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耀：受害民族有權利和義務表達悲痛、憤怒和憎恨

9月30日是國家設立的烈士紀念日。

8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14年浴血奮戰，徹底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完全勝利。這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如今，我們紀念戰爭勝利，不僅是銘記歷史，也是面向未來。

“加害民族、加害國家應該反省過去，承認錯誤，向亞洲的受害者道歉或賠償，保證此類事情不再發生。同時，受害民族、受害國家也有歷史義務，要表達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給自己帶來的痛苦、苦難、憤怒、包括憎恨；若不表達，加害國家就不會理解。”

這段話，來自一位86歲的旅日華僑林伯耀。林先生曾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旅日華僑中日友好交流促進會秘書長；不久前，他和觀察者網進行了一次線上交談。

林伯耀的家族經歷，可以説是近代以來中日、東亞歷史的縮影。1913年，林伯耀的父親林同祿（1892-1977）從福建福清遠赴日本謀生；他的母親楊金宋（1906-1962）生於釜山，1922年與其父親在日本結婚。林伯耀1939年出生於日本京都，是生於日本長於日本的中國人。因為這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人生被深深裹挾進跌宕起伏的中日關係。

1964年，林伯耀從日本京都大學工學部畢業後開始工作，經常參加華僑青年運動。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就呼籲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97年，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60週年之際，林伯耀與其他旅日華僑、日本青年共同成立“日本南京大屠殺60週年全國聯絡會”。

同時，他長期關注二戰期間日本強擄中國勞工、強制勞動等問題，以及1923年關東大地震及東瀛慘案受害中國人研究，幫助受害者及遇難者家屬申訴維權。他曾説，揭露歷史真相，為二戰受難同胞伸張正義是自己畢生的事業。

今年9月18日，黑龍江省檔案館依法首次向社會公佈“侵華日軍強徵及奴役中國勞工”專題檔案，以無可辯駁的原始文件證實了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戰爭罪行與反人類暴行。當天，林伯耀先生專程來到天津烈士陵園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參加悼念活動，紀念80年前中國勞工因不堪虐待在日本本土發動的“花岡暴動”。在與觀察者網的交流中，林先生特意囑咐，衷心希望日本友人、中國年輕一代能去那裏看看，紀念那些在日本侵略戰爭中受害遇難的中國人。【編者注：1944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強徵中國戰俘和勞工986人在秋田縣花岡礦山做苦工。1945年6月30日，700名中國勞工發起暴動，日方出動2萬軍警鎮壓。據統計，一年間共有419名中國勞工在此被殺害、折磨致死，史稱“花岡慘案”或“花岡暴動”。】

10月1日國慶節即將到來，我們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76週歲生日。如今中國人民昂首挺胸地生活，為國家發展、世界進步作出貢獻。縱然歷史的傷痛無法磨滅，我們仍敦促加害者承認錯誤、深刻反省、真誠道歉，正如林伯耀先生所言，受害者有權表達憤怒和憎恨，但最終目的不是同等復仇，而是將這些情感清楚地傳達給加害民族，探索避免這種事情再次發生的和平共處之路。

資料圖：林伯耀

· 老華僑不沉默

**觀察者網：**林先生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觀察者網的對話。首先聊聊近況吧，您近來身體好嗎，平時忙些什麼事情？最近，中國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您有參與國內的一些紀念活動嗎？感受怎麼樣？

**林伯耀：**我已經86歲了，雖説不再處於可以四處參與活動的狀態，但我明天（9月16日）要去天津。在天津，安置着許多在日本去世的被擄中國勞工的遺骨，他們是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從日本送還回國的。我們將在那裏為在花岡（注：位於日本秋田縣）及日本各地去世的中國勞工，還有在中國大陸去世的勞工舉行追悼會。

10年前，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時候，我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閲兵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後，也就是今年舉辦的抗戰勝利80週年盛大紀念活動，也讓我們這些海外中國人極為感動。

我認為，中國能發展到今天這樣強大，並將這一面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展示，是一件好事。這宣示了我們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遭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

抗戰勝利70週年的時候，我與南京的戰爭受害者們一起觀看閲兵式；他們一邊流淚，一邊高興地説：“我們再也不會被日本軍國主義欺侮了。”我也有同樣的心情。

**觀察者網：**我在搜資料時發現，去年在日本舉辦了一場《老華僑不沉默》的紀錄片試映活動，紀錄片的主角就是您，但當時片子還未最終完成，今年已製作完成了嗎？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片子的緣起、主題，參與拍攝製作的主創人員和拍攝過程，以及後續計劃？這個過程中有遇到阻撓和麻煩嗎？

**林伯耀：**感謝您對我們的關注。片子拍攝過程中沒有遭遇到什麼特別的困難或妨礙。

這部紀錄片由日本的朋友們策劃，借一位名叫林伯耀的老華僑——也就是我本人，將在日中國人希望對日本社會發出的呼籲與心聲通過電影或紀錄片的方式來呈現。他們拍攝了我出生的故鄉——日本京都丹波，以及我最近開展活動的情況。成片大概會在明年年初完成。

