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拉赫曼、王文：美國正自損軟實力，中國模式或因“非好戰”成全球新範本

編者按：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與全球領導力學院共同承辦的國際戰略學術交流活動“明德戰略對話（2025）”即將於10月13日-17日召開。在活動召開前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對話明德戰略對話（2025）與會嘉賓、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探討中國轉型、東方崛起與歐洲的困境等議題。觀察者網刊載此次對話，供各位讀者參考。

【對話/王文、吉迪恩·拉赫曼】

王文：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嘉賓——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我看來，他是西方最有智慧和最具遠見的外交政策評論家之一。

拉赫曼先生，很高興能在線上與你交流！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10年，那時候你剛開始在《金融時報》工作，而我當時在《環球時報》工作。那年你來北京做調研，我受邀在《金融時報》北京總部與你見面，後來我們還見過好幾次面。時間過得真快。

我知道在過去15年裏，你經常訪問中國，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認為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什麼？中國的哪些變化讓你印象最深？在你即將再次訪問中國，參加“明德戰略對話2025”系列活動期間，你最關注的是什麼？

吉迪恩·拉赫曼：自2010年以來，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許多變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在技術方面的進步。中國已經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和減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並且可能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成功的經濟體。我認為接下來一個問題之一是：中國能否成為一個技術非常先進的國家，在技術上引領世界？這對世界和中國都非常重要，因為眾所周知，有很多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即中國能否向更先進的經濟體轉型。

現在，這一點已經逐步得到證明。在電動汽車、醫學研究等先進技術領域，中國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頂級科學期刊領域，很多論文都來自中國。我記得曾與美國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負責人交談，他擔心如果無法在美國僱用中國博士，或無法在上海進行研究，那將損害其公司利益，因為很多最優秀的人才和研究成果來自中國。所以我認為在某種經濟科學意義上，以上都是中國最引人注目的發展。

另一個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北京的環境改善。2010年左右，人們對北京的污染問題非常擔憂，當時污染非常嚴重，我記得抵達北京後，有時眼睛會因為污染而流淚，甚至在高樓上都看不到地面，因為有一層霧霾。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得到極大的改善，這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表明中國能夠正視並解決棘手的問題，儘管仍面臨環境挑戰，但已經取得了顯著進步。

透過東南亞，可以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王文：是的，很多事情都變了。我仍然記得10年前你寫了一本書叫《東方化》（Easternisation），我認為這是一本極好的書，也是西方主流媒體最早系統探討東方崛起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這幾天我還在讀你的這本書。所以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與你10年前寫書時相比，你現在是否認為“東方化”的趨勢與書中的預測一致？在過去的10年裏，關於東方的崛起，有什麼讓你感到意外嗎？

吉迪恩·拉赫曼：你客氣地説我是最早預測的人之一，實際上我不這麼認為。我記得寫書時我的一個擔憂就是——亞洲在崛起這幾乎太顯而易見了，然而在西方卻可能不那麼明顯。我認為我之所以能有興趣做這項研究的原因之一，是1992年至1995年期間，我在當時作為《經濟學人》的駐外記者常駐位於東南亞的曼谷，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資料圖

我認為東南亞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的好地方。中國的變化可能已經發生了十餘年之久，因為早期許多都是海外華人投資者，比如泰國的正大集團公司等。我認為他們比西方更快地理解到了中國正在發生什麼和將要發生什麼，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是華裔，另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目睹了自己的國家（泰國、新加坡等）的快速發展，他們知道同樣的事情也可能在中國發生。總之，這是我感興趣於中國快速發展，並一直認為這種發展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的原因之一，當然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也逐步出現了一些難以預見的複雜情況。

在《東方化》這本書中我所探討的核心觀點是亞洲，尤其是中國，其經濟崛起和日益增長的財富將轉化為全球政治影響力。比如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這將意味着（實際上已經開始意味着）中國的影響力不僅僅侷限於其近鄰，還遠及拉丁美洲——世界的另一端，我們現在甚至更能清晰地看到這一點。當然，這都是西方國家之前的經驗。

