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問，中國為什麼要研究外國的“中國學”

2025年10月14日下午，在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第三分論壇“多學科視域下的世界中國學知識體系”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唐磊教授提到，在與國外中國學家進行交流時，經常會遇到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你們中國的學者還要去研究我們的研究呢？”

對此唐磊表示，在“現實權力結構關係發生微妙變化的時候”，今天中國學術界確實在“呼喚自主知識體系”，並在知識交流上“有一些新的主張”，“也能看到中國的經驗和中國的知識，在實踐層面有一個向世界傳播的過程”。在這一背景下，仍需要回顧下“研究外國的研究”這一學術現象。

他介紹説，商務印書館著名的《漢譯從書》，“從60年代就開始到今天，大概把1000種西方學術的經典引進過來。”

作為對比，“改革開放以後，把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成果翻譯過來的數量大概超過6000種，規模非常龐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最早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1977年就成立了一個國外中國學研究室，倡導者和發起者是孫越生。孫越生先生在改革開放初期，“反覆強調知己知彼，利用全世界的智力來研究中國，不這樣做就是極大地損失”。

唐磊指出，現在國內推動了世界中國學的概念，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學者實際上“面對三種語境和處境”。

第一種語境是內向的，“就是利用世界的中國研究成果，幫助發展中國自己的現代化”。

第二種是外向的，“我們會通過比較和研判海外的中國研究，發現哪些中國文化是被誤讀的，哪些是被放大了，以及我們怎麼樣正確地發展自己的國家文化軟實力，或者增進中國的話語傳播力”。他補充道，這並非僅僅是中國現象，在亞洲的日本、韓國、印度也有類似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國際韓國學研究中心等，像是一種“亞洲現象”，在拉美、非洲很少看到。

第三種是世界性的。在這種框架下，“我們會做文明交流互鑑，我們會在不同的中國知識之間去做比較，發現他們之間對話的可能，搭建平台”。

唐磊最後總結了學術工作者所堅持的目標：“有時候這三種語境會存在一些張力，但是我們一直堅持在做的就是向世界傳達一個更好、更真實的中國聲音，這是我們三代人、四代人一直堅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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