紀錄片試映後，總體上大家的反響都很好，有人希望能讓林伯耀講得更多一些。還有人説“日本的侵略並非全是壞事，也有好的方面”——他們説過這樣的話，對此我的回答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沒有任何好處；就算看上去似乎有好的一面，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東西，事實上讓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這一點是你們沒有看到的。

紀錄片《老華僑不沉默》視頻截圖

“支那人”“清國奴”，小時候的我不懂這究竟是為什麼

觀察者網：期待能早日看到這部紀錄片。今年是抗戰勝利80週年。80年前日本戰敗投降時，您應該就在日本吧，對當時的場景和心情有印象嗎，能否講講當時的故事？您1939年出生於日本，父母一輩早年赴日謀生，可以説幾乎完整經歷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以來的所有歷史，這些經歷對您的人生、選擇帶來了什麼影響？

**林伯耀：**我的父親和母親來自中國福建省福清，我父親是1913年來到日本的。當時的中國，一方面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有各種天災與饑荒，十分貧困。因為在中國無處謀生，我父親走投無路，才來到了日本。

我出生在日本京都丹波這個地方，但我自小就遭受各種欺凌與歧視，被叫做“支那人”“清國奴”。當時，甚至連朝鮮人的孩子都會抓住我，説“我們是日本人，你是支那人，給我道歉”，蠻不講理地欺負我。小時候的我為此非常苦惱。為什麼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會遭到那樣的霸凌和歧視，當時的我並不明白。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國家太過弱小、貧窮，那是很多中國人都不能有尊嚴地生活的時代。

現在經常被大家提及的是，在福建、廣東一帶曾有“苦力（クーリー）貿易”，因為人們實在沒有工作謀生，在奴隸貿易被廢止後，通過苦力貿易，使得許多中國人變相成為奴隸，被送往美國、中南美或世界其他地方，由資本家們使喚做工。我想，這些悲慘的歷史就是背景，但小時候我不理解為什麼會被叫“支那人”“清國奴”，還因此被欺負。

我記得，小時候我父母是從事布匹販賣的行商；所謂行商，就是把布匹或織物背在背上，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從一個鎮到另一個鎮，步行叫賣。有一次，他們經過往常都會去的某家農户時，農户主人就出來説：“你們這些支那人不要來了。”

那時候，母親牽着年幼的我出門賣貨。有一次突然從農舍裏衝出一個大漢，向我們吼道：“你們這些支那人給我滾開。”然後，放出家裏養的一條大黑狗來驅趕我們，並唆使它咬我們。

母親嚇得魂飛魄散，拉起我的手就逃。我們沿着田埂狂奔，田埂上泥濘不堪，雜草叢生，道路極其崎嶇，我母親背上的布匹突然滑落，掉進了稻田裏。此時，身後傳來狗吠聲。母親驚慌地催促我：“快下去，把掉進田裏的布匹撿起來！”於是，我們一起下到田裏——那是蓄着水用來種稻的田地，我們撿起沾滿泥水污漬的布匹，逃向田埂另一側避開大狗的追趕。當時那隻狗在我們身後追趕、汪汪直叫，至今想起仍記憶深刻，令人毛骨悚然。

後來，母親拿着布匹，帶我到山裏，用山間溪水把布匹洗乾淨後晾在樹上；若不及時洗淨晾曬，布匹便無法出售。母親把成匹的布掛在樹枝間，一邊嗚咽着“哎喲、哎喲”，一邊哭泣着發怒，淚水不斷滑落。我抬頭凝望着母親眼中滾落的淚珠，內心困惑不解：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朝鮮人同樣遭受欺凌，但他們將這種欺凌轉嫁到了中國人身上。不過我能夠理解。朝鮮人確實經歷了巨大的苦難，他們被置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來到日本或被強行帶到日本，備受磨難。

後來，我在中學時期得知了日本的“花岡事件”。這起事件源於被強制從中國押送至秋田縣花岡地區從事奴隸勞役的中國人，因不堪虐待勞動之苦，為捍衞人類尊嚴與民族尊嚴而發動的一起暴動。

事件發生在1945年6月30日，而我是在中學時才瞭解這段歷史，當時深受震撼——原來中國人也是會反抗的民族啊。雖然我沒有上過正規的中華學校，但通過花岡事件和強制勞役事件，我的內心逐漸積蓄起作為教訓的憤怒與民族情感。

觀察者網：1945年的時候，您年紀還小，對日本宣佈投降戰敗的事情有印象嗎，還記得一些場景或故事嗎？

**林伯耀：**我當時住在京都丹波，日本鄉下的深山裏。雖然我並沒有聽到像報紙上報道的日本戰敗之類的消息，但我感受到村裏人的態度一下子就變了。隨後，所謂的美國佔領軍就出現了，軍官乘坐着敞篷吉普車來到了丹波深山裏的村子。

大概是因為他們知道我父親是中國人吧，那時村裏人知道美軍即將到來，又知道他們會來找我父親，於是就來拜託我父親，懇求他幫忙轉告美軍：我們沒有欺負過林先生一家，我們沒有做過壞事。村民們——尤其是村長、警察、郵局局長等主要人物，都躲到山裏去了。他們很害怕那些美國佔領軍。不過，我們並沒有説日本人的壞話。

