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崔思朋、巧巧：國際輿論對我國蒙古族源的錯誤論述，是如何包裝散佈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高巖、崔思朋、巧巧】

近年來，國際輿論中圍繞我國蒙古族族源問題，不斷出現偏離甚至嚴重歪曲歷史事實、暗含政治意圖的錯誤論述。這些論調以學術研究為名，試圖將蒙古族塑造為獨立於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外的“他者”，其本質是否定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現實，為分裂勢力提供話語支持。

這類論述與“內亞史觀”“新清史”等堅持“長城以北非中國”的錯誤解構中國歷史的敍事一脈相承，影響惡劣。因而，亟需從學術、輿論與政策層面予以系統辨析和有力反擊。

資料圖中國民族網

錯誤論述的實質與境外輿情影響

目前國際話語場中涉及蒙古族族源的錯誤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論調：

第一類是“蒙古族匈奴起源論”。該論點片面強調蒙古與匈奴在語言、習俗方面的某些相似性，故宣稱蒙古族是匈奴的直系後裔，主張蒙古族文化系統“與漢文化存在根本區別”。這類論述刻意忽視蒙古族形成過程中的多源融合與複雜演進，試圖構建封閉、孤立的族源譜系，其政治意圖在於割裂蒙古族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聯繫。

第二類是“蒙古屬突厥分支論”。儘管語言譜系學研究早已明確蒙古語屬獨立語族，與突厥語並無同源關係，但是，一些境外學者及網絡輿論仍不斷散佈“蒙古為突厥留守人羣”等虛假分類。這類論述違背學術共識，依託情感化、碎片化傳播，企圖重塑蒙古族的族屬認同。

第三類是“中華民族虛無論”。這種論調惡意曲解歷史文本（如片面引用孫中山“驅除韃虜”等歷史言論），完全忽視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民族平等政策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虛構所謂“漢族與蒙古族根本對立”，甚至聲稱“蒙古國人看內蒙，則是中國的附庸地區”。此類論述既無視內蒙古自治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出現的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傳承和民族團結，也否定了元、清兩朝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構建過程中的歷史地位。

以上這些學術觀點並非是孤立的，而是與西方學界“內亞史觀”“新清史”等錯誤歷史敍事相呼應，通過學術包裝、社交媒體傳播和國際反華勢力聯動等多種渠道擴散，對國際輿論產生嚴重誤導，其最終目的是解構中國的歷史敍述，為境內外分裂勢力提供理論支撐。

錯誤來源剖析與學術糾偏

上述錯誤論述的產生和傳播，既有歷史認知的偏差，也有現實政治的操弄。

在學術層面，一些境外學者通過選擇性使用史料、割裂地域與民族聯繫，系統性建構“蒙古族非中國”的錯誤學術觀點。他們常常貶低中國傳統史籍的可靠性，有意誇大境外片段記載及考古發掘材料的權威性，其研究方法帶有強烈的預設性和政治傾向。例如，一些反華學者將蒙古族統治時期描述為“外來殖民”。

在傳播機制方面，國際社交媒體平台成為推波助瀾的重要渠道。YouTube、X（推特）、Facebook、Reddit等國際社交平台成為傳播“蒙古正統在蒙國”“元朝非中國王朝”等謬論的主要渠道。

例如，在Reddit等平台，一些賬號散佈“蒙古是原生民族，原生民族建構不依賴漢”等片面觀點，完全無視歷史上蒙古族與漢族及其他民族長期交往交融的史實。又如，某些境外媒體如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等，大肆炒作《蒙古族通史》下架事件，將其歪曲為“打壓民族文化”，卻刻意隱瞞該書因存在“商湯是蒙古可汗”、“甲骨文是蒙古文字”等不實記載、宣揚極端民族主義等嚴重問題而被依法審查的事實。

諸如此類的傳播活動具有明顯的選擇性、傾向性和政治目的，這對不熟悉中國民族歷史的國際受眾產生了嚴重誤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外分裂勢力與國際反華勢力的聯動。“南蒙古大呼拉爾”等境外分裂組織，以美國、日本、土耳其等為基地，定期組織所謂國際發佈會、政策論壇和媒體採訪，並資助某些智庫發表傾向性報告，積極推動蒙古族源議題國際化。它們往往與“港獨”“台獨”勢力合流，試圖串聯多個議題對中國進行輿論圍剿。

