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冷月無聲——吳石傳》：虎穴忠魂

近日，電視劇《沉默的榮耀》在央視電視劇頻道熱播。該劇聚焦烈士吳石、聶曦、朱楓、陳寶倉等隱蔽戰線英雄，展現他們於1949年至1950年在台灣“白色恐怖”之下進行的生死暗戰。

吳石是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但他從國民黨“心臟”秘密送出大量核心情報。1949年，為了解放台灣，他甘願入島潛伏，最終不幸暴露，1950年被國民黨殺害於台北馬場町。吳石從未加入中國共產黨，卻在中華民族的關鍵時刻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解放事業奉獻出自己的生命。

本文節選自鄭立先生所著《冷月無聲—吳石傳》第十二章《虎穴忠魂》，詳細記述了吳石將軍從大陸赴台後的“諜戰”工作，及其最後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悲壯故事。

吳石

【文/鄭立】

把台灣帶回家

對於台灣，吳石並不陌生。作為戰略軍事專家，對台灣在中國版圖上的重要性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他早在抗戰全面爆發後，就一直關注跟蹤台灣的動向，積累相關情報，等待着把台灣帶回家。1940年8月吳石在《大成日報》上發表《倭南進政策之檢討》的文章，其中專門就台灣與倭南進之關係進行闡述，展現了他對台灣問題的戰略思考。吳石指出：“有一點我們不能不注意到的，就是凡要覬覦一個地方，不能不先就地理上、軍事上、經濟上覬覦擇一適當的根據地，然後由此出面進取，便可收得事半功倍之效，於是台灣便成了倭寇南洋的據點。現在我們對倭寇與南洋的關係，來作一個概略的觀察，便可知道台灣在倭寇南洋政策中所佔的地位是何等的重大了。”

一年後，1941年的12月9日，國民政府發佈《中國對日宣戰佈告》，意味着不再承認當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公開聲明要收復台灣。這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從祖國分離出去，成為吳石那個時代多少福建人心中的痛。一紙《中國對日宣戰佈告》，喚起吳石等一批人心中強烈的共鳴，他感到振奮，感到中國人、福建人洗刷恥辱的日子就要到來了，他把目光投向深陷日本統治的台灣，在戰事之餘，開始主動謀劃台灣迴歸的有關準備工作。

時序來到1947年3月，吳石有了第一次踏上台灣島的機會。當時，在台灣剛發生二二八事件。受蔣介石的指派，國防部長白崇禧率領一個由軍、政大員（包括蔣經國在內）組成的代表團到台北，調查事件始末經過，進行“宣慰視察”。吳石作為代表團成員參與了全過程。在台灣停留三星期後，白崇禧對台灣全省發表廣播講話，宣稱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將“秉持和平寬大的原則”，殘暴的軍事鎮壓至此告一段落。為平息憤怒的情緒，國民黨當局有準備調整台灣的主官。行前，白崇禧極力向蔣介石推薦吳石出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蔣介石對白崇禧有着戒備的心理，對吳、白之間的關係不是很清楚，自然不予首肯，此事就不了了之。

台灣之行，讓他在台灣的腥風血雨中直接感受到進步團體的力量和作用。回大陸後，曾對吳長芝説：“台灣事件是倒蔣行為，有進步的作用。問題在於陳誠要掌握台灣，肯定還要用鎮壓手段。如果進步力量有辦法派些人員去台灣工作，這倒是個好機會。”這次台灣之行，吳石對台灣的現狀有了直接而具體的感受，雖説出任台灣地方要職已成過去，但他在暗淡中看到了台灣希望的曙光，他那顆愛台灣的心澎湃洶湧，把台灣真正帶回家的願望愈加強烈。兩年半後他再次踏上台灣島，這次終於可以在這座孤島大顯英雄的身手了。

戰鬥在腥風血雨中

1949年8月13日清晨，吳石攜家人乘軍用飛機在空中盤旋，往東南方向離去。他面對逐漸渺遠的福州市景，深深沉陷在告別家園的複雜情緒中，心中默唸：福州，我不久就會回來！在他的心裏越來越明確的判斷——台灣的解放只是時間的問題。而此時，他的摯友何遂根據組織的安排已在台灣執行任務，等待與他會合，謀劃策應我方南下大軍，實施獲取重要軍情、陣前起義等要事。

從1949年8月13日赴台，到1950年3月1日被捕，再到6月10日殉難。吳石在台灣的潛伏生涯一共有10個月的時間，這是吳石生命中最後的10個月，也是壯懷激烈的10個月。有材料稱，吳石進入台灣後中共地下組織給他的代號為“密使一號”。這種説法純屬虛構。也有資料稱，吳石是戰鬥在台灣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中共特別黨員。這種説法也離譜，純屬演繹。事實上，吳石沒有在組織上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在中華民族的關鍵時刻自覺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1949年底，蔣介石政權的殘餘力量已基本集中於台灣，令這個突然擁擠的島嶼變得十分敏感而危險。這些殘餘力量中不乏國民黨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誠的骨幹人員。他們看來“漢賊不兩立”，更加仇視共產黨，在島內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台北街頭、火車站、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刑者名單的佈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第一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在台灣的特務並非等閒之輩，特務之多之惡已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原來只在台灣設立一個站的“中統”和“軍統”組織悉數搬到台灣。原來只負責搞軍事情報的各軍種、兵種的第二處（即情報處），此時也插手社會治安。再加上省保安司令部、憲兵隊、警察局等，甚至連“國防部”的技術總隊都在抓人、辦人。在有限的台灣島內，橫行着“調查局”“保密局”“軍情局”“憲兵”“總政戰部”“國防部二廳”、台灣省警務處等多重特務體系。特務機構在各階層、各部門、各團體遍佈眼線，並在政府部門和學校中普遍設立安全室。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隊系統到社會各界，特務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當時，中國大陸的戰局已經明朗，蔣介石集團進入生死之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已制定了趁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於冬季立即攻取的計劃。

