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毛澤東提出山地游擊戰後，為什麼洛川會議上沒有形成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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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第二部分：應對日軍戰略進攻的軍事思想
三、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文/王立華】
這一節，主要講八路軍進入抗日戰場之前，毛主席堅持提出到敵人後方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是我軍作戰方針的一個重大轉變，領導層和紅軍將領們統一思想很不容易。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南京政府已經被逼到非打不可的地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即將走上抗日前線。毛主席的思考重點也從如何儘早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轉向紅軍走上抗日前線後作戰原則。
即將展開的對日作戰，完全不同於土地革命戰爭。一是面對的敵人更強大，日本是完成了工業化軍事化的國家，是戰爭潛力巨大的列強之一，是已經在中國攻城略地多年的國家；二是蔣介石在民族矛盾尖鋭背景下答應合作抗日，但階級矛盾依然尖鋭存在，他們既是抗戰的友軍，同時又亡我之心不死，不能不防備；三是面對日軍的大舉進攻，蔣介石不斷妥協讓步，並且依然幻想和平解決，並沒有做好必要的戰爭準備，不能指望他們能夠與日本打勝仗，必須考慮到他們兵敗後的情況。在這樣複雜的政治和戰爭背景下，毛主席提出在敵人後方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有4個關鍵詞：一是敵後，國民黨軍在日軍正面，我軍在敵後，從敵人側翼或後方襲擊，策應正面戰場，這是戰略分工；二是獨立自主，在大的抗日戰略部署下，我軍獨立自主地決定什麼時間打、打哪裏、怎麼打等，不受國民黨制約；三是山地，在日軍後方四面臨敵，只有山地才最有利於發揮我軍優勢，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四是游擊戰，由大規模的運動戰，改為小規模的分散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把游擊戰爭擺到突出的戰略地位，是一個目光遠大的創見和轉變。必須得到兩個方面的認同：一是要在內部統一思想，特別是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層，紅軍本來是打大規模的運動戰，現在要轉變為小規模的游擊戰，這個思想彎子轉起來不容易；二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友軍必須把話説清楚，明確進行戰略分工，講清自己的作戰原則，最大限度地爭取認同，以免打起來之後誤會、扯皮、生出更多糾紛。首先是自己內部統一認識。
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毛主席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在辦法中説：“確定游擊戰爭擔負戰略任務的一個方面，使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配合起來。”[1]在這裏，只是提出原則和分工，但還沒有具體展開。
盧溝橋上的中國守軍
7月底，蔣鼎文向周恩來轉告蔣介石的話，要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正在談判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立即返回延安，趕到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出席紅軍高級幹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出動和參戰行動方針。[2]
8月1日，毛主席和張聞天一起，給正在雲陽開會的周恩來等提出明確意見。毛主席指出，關於紅軍作戰要堅持兩項原則：“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宜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以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毛主席要求，以上這兩項原則與同志們一起商定，並準備攜告國民黨。[3]同時告訴他們，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兵力和作戰方針，不應請蔣介石決定頒發，只能等適當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4]
8月4日，毛主席和張聞天提出《對國防問題的意見》，電告正在雲陽開會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因為他們要去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毛主席要求，同時把這些意見告訴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紅軍援西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張浩，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關嚮應，一軍團代理軍團長陳光、政治委員聶榮臻，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援西軍第四軍軍長陳再道、政治委員王宏坤，援西軍第三十一軍軍長蕭克、政治委員郭述申等，讓大家都知道這些基本想法，以便在領導層形成共識。
這個意見中，毛主席對紅軍作戰原則明確提出：一是“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游擊戰由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予獨立自主的指揮權。”二是“擔任游擊戰之部隊，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為適應游擊戰爭性質，原則上應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三是“依現時情況，紅軍應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為中心，向着沿平綏路西進及沿平漢路南進之敵，執行側面的游擊戰爭，另以一部向熱冀察邊區活動，威脅敵後方（兵力不超過一個團）。紅軍給予必要的補充。”四是“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衞戰，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對此方針遊移是必敗之道。”[5]
