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π:抗戰時期的年輕人只會喊口號?-觀察者網、青春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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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抗戰時期的年輕人,總有人將其簡化成“喊口號”“搞宣傳”的模糊羣像,他們真的這樣嗎?
青春山東聯合觀察者網共同打造“真相π”欄目,通過客觀史料、歷史影像、真實數據,以多維視角還原歷史本真。
本期,我們聚焦《抗戰時期的年輕人只會喊口號?》,一起揭開被歲月模糊的抗戰青春力量,看一羣把“家國”刻進骨血的年輕人,如何在抗日救亡中衝鋒陷陣,展現出不怕犧牲、浴血鬥爭的精神風貌。
提及抗日戰爭時期的年輕人,有些人覺得他們是“被動等待”的羣體,缺乏理性,不過是“只會喊口號的學生”。這些認知都過於片面,實際上,青年人以“主力軍”的身份深度參與了抗日戰爭,為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9年,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紀念會上指出,青年在中國革命中“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的確如此,自“五四運動”發端,青年便展現出敢於衝破舊世界格局、開創新世界秩序的先鋒特質。抗戰時期,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青年羣體更是勇立潮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在東北地區強化殖民統治的同時,一步步把侵略魔爪伸向華北。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領導下,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一二·九”運動
11日開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廣州等城市先後爆發學生愛國運動,許多地方的工人也進行罷工,後逐步發展成全國規模的羣眾運動。毛澤東評價“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
1937年“七七事變”後,伴隨着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廣大愛國青年紛紛奔赴戰場,匯入全民族抗戰的洪流之中。在廣袤鄉村,變工隊、互助組將生產與抗戰支前結合起來,比如,在華北、華中地區農村,許多青年農民一手拿鋤頭、一手拿武器,參加民兵隊、擔架隊等組織,成為遊擊先鋒和支前模範。
“全國民兵英雄”山東海陽女民兵孫玉敏就是其中的典型,她在作戰時既勇敢沉着,又機警靈活,1945年5月27日,500多名日偽軍進入盆子山區掃蕩,她提着土槍,靠着巧妙的冷槍戰術,在山林間同敵人周旋,把30多名日偽軍引進民兵佈雷區,炸得敵人粉身碎骨,電影《地雷戰》中的“玉蘭姑娘”就是以孫玉敏等人為原型演繹的。
青年人投入救亡運動是勇敢而忘我的,數據顯示,從抗戰開始到1940年上半年,在華北和各戰區,有幾十萬名青年參加了軍隊,這些青年成了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兵源。
1943年春,日本侵略軍對蘇北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掃蕩,新四軍第三師7旅19團2營4連在劉老莊被日偽軍重重包圍。敵軍兵力數倍於己,且裝備精良,戰鬥的最後關頭,敵軍集中火力猛攻,4連彈盡糧絕,退路也早已被切斷,沒有援軍。
刺刀捅彎了就用槍托砸,槍托砸碎了就用鐵鍬砍,雙手,甚至牙齒都是武器。最終斃敵170餘人、傷敵200餘人,4連82位年輕人,無一投降,無一生還,展現了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
那些年,中國大地上還出現了“上延安”這一大政治景觀,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懷着抗日救國熱情,奔赴陝北參加革命。

愛國青年奔赴陝北
1938年秋,詩人何其芳從大後方重慶來到延安,他在《我歌唱延安》中寫道:“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揹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
資料顯示,僅1938年5月至8月,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就有2288人,抗戰後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超4萬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佔到71%。比如,冼星海、鄒韜奮、丁玲、艾青等藝術家、作家、學者,張學良的弟弟張學詩、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等愛國軍人,還有不遠萬里歸國抗日的愛國華僑青年。
當時,在貧瘠的陝甘寧邊區,在延安的山溝溝裏,中國共產黨辦起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院、軍事學院、馬列學院等20餘所窯洞大學,青年人在延安學習政治、軍事知識,經過嚴格學習培訓後開赴前線,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傑出貢獻。
其實,戰爭之初,幾乎沒有人看好中國。毛澤東曾深刻指出其中的根源,“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但他也發現,“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抗戰期間,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抗日戰爭形成了一切愛國力量同仇敵愾、共禦外侮的新局面。其中,各種青年組織成為動員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強有力路徑之一,比如大家比較熟知的,民先隊、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青年抗日先鋒隊等。
當然,在快速變化的形勢下,沒有一成不變的組織形式,而新形式的出現總是在鬥爭中應運而生。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過共青團號召廣大青年:“把反日救國運動擴大起來!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
12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成立了平津學生聯合會,約500名學生組成“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奔赴廣大的河北農村和城市宣傳抗日,喚起廣大羣眾的愛國熱情。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各類青年抗日武裝、青年抗日組織廣泛建立並迅速發展壯大,不僅為青年的抗日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還為青年的抗日救亡運動指明瞭方向。比如,1938年,日寇侵佔膠東,17歲的任常倫在老家黃縣(今龍口市)加入膠東抗日自衞團,19歲參加八路軍,隨部隊轉戰膠東,參加大小戰鬥120餘次,繳獲的槍支足足可以裝備一個排。
1944年,長沙堡戰鬥打響,他主動請戰,在彈藥耗盡的情況下與日軍展開激烈白刃戰,奮勇殺敵,直至不幸犧牲,年僅23歲。同年,膠東軍區將他生前所在的連命名為“任常倫連”。今年九三閲兵場上,由80面抗戰英模部隊榮譽旗幟組成的戰旗方隊中,“任常倫連”的戰旗和其他戰旗一起迎風飄揚,承載着歷史的榮光,激勵着後來人勇往直前。

任常倫連戰旗
歷史證明,當民族危亡之時,中國青年從未退縮,他們用行動告訴我們,青年的命運,從來都同時代緊密相連。如今,戰爭的硝煙雖已遠去,但“青春”的內核從未改變。中華民族要走向偉大復興,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我們青年人迸發出最大的熱情,用我們最大的力氣和能力為國家和民族的復興奉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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