這次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時代果然變了。從那時起，我意識到我們已踏入一個不同的世界。

後來，我們一家搬到了京都，我父親當時擔任了京都華僑聯合總會的首任會長。這些記憶至今猶新。

當時，父母輩的人們以及各地的華僑會，懷着自豪的心情，在家門前懸掛代表當時中國政府的旗幟。這在過去是很危險的行為。然而面對此情此景，原先的舊日本軍人中，有人發起襲擊，有人挑起爭端，以“我們日本並沒有戰敗”為由施暴，因此有朝鮮人或中國人遭到襲擊。

但仔細想想，其實在那之前，身在日本的中國人被當作“敵性外國人”，遭受欺凌與歧視。就在1945年前一年，1944年，神户福建行商人組合的13名主要成員陸續被日本“特別高等警察”（特高）逮捕，以“你們從事間諜活動”這類毫無根據的理由對這些人施以拷問。換言之，行商人因為日本警察憑空捏造的指控，諸如“行商人到城裏或鄉村打探各種情報並送回中國大陸”等等，而遭到拷問。

最終，13人中有2人在獄中死亡，4人在獲釋後不久便離世。其中1人的家屬接到通知稱“你父親沒用了，來帶走吧”，等他妻子趕到大阪警局時，交給她的卻是她丈夫的遺體——屍體腹部的腸子已經破裂。

後來，聽其他倖存者講述，他們不僅遭受毆打、鉛筆塞進指甲等嚴刑拷問，更被吊在半空、頭被按進水中逼供，承受了極其殘酷的折磨。

其實，當時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因為中國人被視為“敵性外國人”，被警察任意逮捕或遭受不公正對待。但是，1945年8月15日是分水嶺，此後這樣的事情就消失了，中國人終於能挺起胸膛了。

上述這起事件被稱為“神户福建行商人迫害事件”。去年正好是80週年，我們在關帝廟舉行了慰靈儀式一起緬懷他們，大家誓言決不能讓這樣的時代再次重演。

· 受害民族有歷史義務，表達自己的悲痛、憤怒和憎恨

觀察者網：在那個時代，不僅中國國內的民眾飽受戰爭屈辱，在日中國人也經歷了巨大苦難。在今年抗戰勝利80週年的時間點上，我們也高度關注日本政府的表態。不過，當時石破茂有意發表講話，但在自民黨的阻撓下作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還勸説有些國家不要參與中國舉辦的九三閲兵活動。您怎麼看待日本政界的這些舉動？是否意味着日本社會的氛圍與認知發生了重大轉變？

**林伯耀：**日本社會在這近10年間發生了巨大改變，美國的支持是原因之一。日本軍國主義的亡靈正在復活，日本帝國主義的陰影變得愈發濃重。令人遺憾的是，這次日本政府竟反過來要求其他國家“自肅”——不要參加9月3日中國舉辦的紀念活動，此事甚至見諸日本報端。這實在令人無法容忍。

中國在9月3日舉行閲兵儀式，以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也許，這正是軍國主義者不願目睹的場景，他們真的在害怕——害怕人民正義力量的壯大。

我觀看了閲兵遊行，場面非常精彩，我內心深感自豪。尤其當習近平主席強調“歷史告誡我們，人類命運緊密相連”，“各國各民族應當平等相待、和諧共處”，並指出“中國將率先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我深以為然。

10年前，我參加了70週年閲兵式。當時習近平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發言時提到：“中國人民遭受列強的侵略、凌辱、掠奪達百年以上，但中國人民不是從中學到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而是更加堅定了維護和平的決心。中國永遠不會將自身遭受的慘痛經歷強加給其他民族。”

這番話讓我深受感動，作為一個受害民族的國家領導人能表達這樣的立場非常了不起。

我始終秉持這樣的觀點：加害民族、加害國家應該反省過去，承認錯誤，向亞洲的受害者道歉或賠償，保證此類事情不再發生。同時，受害民族、受害國家包括其領導人也有歷史義務，要表達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給自己帶來的痛苦、苦難、憤怒、包括憎恨；若不表達，加害國家就不會理解。

如何處理這種憤怒和憎恨？當然不是以報復的形式，而是應該將這些情感清楚地傳達給加害民族，探索避免這種事情再次發生的和平共處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説，我認為中國可能太過剋制了。無論是強制徵用勞工問題，抑或關東大地震期間中國人被屠殺事件——當時受害者被槍械、刺刀、斧頭或長矛殺死，想到那些瞬間我便久久無法釋懷。這些歷史事實，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要知曉。為了避免如此悲痛的歷史重蹈覆轍，受害民族和加害民族應如何攜手前進至關重要。

對於日本社會現狀，作為在日中國人，我深感不安。近年來，教科書中關於日本作為侵略國家所犯下的加害事實逐漸被淡化。就在去年，所謂的“令和書籍”問世了，其內容試圖掩蓋南京大屠殺等加害事實。日本文部科學省竟會推出這樣的教材。更令人恐懼的是，日本內閣、廣島市長竟重申戰時的“教育敕語”，試圖將其融入到目前的學校教育之中，其中心思想正是“為天皇獻出生命”。這些都是我非常擔憂的現象。