但在毛主席發出電報的當天下午，雲陽紅軍總部的周恩來、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等討論後，提出了不同意見。一是提出《關於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認為抗日戰爭的方針是要南京發動全國抗戰，我們爭取在抗戰中的參加和領導。為實現這一方針，要以分區集團的防禦鉗制敵人，反對單守不攻與退卻逃跑。我們應參戰不遲疑，但要“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特長”。二是提出《關於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對紅軍主力只出三分之一的問題，經過再三考慮認為，仍以紅軍主力出去為妥。同時估計到持久戰的消耗，可節約兵力，謹慎使用，多行側面的運動戰與游擊戰。[6]不反對開赴察、綏，但要求給便於作戰的察、綏、晉三角地區與便於補充的聯絡後方。[7]
他們提出的這兩個意見，與毛主席、張聞天的意見有明顯不同。第二天微午，就是8月5日近中午時，毛主席、張聞天做了3條答覆：[8]
甲、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問題。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的任務。具體要求，指定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四角地區，不是三角地區），向着沿平綏西進及沿平漢南進之敵，以出擊側面的擾亂、鉗制和打擊，協助友軍作戰，並便於派一部遠出熱河，這不是“獨當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區內協助正面友軍作戰的意思。這樣提出較自由、活潑而有效。即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於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
乙、使用兵力問題。提出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主力在數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對蔣不説幾分之幾，事實上須估計戰爭的長時間性與殘酷性，應估計蔣之軍閥割據（紅軍全部開去是蔣之要求），又須估計陝甘是我們唯一可靠後方（蔣在陝甘則尚有十個師，以便把我們全部送去，他則穩佔此後方）等等問題。
丙、補充接濟的後方問題。除陝甘不必提出外，可以要求包頭、寧夏，但必須着重要求晉西、寧、綏、榆神府，事實上馬鴻逵恐難合作 ，僅在中蘇 軍事同盟訂立後有此可能。
這個回覆是非常重要的。國民黨的企圖是要我們一次開出去，並只指定五台山東北邊的小塊地方（如淶源、蔚縣）為我們的防區，企圖在那個山圪勞裏叫日本把我們包圍消滅。[9]
毛主席要求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不是正面作戰，更不是獨當一面，而是在一定地區內協助友軍作戰，是從側面鉗制敵人大部，消滅敵人一部。再就是考慮到戰爭的長期性殘酷性，還有後方安全，紅軍不能主力盡出，必須留下部分力量守衞後方。
但毛主席也吸收了大家的意見：一是把游擊戰改為遊擊運動戰，不排除有利條件下規模大一些的作戰；二是出動兵力由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但對蔣介石不説幾分之幾，不能讓他抓住話柄制約我們。
毛主席雖然幾次講明作戰原則，但還是有很大不同意見，説明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真正地理解。出征在即，內部統一思想很重要。
8月9日，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在延安先召開會議。毛主席對大家説：紅軍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後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10]
在反傾向問題上，毛澤東同意張聞天在報告中説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適應國民黨的適合主義”。
8月10日，毛主席給派往山西任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兼駐晉辦事處主任的彭雪楓發報。要求他同各方接洽時要有謙遜的態度，不可自誇紅軍長處，不可説紅軍抗日一定打勝仗。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游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以致失去其長處。並要求他根據山地戰與游擊戰的理由，紅軍要求位於冀察晉綏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區，向着沿平綏路西進及沿平漢路南進之敵做側面的襲擊戰，配合正面友軍戰略上的行動。[11]實際上就是讓他與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堅持的作戰原則是什麼，不要抱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8月17日，毛主席又通過正在與我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張衝，轉告參加南京國防會議的朱德、周恩來、葉劍英，要他們速通知閻錫山，紅軍在“獨立自主的指揮與游擊戰山地戰原則下”受他節制。[12]
8月18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發出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條件的訓令。這不是商量和建議，而是行政命令，是不容商量的組織意志，也是為了讓對方知道，這是不會退讓的底線。其中講到紅軍作戰原則時，要求與國民黨講清楚：紅軍充任戰略的遊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特長；為適應游擊戰原則，須依情況出兵與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第一批出動紅軍的使用區域，在平漢線以西、平綏線以南地區，並受閻百川節制。
這些作戰原則，毛主席在不同場合不厭其煩，反覆地對內強調、對外説明。為什麼？因為黨和軍隊內部思想認識不統一。
國民黨蔣介石則更不認同。他們的企圖很明顯，主要有三點：一是把紅軍全部送上前線；二是要求紅軍分路出動，使不能集中，強使聽命於他們；三是紅軍受命出動後，即變為蔣介石的屬下，他行使命令就能直接指揮我們的部隊了，到那時黨的問題和邊區問題，也就讓他順便解決了，甚至可以不許我們再發表宣言並取消蘇區。[13]
根據這種情況，在給談判代表發出訓令的同一天，毛主席和張聞天又給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博古、林伯渠，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任弼時發通知，並讓他們告訴在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的周恩來等，準備到洛川開會討論重大軍事問題。因關係重大，要求博古、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劉伯承、張浩、賀龍、關嚮應一齊出席，還有張聞天、毛澤東、張國燾、凱豐、林彪、聶榮臻、羅瑞卿、張文彬、蕭勁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鍾等都參加會議。[14]這實際上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紅軍後方司令部參謀長蕭勁光等到毛主席窯洞彙報工作，告別時毛主席對蕭勁光交代了一個機密任務。毛主席説，黨中央準備到洛川開個會，你去打個前站，安排個開會的地方。還特別叮囑，不在洛川縣城，那裏不安全，要選個安全的地方。蕭勁光接到任務後，與軍委主管後勤工作的楊立三一起，開着大卡車轉了大半天，才在界子河附近的馮家村找了一個很保密的地點。[15]
