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偉寧、王文：我打賭，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把人送上月球的國家

2025年隨着九三閲兵以及福建艦電磁彈射試飛成功，中國在軍事領域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也引發了外界擔憂：一個軍事實力大增的中國，會如何行事？在中美競爭已經白熱化的階段，雙方會不會產生軍事上的誤判？

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與全球領導力學院共同承辦的國際戰略學術交流活動“明德戰略對話（2025）”即將於10月13日-17日召開。

10月11日，王文與受邀嘉賓之一、美國空軍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長馬偉寧（Brendan S. Mulvaney）進行對話，探討中國九三閲兵、中美軍方合作、太空軍事競爭等議題。以下為對話實錄：

【對話/王文、馬偉寧】

**王文：**大家好，歡迎來到“明德戰略對話”。我是王文。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我的老朋友馬偉寧博士（Dr. Brendan Mulvaney）。他是我將近20年的朋友了。他的中文名字非常棒——馬偉寧，寓意着“偉大、和平”。他曾是美國空軍的高級軍官，也是美國軍界少數能夠講一口流利中文、並且對中國發展有着非常深入理解的知名專家之一。

他原本已經答應參加2025年的“明德戰略對話”，但很遺憾，由於種種原因，這次沒辦法來中國。這對我來説確實是件憾事。不過我很想聽聽你的看法，偉寧，因為我知道你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中國了，對嗎？那就先和我們談談原因吧。如果你有機會再來中國，你最想觀察和了解的會是什麼？

**馬偉寧：**首先，非常感謝您的邀請。我們本來離成行已經非常近了，但美國政府停擺把計劃徹底打亂了。不過我仍然很高興能有這次交流的機會。上一次我到中國是在2019年11月，當時去了北京和上海，不僅見到了很多老朋友，還參加了幾場學術活動和研討會。

遺憾的是，到現在已經過去很久了。正如你所知道的，如果人不在現場，就會對真實的情況失去感知，只能依賴媒體的信息。而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媒體，都有各自的立場和議程。所以，到實地瞭解真實情況才是最重要的。我原本特別希望這次行程能讓我看看上海以及周邊一些城市，瞭解經濟發展狀況，看看人工智能和技術的進展——這是中國過去10年、20年來投入巨大的關鍵領域，也想親眼看看自我上次來訪後的六年間，這些方面發生了多大變化。這就是我最期待通過這次訪問獲得的東西。

中美軍方不必意見一致，但必須理解對方在想什麼

**王文：**我同意你的看法。如今的中美關係確實令人遺憾，讓我們這樣的老朋友無法再見面。但我仍然非常有信心，我們很快就能再見面。

我還記得十多年前，我邀請你與空軍大校戴旭教授進行了一場對話。我們還把你們的兩場對話整理成了一本書。我認為那本書非常有意義，因為那可能是中美軍方、軍官之間最後一次出版成書的對話。那本書在中國還成了暢銷書。

所以我想問你，對當前的中美關係，尤其是兩國軍事關係，你怎麼看？

**馬偉寧：**我現在書架上還擺着那本書。當時參與那一系列討論和對話的經歷非常寶貴。

觀察兩國軍事關係的起伏變化非常有意思。我剛到中國之前（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軍事關係通常是最先被切斷、也是最後才恢復的。到了2000年代初期，這個情況發生了逆轉，軍事對話逐漸成為兩國關係的一個穩定基礎。

但很遺憾，自新冠疫情以來，這一基礎並沒有真正恢復。這非常可惜，因為我認為軍方之間的對話——自由、開放、坦誠的交流——至關重要。我們不需要意見一致，也不需要看問題的角度相同，但我們必須理解對方在想什麼。

我注意到在過去六到八個月裏，這方面有了一些變化，開始出現一些恢復的跡象。我希望這些努力能重新建立起雙方的關係，因為它們對溝通、相互理解、以及形成對彼此認知的共識都極為重要。我們當然會有分歧，也會有衝突點，但只要能夠就這些問題進行對話，就有機會避免危機和誤判，而這對於管理大國關係來説至關重要。