正如您所言，廣島、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卻向下一代灌輸“在這場加害戰爭中我們才是受害者”的觀念。客觀上，日本普通民眾受到了戰爭傷害，但若前往廣島參觀核爆紀念館就會發現，關於為什麼會投下原子彈的原因陳述完全缺失。當時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麼？此前在南京、中國東北地區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些事實完全被忽視，僅強調受害者身份，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甚至是蓄意為之。

如今他們又反過來鼓吹毫無根據的“中國威脅論”，製造出“可能被中國侵略”的輿論，通過各種形式營造這類氛圍。特別是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即日美有事”，這種毫無邏輯的論調已經推動日本擴張軍備。這令人感到危機四伏。

2023年8月8日，曾擔任首相的自民黨前總裁麻生太郎在竄訪台灣地區時表示，“必須做好（與中方）戰鬥的覺悟”，鼓舞部分“台獨”人士。但在《中日聯合聲明》等文件中，日本原本承諾理解並尊重中國的主張——即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如今卻主張“台灣雖被我們放棄，卻未提及歸屬何方”（台灣地位未定論）。這樣的行為正是殖民主義本性的體現。

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日本沖繩漢森營進行機槍架設演練，為“堅決之龍25”演習做準備。

9月11日，日美舉行“堅決之龍25”（Resolute Dragon 25）聯合軍演，約有14000名日本自衞隊士兵與美軍聯合行動。九州和沖繩部署了大量自衞隊武器以及遠程導彈，危險的魚鷹（垂直起降飛機）飛行活動引發各地居民的反對。尤其是去年10月23日啓動的“利劍 25” （Keen Sword 25）日美聯合演習活動，持續10天，共45000名自衞隊員和美軍參與。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日美軍事演習，他們將中國作為演習的假想敵國。

我認為這完全是挑釁行為，給中國和亞洲構成了巨大威脅，而日本媒體對此幾乎保持緘默。日本方面巧妙地操控輿論，特別是通過無中生有的“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內部製造反中反華言論，我對此十分憤怒和擔憂。

對於下一代，我們每個人都要承擔歷史責任，不能再重蹈覆轍——諸如此類的高尚談話，在安倍晉三的言辭裏面是聽不到。我們今天所要求的不僅是道歉，而是日本的深刻反省，以及為了防止這樣的戰爭重新上演，受害民族與日本應共同思考和平共存的問題。可惜的是，安倍晉三的言論並沒有反映出對亞洲和平的思考。因此，我對日本當前的動向懷有極大的擔憂和憤怒。

日本內閣在閣議中承認的“教育敕語”，在二戰期間曾教導孩子們為了天皇獻出生命。這是歷史的黑暗面，但如今，這樣的教育理念在日本的一些學校裏面延續，廣島市長對此還表示支持，這令人感到憤怒。我們必須阻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觀察者網：非常認同，為什麼我們現在要不斷反思戰爭，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下一代人，讓他們知道怎樣去看待這段歷史，並且讓這樣的歷史不再重演。這次80週年，日本的一些民間社會組織有舉行一些活動嗎？

林伯耀**：**我們在天津舉辦“花岡事件”紀念儀式，受害者遺屬和日本的朋友們會一起參與，紀念這段歷史。20世紀50至60年代，在很多日本朋友和朝鮮朋友的共同幫助下，在日本遇難的中國勞工的遺骨被送還到中國。那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歷史，我們必須銘記那個時代，誓言與中日兩國人民攜手奮進。

我身在日本，也和很多勇敢、正義的日本友人交流——在日本，同樣有眾多富有良知和誠意的有識之士。正因如此，我從未失去希望。

2011年，林伯耀在天津烈士陵園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活動上講話。天津網

從日本送回來的2300多具中國勞工遺骨安放在天津烈士陵園的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內，當親眼見到那些在日本遭受虐待而亡的勞工遺骸時，日本過去的所作所為便會昭然若揭。我衷心希望日本友人、中國的年輕一代都能去那裏看看。

觀察者網：今天交流前，您發過來一張照片，是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可能還有很多中國民眾並不知道您很早就提議設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併為之做出巨大貢獻，也一直在日本蒐集了大量證據資料；近些年來相關資料的收集情況如何，主要通過哪些渠道收集？除了您之外，還有其他人蔘與嗎？

**林伯耀：**在追蹤花岡事件之後，我迫切希望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問題。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日本學者，都在各自依據和歷史脈絡上展開論述，但我希望聽到當時身處屠殺現場的人到底經歷了什麼，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南京有無數的受害者，我們已經收集大量受害者的證言。但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相關人士中，很少有人關注加害方的歷史情況是怎樣的。

1997年，我們聯合日本眾多關心南京大屠殺的市民團體，成立了南京大屠殺60週年日本全國聯絡會，我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們第一步着手尋找參加過南京戰役的日本老兵，並記錄他們的證言。在近5年時間裏，我們記錄了200多份證言，並將此拍攝成影像。每年12月，我們都會邀請南京的受害者、遺屬或研究者召開證言集會，向日本民眾傳播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

