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喬瓦尼、王文：中國新能源產業崛起，在讓歐洲“受苦”嗎？

自去年10月起，歐盟對在華生產並出口至歐盟市場的純電動汽車加徵為期五年的最高35.3%反補貼税。然而，中國車企依然正加速搶佔市場份額。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數據顯示，今年7月，歐洲新車銷量上漲5.9%，其中，比亞迪銷量躍升225.3%，市場份額達到1.2%。市場研究機構Dataforce數據顯示，8月中國車企在歐洲的銷量同比翻番，市佔率從7月的5.3%升至5.4%，連續第四個月突破5%，而2024年8月這一數字為2.9%。

歐洲如何看待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崛起？面臨特朗普關税與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不確定性，中歐之間應如何加強務實合作，確立各自在大變局時代的長期角色與戰略方向？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對話明德戰略對話（2025）與會嘉賓、米蘭機場管理集團（SEA）董事、IREN能源環保集團董事，原意大利總理府幕僚長丹尼爾·喬瓦尼（Daniele De Giovanni），探討中、美、歐當下發展方向與多極化世界下各國的機遇與挑戰，以下為對話實錄。

**王文：**歡迎大家來到“明德戰略對話2025”。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丹尼爾·喬瓦尼。他是多家大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也曾任意大利總理辦公室幕僚長。在我看來，他是一位真正集政治、商業專長與學術研究經驗於一身的傑出人物。他懂政治、懂商業、也懂學術。歡迎丹尼爾，很榮幸有機會與你進行這次線上對話。

今年十月中旬，我們將再次邀請來自歐美的十餘位前政要、學者和媒體代表，在中國進行為期一週的深度調研，希望能幫助我們的國際朋友更好地瞭解中國。所以丹尼爾，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最關注中國的哪些方面？政治、經濟、工業還是新能源？

**丹尼爾：**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工業等各方面的發展都讓我非常感興趣，尤其是技術方面，我認為這是國家工業成功的基礎。2025年的上半年，我曾三次來到中國。對中國，特別是中國工業和主要的經濟關切點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關注你們對人口結構問題的重視。比如，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接近14%，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但我相信，中國具備充分的能力和長遠的眼光，能夠有效應對並妥善處理這一挑戰。每當我的中國朋友提到人口結構問題時，我常常這樣回應：我完全能夠理解。以意大利為例，60歲以上人口已接近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約為25%。正因如此，我們對你們在這方面的關切感同身受。

當然，與人口老齡化緊密相關的是公共財政所面臨的挑戰。對大多數國家而言，社會福利體系——尤其是公共醫療和養老金計劃——主要由國家承擔，這部分支出在整體福利預算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另一方面，中國也正應對公共債務上升的問題。儘管債務規模有所增加，但與此同時，國家經濟仍在持續增長。我知道有人對中國GDP增速放緩至5.5%左右表示關切，但就債務本身而言，目前並未出現可持續性問題。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想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的關鍵問題在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特別是在全球貿易萎縮、外部環境日趨複雜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賴出口，而內部消費仍相對不足。這使得中國在國際貿易收縮時，可能比其他經濟體面臨更大的挑戰。然而，根據2025年上半年我在中國的實際調研中發現，中國已在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方面做出了積極而明智的調整。除了歐洲這一傳統但日益難以滲透的市場之外，中國正通過東南亞等多個區域擴大出口渠道。這一策略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緩解當前各國在對美出口方面所面臨的普遍困難。

當地時間5月27日，馬來西亞吉隆坡，第二屆東盟-海合會峯會後，領導人們合影留念。 視覺中國

相比之下，歐洲在這方面處境更為艱難，因為我們未能像中國過去十年那樣，在東南亞等地實現相應的工業佈局與市場滲透。基於這些觀察，我認為與中國經濟形勢相關的主要關鍵問題可總結如下：一是加速推動內部消費，以應對因全球市場緊張與美國貿易政策可能導致的出口收縮；二是審慎管理內部債務，統籌協調投資計劃與公共福利支出，平衡經常性支出與投資性支出，以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健性。