**王文：**你提到的“分歧”和“潛在衝突”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也同樣關心。不過從長期來看，我依然有信心，中美關係終將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但眼下，正如你所説，看起來確實存在衝突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請教你的看法：在你看來，中美關係的“最壞情況”是什麼？因為在中國的互聯網輿論場上，許多網民都擔心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這樣的可能性存在嗎？

**馬偉寧：**我和很多美國領導人談過這個問題。戰爭當然是有可能的，這確實是一個不幸的現實，但它完全可以避免。

我總是向人們推薦現在的澳大利亞駐美大使陸克文（Kevin Rudd）寫的那本《可避免的戰爭》（The Avoidable War），因為中美之間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走向戰爭。我認為這對兩國、對本地區乃至對全世界都至關重要。

澳大利亞駐美大使陸克文和他的書《可避免的戰爭》

是的，最壞的情況當然是爆發某種重大的武裝衝突，而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同時，也有很多途徑可以避免這種結果，並通過某種形式的共識來避免衝突。這正是我們都應該努力的方向。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對話和交流——哪怕只是為了理解對方在想什麼。

**王文：**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陸克文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多次來過我們研究院。他的那本書的確是一本非常典型的著作。

但另一方面，正如你説的，我們不僅要保持對話，也要進行實地觀察。這也是我想邀請你來中國進行深入觀察的原因。

那麼就關於觀察的問題，你作為一名資深的美國軍方官員和中國問題專家，長期以來都在關注中國。我想問，你有沒有關注2025年10月北京的閲兵？你對近年來中國的軍事發展有何看法？

**馬偉寧：**是的，我們當然非常關注這次閲兵。我的研究機構的重點領域之一就是中國的航空航天能力，所以這次閲兵自然是我們重點分析的對象之一。

我認為這次閲兵充分展示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程度，也為中國向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展示解放軍的先進性以及近年來的巨大變化提供了良好機會。回到上世紀90年代甚至21世紀初，大家都很清楚，解放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時有現代化的規劃，但尚未真正實現現代化；有追趕的目標，但與領先國家的差距依然很大。

1999年國慶閲兵，東風-31洲際彈道導彈經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閲 路透社

這次閲兵展示了過去這些年投入帶來的成果，尤其是對人的投資——從江澤民時代末期，到胡錦濤時期，再到如今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在人才、工程師和科學家上的投入，以及通過“軍民融合”將這些資源注入解放軍的努力，都在這次閲兵中得以體現。從高超音速武器領域的領先地位，到對空中、水面、水下無人系統的大規模投入，再到太空與信息支援力量、新的信息支援部隊，以及網絡與航天力量等，都得到了全面展示。尤其是首次公開展示的“三位一體”核力量，更凸顯出中國追趕速度之快，遠超許多人此前的預期。

**王文：**你剛才談到了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中國近年來的進步非常快；另一方面，我們也承認，與美國軍力相比我們依然存在較大差距。

所以我接下來要問一個可能有些敏感的問題：如果你有機會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老師，你會建議解放軍在哪些方面向美軍學習？反過來，如果你是美軍的老師，又會認為美軍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鑑解放軍的經驗？也就是説，從雙方的角度看，你怎麼看待彼此可以學習的地方？

**馬偉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也確實經常在想，如果我是中國的領導人，我會怎麼思考、如何處理問題。

如果讓我來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傳授經驗，我認為有一些跡象表明解放軍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改變思維方式和組織文化。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這樣的動向。在美國，這種理念叫“任務指揮”（mission command），核心思想是建設士官隊伍、培養初級軍官，並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與自主性。

閲兵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硬件與技術，但閲兵無法展示的是：你的人才是否成長了？他們是否受過良好訓練？你是否對人進行了足夠的投入以確保這些裝備能夠被有效運用？如果我來設計一門解放軍的課程，這肯定是我會重點關注的方面之一。