這裏在洛川縣城東北十多公里，處在延安同紅軍前敵指揮部所在的雲陽中間，是一個比較偏僻安全的地方。洛川縣縣長是國民黨的，城內和交通要道上駐有少數國民黨軍隊，但四周鄉村則是紅軍重兵屯集之地。[16]毛主席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裏。
洛川會議舊址
洛川會議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毛主席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作了多次發言。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在這個前提下，紅軍有5條基本任務：“（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他説，前四條是要實現的，後一條是要爭取的。
毛主席着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着重於山地。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的相對獨立自主的指揮；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羣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山地戰要達到建立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小遊擊隊可到平原地區發展。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紅軍主力全部出動要以情況決定，要留一部分保衞陝甘寧邊區。
以游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轉變。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從游擊戰轉向運動戰；現在又要實施從運動戰向游擊戰的轉變，這種轉變，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統一認識是非常困難的。
在會上，張聞天與毛主席基本一致。他説，要認清紅軍是黨軍，要使用得最有效，要儘量擴大我們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們的力量，在指揮問題上就是獨立自主的原則，外面節制，要不妨礙我們這個原則。作戰方面主要是游擊戰爭，總的是：賺錢則來，不賺錢不幹。力量使用也是如此，要穩重點，我們可以宣言全部出動，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況，在有利時繼續出兵。紅軍的影響並不靠出得快來決定。[17]
討論時，任弼時提出修改意見。他認為，部隊出動後，應當不失時機地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力量消滅敵人，增強我們的領導及擴大部隊。所以，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18]
彭德懷認為：紅軍出去，基本的是打勝仗，樹立聲威，開展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黨和紅軍的地位，也可使資產階級增加抗戰決心。基本同意毛澤東同志的報告，要戰術上要很謹慎，在勝利把握較多的時候，集中優勢與敵人的力量來襲擊敵人，用廣泛地開展武裝農民來掩護游擊戰爭。對任弼時提出的游擊戰、運動戰問題，他的看法是：“一般説運動戰的可能減少了一些，但發動羣眾，麻痹敵人，調動敵人是可能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是密不可分的。”[19]彭德懷説，我看運動戰也可以，我們同國民黨軍的運動戰不是打得很好嗎？[20]
林彪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他説，內戰時期我們可以整師整師地殲滅國民黨軍隊，日本人有什麼了不起？可以考慮以運動戰為主，搞大兵團作戰。[21]
可以看出，他們的根本態度是日本人沒有什麼好怕的，照打不誤。
周恩來也認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22]他説：我們的地區，是佈置敵人後方游擊戰爭，必要時集中力量消滅敵人。他把這種打法稱作運動游擊戰。[23]
朱德在會上做了多次發言，認為持久戰不能單憑消耗，主要的是發動廣大羣眾，軍事上是發動廣大游擊戰爭。要在國民黨軍隊還能抵抗時，及早佈置工作，爭取在華北的持久戰。即使友軍都退下來了，我們也能在華北堅持住。我們的中心擺在支持華北，重點爭取太行山及其以東地區。紅軍要出動，其他工作人員也要出去，這是爭取前面抗日工作勝利的重要一環。[24]
朱德贊同發動游擊戰爭，但也有些顧慮：我們不打大仗，國民黨會怎麼説？人民羣眾會怎麼説呢？外界輿論會怎麼説呢？
張浩是支持毛主席的。他説：我們應分為4個梯隊，在側翼多開展遊擊運動，不一定求開始的硬打求勝，而在最後的勝利。[25]
關嚮應以賀龍和他自己的名義，做了簡短的發言，明確表示贊成紅軍迅速出師，尤其擁護獨立自主的原則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賀龍還主動提出，將紅二方面軍的一部分留在陝北，保衞黨中央。[26]
徐向前沒有集中發言，除了插話就是聽，他贊同毛主席的意見。[27]他回憶説，毛主席的報告給他印象最深刻，毛主席強調在國共合作的新形勢下，我黨一方面要團結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實力派，積極推動他們擁蔣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堅持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在政治上、組織上保持我們黨的獨立性，以免被蔣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覆轍。毛主席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因為沒有獨立自主，就會失去黨對紅軍的領導權、指揮權，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於山地，紅軍便沒有可靠的依託和周旋餘地，充分發揮自己的戰術特長髮展壯大自己；離開了游擊戰為主的作戰形式，以幾萬紅軍與幾十萬日軍硬拼，那就等於送上門去被敵人消滅，這正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張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紅軍兵力全部出動，開上去多打幾個漂亮仗。毛主席認為根據現時的敵情我力，還不能那樣幹。他主張只出動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衞陝甘寧根據地，防止國民黨搞名堂。
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的合影。
徐向前的回憶中，把毛主席當時講的道理，為什麼堅持那樣的方針講清楚了。他還發自內心地感嘆：“這些非凡思想，表現出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28]
