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爾去世，曾17次到訪中國：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徹底輸了

【文/觀察者網 陶立烽】

9月21日，國際和平日當天，91歲的珍·古道爾在自己的B站賬號上發佈了一個視頻，視頻中古道爾提到：除非我們學會與自然和諧相處、相互尊重，否則永遠不會實現世界和平。

在視頻裏，古道爾的眼中始終閃爍着對生命的熱愛與對未來的期待。

10天后，古道爾離開了她深深掛念的世界。古道爾研究所當地時間10月1日發佈消息，古道爾在美國洛杉磯活動行程中，因自然原因溘然長逝。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當天致哀：“驚悉我們敬愛的和平使者珍·古道爾逝世，我深感悲痛。她為人類和地球留下了非凡的遺產。”

“朱比利”和《人猿泰山》，塑造了****兒時的夢想：去非洲

古道爾對動物的熱愛，從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1934年4月3日，她出生在倫敦一個普通家庭，幼年時父親送給她一隻名叫“朱比利”（Jubilee）的黑猩猩玩偶，古道爾視若珍寶，每晚抱着它入睡。

幼年的古道爾和“朱比利”圖自JGI（珍·古道爾研究會，下同）

朋友們覺得這舉動有些奇怪，她卻始終認為，那是世界上最珍貴的禮物。母親範妮（Vanne）從未阻止女兒這份特殊的喜愛，反而鼓勵她去探索自然的奧秘。

在她八九歲時，古道爾就沉浸在《人猿泰山》的故事裏，心底悄悄埋下一個夢想：有朝一日要去非洲，和野生動物並肩生活。

她曾為了觀察母雞下蛋，在雞窩裏靜靜待了好幾個小時，母親四處尋找卻不見她的蹤影，找到時非但沒有生氣，反而耐心傾聽女兒興奮地講述觀察到的細節。正是那些日子，古道爾慢慢學會了專注與耐心，也練就了敏鋭的觀察力——這些品質，後來成了她探索黑猩猩世界的鑰匙。

二戰結束後，古道爾隨家人搬到海邊小鎮伯恩茅斯（Bournemouth），她先進入秘書學校學習，之後又努力工作攢錢，只為離非洲夢想更近一步。1957年，23歲的古道爾終於如願以償，收到了一份來自肯尼亞古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的邀請。當時的肯尼亞仍在英國統治之下。

利基出生在肯尼亞，父母是英國傳教士。長大後，利基回到劍橋大學讀書，但一次打橄欖球時的不幸受傷，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決定利用病假前往坦噶尼喀（現為坦桑尼亞的一部分）進行考古探險，於是他轉專業為人類學，畢業後開始講授和撰寫有關非洲考古學和古生物學的文章。

隨着研究的開展，利基開始意識到，瞭解我們古代祖先如何生活的關鍵一步是更多地瞭解我們現存的近親類人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行為。

正是這一領域的研究探索，給古道爾打開了畢生事業的大門。

古道爾抓住機會，訂了一艘前往非洲的貨輪，在23歲生日那天抵達內羅畢。

珍·古道爾和路易斯·利基圖自JGI

從研究、保護到宣傳，古道爾每年有300天在奔波

在那裏，利基起初僱她擔任秘書，卻很快發現了她身上的潛力——那份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共情。

1960年7月14日，古道爾踏上了坦桑尼亞貢貝溪國家公園（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的土地。由於當局擔心年輕女性獨自在叢林中的安全，母親範妮特意陪她一同前往。最初，公園裏的黑猩猩對這位“白人陌生人”充滿警惕，一見到她就遠遠跑開。古道爾沒有放棄，每天清晨便揹着望遠鏡、帶着筆記本上山，日復一日地觀察、記錄。

幾個月後，一隻命名為“大衞・灰鬍子”（David Greybeard）的黑猩猩，成了第一個願意接近她的“朋友”——它不僅不害怕，還會從古道爾手中接過香蕉。更令人振奮的是，有一天古道爾親眼看到大衞用草莖釣取白蟻充飢，那一刻她心跳加速，清晰地意識到：這個發現將改寫人類對“自身獨特性”的認知。利基在收到她的報告後，激動地回信説：“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人類了。”

1963年，她首次出現在《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上，讓全球讀者第一次看到了野生黑猩猩的真實生活。

儘管沒有大學學位，古道爾還是憑藉紮實的研究成果，以及利基的資助，得以被劍橋大學錄取，1966年她順利獲得行為學博士學位。

期間，她與荷蘭攝影師雨果・範・拉維克（Hugo van Lawick）結為伴侶，後來兒子出生，古道爾為他起名Grub（蟲子的意思）。因為叢林環境危險，年幼的“蟲蟲”常需在籠子裏玩耍，但古道爾從未後悔自己的選擇——她想讓兒子和自己一樣，從小感受自然的美好。