至於美國方面，則要避免我們稱之為“鏡像思維”（mirror imaging）的一種思維方式。也就是説，不要假裝自己是一個“戴着中國軍帽的美國將軍”。你不能用美國將領的思維去設想中國的戰略，而必須學會從中國將領的角度去思考，站在中國戰略家的立場來理解問題。你必須理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與美國完全不同，這意味着中國所採用的裝備、系統、戰術、技術、作戰程序和戰略都不會與美國相同。

這再次回到一點：要理解中國，你就必須與他們接觸、交流。你必須和他們討論問題，比如“你怎麼看待人工智能控制核武器？”“你怎麼看待人工智能控制飛機或無人機集羣？”我們不需要意見一致，但必須通過對話來理解中國的思維方式。

所以每當我有機會與美國將領和政策制定者交流時，我都會強調一點：要從中國的視角出發思考。中國、中國共產黨以及解放軍的目標是什麼？他們會在自身的體制內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問題不在於“如果美國處在他們的位置會怎麼做”，而是“中國會怎麼做”。

這就是那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解放軍需要像整個中國體制所做的那樣，在人身上進行更大的投入，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力。另一方面，美國則需要重新學會理解中國人民。

我曾聽到一個數據，雖然不確定是否準確：在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中國學生人數，比全中國的美國學生人數還多。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我們必須去改變它。

中美兩國軍方仍有合作機會

**王文：**有意思。你提到實際上中美兩國軍隊之間的合作依然可能。正如你所説，我們需要對話。事實上，過去兩國在索馬里反海盜行動中就需要合作。今天我們也仍有很多共同任務需要完成以維繫合作。所以我認為，中美兩軍持續開展對話，正如你所強調的，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除傳統軍事威脅外，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疫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也日益凸顯。我的下一個問題是：美軍應當如何把這些因素納入其總體戰略規劃與風險評估？當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中美在這些領域是否存在較多合作空間？

**馬偉寧：**在未來當然有。我提到的兩點之一是人工智能的使用，我認為這無疑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正如我們在俄烏衝突中所見，無人機的使用以及人工智能潛在的規模化應用，儘管目前為止程度不高，但確實可能改變戰場上局勢升級的速度。我認為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有共同利益確保由我們來掌控任何危機或衝突的升級節奏，而不是讓計算機或外部機構替我們做出這些決定。因此，理解相關術語、理解這些術語的含義以及雙方將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絕對是可以在不影響各自國家安全（無論是中國的安全還是美國的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合作與討論的內容。

圍繞這些問題的討論，我認為將有助於全球穩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然是我們如何管理當下世界正在發生的各類危機。希望中東的局勢如今已經相當程度地趨於平靜。和平方案我想很快就會簽署，雙方已經予以通過，這有助於局勢緩和。

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方式共同努力，停止在烏克蘭的紛爭，並以和平方式解決，讓局勢回到戰前狀態，那麼我認為這也是中美雙方都可以在軍事層面、但同時也在外交與經濟層面運用各自影響力與槓桿去促成的事情。在這些可以為穩定而合作的領域裏，我們能夠為雙邊關係搭建一個個小的積木，再在此基礎上擴展到兩國之間更大的合作。

**王文：**我完全同意。一方面，我們必須維護穩定的國際體系，避免軍事衝突與風險；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管控危機、防止誤判。

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展望未來五到十年，哪些國家安全威脅最令你警惕、甚至夜不能寐？你認為對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

**馬偉寧：**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也很難只挑一個，因為挑戰很多。

當然，我們正在等待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防務戰略》。我們預計它們會更關注對美國本土的挑戰，而我認為這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被低估了。維持穩定，以及維持在全球範圍內對各類侵略行為實施威懾的能力，不論其來自何方，這才是最大的挑戰。坦率説，我認為最具潛在破壞性的因素之一是常規彈道導彈、洲際彈道導彈這類遠程武器，因為它們可能帶來不穩定，並提高不必要升級的概率。