聶榮臻説，召開洛川會議，主席的意圖是要解決作戰方面的戰略方針問題，就是要打山地游擊戰，主席強調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輕視它，也不能用打國民黨的辦法，那不行，子彈缺乏，武器很少，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怎麼辦？所以硬拼硬打是不行的，同時那樣子也不能發動羣眾，不能建立根據地，不能擴充我們自己的隊伍。會上有些不同意見，我贊同主席的意見，贊成山地游擊戰，着重要獨立自主。[29]
會議討論中，實際上出現了4種意見：一是毛主席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二是林彪等主張的大兵團運動戰；三是任弼時、周恩來等提出的運動游擊戰；四是還有一些同志提出的遊擊運動戰。對獨立自主基本都贊同，只是有的認為獨立自主只是相對而言，但對怎麼打法意見很不同。
最後結論是什麼？有的説，因軍隊急於出發，會議上沒有充分地展開討論。[30]有的説，對討論問題基本取得一致意見，但對作戰原則存在一些不同認識。[31]有的説，在林彪、彭德懷等人的堅持下，毛主席修改了最初的提法，規定為基本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也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32]
其實，毛主席最初的提法，就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地帶發展，但山地游擊戰必須是基本和主要的。
彭德懷後來回憶説，他對運動戰和游擊戰這兩個概念，這一次是模糊的，有時談運動游擊戰，有時談遊擊運動戰。[33]
他所説的概念模糊，就是游擊戰和運動戰誰主誰次的問題。
張國燾回憶説，毛澤東曾提議休會3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慮和互相商談。這個毛澤東的一種慣用手法，遇到黨內有爭執的時候，不願讓大家面紅耳赤地爭論下去，就用休會來作轉圜。在休會期中，毛張等人企圖貫徹他們的主張，頻頻與重要將領接觸。[34]儘管他有些對毛張的惡意，卻反映了當時統一思想之難。遇到會上爭執時，會下溝通難道不是正確的工作方法嗎？
蕭勁光回憶説：“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徵以後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有利於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説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在以後抗日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35]
聶榮臻感慨地説：“主席呀，他是看到後頭那一層，就是日本人敗了以後，我們要轉入進攻，所以要獨立自主，要建立根據地，擴大武裝。”[36]
是啊！還沒有走上抗日戰場之前，毛主席就精準地預見了戰場形勢和特點，甚至預見了抗戰勝利後的局面，並且指明瞭立於不敗之地的正確方向和辦法，有如此超前思維的偉大戰略家引領是多麼幸運！
毛主席思想深邃，目光遠大，往往不容易被認同。洛川會議後，一些不同認識還會延續下去，統一思想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往往是在看到歷史展開以後的結果，才會深深地認識到，他的思想和智慧無與倫比。
[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0頁。
[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頁。
[6]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中央文獻研究室2006年版，第654-655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460頁。
[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7頁。
[9]《周恩來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1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頁。
[1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頁。
[1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頁。
[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頁。
[15]陳冠任著：《建國錄3毛澤東別傳（1921-1949）》，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82-683頁。
[16]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頁。
[1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頁。
[19]彭德懷傳記組著：《彭德懷全傳（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頁。
[20]陳冠任著：《建國錄3：毛澤東別傳（1921-1949）》，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685頁。
[21]少華、遊胡著：《林彪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頁。
[2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年版，第386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頁。
[24]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中央文獻研究室2006年版，第660頁。
[25]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
[26]《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頁。
[27]《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頁。
[28]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72頁。
[29]《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頁。
[32]少華、遊胡著：《林彪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頁。
[33]彭德懷傳記組著：《彭德懷全傳（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376頁。
[34]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429頁。
[35]《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頁。
[36]《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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