制相對複雜，黨派選舉等因素為不同勢力施加影響創造了條件。目前贊比亞距離下一屆總統大選還有不到一年，在此背景下，執政黨難以確保全社會對其處理方式都表示認可。有時為了在選舉中攻擊執政黨，反對聲音會指責政府處理不當，比如質疑其過於保護外國投資者、對外資讓步過多等等。通過這種方式，反對黨能夠吸引選民關注、爭取選票。因此，國內政治矛盾很可能是導致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

此外，不僅是這100多人的團體，還包括部分媒體前段時間也在渲染污染的嚴重性，使用諸如“造成毀滅性損害”等誇大表述。這其中也不能排除有西方非政府組織等在背後推波助瀾。但我認為，真正能組織起當地民眾的，其目標可能很大程度上並非指向中國，而是指向贊比亞的執政黨。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贊比亞整體的營商環境，以及該國的政治社會情況？

唐曉陽：總體而言，贊比亞的營商環境在非洲國家中還算不錯的，政局相對穩定，建國以來幾乎沒有經歷過戰爭。近年來，主要政治力量分為兩派：現任總統哈凱恩德·希奇萊馬的支持基礎主要在西部和南部，而東部和北部則更多是前總統及反對派的陣營。除了黨派分野外，也有人認為這背後還體現了兩個文化差異較大的族羣之間的對立。

在過去的兩三次選舉中，這種東北對西南的政治格局一直存在，政黨輪替時有發生。不過無論哪個黨派上台，新總統對外資總體上還是持鼓勵態度。

贊比亞最大的問題出現在2020年債務違約，這也導致其後兩三年贊比亞的經濟壓力非常大，貨幣大幅貶值，這也是前總統競選失利的原因之一。新總統上台後採取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的措施。

總體來看，目前贊比亞已經較為平穩地度過了危機，並逐漸顯現出經濟復甦的跡象。

有媒體稱，贊比亞北部200多名居民對贊比亞謙比希濕法冶煉公司和中色非洲礦業有限公司提起了價值800億美元（約585億英鎊）的訴訟。

· 在非洲，安全風險仍然是首要挑戰

觀察者網：近年來，中企在非洲多國遭遇多種非商業風險，例如2025年4月尼日爾驅逐部分中企高管當時在國內引發廣泛討論，此外針對中資項目的盜採、搶劫等治安事件也頻頻發生。中企在非洲還面臨哪些典型的運營風險？您如何評價當前非洲整體營商環境的特點與潛在風險？

唐曉陽：我認為非洲最大的風險之一仍是安全風險。如果政權被推翻，就會導致國家政策和人員全面變動，這往往帶來最嚴重的影響。此外，綁架和恐怖襲擊也時有發生，比如今年9月初尼日利亞又發生了綁架事件。其次，是相對和平但仍存不確定性的政黨輪替，新執政黨可能對前任政府的政策進行重新審查並作出調整，這也構成一定風險。

其他常見風險還包括治安方面的小偷小摸、貪污腐敗等，以及基礎設施或配套設施,不足。例如此次贊比亞事件中，儘管中企已做好防護，但防滲膜仍遭盜割。在亞吉鐵路等項目中，也出現過鐵軌被偷或鐵路被違規使用的情況，均因配套維護設施不完善導致，嚴重影響項目正常運營。此外，非洲還存在疾病和公共衞生方面的風險，這些都是在非中企運營中較為常見的問題。

觀察者網：非洲各國國情差異較大，是否有些地區相對更危險、更動盪，而有些地區則較為平和？該如何評估這種差異？

唐曉陽：非洲安全形勢最嚴峻的區域，大致是從非洲之角延伸至幾內亞灣的一條橫貫中北部的狹長地帶，位於撒哈拉沙漠以南。該區域處於北非穆斯林與南部基督教影響交匯處，歷史上兩教在此爭奪影響力，形成基督教與穆斯林勢力各佔一半的格局，衝突頻發，進而引發族羣和政治體制的持續動盪。

近五年來，這一地帶的不穩定性顯著加劇。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亞出現內亂；索馬里青年黨勢力重新擴張；蘇丹內亂持續，與南蘇丹的問題尚未解決；中非共和國、乍得等地舊患未除，只是因地理位置較為封閉而較少被報道；西非的布基納法索、馬裏、尼日爾三國出現反法政變；尼日利亞北部恐怖主義和綁架事件仍時有發生。

總體來看，這條從東到西的橫向地帶安全局勢呈惡化趨勢。相對而言，其他地區中，僅剛果（金）東部與盧旺達交界處存在局部不穩定，而撒哈拉沙漠以北及以南部分地區則較為平穩，未出現大規模軍事衝突。