我認為俄羅斯持續的侵擾行為也值得關注。我們姑且稱之為“灰色地帶”，儘管我其實並不喜歡這個術語。針對北約盟友的此類舉動，確實有可能將美國及我們的盟友夥伴拖入歐洲更廣泛的衝突，這當然是我們高度關切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確保一方面烏克蘭危機與戰爭能夠儘快並且穩定地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它不會外溢擴大。

今年8月，特朗普在白宮會見澤連斯基 紐約時報

老實説，我不認為中國在未來五年內可能發起衝突。我對此持相當樂觀的看法。長期來看，也許存在一些無法解決的矛盾，但就菲律賓以及南海的一些問題而言，我不認為那會演變成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的重大沖突。顯然，該地區存在一些問題與挑戰，我們兩國在其中存在分歧，台灣問題尤為突出，但東海和南海的其他矛盾也需要通過保持對話來加以管控，確保不發生升級。

總體而言，我會説對本土的挑戰是重點。其後是在歐洲因俄羅斯威脅引發的衝突風險，以及中東地區的普遍不穩定。儘管我希望，從現在起那裏的局勢能夠稍微平靜一些。如果哈馬斯、真主黨以及伊朗政權的其他代理人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製造那麼多混亂與分裂，而以色列和美國正在推動和平，我認為這會在一定程度上讓該地區“降温”。

未來太空資產會愈發重要，但仍很難保護與防禦

**王文：**是的，很有意思。你提到當今世界發生了這麼多衝突：烏克蘭、阿富汗，甚至南蘇丹、也門、索馬里、印度、巴基斯坦，有這麼多戰爭。但我更關心的是，美國有哪些新的準則來阻止或預防更多戰爭的發生。有些人可能會批評美軍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甚至特朗普總統也常常自誇他阻止了六七場戰爭，但卻與諾貝爾和平獎失之交臂，他或許因此有些惱火之類的。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如今會發生這麼多戰爭——也就是在過去兩三年裏比以往更多？美國軍隊如今的行動“新規則”是什麼？

**馬偉寧：**我認為，如果我們從全球來看，世界上總是會存在某種形式的戰爭或衝突。顯而易見，歐洲的這場戰爭（俄烏衝突）是很長時間以來的第一場重大戰爭。至於中東和非洲，情況各異；而令人慶幸的是，亞洲和東南亞似乎總體比較平靜。

那些地區過去也出現過一些小規模戰爭和叛亂等，如今看起來相對安靜。南美總體上也比較平靜穩定，並更多地訴諸外交手段而非軍事手段，我認為這是一個積極信號。基於這些，我不太同意“過去兩年比過去十年或二十年衝突更多”的這種概括。毫無疑問，媒體的興起以及普通民眾將信息上傳網絡、讓數百萬乃至數十億人看到的能力，使全世界產生了一種“到處都在發生事情、必然是不安全時期”的印象。

但我不認為這一時期的實際情況一定比其他時期更不安全。美軍將繼續支持和保衞美國政府以及我們的盟友與夥伴，並持續為全球的穩定、安全與和平而努力。當然，我們必須具備威懾戰爭的能力，並在必要時具備制止戰爭的能力。

2021年8月美軍在混亂中撤離阿富汗

這意味着我們必須保持強勢（aggressive）——或許“強勢”不是最恰當的詞，“積極介入”（actively engaged）更合適。也就是在全球範圍內，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積極互動，同時也與那些可能挑戰我們盟友、夥伴或戰略利益的行為體進行博弈。

因此，即便我們在調整關注重點，同時讓歐洲盟友、以及日本和韓國在自身防務與集體防務上承擔更積極的角色，我認為美國仍將是一個領先的夥伴，並提供目前只有美國能夠提供的那些能力。這大致就是我對未來數年美軍在全球參與態勢的看法——會持續下去。

**王文：**是的。不過觀察這些戰爭，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和無人機正在被以新的方式應用，對吧？人工智能並非自主系統。而你也提到，高超音速武器與空間技術正在重塑戰爭的本質。那麼我的問題是，你認為從這些重要的現代戰爭中，美軍汲取了哪些新的教訓與經驗？