“我信任中國政府，因為中國政府設定的目標最終都會實現。”

**王文：**你提出的觀察十分深刻，確實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了近距離且專業的分析。一方面，正如你所指出的，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不容忽視，60歲以上人口規模正在迅速增長。但另一方面，我也想與你分享的是，當前中國正全面推進“高質量發展”這一戰略轉型。

正如你所提到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正逐漸轉向更加依賴國內消費，而非以往以出口為主導的模式。與此同時，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如今中國的製造業中，機器人正逐步替代人工，成為生產線上的主力。這一趨勢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制造業領域面臨的勞動力壓力。

此外，中國在應對人口結構變化時，特別注重提升人口素質。儘管老齡化進程加快，但我們通過多種方式持續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例如不斷加強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或許你還記得，十到十五年前的中國城市，在秋季常被霧霾所籠罩，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而如今，生態保護已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原則，整體生態環境也已較過去有了顯著改善。所以，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低碳發展和高質量發展？

**丹尼爾：**我想説的是，我信任中國政府。因為中國政府每次做出的決定與設定的目標最終都會實現。回顧過去，中國過去三、四十年的發展軌跡就是一部完整的從設定目標到規劃並最終落實的過程。所以，一旦中國政府將生活質量和環境設定為目標，我對這些目標的達成毫不懷疑。

2025年上半年，中國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量增幅超過電力需求，導致煤炭發電量下降。 Ember報告截圖

當然，問題在於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時間跨度，或者説實現速度。關於生活質量和你正確提及的環境問題，中國當然做了很多，但本質上是在與自己鬥爭。沒有外部因素。如果看中國的能源結構，煤炭仍然占主導地位。所以，毫無疑問，如果能更快地推動能源結構轉型，與環境相關的目標就能更快實現。但同時，煤炭作為能源燃料的使用速度並未大幅下降。這就是為什麼我告訴你這是時間問題，以及改變速度的問題。這正是我認為時間與速度至關重要的原因——如何在保障能源安全與經濟穩定的前提下，更快、更穩地推進這場深刻的能源革命，將直接影響中長期環境目標的達成路徑。

坦率地説，我曾認為中國會更快地改變能源結構。在我看來，有幾個機會可以加速這一進程。最主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煉油能力，同時也是最大的廢棄物生產國，這些廢棄物可以用來生產燃燒產品並轉化為生物燃料。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沒有發生，因為如前所述，一旦中國設定目標，就會實現。所以，為什麼沒有將在中國龐大煉油系統中增加生物燃料生產設定為目標？這是我的一個疑問。也許存在某種限制，但我不清楚原因為何。不過，這將是加速脱碳和快速實現既定目標的最簡單途徑。當然，我重申，這些目標無論如何都會被實現。

**王文：**你提到的生物燃料確實是中國新能源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你所見，過去十年間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發展速度極為迅猛。以汽車產業為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其中新能源汽車的表現尤為突出，佔全球總產量的70%以上。有預測顯示，到2035年，中國市場上大多數傳統燃油車將逐步退出。這一轉變是革命性的——如今在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道上，隨處可見綠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車，這一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與此同時，你提到的中國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已突破總裝機容量的50%，這標誌着能源結構轉型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可以説，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規模空前的能源革命。展望未來，你認為中國的新能源轉型將如何進一步發展？它將對全球能源格局和氣候變化應對策略產生怎樣的影響？在你看來，這一轉型對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而言，將構成重大挑戰，還是成為重要的積極力量？

**丹尼爾：**請允許我就你提出的關於電動汽車和能源生產類型變化的觀點發表評論。毫無疑問你是對的。中國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快速瀏覽了本世紀初的有關數據：僅僅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國就用25年的時間，就產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鑑於當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至關重要，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要重點強調的是——速度問題。降低碳排放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切切實實在影響我們生存的環境，這也是為什麼我堅持要加速的原因。當然我並不是説中國做得不夠，而是中國可以做得更多，中國擁有驅動力和方法來達成這個目標。