實際上，剛剛發送給您的圖片是由參加過南京戰役的士兵遺屬所提供的，這份資料還沒有正式出版發佈過。南京軍事法庭的記錄是受害人數超過30萬，實際上可能達到34萬，南京大屠殺否定派卻對此提出質疑。在我們列舉的若干案例中，這幅畫展示的內容令人毛骨悚然。這幅畫是一位參加過南京戰役的士兵所繪。他説，“若不將此事訴諸文字，便無法安息”，於是親筆寫下並講述了畫中的內容。

遺憾的是，這位日本兵已經去世，我們從其遺屬那裏得到了這幅畫。畫中所描繪的場景發生在昭和12年（1937年）12月15日凌晨2點，這是南京陷落後兩天的情況。

日本士兵描繪的1937年12月15日凌晨日軍屠殺中國戰俘的場景林伯耀先生供圖

畫中描繪的是位於揚子江下關挹江門附近、供日本駐軍官兵居住的營房，這裏是從日本運送武器彈藥至南京時卸載物資的指揮部（碇泊所司令部）所在地。畫中署名“梶谷”的士兵正是此圖的繪製者。

這處營房與士兵們僅相距1100米。12月15日夜裏，聽到激烈的機槍聲響起後，他和名叫輕部的部下一起來到宿舍外。眼前的景象令他震驚：被抓的中國戰俘，分成四列縱隊，被日軍嚴密包圍着，朝着江邊走去，兩側有重機槍持續掃射。這就像一條傳送帶，成批的中國人被殺害。多數集體屠殺是將人聚集在中間，然後從外圍射殺；或是排成十幾二十人的隊列，把他們推入江裏。

然而在這裏，日軍將押送過來的戰俘團團圍住，強迫他們朝着揚子江方向行進；這是一場死亡行軍，前方機槍陣地不斷朝他們射殺。他目睹3000餘名中國士兵被害，就在12月15日夜晚——那晚南京月色明亮，景象清晰可見。

當他看到一位中國士兵從容地走過時，幾乎情不自禁地想向他敬禮。這名中國士兵透露出來的那種堅定決心，都寫在他的手記裏。

這幅畫描繪了當時很多中國士兵最終投降後的情景。繳械後，他們被日軍機槍集中處決。這是最殘酷的屠殺方式。實際上，這種暴行自12月13日南京陷落至年末，多次發生。這位士兵是第一次親手繪製圖畫。我衷心希望大家知曉此事，這是必須瞭解的真相。

· 憎恨應該被允許表達，但也要轉化為推動世界變革的力量

觀察者網：對於沒有戰爭經歷的人而言，更多是通過影像、史料等資料來了解戰爭的殘酷性。由此也聯想到最近中國國內的一個爭議，今年國內上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受到好評，但也有人認為場面過於殘酷、是傳播仇恨、不宜未成年人觀看等等；您曾切身經受過殘酷的戰爭，面對如今大眾對歷史與現實、未來的認知和平衡，您有些什麼感想？這也是讓生長在和平時期的一代代人，如何認識戰爭與和平、仇恨與寬容？

**林伯耀：**我還沒有看到過《南京照相館》，但從新聞上聽説在中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南京大屠殺當然是事實，當時日本軍隊像對待螻蟻般殺戮中國人，並實施強姦和虐待。日本人甚至還會自己拍下那些場景，彷彿是他們的光榮一樣。這早已為學者和大眾知曉，但我們必須讓更多人瞭解這些事實，儘管十分殘酷。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絕不是煽動仇恨，而是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事實。這其中包含着憤怒、悲慟和憎恨，但這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情感，它們應該被允許表達。

這是昔日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我們更要認真思考如何面對作為肇因的日本人民與日本社會——絕不能訴諸仇恨，而是需要讓日本社會認識到這些歷史事實。否則日本人永遠無法理解——啊，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日本民眾所知曉的，是當時全國各地動員舉行的南京陷落慶典。這段歷史，比我年紀稍長的人都親身經歷過。他們對南京的認知僅止於此，必須讓他們知曉：在日本歡慶南京淪陷的慶典背後，有無數南京市民正遭受屠殺。

但對此，我們絕不能用仇恨進行報復，而是應該致力於防止悲劇重演。日本民眾至今仍在呼籲：“我們既不願被殺害，也不願殺戮他人。絕不能讓歷史重蹈覆轍。”

對此，我認為我們要認真探索前行之路，應當聯合海內外富有良知與善意的人士，共同展開嚴肅討論，如何構建中日永不戰爭的新時代。我們要做的是將歷史銘記於心，而絕非煽動仇恨，並呼籲日本人民共同思考——如何攜手構建一個永不重蹈侵略戰爭覆轍的亞洲。

當然，憎恨也是人類重要的情感之一，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我們不應止步於憎恨本身，而是共同思考如何將這份憎恨轉化為力量，以防止此類戰爭再次發生，推動世界變革。若僅停留於“不能只沉溺於仇恨”的層面，恐怕也缺乏説服力。