我認為美國人擔心的一件事是他們一直把拉丁美洲和西半球視為他們的後院，然而中國的影響力已擴展至拉丁美洲等地，例如哥倫比亞的最大港口由中國建造，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巴西、阿根廷最大的貿易伙伴，所以這是中國全球實力的很好的體現。以上都是中立的事實，都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此外，我在書中也探討了地緣政治緊張，比如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國是否會與美國發生衝突？亞洲內部本身是否會緊張加劇？中日之間的歷史、朝鮮半島的分裂及其在地緣政治中的影響？以及俄羅斯這一歐亞國家如何受到東方化趨勢的影響。總的來説，亞洲變得更強大，中國在亞洲內部也變得更強，這一趨勢依然明顯。

“去風險”仍將是歐洲對華經濟戰略的核心軸線

王文：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特別是在中國實力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但問題是，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崛起，歐洲感到越來越緊張和焦慮。所以在過去幾年裏，歐洲一直在對中國實施“去風險”（de-risking）的戰略。

我的問題是：在你看來，這種“去風險”政策效果如何？它是否正在演變成廣泛的脱鈎，進一步限制中歐關係？還是説“去風險”戰略失敗了，中歐經濟紐帶並未發生根本性轉變？關於歐洲的對華立場，你有何看法？

吉迪恩·拉赫曼：有趣的問題，也是我來中國時將要思考的問題。

我認為，首先“去風險”是被設想為“脱鈎”的替代方案。因為“脱鈎”這個詞當時很流行，尤其是在美國、在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就任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認為這聽起來完全不切實際，西方與中國、歐洲與中國融合的程度之深，使得脱鈎不切實際。所以歐洲企業會説：“抱歉，中國是我們最大的市場，我們不會與中國脱鈎，或者説我們依賴這種或那種進口。”因此，脱鈎沒有意義。

“去風險”是一種説法，歐洲政府承認脱鈎是一個壞主意，所以也沒有要求企業那樣做，因為歐洲政府也需要經濟增長。但歐洲政府也認為，與中國做生意的某些方面存在風險。所以，歐洲政府會旨在保持廣泛有益的經濟關係的同時降低風險。

這些風險的定義是模糊的，最狹義的風險定義將是純軍事的，我認為這更多是美國關心的事。所以在拜登政府時期，特別是高端芯片對華出口實施了限制。拜登團隊會做出的典型論點是：中國正投入大量資金髮展先進軍事力量，我們不希望任何美國芯片被用在可能對美國船隻發射的導彈上。但這其實也會對歐洲產生影響，例如，荷蘭光刻公司（ASML Holding N.V.）在半導體供應鏈上非常先進，就像台積電（TSMC），都是那種獨一無二、其他人很難做到同樣事情的公司。所以美國就向歐洲施壓，要求ASML不要向中國出售其最先進的產品，這是一類風險。

ASML的EUV光刻機

另一類風險在於對於中國的依賴性是否已威脅歐洲戰略自主？依賴性是歐洲在某種意義上尚未真正解決的議題。綠色轉型即是最突出的例證：與美國不同，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説：“我們對減少石油依賴等不感興趣”。歐盟全力投入於此，離開中國就無法實現，必須依賴中國供給關鍵環節——太陽能電池板產能佔全球供給的絕對多數。短期內完全替代既不現實也不經濟，若全面轉向歐洲本土或“友岸”產能，轉型時間軸可能拉長至二十年。

然而，部分“拆解”已在悄然進行。昨天，我在瑞士一所商學院的調研中，他們指出，丹麥某風機制造商向歐盟委員會表示，如因擔心數據回傳且風機鄰近軍事設施，從政治層面要求停用中國產傳感器，企業可以配合，但需面臨採購溢價，這類爭論正在不斷髮生。

