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重劃勢力範圍”的思潮正在抬頭？中國有能力對抗

中美競爭已是當下國際秩序的關鍵。美國特朗普政府頻繁出招，聯合其盟友對中國打壓、圍堵。中國則一方面積極應對、對等反制，另一方面更加活躍地出現在各類國際舞台，有效參與、甚至引領重大國際議題。然而，對於中國的作為，西方總是抱持懷疑、乃至惡意批評，不惜慫恿他國“選邊站”。

在如今國際輿論場上，針對中美關係、全球秩序正出現越來越多的聲音，比如特朗普想要的“大交易”，再如重劃“新型勢力範圍”等等，對此中國怎麼看待？

本期《Pacific Polarity》邀請的嘉賓趙隆，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教授），兼任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全球治理、大國關係、海洋極地研究等。趙隆在這次對話中提出，其實中美都明白，對抗不是選項；但中國對所謂的“特朗普大交易”也很清楚，有些問題、有些原則是無法做交易的，這些底線必須堅持。至於“新型勢力範圍”一説，這並不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因為它切斷了靈活性；同時，也與中國對未來全球秩序的思考相悖，中國有能力與之對抗。

【對話、翻譯/李澤西】

李澤西：9月對中國來説確實是一個非常忙碌的月份。除了剛才您提到的抗戰勝利80週年紀念活動，9月初還有在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峯會。上合組織為什麼會涉及一些非安全領域，比如在峯會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甚至包括籌建上合組織開發銀行？這會不會讓它失去作為安全組織的定位？畢竟中國已經有很多涉及全球治理和地區發展問題的倡議和機制了。您也可以談談對這次峯會的其他看法。

**趙隆：**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首先，這次峯會並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超過20位國家元首出席，使其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上合峯會；而且與二戰勝利80週年的時間點重合，象徵意義非常重大。

我認為，上合組織正把自己定位為對抗單邊主義的平衡力量。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安全議題的“空談”，它就無法發揮作用。因為真正的安全是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上的。這就是為什麼今年的天津峯會上，各國領導人提出了涉及更廣泛合作領域的具體舉措。

8月31日，習近平主席夫婦在天津為出席2025年上合組織峯會的國際貴賓舉行歡迎宴會。 央視新聞

關鍵是，看看中亞國家以及一些新成員國，他們面臨巨大的挑戰：能源短缺、數字鴻溝、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不足，這些都會帶來不穩定。而這種不穩定反過來會滋生“三股勢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以及跨國組織犯罪。上合組織的最初使命就是應對這些非傳統安全威脅。

另一方面，關於你提到的上合開發銀行，這個想法其實已經提出近15年了。這次峯會上各國終於達成共識、啓動開發銀行建設的原因在於，成員國正在大規模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道路、鐵路、互聯互通項目，很多國家也進入綠色轉型和數字轉型階段，而現有多邊金融體系的資金供給存在巨大缺口。上合開發銀行就是為了彌補這個缺口。它並不是要和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亞行或世行競爭，而是一個互補性的機制。

當然，你的擔憂也有道理，隨着議題擴展，上合確實有可能面臨“失焦”；尤其是它堅持共識原則，達成一致很難。但從成果看，這次峯會也設立了四個新的安全合作中心，比如反恐、禁毒、打擊有組織犯罪等，同時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也提出了新平台。整體上我認為這是一種更務實的合作，強調“能交付的成果”，而不是隻停留在原則或宏大敍事上。

所以我會説，上合正在經歷一種演變。但要明確一點，上合組織並不是要變成“亞洲版北約”或者某種地區聯盟，它還是一個功能性的平台，聚焦於區域國家的現實需求。總體而言，我認為這次天津峯會比過去任何一次上合會議都更有分量。

李澤西：剛才您提到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但這不正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嗎？為什麼上合組織還要搞互聯互通建設？

**趙隆：**正如我剛才説的，互聯互通設施的缺口非常大，需要鉅額投資。我認為單靠中國是無法填補這個缺口的。這也是為什麼“一帶一路”最初就被設計成一個開放倡議，需要各方共同參與、共同貢獻，來實現協同效應。但問題在於，“一帶一路”並沒有一個能夠保障資金需求的具體機制。