· 倖存者講的不是什麼英勇事蹟，而是極其煎熬痛苦的經歷

觀察者網：除了南京大屠殺之外，您還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關於當年在日中國勞工，就像您前面提到的花岡事件。我在搜索資料時發現，2016年中國勞工起訴日本三菱材料企業索賠案有了結果，當時案件交涉人包括您，這起案件在國內引發較大關注。您能談談當時參與這起中國勞工索賠案件的來龍去脈嗎，面臨了哪些困難？事情距今也快10年了，這些年來還有相關案件在推進嗎？

**林伯耀：**關於強制徵用勞工以及花岡暴動的緣由，前面已經提過。1987年，我得知花岡事件的倖存者——曾在中山寮擔任大隊長的耿諄先生尚在人世，便邀請他赴日，參加在日本秋田縣大館市舉辦的慰靈祭。之後，神户華僑總會邀請他來到神户，為他舉辦歡迎會，並一起座談。

首先，日本華僑大多知道花岡事件，也都瞭解在日本135個作業現場發生過強制徵用勞工和強制勞動的事實。當年參與遺骨送還的華僑們也積極參與其中。出於這個原因，大家想請倖存者們分享一些故事。

資料圖：戰後美軍為秋田縣花岡礦山倖存中國勞工進行身體檢查時所拍照片。中青報

當時，每個人都豎起耳朵，想聽他講述花岡暴動時中國勞工是如何不畏艱難、勇敢反抗的故事。然而他開口講述那些經歷時竟淚如雨下，在場的我們都驚呆了，他講的不是什麼英雄事蹟，而是極其悲傷、痛苦和煎熬的親身經歷。

另一位同行的滯留在北海道的倖存者劉智渠先生，在講起過往時也泣不成聲。強制勞動的陰影下，湧現的盡是淚水、傷痛與悲慟，這讓我們意識到無數勞工曾遭受何等慘痛折磨、虐待與死亡。

於是，我和我的弟弟決定，與日本朋友一起行動起來，撫平花岡事件受難者心中留下的深深傷痕。1988年，我與耿諄先生商量，決定和花岡暴動的倖存者們在中國見面。第二年，我和劉智渠先生一起去了中國，和幾位花岡暴動的倖存者聚集在一起。他們當時還向我詢問了1946年在橫濱BC級軍事法庭，美軍起訴花岡事件的裁判結果，以及當時日本政府和鹿島建設的態度等等。

過去，日本政府在國會主張“中國勞工是合同工”，不承認強擄的事實。鹿島建設在橫濱BC級法庭上辯護稱，企業在正月會殺牛宰羊犒勞工人，中國勞工如有傷病會立即送醫，工資則存放在某個銀行或郵局等等。這些都來自橫濱BC級法庭庭審記錄。當我把這些事情講給倖存者們聽的時候，他們都非常憤怒，這都是歪曲事實，無法接受。

日本國內針對花岡慘案的抗議遊行，圖中前排右一為林伯耀

因此，倖存者們轉而要求賠償，開始向加害企業鹿島建設和日本政府提出賠償請求，並於1989年首次向鹿島建設遞交了賠償請求的公開信。最終，在2000年11月與鹿島建設達成和解，向986名受難者一次性支付了5億日元。至於針對日本政府的訴訟，2015年6月，他們與大阪港的強制勞工受難者一起提起訴訟，但最終敗訴。不過，法院認定中國人的強制勞工徵用是日本國策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負有重大責任。但由於中方已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賠償，所以這次索賠訴求並沒有得到解決。

關於三菱的索賠案，三菱最初在日本共涉及五起訴訟，但這五起案件均為中方敗訴。敗訴原因包括訴訟時效已過，或是涉及國家層面的因素等。其中最主要的依據是就《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出於維護兩國友好關係考慮而放棄索賠的條款；無論是民間賠償還是政府間賠償，該條款均被視作放棄索賠的依據，日本司法系統、日本政府乃至日本企業都對此一致認同，因此相關訴訟幾乎全部敗訴。

三菱實際強徵的中國勞工超過3700人，當我們向三菱集團提出“請務必解決此事”的談判要求時，對方表示如果要談判，日本政府必須參與其中，企業才會願意考慮。但日本政府始終以《中日聯合聲明》為由，遲遲不肯出面。

當時三菱的受害者遺屬們在中國各地的三菱企業前示威抗議，在上海三菱材料總部的抗議活動中，他們要求三菱日本總部承擔起對強制徵用勞工的賠償責任等，這些都是受害者遺屬們自己做出的努力。

三菱似乎對這些直接的抗議行為感到相當困擾，對他們而言中國既是重要市場，也是原材料供應地。直到某一天，三菱方面表示，若在中國停止抗議活動，並停止向媒體透露信息，他們則會聽取受害者的訴求。

最終，三菱向受害者遺屬支付每人10萬元人民幣（約合200萬日元）的賠償，同時允許遺屬赴日，前往祖輩曾遭受奴役勞動的場所參加慰靈活動；同時，還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員會，受害者一方派出6名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已有1900餘名受害者領取了賠償金。