索馬里青年黨

· “園區經營+員工本地化”是比較成熟的企業打法

觀察者網：如今前往非洲發展的中國員工和企業越來越多，如何有效維護他們的利益成為我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您認為企業可以採取哪些具有實操性的措施？能否提供一些經營建議？

唐曉陽：其實這些風險對中國企業來説並不陌生，很多企業都有過應對經驗。例如在“阿拉伯之春”時期，以及早期進入非洲階段，中企曾遭受較大損失，像在埃塞俄比亞東部遭遇恐怖襲擊造成數十人傷亡，在尼日利亞多次發生綁架事件，在馬裏也有高管被恐怖分子殺害。但由於市場潛力較大，中國企業總體上仍願意積極開拓。

面對較高風險，中國企業這些年來已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做法，主要是通過園區化經營，即眾多中企聚集形成規模化營地，從而提升整體安保水平。即使發生政變等情況，由於園區內集中了大量中企，當地勢力也會有所顧忌，不會像對待零星小企業那樣容易為所欲為。因此，園區模式仍是中企在海外運營的重要依託。

在策略方面，我建議多推動員工本地化，儘量避免讓中國員工衝在一線。例如傳音手機在每個國家都尋求本地合作伙伴，由他們負責與當地政府溝通，這比中方人員直接交涉更為順暢。此外，還要注重及時應對，與政府保持良好溝通。

以贊比亞事件為例，中國有色礦業此前也經歷過罷工、爆炸事故等公共危機，初期應對可能不夠到位，缺乏透明度，溝通不足。但現在企業反應更為及時，處理方式也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認可。

西方在非洲的殖民做派，註定是不長遠的

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每當中國企業在非洲遇到一些負面事件後，國內互聯網往往會出現一些對非洲比較負面的輿論。例如，有人認為中國企業相比西方企業更容易在非洲受到不公平對待，顯得“太單純”，容易被欺負；也有人覺得出現這類問題後，中國企業就不該再去援助非洲，認為非洲國家落後、不值得支持。您如何看待這些負面輿論？

唐曉陽：我認為，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還是源於中非雙方相互瞭解不夠深入。如果對非洲有更多實地接觸和全面認識，就會發現非洲國家與前殖民宗主國之間的關係確實比較複雜。例如在法語非洲國家，一方面仍普遍使用法語，教育體系也沿用法式制度，法國至今仍是非洲留學生的主要目的地；但另一方面，當地也存在強烈的反法情緒，近期馬裏、尼日爾、布基納法索等地發生的政變，都帶有明顯的反法傾向，政變後甚至將法國企業驅逐出境。

由此可見，殖民歷史確實使非洲國家對前宗主國抱有複雜情感，這與它們同中國這樣始終平等交往的南南夥伴之間的關係性質完全不同——但這種差異並不意味着中國就處於劣勢。非洲對前殖民國家的情緒有時會激烈爆發，甚至演變為高度敵對，而中國始終堅持平等合作的原則。過去二三十年中非貿易持續增長、政治互信不斷增強，證明了中國這種交往方式在大局上是卓有成效的，連歐美國家也對此表示羨慕。

我們不能只看到某些歐洲人在非洲表面上似乎仍享有特權，就以為那才是“強勢”的表現。事實上，不少西方人沒過幾年就被迫撤離非洲，甚至有人喪命於此。凡事皆有因果，中國人不必羨慕歷史上殖民者的做派。

至於援助問題，這是國內外長期存在的一個誤解。中國對非洲的官方發展援助規模實際上很小，大約只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非洲援助額的五分之一不足。中非經貿與政治關係取得顯著進展，靠的不是援助，而是互利共贏的貿易往來、長期項目合作和工業投資。中國並非單向“送錢”，而是通過合作獲取合理利潤，同時帶動出口、就業、人員流動和資產收益。非洲也通過這種平等互利的投資與貿易，獲得了比單純接受援助更可持續的發展機遇。國際發展理論也指出，單向援助容易導致依賴，不利於長期發展，而平等的經貿合作更能激發內生動力——這是我希望澄清的一個普遍誤解。

中國對非出口增幅遠遠超過其他地區 彭博社

· 對非出口還得紮根本土，我們不必着急

觀察者網：中國海關總署9月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25年前8個月中國對非洲出口額同比大幅增長25.9%，增速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彭博社數據亦顯示，2025年中國對非出口額已突破1220億美元，預計全年將超2000億美元，而對美出口則同比下降13.5%。有分析指出，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部分中國商品可能經非洲中轉後再出口至美國，從而形成“轉運貿易”。就您的觀察來説，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唐曉陽：首先需要説明的是，單看前8個月的數據，可能還不足以完全反映長期趨勢。非洲在中國外貿總量中的佔比歷來較低，大約在6%左右。即便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其總體份額的提升仍然是有限的。對於這一短期增長的具體原因，例如是否與中非合作論壇等推動有關，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關於所謂“轉運貿易”的觀點，即認為中國商品因中美貿易摩擦而通過非洲中轉出口至美國，我認為這並不是主要趨勢。中國對非洲出口的增長，主要還是面向非洲本土市場。事實上，非洲自身在當前貿易環境下也面臨美國的壓力，例如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許多貿易特權，甚至《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GOA）的未來也存在不確定性，這使得非洲對美出口面臨很大變數。