**馬偉寧：**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都在關注無人飛行器領域的極其快速的變化，尤其是在烏克蘭戰爭中。烏克蘭人在沒有海軍的情況下，基本上依靠無人機、導彈等手段，摧毀了俄羅斯海軍的作戰能力。

技術不斷迭代，出現了某種新型無人機，我們就找到對策；隨後俄方部署不同類型的無人機，烏方再對其進行反制；接着烏方又提出新的方法，俄方再進行應對。技術變化的速度讓西方大開眼界。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一些非傳統的軍工裝備製造商開始聚焦：我們能做哪些軟件層面的改進？如何實現快速、敏捷的技術迭代？又如何把這些納入一個通常並不以快速響應著稱的官僚體系？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太空的變化。正如你提到的，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第一槍”實際上是在太空打響的，戰爭最初的攻擊發生在太空領域。隨着空間交會與抵近技術（rendezvous and proximity operation，RPO）愈發增多，隨着衞星更頻繁地採取更為主動的姿態、改變其姿態與機動方式；隨着中國、美國、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太空相關能力會變得愈發重要。但目前這些能力仍然相當脆弱，因此我認為它極有可能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幸運也不幸的是，我們從未在太空進行過一場主動的動能戰爭（Kinetic war），但我們確實經歷了軟件戰爭（software war）。如果把整個太空架構（包括地面站）都納入進來，其實太空領域已經發生過戰爭。

2020年5月16日，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接受軍方官員授予的太空部隊旗幟 ABC

因此，隨着中國在軍用與民用兩方面的追趕，我們需要非常密切地加以關注，比如國網、G-16，以及所有這些項目。中國將會發射更多衞星。美國這邊，馬斯克先生、貝索斯先生以及美國政府也會發射更多衞星。太空資產會愈發重要，但仍很難保護與防禦。

我們希望確保太空保持對全世界可用、自由、開放，不要因為太空中奇特的物理與幾何特性而成為犧牲品。我們希望任何在外層空間發生的衝突都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不至於對未來造成長期的不利影響。綜上，當我們把俄烏視作一個“微觀樣本”來觀察時，我們正在看到並思考這些問題：如果未來再爆發一場重大沖突，那麼在五到十年後，它會如何展開？會帶來哪些重大後果？

中國看上去會成為第一個把人再次送上月球的國家

**王文：**最後幾個問題。你談到很多關於中美在太空領域的競爭。就我所知，到2030年或2029年，中國人可能會登月。我聽到很多關於中國航天能力與實力的報道。那麼你如何預測未來五年中美在太空時代的軍事競爭？

**馬偉寧：**好的，這是一個更聚焦的問題。我確實認為，就目前來看，中國看上去會成為第一個把人再次送上月球的國家。如果讓我在拉斯維加斯或澳門下注，我會押這個。

在軍事方面，美國擁有顯著優勢。我認為解放軍會縮小與美國之間的一些差距，但在未來五年內不會完全追上，這與美國當前優勢的性質有關。中國做得比較好的一點，是通過“軍民融合”有效利用中國的科學與商業能力來支撐軍隊。正如國網和天帆計劃，我認為都會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太空領域的軍事能力。

這也促使美國及其盟友夥伴終於開始討論：這些意味着什麼？“遊戲規則”為何？這再一次表明我們需要與中國（可能還包括俄羅斯）這些主要航天大國進行嚴肅對話：哪些是軍事資產？哪些是準軍事或為軍事提供支援的商業資產？哪些是純粹的民用、科學或商業資產？交戰規則是什麼？“道路規則”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們應該開展對話與討論的議題。

在太空軍事競爭方面，美國的步伐非常快。這是我們會持續保持領先的領域之一，至少在未來五年，無論在技術層面還是在數量層面都是如此。但中國會學習、會建設、會縮小差距。領導地位從不是板上釘釘、也不會永遠持續，就像中國曾經在幾個世紀里居於全球領先，但在19世紀也曾很快走向式微。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美國會永遠在太空或軍事領域保持絕對領先。