其實，三菱很抗拒“賠償金”這個説法。由於三菱在日本的所有訴訟中都贏了官司，因此他們主張這並不是賠償金，而是“道歉的證據”。

但中國國內有些人以為是三菱自願向受害者道歉並支付賠償金，其實並非如此。這是受害者及其家屬鼓起勇氣站出來發聲、進行爭取的結果。

如今仍有約1500名遺屬陸續赴日參加慰靈活動。對此，三菱承諾向每人支付25萬日元補助金，作為額外費用，與賠償金分開支付。這固然是件好事。雖然一部分的企業支付了賠償金，但還有多數企業都無視或拒絕；受害者們也無法發聲。

我深感遺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仍未承認自己在這135個作業現場發生的強制徵用勞工事件中負有重大責任。事實上，假如沒有日軍協助，不可能發生此類強制徵用，而下達命令的日本政府理應承擔主要責任。希望日本政府拿出果斷的解決方案，並正式道歉。

我想説的是，被強制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約有38000人，根據外務省的報告有6830人死亡，但實際精確統計後發現死亡人數大概有8000-9000人。目前送回天津安放的中國勞工遺骨是2300多具，因此還有6000多具遺骨仍長眠在日本土地。

在中國大陸，僅東北地區就有1500萬中國人被強制徵用和強制勞動，保守估計死亡人數可能達三四百萬；整個中國，大約有數以千萬計的人被強制勞動，死亡人數達數百萬之巨。有日本研究者甚至認為，死者可能高達一千萬。但這個問題在日本社會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包括我在內的中國人，對此也存在疏忽；本應有更多的研究者站出來查明真相，並推動歷史真相的徹查，如今卻未能做到，實在令人遺憾。

尤其痛心的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強制收容所”和“萬人坑”被拆毀、填埋了，希望各地政府、中國學者及相關受害者遺屬能共同關注這些問題。

· 一百多年來，日本政府對關東大地震及東瀛慘案避而不談

觀察者網：那麼有關1923年關東大地震、關東大屠殺這段歷史，您是怎麼關注到的？這段歷史在中國國內可能知曉者並不多，很多人也許知道當年有在日朝鮮人遭到屠殺，但也有數百名中國人。您這些年也一直為這起歷史慘案奔走，在日本舉辦紀念活動等等。歷史上的這起慘案，在中國國內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這對我們是一種警醒。這些年針對這段歷史的相關活動還在繼續嗎，能否介紹一些情況？

**林伯耀：**在關東大地震期間被屠殺的中國人，僅登記在冊的就有758人，他們都不是死於自然災害，而是被日本的軍隊、警察、民眾所虐殺的。

當時我父親在東京行商，遭遇關東大地震（1923年9月1日）。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公寓，發現各處都在發生火災。然後，社會上開始出現朝鮮人放火的謠言，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實際上從9月1日晚起，自警團就開始被組織起來並付諸行動。父親得知這一情況後，意識到中國人和朝鮮人會受到威脅，在無法電話聯繫的緊急情況下，他緊急集合了東京淺草附近的12位同鄉。當時情勢非常危險，於是我父親帶着我母親在內的13人，一起去警視廳尋求保護，並申請通行證。

但警視廳也遭受地震影響，他們表示自己無能為力，據説連筆墨印章都找不到。入夜後，父親聽見有人説“那邊聚集着中國人”“把那些傢伙拖出來”，深感危險迫近。於是他召集所有同鄉，當晚帶着他們衝進警視廳在附近日比谷公園設立的臨時辦公室裏躲了一夜。

9月2日下午戒嚴令發佈後，憲兵隊趕到了，代替警察為他們開具了通行證。至於通行證上寫着什麼，我現在也仍然不清楚，但大概寫的是“支那人”“支那共和國人”之類的字眼。即便當時中華民國已經成立，但日本政府也不使用“中華民國”的正式名稱，而是使用“支那共和國”這一侮辱性稱謂。

關東大地震的很多遇難者來自温州高地山區貧困的村莊，僅温州籍遇難者就有400多名；此外，福建、廣東等地亦有許多人被屠殺。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為此製作了一份調查名單，共列出758人。根據當時設在上海的大韓民國朝鮮臨時政府的《獨立新聞》報道，約有6661名朝鮮人慘遭屠殺。

關東大地震後，大量在日朝鮮人及中國人慘遭殺害。維基百科

一百餘年來，日本政府始終對朝鮮人、中國人屠殺問題避而不談。最初，在震災之後，朝鮮人和一些有識之士還會舉辦慰靈祭，但從1925年《治安維持法》實施後，這類活動全部被禁止了，彷彿當時日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

震災後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以內務省警保局長的名義向全國行政長官下達通告，聲稱“朝鮮人借東京附近的震災在各地縱火，在東京市內攜帶炸彈並潑灑汽油縱火，必須嚴厲取締”，並要求各地成立自警團，隨後各地紛紛成立自警團。在神奈川、東京及關東周邊地區的自警團數量就超過3000個，他們屠殺了很多朝鮮人和中國人。在大島町事件中，為支援中國勞工而奔走的優秀中國留學生王希天，被軍方以“反日頭目”的名義殺害。他曾是參與五四運動的革命家。