而上合開發銀行就不一樣了。當然，現在還不清楚銀行的制度建設會怎麼推進，比如各國的股份如何分配、投票權如何確定、決策機制如何建立；但可以明確的一點是：這並不是象徵性的政治宣示，也不是單純的宏大計劃，而是一個切實的機制，就像金磚新開發銀行、亞投行那樣。這個平台當然會借鑑成熟多邊金融機構的運作模式。所以我認為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

李澤西：最近我們看到波蘭因為俄羅斯無人機入侵和俄白“西方-2025”軍演，全面關閉了與白俄羅斯的邊境兩週。這也對中國造成影響，因為這等於切斷了陸上“一帶一路”的主要通道。中國和其他國家正在積極探索替代方案，尤其是所謂的“中間走廊”。但最近的相關大新聞卻來自華盛頓，美國宣佈將推動一條經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土耳其的新通道。中國是否擔心美國插手這個新興貿易卡點？更廣泛地説，隨着地緣政治對貿易不斷增添新的壁壘，中國的戰略思維將如何調整？

**趙隆：**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問題。現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得更加碎片化。當然，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倡議和項目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地緣政治衝突、甚至軍事衝突的影響。

先説“中間走廊”。我剛剛從阿塞拜疆的巴庫回來，和阿方同行進行了深入交流。阿方非常積極地鼓勵中國參與這一宏大的項目，希望中國加大投資並引入中國技術。

經由中亞及高加索連接中國和歐洲的鐵路網被稱為“中間走廊”（中央走廊）。日經中文網

你説得對，競爭確實在加劇。看來特朗普總統確實有意插手該地區事務，以所謂“制衡”中國的作用。

但從路線本身來看，“中間走廊”理論上非常有吸引力：它繞過了一些對抗最激烈的地區，比如俄烏衝突區域；同時線路更短，能夠通過裏海把沿線許多國家連在一起，並有潛力連接中歐這兩個主要市場，沿線還有不少快速發展的經濟體。

不過現實情況是，目前的基礎設施遠未成熟，陸上通道的整合度和成熟度都無法與現有的俄白走廊相比。

這裏既有巨大機遇，也有不少挑戰。美國支持這條通道，並嘗試緩和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衝突，使局勢更加複雜。對中國而言，風險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經濟層面，如果美國主導的項目真的能分流貿易，那麼中國主導或投資的走廊、乃至“一帶一路”的長期規劃就會受衝擊。第二是地緣政治層面，這不只是修路和鋪軌的問題，而是關乎長期互聯互通的戰略願景。如果華盛頓把這個地區視為與中國競爭的關鍵戰場，中國實施相關計劃就會更復雜。

當地時間8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一起現身白宮，出席阿亞兩國最終和平協議的簽署儀式。法媒

我認為中國會直接應對這種現實，辦法就是多元化合作。我們並不把“中間走廊”視為對現有通道的替代，而是額外的選擇。北京會在“中間走廊”以及其他潛力走廊上同時加大投入和資源配置。整個歐亞大陸的空間巨大，需求也很大，因為它直接聯通了中歐兩個大市場。所以我認為，多元化將是中國應對地緣政治風險、推動區域互聯互通合作的核心答案。

李澤西：中國有一種説法，中美競爭對夾在中間的小國不利，有個比喻是“大象打架，小草遭殃”。但我對此並不完全認同。比如東南亞很多國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中美貿易戰後，反而獲得了大量投資流入。在太平洋地區，一些島國也在中澳之間左右逢源，爭取最大利益。您怎麼看這種現象？在您與地區同行的交流中，這種“受害論”普遍嗎，還是更多人認為中美競爭反而可能帶來機會？

**趙隆：**我會説，中美經貿摩擦或者所謂的“關税戰”，特朗普政府不僅對中國，也對其他很多國家採取了措施，這確實影響到區域國家，尤其是東南亞。

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些國家反而成了贏家之一。一些國家因為關税因素，承接了產業鏈的轉移，比如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都獲得了製造業和投資的湧入。這是積極的一面。