“去風險”還涉及歐洲整個工業生態的存續，鋼鐵、化工、汽車等基礎行業一旦因價格劣勢而空心化，不僅會有安全風險（需要鋼鐵來造汽車、武器等），也會在社會層面導致西方政治的動盪。換言之，從中國採購可節省短期成本，但如果結果是德國汽車工業萎縮、鋼廠關停，由此引發的失業與社會動盪將遠超財政節省的收益。

因此，“去風險”並非線性削減進口那麼簡單，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概念。其內部議題高度分化：部分相對容易替換且爭議較小，而有些部分則難度極大且爭議激烈。可以確定的是，這一議題仍將是歐洲對華經濟戰略的核心軸線。

面對美國，當下歐洲普遍有一種屈辱感

王文：是的，所以我認為有時在很多中國學者看來，歐洲的對華立場長期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未能展現出獨立性、務實性或一致性。中國人過去很欽佩歐洲，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大多數中國人相信英法德是成熟的大國，是現代文明的創造者。但問題是，當世界進入現代化後，歐洲似乎失去了獨立的聲音，我們似乎找不到像過去那樣偉大的思想家和戰略家了。所以現在，當我們再看歐洲，我們會懷念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現在歐洲的那些偉大領袖、導師、戰略家。所以我的問題是：你對歐洲當前的戰略有何看法？歐洲還能重現輝煌嗎？

吉迪恩·拉赫曼：我會説是的，因為我認為歐洲仍擁有頂尖大學、成熟的教育體系與深厚文化底藴，而且也是全球最富庶區域之一，理論上完全具備繼續產生新思想的能力。然而，當下歐洲普遍瀰漫着一種漂泊感和不確定感，其根源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當時的歐洲精英層對“深化歐洲一體化”持有高度共識，併成功完成幾件標誌性大事：柏林牆倒塌後實現歐洲再統一，波蘭、捷克等國重歸歐洲主流，歐洲的文化、信心和財富得到了巨大的提振，這不僅增加了單一市場的規模，也增加了向歐洲人開放的機會。我認為當時有一種感覺，歐洲在90年代創造了單一貨幣和單一市場，因為確實有像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德國總理）、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歐盟委員會主席）這樣的領導人，他們有遠見，能夠建立足夠的政治共識。

冷戰結束後，歐洲普遍認為外部軍事威脅下降，國防支出持續下滑，獨立於美國思考問題的決策空間擴大，與美國決裂有風險的感覺減少。然而現在，非常有趣的是我們幾乎都能看到歐洲的一種屈辱感。特朗普對歐盟加徵15%關税時，歐洲輿論強烈支持回擊，卻最終未實施對等措施，因為歐洲仍然需要美國的安全保障。在北約框架內約50%的前沿戰力與高端情報、空中加油、反導能力依賴美國，形成“安全—貿易”綁架結構。這種依附的情況類似於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中的日本，面對美方不平等要求，日本無法真正説“不”，如今的歐洲也是如此。

還有其他一些事情，比如自金融危機後，歐洲債務水平上升、潛在增長率放緩，削弱了政策自信。同時，極右與極左翼力量同步崛起，這使得達成共識變得更加困難。因為歐盟不是一個單一國家，它是由27個國家組成的，在很多時候，他們更難做出決策。當中間派、親歐的中間派占主導地位時，他們可以做到決策，他們能創造單一貨幣。而在意見分歧巨大時——比如一端有對歐盟相當懷疑、更傾向於與俄羅斯和解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另一端有西班牙等更左翼的政府——在高度分裂的當下，很難把事情團結在一起。

但我只想説，我描述的只是當前的情況，這不意味着情況可能一直如此。政治可以改變，我認為特朗普的外部衝擊可能迫使歐洲採取行動，但無法一蹴而就，他們正在努力在未來十年內採取行動。