我提到的生物燃料確實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從技術條件到煉油基礎設施，特別是原料來源來看，中國在這方面具備顯著優勢。我曾閲讀過一些關於食品加工與煉油結合的研究，其中提到中式烹飪中產生的大量廢棄食用油，可以較為高效地轉化為生物燃料。

不過，我想回到你剛才提出的問題：新能源轉型對全球意味着什麼？我認為這並非挑戰，而是一個已經顯現的重大機遇。以光伏領域為例，中國不僅在製造規模上領先，更在技術迭代、成本控制和全球應用推廣上推動了整個行業的變革。這種發展模式正在為全球能源轉型提供可複製的路徑，並顯著增強了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與能力。

面對中國新能源產業崛起，歐洲在“受苦”嗎？

**王文：**感謝你對中國新能源轉型的評價。我真誠地希望所有歐洲媒體都能分享你的觀點。因為，你知道，我每天都閲讀歐洲媒體，尤其是英文媒體。我注意到歐洲輿論對中國在低碳發展方面的評價仍存在分歧。事實上，中國人非常尊重歐洲方面提出的不同觀點。過去20年，我們一直將歐洲視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領導者。然而，近年來我們注意到，歐洲的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夠迅速。另一方面，歐洲似乎並未充分認可中國對氣候變化的貢獻。不知你是否認同我的這一觀察？所以我的問題是：你能談談當前歐洲對中國的態度嗎？特別是在新能源轉型方面？

**丹尼爾：**如你所知，歐洲內部當下關於幾年前制定的綠色政策指導方針——即所謂的“綠色新政”的爭論日益激烈。越來越多的成員國達成共識，認為“綠色新政”是一個錯誤，並非因為目標錯誤，因為如果你問普通民眾是否同意改善環境，答案總是肯定的，爭論的關鍵在於如何達成這一目標，特別是該政策已經且仍在產生的各類影響，例如對交通和運輸業的影響。

你提出的觀點非常敏鋭，也恰恰反映了當前歐洲在綠色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核心矛盾。讓我嘗試將你描述的情況與你之前關於中國的問題聯繫起來分析。對“綠色新政”背後的意識形態存在一些批評，即歐洲基本上在“受苦”。

歐洲在承擔着嚴格的減排責任、推動產業轉型的同時，卻看到全球排放總量並未同步下降，甚至有經濟體在持續增加排放。這種不對稱的局面，容易引發公眾對政策成本與公平性的質疑。舉一個與電動汽車相關的具體例子。歐洲為自己強加了嚴格的執行規則，但這些規則現在正受到挑戰，因為有觀點提出傳統發動機的終結應該被推遲。一種觀點認為，歐洲的激進轉型可能“無意中”為競爭對手創造了市場空間，甚至客觀上削弱了自身的工業基礎。歐洲是在摧毀自己的汽車工業，在扶持或促進中國的電動汽車生產。怎麼説呢，那些想否定歐洲“綠色新政”的人，常常以此為例，卻忘記了今天中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地位是戰略思維決策和能力的結果。

所以，我想強調的是，如我一開始所説，當中國設定目標時，它就會實現。電動汽車產業就是最好的例子。20年前，中國在電動汽車領域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才剛開始思考這個行業。而如今，中國已是該領域的全球領導者。所以，最終，中國再次證明了它有實現所決定之事的能力，這是成功的關鍵要素。

今年上半年在中國待了三次後，我在意大利與人們交談時，經常被問到什麼給我印象最深。答案始終一樣：與其説是中國的技術水平，不如説是技術的普及度。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廣泛地將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傳播到整個社會。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要素。因此，回到你關於挑戰還是機會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在更綠色經濟中傳播技術創新來幫助歐洲、幫助世界。

任何與長遠發展相關的事情，都不在當今歐洲的政治議程上

**王文：**有趣的是，我認為你指出了一個被西方社會長期忽視的中國非常重要的優勢。坦率地説，就是中國的制度優勢。因為在過去的多年時間裏，從西方學界或西方商界人士的角度看，他們常常低估了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落實目標的政治能力。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優勢。坦率地説。因為你曾擔任意大利總理的幕僚長，你非常清楚推動政策落實有多困難，而這正是中國的政治優勢所在。

