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大學，來了？

2025年9月的新學期以來，福耀科技大學等新型研究型大學陸續開學。越來越多教育界人士發現，它們為國內高等教育，吹來一陣“新風”。

近年來，國內誕生了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學，它們以“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的辦學定位，吸引了越來越多社會關注，比如南方科技大學、深圳理工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福耀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等。

近日，福建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提出，當下，以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代表的第四代大學正陸續出現，這些大學的本質是打破傳統邊界，通過科教融匯、產教融合、全球協作，以顛覆性理念重構知識生產模式，以科技賦能重塑教育生態，以全球協作應對人類共同挑戰。

徐飛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第四代大學推動高等教育從“知識傳授”向“價值創造”轉型。第四代大學羣體性出現和崛起，本質上是技術革命、教育範式與社會需求迭代共同作用的結果。

福耀科技大學校園風光 福耀科技大學官方網站

瞄準“新工科”

“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和1200年法國巴黎大學的誕生，標誌着第一代（中世紀）大學出現，其核心是知識傳授。1810年柏林大學創立，開創第二代（近代）大學，形成‘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統一’理念。1904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提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三大職能，至此開啓第三代（現代）大學時代。”徐飛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在徐飛看來，大學的每一次迭代都呼應着人類文明的躍遷，第四代大學同樣如此。他表示：“進入21世紀，隨着AGI（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第四代大學應運而生。國內以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深圳理工大學、福耀科技大學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亦先後成立，聚焦服務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大力推進產教融合、科教融匯。”

值得關注的是，在專業設置上，這些新型研究型大學，不約而同將着力點放在“新工科”上。所謂“新工科”，是對工科教育整體的改革創新，一方面要發展一批面向未來佈局的新興工科專業；另一方面，則是對現有的傳統工科專業進行改造升級。

近年來，越來越多高新技術成果首先誕生於創新型企業而非高校，在國際上，這樣的趨勢同樣明顯，比如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就頒給三位科學家，其中兩位來自谷歌旗下的英國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思維（DeepMind）。

徐飛直言，傳統工科教育存在三重脱節。一是知識體系脱節。比如，傳統機械工程課程仍以內燃機為核心，但產業已轉向氫燃料電池；微電子教材亦滯後芯片製造工藝3代以上。企業因貼近市場，研發迭代速度遠超高校。二是培養模式脱節。線性學科架構難以應對諸如“光刻機研發”（需光學、材料、控制、AI等協同）等複合問題。華為“天才少年”計劃招聘的多為跨界人才，恰暴露高校學科藩籬之弊。三是創新效能脱節。高校論文導向與產業需求錯位。某頂尖大學5年積累2000篇自動駕駛論文，但真正產業落地的關鍵LiDAR（一種集激光、全球定位系統和慣性導航系統三種技術於一身的系統）技術專利卻在企業手裏。“新工科”成為第四代大學的戰略支點，既源於技術革命的迫切需求，也源於對傳統工科教育痛點的系統性反思。

那麼，以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代表的第四代大學，該如何解決目前傳統工科存在的這些弊病？

徐飛表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破局關鍵，在於構建“產業需求驅動科研、科研反哺教學”的閉環。為此，需要重構師資結構，比如，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學工學院要有一定比例的教授擁有企業研發背景；與此同時，變革科研組織。福耀科技大學實行“PI制（一種以項目負責人為核心的科研組織管理模式）+項目制”雙軌制，教師既可以申請學術基金，也可承接企業“揭榜掛帥”項目。此外，注重嵌入實踐場景，使“產教融合”真正落地。

但傳統工科非常注重學術價值，如果“新工科”更多基於產業需求進行科研和培養人才，那麼工科的學術價值，是否會被消解？

徐飛認為，“新工科”可以在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之間搭建橋樑。比如上海科技大學在納米材料領域的研究，既發表於《自然·材料》等頂刊，又同步申請多項發明專利，實現“學術影響力”與“產業價值”的雙重突破。