大約從1920年起，日本經濟開始衰退，許多工廠倒閉，失業人數增多，中國勞工就被視為搶走日本人工作的人，政府要求禁止、停止僱傭中國人，並開始在各地逮捕中國勞工，將他們強制遣返。日本工人也要求政府和企業不要僱傭中國勞工。就這樣，日本官民聯手，對當時赴日務工的勞工展開了迫害與鎮壓。

當時中國國內正掀起五四運動浪潮，反日運動風起雲湧。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敵意與警惕心在加深，對朝鮮人同樣如此。王希天創建的“僑日共濟會”，幫助勞工討薪、爭取加薪等權益，但因此也遭到日本企業家、勞工中介以及日本勞工的怨恨。結果，在9月3日那天，軍隊、警察和自警團闖入中國人宿舍，將居住在那裏的中國人集中到廣場上。當聚集到大約200人時， 300名日本工人、警察、軍隊將他們圍住，並進行毆打，直至將其殺害。這就是被稱為“大島町事件”的集體屠殺，中國學者稱之為“東瀛慘案”。

在大島町的觀妙寺，主持渡邊取出插在祭壇裏的一塊木板，上書“為關東大地震中國人受難者之靈盂蘭盆會水向供養”等字句。林伯耀説他找了很多寺廟，但只有這裏接受了祭奠中國受難者的請求。圖：南香紅/央廣網

請各位務必來到日本，前往逝者長眠之地進行悼念。明年我們將協調受害者遺屬赴日，與日本政府協商，正式啓動要求其承認事實並進行道歉與賠償的行動。

1923年日本內閣曾做出決定，認為國家應當為地震引發的屠殺事件進行賠償。當時朝鮮已完全被日本佔領，在法律上被視為“日本人”，但中國人仍是外國人。因此，震後第二年，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政府支付20萬元的款項，摺合到現在大約800萬日元。然而隨着日本發動侵略戰爭，這件事被拋諸腦後。

2023年關東大地震100週年時，我們舉辦了被屠殺的朝鮮人和中國人的聯合追悼會，我也是追悼執行委員會的共同代表之一。很多市民參與了集會，將近1800人，絕大多數是日本人。我相信日本人民和眾多有識之士的良知會帶來好的結果，但目前仍有很多任務要完成。留學生們也逐漸加入到這場活動中，希望由他們來傳播歷史真相。

觀察者網：最後回到當下，第一，您從事的這些事業未來會如何繼續進行下去？對歷史的傳承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跑，您對年輕一輩有什麼想説的話、想呼籲的事嗎？

第二，因為您個人經歷的特殊性，生在日本長在日本，從情感上來説，對中日兩地都有深厚的感情，某種程度上成為中日關係的一種象徵。1978年中日建交，隨後經歷中日關係蜜月期，但此後也時常因為一點“火星子”而迅速點燃兩國民間情緒，近年來中日關係急轉直下，如今可謂處於冰凍期，甚至最近日本網絡、政界還出現了排外、排華聲音。您從事的種種活動，不僅是直面過去，也是面向未來，從您切身經歷出發，您對中日關係的當下和未來有什麼看法和期待？

**林伯耀：**我在日本出生，如今已86歲了。我在日本經歷過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整體上我是在日本的風土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我對日本的各種文化、習慣和傳統有着深厚感情。我的根在中國，但培育我成長的終究是日本這片土地，日本可以説是養育我的故鄉。所以我強烈期盼中日兩國可以世世代代和平友好。

這就需要我們正視過去發生的歷史，向日本人民傳達並坦誠地訴説中國人民的悲傷、痛苦，甚至時而湧現的憤怒與仇恨，呼籲日本人良知的覺醒。我身處日本也深切感受到日本社會仍有很多正義與良心的存在。我們所主張的“討回公道”的運動，絕非單純支付賠償金，而是通過這種方式確保類似的悲劇、錯誤的歷史不會重演。

當然，社會上存在各種不同聲音，但基於過往經驗，我不會畏懼。同樣地，我認為在日本仍有不少懷有勇氣、良知與正義之心的人們，儘管人數不夠多。我們必須鼓起勇氣發聲，尤其要努力把中國人民在戰爭中遭受的苦痛與悲傷傳達給日本的年輕一代。此次中國舉辦的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給了我莫大的勇氣。倘若日本社會存在誤解，我們就要指出這些錯誤——我們的希望、中國的希望是和平。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中國人民遭受列強的侵略、凌辱、掠奪達百年以上，但中國人民不是從中學到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而是更加堅定了維護和平的決心。這是作為受害民族才能説出的宣言，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指明瞭正確方向。

我認為，關鍵要以人類兄弟情誼為基石、以信任為紐帶攜手前行；未來或許並不那麼光明，或許永遠存在着這樣的鬥爭，但不要畏懼、不要放棄，要堅定表達中國人民戰爭受害者的苦痛與憤怒，以及對日本政府的正當訴求，發出我們的聲音。讓日本社會反省過去、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對東亞的和平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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