所以，我特別想了解你對當前歐洲政治的看法。許多中國人認為歐洲正日益碎片化。特別是在過去幾年，烏克蘭危機似乎模糊了歐洲的長遠戰略。有時我會感到非常困惑。看起來歐洲似乎被烏克蘭危機綁架了，看待問題缺乏遠見。不知道我的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所以我想聽聽你關於歐洲政治的看法。因為中國有些人認為歐洲在快速衰落，儘管我並不這麼認為。但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歐洲的政治未來？歐洲國家和歐盟未來會復興、再次崛起嗎？

**丹尼爾：**你抓住了問題的關鍵點。你感到困惑是正常的，因為我也困惑，每個人都很困惑，因為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問題的關鍵信號。

讓我試着回答你的問題：如今由於歐洲內部存在的問題，每個成員國都更加關注自身需求，與此同時，各國政府也需要給民眾以及即將走向投票箱的人們一個交代。所以，歐洲當下存在一種短期主義盛行的現象。因此，任何與長遠發展相關的事情，都不在當今歐洲的政治議程上。

你提到烏克蘭危機。但我首先要回溯到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那時歐洲就已經出現碎片化的跡象。但關於這一點，我可以根據親身經歷作證。我曾與我的朋友——一位曾在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主導歐洲某國政治的教授——深入交流過。當時我親身參與了2008年北約峯會的相關籌備與討論。正如你所提到的2022年烏克蘭危機，以及2014年克里米亞問題，要理解今天局勢的根源，我們需要回溯到2008年。在那次具有特殊意義的北約峯會上，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議題首次被正式提出。可以説，這正是當前一系列地緣政治變局的起點。當時內部對此就存在爭論。一部分觀點認為，在全球格局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不應將這一問題提上議程，更無需改變現狀。然而，歷史的發展表明，那場會議確實成為了後續一系列變化的開端。

2008年的北約布加勒斯特峯會上，美國總統小布什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交談。

現在發生了什麼？每個歐洲國家都因內部問題自顧不暇。還記得當時引入的術語嗎？回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其對希臘、意大利等國的衝擊尤為深重——這些被稱為“笨豬四國”的國家（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一度陷入債務困境，受到評級機構和國際市場的持續壓力。特別是在希臘債務重組的過程中，歐洲內部出現了顯著分歧，各國在應對策略上缺乏一致性，整體決策機制顯得碎片化。自此以來，不同的選舉週期與國內政治議程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離心力，形成了一種負向循環。

如今，歐洲整體形勢可以説處於一個相當複雜的階段。兩個核心國家——德國與法國——都面臨棘手的國內局面。法國的公共債務水平急劇攀升，已接近曾被視作“債務高危”的意大利的水平；而德國也難以像過去那樣，展現出引領歐洲應對挑戰的強勁力量與凝聚力。

所以，如你所言，歐洲正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碎片化的階段。最嚴峻的是，在每個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新黨派。西班牙有崛起的黨派，法國有崛起的黨派，德國有崛起的黨派，意大利也有。我們幾乎都有不太支持歐盟及其作用的人。我提及此點是因為這些新變化對歐盟機構的運作至關重要，歐盟做出的決策需要全體一致表決。你知道，當你有27個國家時，要就任何決策達成一致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我向你所説的，歐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議程偏好的當下。

就在昨天，捷克舉行了選舉，結果這個國家最民族主義的一面再次顯現。因此我認為，歐洲若想擺脱當前決策效率低下、行動滯後的困境，就必須推動根本性改革，從調整基本規則入手。否則，體制的僵局將持續阻礙歐洲應對內外挑戰的能力，甚至可能進一步削弱其整體行動力與影響力。

中國能做些什麼來改善與歐洲的關係？

**王文：**是的，我完全同意你提到2008年是歐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實際上，我記得那年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工作。我聽到很多美國專家提到當時的歐盟仍然非常強大，其GDP總量在2008年遠超美國。但在金融危機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金融危機發生在美國，但很快就蔓延到了歐洲。2010、2011年你提到的歐洲發生了債務危機。許多歐洲國家陷入債務危機，直到現在，所有歐洲國家仍在消化這場危機。

