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頁紙，6000字，石破茂戰後80年“個人見解”都説了什麼？

綜合日媒報道，當地時間10日，即將卸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發表了戰後80週年的“個人見解”，這篇講話未經內閣會議敲定，全文為7頁A4紙，大約6000字，主要討論了“日本國內政治體系為何未能遏制戰爭”這一問題。在記者會上他還表示，此文“並非倉促寫就”，經過了20次修改。

在講話開頭，石破茂基於戰後50、60、70週年的首相談話表示，他在歷史認識方面繼承着歷代內閣的立場，但強調，過去三次談話中，對於“為何未能避免那場戰爭”的問題觸及不多。“即使在紀念戰後70週年的談話中，也有一段文字寫道：‘日本試圖通過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僵局。國內政治體制無力阻止這種行為’，但並未提供更多細節。”

石破茂表示，“值此戰後80週年之際，我願與日本國民一起反思”，隨後詳細列舉了當時日本在極大方面存在的問題：如舊日本帝國的憲法、政府、議會、媒體、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問題等。

他提到，1941年日美開戰前，年輕官僚等精英雲集的“總力戰研究所”雖然預測“日本必敗”，但未能阻止開戰，原因在於戰前缺乏合理整合政治與軍事的機制，應該強調政治在軍事之上的“文官統制”的重要性。

石破茂還指出議會對軍方的審查職能欠缺。1940年日本議會上，前眾議員齋藤隆夫發表了“反軍演説”，批評中日戰爭，但大部分內容從會議記錄中被刪除。

此外，言論控制加大導致媒體轉而鼓吹戰爭，以及存在對國際形勢的誤判等因素，也不容忽視。

他主張，通過每個國民對先前的戰爭與和平的方式進行主動思考，和平國家的基礎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在戰後最嚴峻複雜的當前安全環境下，必須把歷史教訓銘刻於心。”他還認為，如今的內閣不應該迎合大眾輿論，鼓吹民粹和排外主義。

針對石破茂的戰後80年“個人見解”，日本各黨褒貶不一。

儘管石破茂以“個人見解”的形式發表講話，自民黨內對其表態的反對聲浪強烈。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明確表示反對稱，“戰後70年談話已是最佳版本，無需新的表態”，還有自民黨人士此前希望“擱置發佈”。

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藤田文武則對發表時機和形式提出質疑。他稱目前處於首相交替時期，並且此次講話以“不經內閣會議敲定、搞不清楚正式還是非正式的形式發表，這種做法有待商榷”。

日本國民民主黨黨首玉木雄一郎則表示肯定，認為石破茂“洞察到導致戰爭的體制問題，這一點很新穎，具有一定的意義。”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批評稱，其講話“完全沒有表示對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反省。”

不過，在面對鳳凰衞視記者提問時，石破茂則強調：“政府從未説過‘那場戰爭不是侵略’這樣的話。我本人也持相同立場，這一點必須正確認識。過去，日本在中國或在亞洲所做過的事，必須要有準確而清醒的認識。我們日本人可能會遺忘，但亞洲各國的人們並沒有忘記這段歷史，這一點我們要深刻意識到。必須讓國際社會認識到，日本人真誠地面對歷史，這一點非常重要。”

觀察者網時政評論員認為，石破茂以不經內閣會議敲定的形式發表“個人見解”，深入闡釋日本為何會走向戰爭的內在機制，這在戰後日本首相中是首次，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石破茂卸任首相前的政治勇氣，也表露出了在內部政治關係中，其個人的無力感。

另一方面，在講話中迴避了關鍵的“侵略”二字，卻在記者會上承認“侵略”，也表露出了某種兩面性，而且一如其聯大演講，終究沒有説出“道歉”。

這與日本政壇持續右傾化的背景密切相關，甚至日本社會都認為，已經不能用尋常的“鷹派”來形容某些極右翼分子、政客與歷史修正主義者，而出現了一個更獨特的稱呼，即“笨派（バカ派）”。“笨派”人士固守所謂“靖國史觀”，否認慰安婦問題與南京大屠殺等重大加害事實，甚至以“復活特攻精神”的姿態，一路朝着篡改歷史的方向猛衝。儘管這一稱呼帶有貶義，卻也準確揭示了其背後所體現的，是一種非理性、近乎狂熱的極端主義，而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政客。

相應地，石破茂在“個人見解”中強調，當代政治人物必須具備不屈服於短期民意的責任感。他明確表示，絕不能為迎合一時輿論、助長民粹或排外情緒而犧牲國家長遠利益，直指選票政治下的短視行為。這番話也可視為對高市早苗等極端保守派政客近年政策傾向的間接回應與委婉警告。

然而必須指出，石破茂仍屬於保守右翼陣營。他此前曾支持修改“無核三原則”，並推動建立東亞版“北約”，在日本政治譜系中屬於對華強硬的武力路線。因此，在此次談話中，他並未否定2015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提出、標誌“道歉外交”告一段落的“安倍談話”，顯示其在歷史認知上仍延續着安倍路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此前指出，中方始終認為，以正確態度認識和對待歷史，以實際行動體現對侵略歷史的反省和道歉，是日本戰後重返國際社會的重要前提，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事關日本與鄰國的關係，也事關日本的國際形象。

但是，石破茂的“個人見解”中，最值得玩味的一處，或許是關於“天皇”的空白。

在分析舊日本“憲法的問題”時，石破茂説：

直到日俄戰爭時期為止，元老仍在外交、軍事和財政三方面發揮着統合的作用。作為曾以武士身份從事軍事活動的人物，元老們對軍事有着深刻的理解，並能夠加以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話來説，“元老、重臣等超憲法性存在的媒介”，在國家意志的統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着元老們相繼去世，這種非正式機制逐漸衰退。之後，在大正民主時期，政黨試圖在政治與軍事之間實現統合。傳統上，“統帥權”僅限於與作戰指揮相關的“軍令”領域，而在涉及預算與體制建設的“軍政”方面，則被解釋並運作為內閣成員即國務大臣的“輔弼”事項。可以認為，文官統制的制度性缺失，是由元老、其後由政黨，通過實際運作的方式加以彌補的。

那麼缺失之後呢？《明治憲法》第11條規定，“天皇是陸海軍的統帥”。

既然石破茂認定的彌補機制失效，要解答“憲法”和“統帥權”的相關問題，是不是就要引出天皇的責任問題？

他是要歸罪於軍部，為天皇説兩句好話；還是要進一步挑明？

都沒有。

“憲法的問題”在此戛然而止，石破茂直接轉進到下一部分“政府的問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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