王文：是的，這就是我想問你的下一個問題。八年前你曾撰文對特朗普持謹慎樂觀態度，如今卻成為其持續批評者。那麼你如何評價現在的特朗普？

吉迪恩·拉赫曼：我從未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事實上，早在2015年，我就曾撰文表示我對歐洲的噩夢般的設想是2016年若同時出現“特朗普—普京—勒龐”三位右翼領導人，將是歐洲的噩夢。最終勒龐未能當選法國總統，但我的擔憂已説明對極右翼上台的警覺。

我之所以持續批評特朗普，首先我是西方自由主義者，而特朗普的多項主張與這一傳統背道而馳。全球化雖伴隨複雜調整，但總體而言是促進繁榮與和平的力量；西方社會也受益於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特朗普對移民的系統性敵意，我認為具有長期破壞效應。

其次，我認為特朗普不是民主派，實際上其執政邏輯傾向於削弱民主制衡，以“不受約束的強人權力”治理美國。對我來説，這是極具破壞性的，而且我不認為這是管理一個國家（至少是西方國家的）好方式。

第三，在高等教育領域，我不喜歡針對大學的方式，他頻繁攻擊哈佛、耶魯等頂尖大學，而這類機構正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源泉，理應享有學術自主。我不認為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是有益的，當然，誰都可以做點好事，如果特朗普能給中東帶來和平，我會為他鼓掌，但他很多事情我無法認同。

當地時間9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即將與哈佛大學達成協議。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反而提前催化了中國技術突破

王文：接下來我們談談中美競爭。你曾在你的文章中提出，中美已進入“相互依賴的對抗”（mutually independent confrontation）階段。我想從中國視角與你分享我的觀察，過去八年特朗普對華發動的貿易戰與技術戰，若以遏制中國崛起為目標，可謂是失敗的。相反，這些外部壓力促使中國加快技術自主與戰略安全佈局，並在社會層面讓中國人民更加團結，使他們認識到國際社會的嚴酷現實，並加強了我們對技術獨立和戰略安全的承諾。

以我個人經歷為例：五年前，我將筆記本電腦從英特爾換成華為；去年，我把我的座駕由奧迪換為華為；兩天前，又把手中的iPhone換成華為最新款手機。十三年來，我第一次脱離蘋果，這一轉變完全出於市場選擇——中國品牌的產品體驗已足以與iPhone媲美，甚至更具吸引力。由此可見，中國品牌的技術與質量正快速躍升。因此，我的問題是：你如何評價過去八年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總體成效？

吉迪恩·拉赫曼：首先，對華技術限制在特朗普與拜登兩任政府之間呈現明顯連續性，反映出美國內部存在一種跨黨派共識，即需要限制中國的技術進步，或者至少不向中國出售美國最好的技術，並將其視為一場長期技術競賽。如果與美國頂級AI公司交流，他們都會説：“任何對美方算法的額外監管都會削弱自身速度，因為中國會藉此贏得AI競賽。”這是他們的根本性論點。

但我認為，相較之下，拜登團隊的手段更為理性和系統，但成效不確定是否更成功；特朗普的措施則帶有強烈的即興色彩，關税幅度與執行節奏常隨其對中國的個人觀感而變動。所謂“再工業化”目標，我看到中國學者像王教授您曾經發布過一些相當有趣的視頻和觀點。當美國在某個時候對中國徵收145%的關税時，中國人在視頻裏説：“美國人真的想坐在生產線上製造那些made in China的東西嗎？”未必，他們可能不太喜歡那樣做。所以我認為將生產線從中國拉回美國，也缺乏現實評估。因此，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相當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環節更適合轉移至墨西哥或越南，而非迴流美國。