所以在我看來，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但就中國而言，我們始終尊重歐洲。我們想與歐盟交朋友。但問題是，一方面，歐洲人民、歐洲商界人士將中國視為大國，特別是經濟大國，想從中國賺錢獲益；但另一方面，許多歐洲政界人士也將中國崛起視為對某些國家和個人的威脅。

所以我的問題是：因為你如此資深，懂商業、懂政治、懂學術。我想問的是，中國該如何讓歐洲減輕對中國的這種不適感，讓歐洲人民減少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中國能做些什麼來改善與歐洲的關係？因為如我所説，中國方面還是希望與歐洲建立非常好的關係，我們也希望助力歐洲的可持續發展。

**丹尼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在今年上半年調研中國的期間就曾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正如我之前就其他問題所説的，一方面，中國被視為挑戰，另一方面又是機會。但這種認知需要管理。管理是非常微妙的事情，你需要聰明的人，而一些古老的智慧已經丟失了，所以我們並非處於管理非常複雜問題的最佳狀態。正確的路徑是《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該協定在2020年底幾乎達成。在我看來，這才是我們需要達成的合作框架。

我認為我們必須投資於互信。這並不容易，因為你之前提到的，歐洲是碎片化的，誰在領導歐洲？歐盟正在失去權力，甚至失去更多權力。美國的政策恰恰直接指向削弱歐洲。看看中歐在全面投資協議的談判期間做了什麼：意大利致力於保護其食品、製藥與設計產業，德國則重點維護汽車和機械製造等核心工業利益。這種基於國家產業結構的利益分化，使得第三方（如美國）能夠通過針對性策略對不同國家施加影響，從而弱化歐洲的整體談判立場。所以正如我所説，中歐需要互信，並重啓一些有趣、更開放和平衡的項目。

而且，我想提出第三類事項——這是今年上半年我們在中國深入探討的一個設想：為什麼歐洲和中國不能在世界其他地區，比如非洲，共同開展一些項目？非洲是一個與歐洲非常接近的大陸。中國在非洲已有大量投資，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但非洲部分地區確實面臨困境，這一點我們都很清楚。或許可以從一些聯合項目起步，在遠離歐洲和中國的地區推動合作，以此展現雙方共同為全球福祉作出貢獻的意願。

2023年12月4日12時10分，我國在酒泉衞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成功將援埃及二號衞星發射升空。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那就是建立互信的重要性。在我看來，一個有效的切入點是從社會的年輕一代着手，特別是通過學生交流項目。這是一個極具潛力的起點，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文化的交融以及信任的萌芽。試想，如果你在學生時代就結識來自其他國家的人，與他們交談、討論、成為朋友，那麼二十年之後，當你成為本國政府的高級官員，而對方也在其國家擔任要職時，你們之間已經存在一條溝通的渠道。這條始於青春的紐帶，或許能在未來關鍵時刻，為雙方共同面對的問題提供對話基礎甚至解決方案。因此，對話至關重要，而年輕時開始的對話，其影響往往更為深遠持久。

**王文：**丹尼爾，我真的從你這裏學到了很多。我最後兩個問題是，我想聽聽你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建議，因為你無疑與中國企業領袖有着廣泛的互動。你能分享一下你對中國公司和中國商人在國際場合的印象嗎？特別是，我尤其想知道你對當前正在海外開拓市場的中國公司有何建議？因為你知道，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和大公司走出去，他們有時感到困惑，也感到困難。作為一名資深人士，你對他們的建議是什麼？