但無疑，也有消極的一面，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完全置身於大國博弈之外。這些國家並非被動接受，而是像你提到的那樣，採取了“對沖”策略，把自己定位為中立、務實的玩家。一方面，它們對“一帶一路”下的中國投資與基礎設施保持開放；另一方面，又不斷深化與美國的關係，以便獲得先進技術和市場準入。

所以我認為這些國家並不把中美競爭單純視為風險。對其中一些國家來説，競爭也意味着機會。通過平衡兩邊，它們可以在投資、貿易甚至技術轉讓等方面爭取更多利益。

在我與地區同行的交流中，感受到他們強烈的務實主義。它們想要多元化，避免過度依賴任何一方，並最大化自己的迴旋空間。這和西方媒體常常描述的“零和競爭”敍事有很大不同。

東南亞的思維更多是“交易性”的：即便大國競爭會長期存在，它們要做的就是利用競爭服務於自身發展。平衡會繼續下去，這些國家會不斷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爭取最大利益，但會越來越堅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方式來行動。換句話説，它們不願意只是大國博弈中的“棋子”，而是要成為更有主動性的行動者。

李澤西：特朗普當選時，曾有過一些爭論，有人認為中國可能樂見其當選，因為他的交易性風格可能促成重大協議、甚至“大交易”，同時會削弱美國的盟友體系；但也有人認為中國並不喜歡特朗普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不僅是貿易戰，還有其他方面，畢竟中國的政治體系整體上更趨於規避風險。現在特朗普上任八個月了，從中國的視角看，情況更傾向於哪一邊呢？

**趙隆：**八年過去了，我認為北京在處理特朗普問題上已經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大家都清楚，他的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完全不同，對華態度也有差別。你説他是交易性的，我同意，從整體上看，他的外交政策確實很交易化，但表面上看仍相當有對抗性，比如關税問題還在延續，我們也看到在高科技領域，比如芯片等，美國持續推動“脱鈎”。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白宮在做一些選擇性的讓步，比如最近放鬆了部分類別芯片的出口管制，甚至願意就TikTok等問題坐下來談判。

所以我認為，對中國而言，特朗普傳遞的信號是相當複雜的。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似乎並沒有完全準備好，或者説並沒有堅定延續拜登式的對華政策——那種逐步推進所謂“脱鈎”的路線。相反，美國似乎在刻意保持談判空間，並在必要時願意妥協。這也給中國留下了相當大的迴旋餘地，可以重新調整我們的對美戰略。

我認為雙方都很清楚，對抗不是選項。對特朗普來説，他當然希望和每一個大國達成“大交易”，包括中國。但中國也非常清楚，有些問題、有些原則是無法做交易的，這些底線必須堅持。

兩國的思維方式、戰略考量差異很大，這既帶來風險，也帶來機遇。與美國對話本身能提供一定的穩定性，這在當下很重要。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依舊不可預測。你永遠無法確認他是否真的想達成並堅持落實協議，只能通過他的推文或社交媒體言論來揣測，而這些言論常常和美國官方立場相矛盾。所以我認為中國依然保持高度謹慎，更關注具體議題上的務實推進，而不是尋求什麼“大交易”。

未來或許會更清晰，比如10月份在韓國舉行的領導人會晤，以及特朗普可能的訪華。這些都有助於雙方更清楚地理解彼此意圖，讓中國對特朗普的真實目的有更可預測的判斷。當然，我們還要關注特朗普新政府即將出台的新《國防戰略》，如果其中出現有關中國的新敍事、新定位，那也會對雙邊互動釋放一些積極信號。

李澤西：中國有多密切地在關注美俄關於烏克蘭的和談？中國是否會嘗試影響談判結果？我注意到這也是今年香山論壇上的一個討論話題。

**趙隆：**首先要聲明的是，中國當然密切關注美俄會談，但不像美歐輿論中常見的那種“高度緊張”的語氣。比如，中國並不認為所謂的美俄“和解”或“關係正常化”在阿拉斯加峯會之後就真的發生了。中國更傾向於認為，那更像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在中方看來，美俄關係內部存在結構性的硬約束。特朗普今天可能説要改善對俄關係，但第二天又可能威脅要制裁或對普京出言不遜，這依舊體現了特朗普政策的不可預測性。