圖為2021年發射的“阿爾忒彌斯1號”，在2011年的評估中，“阿爾忒彌斯2號”的發射日期被定在2019-2021年之間，目前歷經多次修改，已延期至2026年4月 NBC

至於商業與民用方面——我知道你問的是軍事，但我認為在商業與民用方面，中國展現出了在項目、規劃、政策與財政支持上的長期規劃能力，並且會去做那些“難事”。他們會去月球，會去火星，會在行星際天體上着陸開展科研、開發，甚至某個時點可能進行採礦。正如我之前所説，我認為中國的體制已經建立起從技術基礎、科研、學術到工程師的人才與能力儲備，能夠去做那些難事。

因此，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到10至15年，我認為大家都不應該感到意外，而是應該預期中國會去做他們已經規劃好的那些事情。

世界未來25年的穩定性，是唯一“保證不會發生”的事情

**王文：**既然我們已經談了很多關於未來的內容，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下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計劃。我們正在制定面向2050年的發展規劃，希望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2030”之後，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貢獻一些方法論和路線設計。

所以我最後一個問題是：你如何想象2050年的世界？你知道，2050年也是中國提出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年份。這個問題可能有點敏感，也有點挑戰性。到那時中國的軍力是否可能超過美國？另外，在2050年，中美兩國將承擔哪些新的責任和任務？

**馬偉寧：**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首先，我希望我們都能活到2050年，並親眼見證那個時刻。

**王文：**當然會的，百分之百會。

**馬偉寧：**那時候，我們的孩子可能就和我們現在年紀差不多了，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世界。

至於美國是否仍然會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最大規模、最具實力的軍隊，我不確定。那還很遙遠。你看25年前，美國、中國、俄羅斯分別處於什麼樣的狀態——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技術還在不斷演進。真正的關鍵在於：誰能夠有效利用技術，誰能夠有效利用人力資本、科學、技術和各種能力來保護自身利益。

中國有可能在那時實現“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至少達到與美國勢均力敵的水平，這在我看來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中國面臨不少挑戰，比如人口結構問題、經濟問題、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這些問題可能導致重大挫折，使中國無法達到目標。而美國同樣有自己的挑戰，比如社會不穩定、經濟起伏等。

這種不確定性始終存在。沒人預見到一百年前的股市崩盤，也沒人能預見它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所以，未來25年的穩定性，是我唯一可以“保證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認為中國有一個很好的規劃，也有一個能夠執行規劃的體制。如果能夠避免不必要的戰爭和侵略，並持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沒有理由認為中國不能實現這些目標。這當然是一段艱難的征程。同時，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也會不斷發展並彼此更加緊密。

我對2050年世界的最大期望是：我們能擁有一個更加穩定的國際環境，活躍衝突更少，各大國（無論是幾個，還是幾個集團）都找到了管控危機和衝突的方式，不再訴諸軍事手段，而是通過外交與對話來解決問題。我預計到了那時，中國、美國、也許還有俄羅斯，以及印度、巴西，當然還有我們的北約盟友，都將擁有相當強大的軍事裝備和先進技術，這將“民主化”全球戰爭能力，而我們必須負責任地使用它們。那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現在，幾乎每個人口袋裏都有一部手機，它的計算能力超過了當年送宇航員登月時所用的計算機。到2050年，誰知道這些設備會變得多麼強大，又會被哪些羣體掌握？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正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公眾持有的美國聯邦債務佔 GDP 的比例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不過，中國和美國都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債務危機，而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可能成為另一個重大障礙。所以，假設把未來放在一個概率分佈曲線（bell curve）上看，中國可能崩潰，美國也可能崩潰，整個世界可能陷入戰爭，但也有很大可能我們能避免這一切，並繼續前進。

這就是我對未來的期望——就像我説的，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必須負責任地行動，避免那些“可能發生的衝突點”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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