糾正這些錯誤論述，必須運用多學科研究成果及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從學術上正本清源。要通過紮實的史料研究和科學分析，揭示蒙古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多源融合特徵，闡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必然性。

歷史真相與邊疆民族踐行大一統傳統的再闡釋

針對國際輿論中有關蒙古族源的各類錯誤論述，必須用紮實的歷史事實正本清源。比如，元朝與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對“蒙古族非中國論”的有力駁斥。

元朝建立後，忽必烈深知“帝中國，當行中國事”。這一原則直接推翻了西方學界提出的所謂“蒙古族與中國傳統無關”的謬論。忽必烈積極推行漢化政策，建立從上都連接各地的驛站網絡，將蒙古草原納入全國交通體系。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詔編撰《元一統志》，其目的是“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這是大一統國家建設的標誌性行為。忽必烈重視儒學，設立國子學，選隨朝百官近侍蒙古、漢人子孫及俊秀者充生徒，進一步體現了對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正如明代朱元璋所做出的評價：“華夷儒風競起”，“半去胡俗，半用華儀”。這徹底否定了西方學界提出的“蒙古族文化與中國文化根本對立”等錯誤觀點。

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

清朝同樣延續了這一傳統。康熙帝編纂《大清一統志》時指出：“朕惟古帝王宅中圖治，總覽萬方，因天文以紀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渠以修政教”。清朝編修《大清一統志》延續了元、明兩朝編纂一統志的傳統，這是清朝踐行大一統的體現。雍正帝更明確提出：“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觀點，打破了傳統的華夷界限。日本學者杉山正明也認為：“中華的範圍自蒙古時代以後大大地擴展了。從‘小中國’到‘大中國’，不能不説是一次漂亮的轉身……中國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國’的道路。”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必然性

蒙古族源的爭論絕非簡單的學術爭議，而是深刻關乎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中華民族認同的重大議題。在西方持續推進對華意識形態圍堵的背景下，對於歷史闡釋的話語權已成為大國博弈的新戰場。一些反華勢力試圖通過遮蔽甚至歪曲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敍事邏輯與話語體系，在文化上干擾甚至是破壞我國的發展。因此，積極回應此類錯誤論述，不僅是為了澄清歷史真相，更是為了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近代以來借鑑西方民族國家理論進行的想象建構，而是千萬年來中國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生活在北部邊疆的史前人羣及後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蒙古等諸多民族，與中原地區在長期的碰撞與交融過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離的緊密民族關係，在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共同書寫了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

元朝和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正統王朝，以“大一統”的政治智慧將不同民族納入統一的國家治理體系，為現代中國的疆域格局和民族結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代中國實踐更是對錯誤論調的最有力駁斥。近代以來，內蒙古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之間的緊密團結與交融，並在國家危難之際迸發出強大的凝聚力，湧現出一大批獻身革命的蒙古族優秀兒女，尤其是許多堅定的共產黨員。例如內蒙古早期共產黨人多松年、李裕智，英勇抗日的賈力更、高鳳英，以及為內蒙古自治運動和中國革命作出卓越貢獻的烏蘭夫同志等等。

圖為1947年5月1日，當選的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委員在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成立大會上宣誓就職資料照片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內蒙古自治區1947年成立，成為我國早於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自此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內蒙古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取得顯著成就，充分體現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越性與生命力。

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輿論環境，尤其是西方學界圍繞我國北方地區歷史上跨境民族議題所進行的嚴重曲解與誤導，我們既要具備以紮實學術成果正本清源的能力，也要擁有以歷史自信引領話語的魄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義之一，在於認識到我們共享一段共同的歷史、一個共同的未來。只有從歷史縱深中汲取經驗與智慧，在時代變遷中堅定方向，才能有效駁斥一切分裂國家的錯誤論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堅實的歷史認同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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