而且，如果他在烏克蘭、北約或制裁等重大議題上做出任何實質性讓步，美國國內一定會引發強烈反彈。這一點對特朗普尤其關鍵，因為從今年年底開始，美國就要進入中期選舉週期了，所以他的政策很可能會更多地聚焦於國內議程，而非外交政策。

當地時間8月15日11時30分，美俄首腦峯會在阿拉斯加州舉行。白宮

此外，美俄之間的互信赤字極其嚴重。我剛從莫斯科回來，和俄羅斯戰略界人士以及前官員進行了幾輪對話，他們對阿拉斯加峯會的成果都抱有相當懷疑的態度。兩國建制派之間存在根本的不信任。

所以我不會稱之為“緩和”或“和解”，我更願意説這只是“對話在進行中”。對中國而言，這是一件好事。但要説美俄能夠展開深度合作，恐怕還需要很長時間。

對中國來説，美俄嘗試重建某些溝通和對話渠道並不是壞消息。因為這樣能顯著降低誤判和風險，同時減少外界要求中國選邊站隊的壓力。另一方面，如果美俄能就烏克蘭戰爭找到一些具體解決方案，比如哪怕是暫時停火，或者啓動全面和談，中國也會從中受益。因為這將大大降低所謂“二級制裁”對中國企業的威脅。

李澤西：您最近在《外交家》撰文，反駁了“中國可能支持將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的觀點。但正如您文中提到的，俄羅斯會很樂意接受這種框架，而近期報道也顯示，美國似乎也在朝這個方向認真推進，特別是您剛才提到的《國防戰略》草案，或許會將重心轉向保護本土和西半球，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聚焦中國，這與美國國內一些關於勢力範圍的設想相契合。如果俄美都支持勢力範圍邏輯，中國是否真的能、也願意，作為唯一的大國去同時對抗他們的想法？另一方面，或許也有人會認為，在舊有的全球化、互聯互通的國際秩序——不論中國再怎麼努力——可能難以恢復的情況下，這種“勢力範圍”框架反而可能更穩定，而中國通常也會支持有利於穩定的安排。

**趙隆：**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為它直接涉及中國思考未來全球秩序的核心。正如你提到的，我在文章裏提出，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思潮正在莫斯科和華盛頓抬頭。中國的態度在其中非常關鍵。

首先，什麼是“勢力範圍”？對俄羅斯來説，這幾乎意味着回到19世紀地緣政治的邏輯：劃定硬邊界、建立緩衝區、甚至干預鄰國選擇。對美國來説，即將出台的《國防戰略》可能更注重本土防禦，更注重在西半球稱霸。這看起來更像是它要從冷戰後唯一全球霸權的角色，收縮為一個區域霸主，這當然可能演變成勢力範圍的邏輯。

但中國能否獨自對抗這種趨勢？我認為答案是“能”。但原因不只是中國“致力於維護全球化”，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本身就是建立在互聯互通的體系、開放市場、全球供應鏈和資本技術流動之上的。“新型勢力範圍”並不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因為它切斷了靈活性。試想，如果東南亞或非洲突然被划進某個大國的勢力範圍，中國的“一帶一路”和其他合作都會受到嚴重製約。此外，穩定也是個問題。

此外，“勢力範圍”還讓人聯想到雅爾塔體系，而中國曾是其最大受害者之一。這顯然與中國提出的多極化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完全不符。所以中國不會接受這種邏輯。不是因為要“守舊”，而是因為中國的利益依然深度依賴一個開放的全球體系。中國寧願推動一個更可持續的多極化世界，而不是被鎖進這種陣營化、勢力範圍化的框架裏。

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平台轉發的一張網購圖，購物車三項貨物分別是加拿大、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

李澤西：外界確實對中國是否真心致力於“平等的、民主的、多極化的國際秩序”存在懷疑。根據歷史邏輯，大國政治幾乎總是根據一套固定的模式演進，所以很多人自然會覺得，沒理由相信中國能跳出這個地緣政治模式。您能理解外界對中國立場的質疑嗎？