在貢貝，古道爾細緻觀察着母黑猩猩弗洛（Flo）如何撫育幼崽、如何維繫家族關係，她發現黑猩猩會擁抱安撫同伴，會為爭奪領地而“戰鬥”，也會因親人離世而悲傷。

弗洛去世後，它的兒子弗林特（Flint）因過度悲痛拒絕進食，三週後也隨之離去。目睹這一幕時，古道爾的眼淚無聲落下，那一刻她深刻感受到，動物與人類的情感，原來如此相似。

70年代，古道爾經歷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時期"。當時，她目睹了兩個黑猩猩羣體之間持續數年的激烈衝突。這兩個羣體原本屬於同一個黑猩猩社區，弗洛和她的孩子也屬於這個社羣。這場衝突被古道爾稱為“四年戰爭”（Four Year War)，戰爭始於1974年，也就是弗洛去世兩年後，而弗洛生前是這個社羣佔有主導地位的雌性成員。

20世紀60年代，珍·古道爾與還是嬰兒的黑猩猩弗林特（弗洛的兒子）在坦桑尼亞貢貝國家公園 JGI

她在1977年便創辦了“珍・古道爾研究所”（Jane Goodall Institute），這個機構逐漸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公益力量。

1986年，古道爾在芝加哥參加一場學術會議時，偶然看到了實驗室動物遭受虐待的視頻。她當即站起身，堅定地説：“我必須做些什麼。”從那時起，古道爾的工作重心不再侷限於黑猩猩研究，而是擴展到整個動物保護與環境保護領域。

1992年，古道爾在剛果共和國的特希雷島建立的欽潘加黑猩猩康復中心（Tchimpounga Chimpanzee Rehabilitation Center)，這是非洲最大的黑猩猩康復中心之一。這個康復中心主要收容因非法獵殺而失去家人保護的幼年黑猩猩。在珍·古道爾研究會官網上公開的一段視頻中，一隻黑猩猩在被放歸野外前，用一個無比温柔和長久擁抱表達了對古道爾的感激。

除了身體力行研究和保護動物外，古道爾還非常重視宣傳教育工作。

1991年，古道爾在坦桑尼亞與12名高中生共同發起了“根與芽”（Roots & Shoots）項目，初衷是鼓勵年輕人用實際行動關心人類、動物與環境。如今，這個項目已覆蓋包括中國在內的150多個國家，擁有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團體，成了全球環保運動中一股充滿活力的力量。

此後的歲月裏，古道爾每年幾乎有300天奔波在世界各地，從非洲叢林到城市講堂，不知疲倦地分享着環保理念。

曾17次來中國，“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徹底輸了”

1998年，她第一次來到中國，應學校邀請與青少年交流。不過，“根與芽”項目早在1994年就已進入中國，北京某所學校率先成立了第一個團體。如今，項目已在北京、上海、成都設立辦公室，與1000多所學校建立合作，培訓了1萬名教師，影響力覆蓋全國25個省份。中國的孩子們用自己的行動踐行環保：在內蒙古種植100萬棵樹木，抵禦沙漠化侵襲；在校園裏搭建生態花園，分類回收垃圾……

作為當今最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和動物保育人士之一，古道爾所到之處形成了現象級的矚目和歡迎 根與芽（北京）

2023年，她遠程登上央視《朗讀者》舞台，深情朗讀《寂靜的春天》片段。去年4月在北京期間，古道爾度過了自己90歲的生日，和許多中國熱愛環保和動物的青少年一起，慶祝她發起的"根與芽"（Roots & Shoots)項目在中國落地30週年。

去年12月，古道爾第17次、也是最後一次中國之行，在北京798藝術區舉辦的一場慈善晚宴上，她穿着唐裝站在椅子上演講，主題還是“希望”。

樓下，一位20多歲的志願者談到畢業之後的打算，他打趣自己，工作難找，準備回家“啃老”。

“你真心相信這個世界有希望，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希望嗎？”古道爾在書裏講述，這是她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很多人告訴過她，他們對未來已不抱希望。年輕人會憤怒會抑鬱，或只是冷漠，對現狀感到無力。

“我能做的，就是確保我們下一代，能比我們更好地照顧這顆星球”，古道爾説，“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徹底輸了。”

古道爾的一生獲得過無數榮譽，2002年，她被任命為聯合國和平使者，此外她還獲得過女爵士勳章、美國總統自由勳章、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京都獎、本傑明·富蘭克林生命科學獎章、甘地–金非暴力獎、泰勒環境成就獎、坦桑尼亞勳章、鄧普頓獎等。

在她的努力下，貢貝溪國家公園的黑猩猩數量逐漸穩定；“根與芽”的孩子們在校園裏搭建生態花園，在社區裏組織垃圾清理活動。無論走到哪裏，古道爾總會帶着那隻小小的黑猩猩玩具“朱比利”，那是她初心的見證。

她見過森林大火肆虐，見過洪水吞噬家園，也曾沉痛地説：“我們親手破壞了自己的家園。”但話音未落，她總會補充一句：“不過，現在行動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