**丹尼爾：**你説得對，商業合作往往比想象中更復雜。尤其是在同一行業領域——比如能源或工業——要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確實需要深入的努力。但根據我的經驗，特別是在外派期間協助意大利、歐洲企業與中國公司對接的過程中，我發現關鍵在於對雙方價值鏈進行細緻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找到互補的空間。成功的合作往往建立在“以所有換所需”的邏輯上：無論是生產設施、產品範圍、市場渠道還是技術能力，雙方能夠互相補充、彼此賦能。這些要素正是鑄就成功合作故事的基礎。當然，正如你所指出的，任何一方都不應抱着征服或主導的意圖而來。無論企業規模大小，都應擁有清晰的角色與定位。這需要前瞻性的規劃，也需要平等與尊重的態度。所以在這一點上無可匹敵，但仍然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認為意大利與中國之間的合作潛力，確實在許多方面優於其他國家，這主要源於雙方工業特質的高度互補性。以德國為例，中國已在多個工業領域建立起顯著競爭力，與之合作的結構性空間相對收窄。而意大利則不同——你們在許多機械行業的細分領域仍保持着全球領先地位，尤其是在那些高度專業化的中小型企業集羣中。這種“精而強”的產業模式，恰恰是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所需要借鑑與對接的。

意大利蘭博基尼拖拉機 資料圖

因此，我們面臨的挑戰並非是否要合作，而是如何“化圓為方”，坐下來共同尋找合作的精準接口。對此我抱有充分信心。當然，這一切仍要回歸到互信的基礎之上。只有當我們彼此信任，願意圍繞同一張桌子尋找解決方案，合作才能真正落地。任何能夠促進對話、加深相互理解的努力都值得推動。就目前而言，中歐雙方之間的認知仍顯不足——即使在商業層面，我們或許知道對方的市場份額、企業領袖，但那更多是名義上的瞭解，尚未轉化為深層次的戰略互信。

我知道歐洲商會正在做出一些努力，但那些是更制度化的東西。我傾向於一對一的對話。這是我的經驗。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中歐、中意之間的互補性提供了很多機會。當然，關鍵詞是平衡和共贏。即當你向我提出某項合作時，它必須對你有益，但也必須對我有益。

若歐洲不改革，將難以在全球格局中確立長期角色與戰略方向

**王文：**最後一個問題，讓我們談談未來。如你所知，中國人民大學現在正在做一個關於2050年的重大項目。這個項目旨在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之後人類更遙遠的未來提供中國方案。所以我的問題是：歐洲人也有類似的2050年長期計劃嗎？我是説在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之後的計劃？你認為2050年的國際政治結構會怎樣？國際經濟結構會怎樣？歐洲有戰略家在思考如此長遠的視角嗎？

**丹尼爾：**正如我們之前所討論的，歐洲內部的碎片化與應對即時挑戰的壓力，確實嚴重製約了其規劃中長期未來的能力。

整個歐洲的政治議程正日益被短期事務所主導。正如你所説，如今歐洲的政治週期往往以兩年為單位，甚至更短。以意大利為例，儘管下一次大選在2027年，但政治討論和決策已開始圍繞這一事件展開。在這種環境下，長期戰略很難獲得持續的政治關注與資源投入。我們作為歐洲人已經喪失了——我不會説是能力，而是——長期思考的政治意願。回顧過去，上一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宏大項目還要追溯到近三十年前歐元的創立。而如今，“綠色新政”雖被提出，但其推進過程仍不斷受到短期政治波動與利益博弈的干擾。這種局面若不改變，歐洲將難以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格局變動中確立其長期角色與戰略方向。

我們是有能力做事的。另一個更能説明歐洲協調應對能力的例子就是我們如何應對新冠疫情。那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我們能夠團結一致並制定一些指導方針，我們成功了。但那是因為有緊迫性，而緊迫性並非今日的主要因素，這就是最大的問題。歐洲未能認識到我們在管理某些重大問題上的緊迫性是最令人擔憂的一點。也許有些聰明人知道問題所在，但他們不夠強大或不夠投入，無法將長期問題或長期目標提上議程。

而且政治和商業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即所謂的“短期主義”。你知道，公司主要關注每個季度的業績，因為市場對業績有預期，所以你只能一個季度一個季度地努力滿足市場預期。政治也是如此。雖然不是按季度，但圍繞着選舉的普選和地方選舉。所以政治週期如此之短，政治規則現在也使得你沒有動力去長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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