技術封鎖方面，拜登政府把重點放在半導體與超算芯片。然而三大案例顯示，限制措施往往觸發中方加速替代：

一是華為的案例。儘管出口管制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華為仍推出自研芯片與操作系統，我認為華為一度真的成為阻止中國佔據某些領域的一個焦點。英國國內曾就是否允許華為參與5G建設進行激烈辯論，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決定，但華為已證明其能夠在沒有那些芯片的前提下，生產出和蘋果手機一樣好的手機時，中國當然一片歡騰。

在華為全連接大會2025上，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宣佈了多顆昇騰系列芯片和演進路線，包括昇騰950系列、昇騰960系列和昇騰970系列。 圖源：觀察者網

二是時間上更近、但非常有趣的英偉達（Nvidia）案例。在拜登政府期間，試圖阻止英偉達將其最先進的芯片賣給中國，因為美方認為這些芯片對軍事技術和AI都至關重要。英偉達對此非常憤怒，因為中國是其關鍵市場，關於這個問題的博弈當時來回反覆。但我上週在報紙上讀到的是，中國方面表示“不再追求最新一代英偉達芯片”，轉而投入國產或自主設計架構，目的正是降低對美依賴。換言之，正如一位反對所有這些舉措的美國頂級技術專家對我説的那樣：我們（西方國家）正在做的彷彿是在告訴中國：“看這裏，你們在那裏有依賴，那裏有弱點。”然後中國就會去解決它，提前催化了原本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形成的替代生態。

三是在當時也上了頭條，現在人們談得少了，但我認為很重要的——DeepSeek案例。DeepSeek以顯著更少的算力實現與OpenAI相近的生成能力，似乎是一種進入大語言模型更簡單、資本密集度更低的方式。

這些案例背後隱含的信息是，美國和中國現在都在努力減少在技術上對對方的依賴。

王文：是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想知道西方主流媒體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所以我想問：西方主流媒體是否將中國的成功崛起視為必然？因為據我觀察，西方主流媒體一方面驚歎中國經濟韌性，並希望從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中獲得必要的好處；但另一方面，西方媒體又渲染“中國威脅論”，有些甚至暗示中國經濟已經見頂。所以你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成功崛起是否是必然？未來某一天是否將會出現衰落？

吉迪恩·拉赫曼：任何國家都會在未來某一天衰落，關鍵在於何時？正如我們剛才所談的，當前中國在技術突破、經濟增長及品牌進入歐洲、拉美等地區等方面勢頭明顯，但仍存在若干問題。一是人口結構。總和生育率已低於更替水平，與日韓類似，這是東亞的整體問題。實際上，英國的情況也比較嚴重，如果不看移民只看本土出生人口的生育率，英國人口也會萎縮。從長期經濟來看，這將導致勞動力供給收縮與養老負擔上升。二是青年失業率問題；此外還有其他問題，比如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

很少有經濟體一點弱點都沒有，這些問題顯然存在。鑑於中國經濟體量巨大，其增長路徑會對全球具有溢出效應。西方當前爭論的焦點是：中國是否正在進行一場新的出口驅動？我們將感受到第二次“中國衝擊”嗎？因為中國國內需求較低，所以增長的來源必須再次轉向出口，世界能應對這個嗎？

王文：因此我邀請你近期來華，實地觀察中國發展，還有你提到的青年就業情況，也許幾周後你會有新的觀察。

接下來是最後兩個問題：近年你高度關注俄烏與巴以衝突，但我不想討論這些衝突的實質，我想討論的是西方未來遏制或終結戰爭的能力，因為我們都知道未來戰爭會持續增加。所以西方是否仍具備讓世界更和平的槓桿？你如何預測“下一場戰爭”與“下一場危機”的觸點？

當美國正破壞自身軟實力，“中國模式”或成為新的思想與治理範本

吉迪恩·拉赫曼：在歐洲，很多事情首先取決於俄烏衝突如何結束。眾所周知，歐洲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這場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據説已造成約百萬俄軍傷亡，烏克蘭不討論它的損失，但肯定也很多。這場戰爭對經濟產生了影響，並重塑了政治氛圍。所以歐盟現在在提高國防預算，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獲勝，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我們。儘管俄方顯然會否認這種意圖，但歐洲對俄羅斯威脅的感知已經改變了氛圍。

