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問,中國為什麼要研究外國的“中國學”
guancha
2025年10月14日下午,在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第三分論壇“多學科視域下的世界中國學知識體系”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唐磊教授提到,在與國外中國學家進行交流時,經常會遇到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你們中國的學者還要去研究我們的研究呢?”
對此唐磊表示,在“現實權力結構關係發生微妙變化的時候”,今天中國學術界確實在“呼喚自主知識體系”,並在知識交流上“有一些新的主張”,“也能看到中國的經驗和中國的知識,在實踐層面有一個向世界傳播的過程”。在這一背景下,仍需要回顧下“研究外國的研究”這一學術現象。
他介紹説,商務印書館著名的《漢譯從書》,“從60年代就開始到今天,大概把1000種西方學術的經典引進過來。”
作為對比,“改革開放以後,把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成果翻譯過來的數量大概超過6000種,規模非常龐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最早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1977年就成立了一個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倡導者和發起者是孫越生。孫越生先生在改革開放初期,“反覆強調知己知彼,利用全世界的智力來研究中國,不這樣做就是極大地損失”。
唐磊指出,現在國內推動了世界中國學的概念,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學者實際上“面對三種語境和處境”。
第一種語境是內向的,“就是利用世界的中國研究成果,幫助發展中國自己的現代化”。
第二種是外向的,“我們會通過比較和研判海外的中國研究,發現哪些中國文化是被誤讀的,哪些是被放大了,以及我們怎麼樣正確地發展自己的國家文化軟實力,或者增進中國的話語傳播力”。他補充道,這並非僅僅是中國現象,在亞洲的日本、韓國、印度也有類似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國際韓國學研究中心等,像是一種“亞洲現象”,在拉美、非洲很少看到。
第三種是世界性的。在這種框架下,“我們會做文明交流互鑑,我們會在不同的中國知識之間去做比較,發現他們之間對話的可能,搭建平台”。
唐磊最後總結了學術工作者所堅持的目標:“有時候這三種語境會存在一些張力,但是我們一直堅持在做的就是向世界傳達一個更好、更真實的中國聲音,這是我們三代人、四代人一直堅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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