**趙隆：**這是個合理的問題。我認為它觸及了中國關於多極化話語的可信度：一方面是中國的表態，另一方面是地區國家感知到的行為。確實，歷史經驗本身也會助長懷疑。大家都知道超級大國、主要大國過去是如何行事的：英國、美國等等，他們劃定勢力範圍，訓誡周邊國家該怎麼做。那當中國説自己是“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做法”時，很多人自然會問：為什麼這次會不同？我完全能理解這種擔憂。

但我想強調幾點，如果你觀察中國整個政治與治理體系，不僅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部分，你會發現它與其他大國有顯著區別。中國是上個世紀大國博弈和權力政治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我認為中國沒有意願重蹈覆轍。同時，中國非常務實，它很清楚自己不能在全球各地強加秩序，也無法構建一個只符合中國單方面利益的秩序。

而且我相信，中國沒有興趣去搞美式的軍事同盟。中國更傾向於防止被圍堵，同時最大化自身的戰略迴旋空間，並順應“全球南方”國家的普遍需求——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發展議程，而不是安全議程。

所以，我理解為什麼有些東盟國家、歐洲國家會懷疑，但我會建議他們觀察中國的實際行動與承諾。歷史會證明，中國真的是一個不同的“崛起中的大國”。如果僅僅用舊敍事、舊邏輯來解釋中國的角色和意圖，既不準確也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

總體上，如果你看看中國提出的“四大倡議”，你會發現這些倡議完全與中國的多極化願景相契合。只要關注中國接下來的落實步驟，你就會發現中國的不同不僅體現在話語與敍事上，還體現在實質內容上。

李澤西：最後，我想先指出，至少在澳大利亞，很多人對中國提出的道德論據抱有懷疑。例如您強調中國過去是大國博弈的受害者，這樣的論點長期來看能否站得住腳？因為現在中國自身已經翻身成為大國了。更具體一點，您之前提到中國倡導多極化世界秩序，但中國會支持多極化的亞洲嗎？因為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仍可能允許某種形式的勢力範圍，而如果中國支持多極化的亞洲，這或許更明確地表明，中國不會走之前提到的傳統權力政治和霸主老路。那麼，中國對亞洲的願景是什麼？

**趙隆：**你説得對。關於多極化世界、多極化這一概念，其實存在不同學派。我們剛才談到勢力範圍邏輯，其中一派的核心是大國將世界劃分為不同區域，這可稱作多極化。另一派是基於共存原則的多極化世界，有時不同極點會相互對抗，這又是另一種多極化版本。

我認為中國倡導的是基於互補性的多極化世界。特別是在亞洲，中國在最近的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明確表示，中國將周邊國家地區視為自身合作與發展的關鍵空間，是對中國安全至關重要的區域。也就是説，一方面中國仍關注大國關係，另一方面中國會加大對地區事務的投入和資源配置。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希望看到更多極點在亞洲形成對抗態勢；顯然，亞洲的結盟趨勢並不符合中國利益。

中國倡導的思路是，亞洲國家應自行管理區域事務與議程，並嘗試形成某種亞洲價值觀或亞洲區域秩序願景，而不是延續舊有權力政治和傳統敍事。中國可以通過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解決地區國家的實際問題與需求，以及擴大整體“蛋糕”的方式，在這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當然，如果外界對北京的戰略意圖缺乏理解，對中國的認知不夠準確，那麼實施這些倡議和計劃將不可能成功。

所以，從我的個人觀點來看，未來區域秩序或區域互動結構將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經濟政策等的優先事項之一。我認為可能影響這一長期進程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因素，比如美國等外部國家的干預。因此，我的回答是：針對區域國家，我們應當制定自己的願景和價值觀；針對其他大國，中國當然會努力在亞洲區域事務上管理與主要大國的分歧。

李澤西：今天非常感謝趙隆博士接受採訪，期待未來更多的探討。

**趙隆：**謝謝邀請，我很高興能參與這次對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