中東方面，我不認為有人覺得以色列會攻擊歐洲，但恐怖主義外溢與紅海航運風險已實質化：比如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船隻——曾經是通往歐洲和非洲最直接的航線——現在大約40-50%的船運不再走那裏，因為太危險了，戰爭感覺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更近了。奧斯陸和平研究所（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最新數據顯示，全球同時進行的戰爭數量創1945年以來新高，有一種衝突正在失控的感覺，即使其中一些衝突不太受關注，但比如蘇丹等“低關注度”戰場也仍存在。

我願意相信——我確實相信——情況並非必然只會越來越糟。如果真是那樣，對所有人來説都是可怕的新聞。我認為加沙戰事若能於未來數月停火，將是積極信號。俄烏衝突目前陷入僵局，任何一方都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曾有一段時間，我認為看起來俄羅斯可能開始取得一些進展，但他們似乎在烏克蘭進展得也不順利。雙方今年都不準備和解，但也許明年會，因為那時會明顯看出任何一方都無法取勝。困難不在軍事，而在於政治。我認為雙方領導人現在都沒辦法承認自己無法取勝。

普京：必須確保特別軍事行動設定的所有目標都無條件實現

至於“下一場危機”，從華盛頓視角看，核心關切已轉向東亞及其圍繞台灣地區的所有敍事，但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王文：三天前，我在索契瓦爾代俱樂部（Valdai Club）見到普京總統，他精力充沛，發表了長篇演講並釋放若干積極信號，或許明年局勢會出現轉機。

吉迪恩·拉赫曼：是的，我沒去過瓦爾代，但我很瞭解盧基揚諾夫（Sergei Lukyanov，瓦爾代俱樂部負責人）。

王文：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們在索契長談了一次。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問題——讓我們談談2050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似乎失敗了，去年我和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談過，他也表達了遺憾。中國人民大學正在推動“人類2050”項目，希望為人類長遠未來貢獻中國智慧。所以我的問題——也是最後的問題：你對2050年有何看法？到2050年，中國會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嗎？在你看來，中國應該為人類的未來做出什麼貢獻？

**吉迪恩·拉赫曼：**2050年現在感覺還很遙遠。

王教授：其實並不遠，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只有25年。

吉迪恩·拉赫曼：如果要預測誰能成為最強大的國家，我認為中國很可能在各方面都更強大。我認為其經濟影響力可能會持續增長，我也認為其知識影響力可能會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美國發生什麼。正如我所説，我不是特朗普狂熱分子，我認為美國正在破壞其在世界上的大量軟實力——思想的力量，這在冷戰結束後達到頂峯。所以全球將尋求新的思想與治理範本，而中國處於有利地位，可以展示自己作為一種替代模式。

我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和吸引力部分源於其非好戰特徵。美國在中東多次發動戰爭，特朗普亦保持進攻性語調；若中國在已大幅增強軍事能力後仍選擇戰爭，將立即削弱其模式號召力並改變全球力量平衡。因此，我的建議是如果可能，避免戰爭。中國長期的成功和繁榮時期，恰好也是一個長期的和平時期。

我希望中國比俄羅斯更不可能犯那種錯誤，我認為俄羅斯犯了那個錯誤——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衰落。他們認為如果不通過戰爭非常戲劇性地改變局面，俄羅斯將失去其作為大國的地位，畢竟他們能看到自己在經濟等領域的排名下滑。我認為中國對未來可能感覺不同，中國願意等待，因為中國的力量在持續積累和增長。

所以，我的猜測是到2050年，如果你畫一條直線（延續當前趨勢），中國將更強大。但我唯一要提醒的是，歷史不會直線前進，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但在直線預測中，中國會發展得更為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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