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顯：香港要警惕“覺醒文化”的侵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顯】

“覺醒”（Woke）一詞出自1938年黑人歌手Lead Belly的一曲《Scottsboro Boys》，歌詞講述1931年時在美國南方，9位住在亞拉巴馬州Scottsboro的黑人少年被誣告強暴白人女子，因此呼喊要“覺醒”白人對非裔的歧視和壓迫。

Lead Belly

到了21世紀10年代，社交媒體流行，這名詞重新復活，被用來泛指社會不平等、有色人種、少數族羣、性取向少數羣體（LGBTQ）、女性身份認同政治、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等左翼政治議題的察覺與關注。

十多年來，這一運動在西方越混越火熱，也惹來了極大爭議，造成了社會對立和認同困惑，特朗普上台的主要政綱，正是高舉“反覺醒”大旗。

這些年來，由於西方文化和傳媒、社交媒體相對於東方的強勢，而且有大量青少年前往西方留學，學子們留學回來時也帶來了當地的潮流思想。因此難免地，不知不覺地，“覺醒”之風也吹到我們的土地，並在此植根。

在這方面，我國台灣地區首當其衝。該地深受美國政治和文化影響，領導人如蔡英文大拍美國人馬屁，其在位的最主要政策，可能就是同性婚姻平權。

我們注意到，外部勢力特別喜歡利用“覺醒”運動，成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NGO），用以在當地製造社會矛盾，興風作浪，以圖為當地的“顏色革命”打下基礎。當然這也有“覺醒”的主要參與者，是如有色人種、少數族羣、LGBTQ等等，大多屬於社會弱勢社羣，容易有反建制傾向，往往與“覺醒”一拍即合的社會心理學原因。

以香港為例子，同性戀團體成員，如填詞人林夕、歌手何韻詩，以及在市場上鬱郁不得志的藝人，往往也是“反中亂港”的積極支持者，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中，他們就完全露出了原形。

2019年的“黑暴”事件

這實際上是西方宣傳機構處心積慮設計的結果，不但在香港，就是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只不過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例如西方在印度的主要煽動對象，就是低種姓階層。

香港“覺醒”議題的一宗重要司法案件，是2011年的“外傭居港權爭議”。這是一宗司法複核案件，即“Vallejos訴人事登記處處長”案。爭議的中心在於香港連續工作滿七年的外籍家庭傭工，是否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而擁有資格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據2010年3月31日的統計，這個羣體合計有273609人，主要是菲律賓裔和印度尼西亞裔。

表面上看來，這明明只是一宗普通的司法案件，然而，以黎智英為首的整個反對派，卻傾盡全力，支持外傭。當時我同“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談起此事，他説：“唔通把佢哋通通掟落海？”（難道要把外傭全都扔進大海？）

箇中深意，正是在於“覺醒”的所謂大愛、包容、少數族裔平權，這與美國的民主黨支持非法移民的居留權概念如出一轍。更重要的，是反對派需要定期拋出議題，為自己人集氣，凝聚團結力，而以“覺醒”作為議題，迎合當時西方的主流思想，有着“大義名分”，最好不過。

2013年3月25日，香港終審法院判決政府勝訴。反對派也因此立場不得民心，民意受到了損傷。究其原因，反對派的政治綱領基礎之一，就是以標榜“香港民族”，歧視內地人的種族主義。為菲律賓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平權的同時歧視內地人，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操盤人硬要把西方經驗照搬到香港，難免踫壁。

近日看到有人寫了一篇文章，提及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宣傳，主打民生牌，皆因蘇聯的科研和軍事實力雖不遜於美國，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卻是天差地別。因此美國就在這方面猛烈進攻，終於利用軟力量，奪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志魄，使得蘇聯在1991年崩潰了。

然而，今天的中國，無論在軍事實力還是在民生建設，均不弱於美國，美國的宣傳力量無隙可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藉着“覺醒”，分化中國人，使得中國人像《聖經》所描述的“巴別塔”一樣，四分五裂，就像今日的西方，這正是我們最值得警惕和防微杜漸的。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分別在2020年和2024年通過，外國勢力及其情報、宣傳力量，大致上在香港已偃旗息鼓。不過，香港是個“弗里敦市”，信息流通，市民言論自由、旅行自由，自然也會大量吸收西方信息，很難避免“覺醒”文化的持續入侵。

2022年的“岑子傑訴律政司司長”，其主人翁岑子傑是反對派的積極分子，曾參與2019年的暴動，並參與2020年立法會選舉反對陣營初選，被判違反《香港國安法》，刑期51個月。今年5月30日，他刑滿出獄。

岑子傑和外國勢力勾結極深，《泰晤士報》選出的全球20個值得關注的人物中，他是唯一入選的香港人，被評為“獨特的人物”（uniquely distinctive figure）。

這案件涉及香港同性伴侶是否有憲法保障的結婚權、是否有建立民事伴侶關係的權利，以及是否承認於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等議題，而岑子傑作為同性戀者，申請司法複核。

岑子傑與香港市民對峙

香港終審法院在2023年10月27日裁定上訴人岑子傑部分勝訴，以多數票作出聲明，宣告政府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下的積極義務，即建立同性關係的法律認可的替代框架，如註冊民事伴侶關係或民事結合。

由於法庭最終命令頒佈後的兩年生效，今年7月2日，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指因應終審法院判決，建議立法設立同性伴侶登記機制。9月10日，立法會進行了二讀辯論，最終14票贊成、71票反對以及1票棄權，法案被否決。這是《國安法》通過以來，第一宗被立法會否決的法案，也是最大爭議性的法案。

從這事件得知，美國現時仍然企圖利用“覺醒”文化，去打亂香港的社會秩序，這固然是他們因為手上沒什麼牌、唯一一張可打的牌，但也值得我們小心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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