“小而精”趨勢？

值得關注的是，儘管成立時間不長，這些新型研究型大學，依然吸引了不少高分考生。

比如，2024年第一次開始招收本科生的深圳理工大學，只面向廣東招生，錄取最低分為624分，全省排名9667名，最高分為664分，全省排名1107名，其錄取的最低分超本科線182分。作為第一年招收本科生的高校，深圳理工大學招生的最低分，竟然和廣東老牌強校，“985”高校中山大學持平。

而2024年，西湖大學的錄取生源同樣以高分考生為主，普遍超過了650分，在部分省份，西湖大學的錄取分數高達670分。

錄取高分考生的另外一面，是國內幾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招生人數普遍較少，比如深圳理工大學2024年招生120人，西湖大學2024年本科招生人數為90人，福耀科技大學2025年招生人數則為50人，遠遠小於傳統高校每屆幾千甚至上萬人的招生規模，這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精英化的策略還是發展瓶頸？

在徐飛看來，招生規模的“小而精”，本質是新型研究型大學對“精英教育”與“創新生態”雙重定位的必然選擇。傳統高校的大規模招生源於工業時代“批量輸送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第四代大學的使命是培養“創新領軍者”，兩者的人才定位存在重大差異。

他説：“新型大學普遍實行‘小班化+導師制’，師生比一般為1:3—1:5，導師制成為標配，福耀科技大學甚至為每個學生配備4個導師——學業導師、科研導師、書院生涯導師和企業實踐實訓導師。此外新型大學強調‘本科生參與科研’，相較傳統高校其人均科研資源（工位、儀器設備、經費）投入將在10倍以上。若擴大招生規模，資源稀釋可能直接影響培養質量。”

事實上，小規模辦學是世界部分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共同特徵。比如，加州理工學院每年招收本科生230—260人；麻省理工學院每年招收約1100名新生，其中大約有800名本科生、200名研究生和100名轉校生，但其創新產出能力遠超許多大規模高校。

那麼，主打“小規模”“精英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未來是否有擴大辦學規模的可能？

徐飛認為，需要明確的是，“小規模”並非終極目標，而是發展階段的選擇。隨着辦學資源積累與模式成熟，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學可能逐步擴大規模，但“質量優先”的原則不會改變。如南方科技大學從2012年首招本科生188人到2025年穩定在約1400人，用13年時間實現了規模與質量的平衡。再則，“精英化”並非排斥公平，而是通過“小而精”的試點探索新培養模式，再將成熟經驗向更大範圍推廣，在生態層面上構建“核心突破—輻射帶動”網絡，實現創新溢出效應。

更多新嘗試

事實上，針對新型研究型大學，不少業內專家都對其保持關注並寄予希望，比如針對現行高校管理模式，不少業內人士早就期待改革。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目前部分高校客觀上講只是一個滿足學生學歷需求的機構，而非真正滿足個人成長需求的大學，在未來的發展中，特別是興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浪潮”中，可以不斷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在徐飛看來，傳統大學的科層制管理已難以適應創新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學正探索扁平化、柔性化的治理模式，比如學術決策去中心化，可實行“教授委員會輪值制”，重大科研方向由跨學科教授小組共同決策。此外，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學還採取校企協同治理機制，通過聘請企業高管直接參與專業設置與培養方案制定，確保教育與產業同頻。同時還可設立“跨學科創新單元”打破院系壁壘，根據項目需要靈活招募教師和學生。

除了管理體系上的突破，對高校評價體系的改變也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探索的重要方向。近年來，不少高校的“唯論文”考核機制，受到了不少批評。但如何構建新的高校評價體系，仍然是一項難題。

徐飛表示，傳統大學以論文、科研經費為核心的評價體系，已難以匹配創新型人才培養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嘗試構建“多元價值評價”體系，引導大學回歸“解決真實問題”的本質。

“具體而言，一是拓展學生評價維度。可採用‘能力矩陣’評估學生，包括批判性思維、跨文化溝通、問題解決等核心能力，取代單一的GPA（平均學分績點）評價體系；二是革新教師評價機制，比如將‘企業技術攻關’‘產業標準制定’納入教師考核；三是科研評價突破‘唯論文’。通過設立‘應用研究特區’，對致力於解決卡脖子技術的團隊，採用‘技術成熟度’（TRL）評估。”徐飛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