此外，非洲的物流條件和基礎設施侷限性較大，企業將製造或裝配環節轉移到非洲，再以此為基礎向歐美出口的模式，在實踐中困難重重。十多年前曾有企業進行過嘗試，但大多停留在小規模或最終失敗，主要原因就是物流瓶頸和配套不足導致延誤風險高。相比之下，這類貿易更可能發生在東南亞或拉美等基礎設施更完善的地區。

因此，我認為中國對非出口的增長，核心動力在於持續培育和開拓非洲本地市場，是紮根當地的結果，而非是中轉貿易的產物。

觀察者網：您認為當前乃至未來中非貿易有哪些主要增長點？從整體來看，中非經貿合作中哪些方面做得比較好，哪些方面還存在不足？

唐曉陽：從中非經貿合作的整體來看，做得比較好的方面，是工業化進程的系統性推進。中國對非合作並非只聚焦於單一領域，比如單純做基建、貿易或製造業，而是將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投資、電信配套、物流體系等多個環節有機結合，形成一個相互支撐的產業鏈生態。非洲的發展短板較多，如果只側重某一個領域，很容易受其他環節的制約，難以持續發展。而中非合作由於覆蓋領域廣泛、多層次同步推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局部短板，推動各方面協同前進，這是我認為中非合作中最具優勢的一點。

至於不足之處，由於合作整體上是系統性的，目前的短板更多是局部和階段性的。比如剛才提到的民間認知與人員交流方面，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雙方對彼此文化的瞭解仍不夠深入，不少中國民眾對非洲的認知仍受西方殖民視角影響，而非洲對中國的瞭解也常受到西方刻板印象的干擾，真正能到對方國家進行深度交流的人還不夠多。

這個問題與中非經貿合作時間尚短、整體交往深度有關，改善也需要一個過程。我認為不必刻意追求短期內的交流數量提升，更重要的是隨着合作領域的不斷拓展，讓人員往來與文化理解自然跟上節奏，循序漸進地推進。這樣才更可持續，也更能與經貿合作形成良性互動。

匯率影響，中國對非出口商品價格下跌 彭博社

觀察者網：在當前國際背景下，日本、美國、歐盟等大國都希望加入所謂的“非洲金屬俱樂部”，豐富的礦產資源使得非洲處於能源變革時代的最前沿。非洲國家是如何看待自身角色的這種變化？基於這種變化，它們如何制定發展戰略？

唐曉陽：非洲有50多個國家，各國間的差異較大。從非盟層面看，整體上倡導工業化並推動新能源發展，其規劃往往更具理想化藍圖。但具體到各國，其戰略則取決於自身的資源稟賦和工業基礎。例如尼日利亞、安哥拉等國仍較依賴傳統能源出口，而埃塞俄比亞等缺乏傳統能源但水電豐富的國家，則更積極地推進新能源轉型。

關鍵礦產的議題則有所不同，目前主要集中在剛果（金）東部，以及贊比亞、安哥拉一帶的“洛比託走廊”，核心是鈷、鋰等戰略礦產。不過我認為這方面存在一定的炒作成分。這些礦產本身作為原礦並不算特別稀缺，中國的優勢主要在於國內大規模的產業加工和提煉能力所帶來的成本效益上的競爭力。

今年在推進的洛比託走廊項目由一家美國公司運營，旨在建立從剛果（金）通向大西洋的鐵路運輸通道。但據該美國公司負責人表示，其主要客户仍是中國企業，因為中國具備購買和處理這些礦產的能力。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這類炒作確實給非洲帶來一些實際利益，比如洛比託項目是歐美數十年來在非洲罕有的大型基建投資，對改善當地基礎設施有積極作用。

但另一方面，非洲國家也需要清醒認識到，不應過分高估自身在中美博弈中的籌碼地位，或試圖通過“選邊站”來獲取短期利益。過去幾年，有些國家曾採取投機策略，在中美之間搖擺，但最終發現這種做法意義有限。國際關係的底層邏輯仍取決於工業能力、經濟規律等結構性因素。對非洲國家而言，腳踏實地發展生產力和工業體系，推動經濟務實發展，才是真正可持續的受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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