1949年3月，台灣問題在中共中央的議程里正式被提及。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範圍，毛澤東提出：“還要加上台灣。這地方很應該注意，有海軍、空軍及其他軍隊，有資財，很有生意做。”當時，實際主持華東局軍事的是第三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粟裕，他在毛澤東心目中是五員最能打仗的戰將之一。粟裕提議：“解放上海以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解放沿海島嶼和台灣，進軍福建是肅清殘敵的問題。”根據中央軍委的意見，指揮第二野戰軍的鄧小平於3月14日給軍中的劉伯承、李達發去電報，要求二野渡江之後“兩年內留華東，不作新的機動”。第二天，新華社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時候，東部成為主要對峙戰場。

一個月後的4月23日，形勢發生劇變，解放軍已渡過長江佔領南京，亞洲第一大城市上海攻克在即。美國方面出於對國民黨政府極度腐敗的失望，沒有作出任何反應，美國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觀望，沒有隨國民黨政府撤往廣州。面對比預想快得多的軍事決戰勝利，這一天，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的毛澤東，決定改變原來的戰略對策，經過會議研究，發出電報，要求二野準備“全軍向西進軍”，在西南全殲國民黨軍隊的最後主力；只把三野放在東南，一方面嚴守對外的門户，一方面準備進攻台灣。儘管分兵削弱了東部的兵力，進攻台灣的步子並沒有放慢。毛澤東要求攻擊上海的三野一部承擔進攻台灣的任務，一部進軍福建，為進攻台灣掃清外圍屏障。

5月23日這天，毛澤東為中央軍委擬電告三野：“你們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內佔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入閩部隊只待上海解決，即可出動。”這一變化令三野高級將領吃驚，因為原定是一年後才進軍福建。當時兵團司令員葉飛即在電報中説明：十兵團傷亡較大，且極疲勞，希望休整一個月再於7月上旬進軍福建。6月2日中央軍委覆電：“同意以葉飛三個軍入閩，行動時間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6月14日，毛澤東代中央軍委來電同意推遲入閩，但要求：“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台灣的問題，台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麼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台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裏應外合，請着手研究，並以初步意見電告。如果我們長期不能解決台灣問題，則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這是毛澤東正式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早電文。

應中央的要求，華東局在報告中提出瞭解放台灣後的組成政權人員：舒同為中共台灣省委第一任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各地委、各縣委的班子都已經組建，並集中進行有關台灣知識、政策的培訓（後來進攻台灣沒有實現，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員班底轉去開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同時派遣一些情報人員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潛伏下來。舒、劉都是山東根據地幹部，為什麼由他們來組成台灣省委，因為負責進攻台灣的是山東過來的三野，山東渤海區也是中共唯一臨海主要根據地，擁有從汪偽軍接管過來、成立最早的海軍支隊。

6月21日，毛澤東再致粟裕電報，把“準備解放台灣”列為“你們面前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之一，並指出：“不佔領枱灣，則國民黨海空軍基地不拔除，時時威脅上海及沿海各地；不佔領枱灣，則數十萬噸船隻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貿易受制於外商航業界。”電報明確要求：“我們希望能於夏秋兩季完成各項準備，冬季佔領台灣。”這是第一次為解放台灣列出時間表。

7月，毛澤東與朱德在中南海頤年堂研討了進攻台灣的問題。他們認為：只要蘇聯援助我們幾十架飛機，掌握了制空權，解放軍就可以發起進攻台灣的戰役。7月10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學習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同時須考慮一個條件，即在閩、浙兩省建立飛機隱蔽庫，即掘大山洞藏飛機。如無此項條件，則飛機不能隱蔽，亦不濟事。”

8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接見張愛萍等海軍將領，佈置進攻台灣任務。毛澤東説：“台灣不解放，國家就不安寧。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也一定可以解放台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文戰迫在眉睫。

兩者結合起來看，當時中共更希望能夠採取裏應外合、分化瓦解、爭取敵軍起義的辦法，用“較快的時間”即在1949年冬季解決台灣問題，因為這種辦法在北平及後來的湖南、雲南、新疆、四川都取得巨大成功；又看到進攻台灣沒有空軍支持的困難，打算用較長時間來準備，把最後進攻時間定在第二年夏天。據此，7月4日，劉少奇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的報告説：“台灣、海南島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佔領。台灣因有部分國民黨軍隊做內應，可能提早佔領。”

但是情況並不比原來設想的順利。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打金門失利。11月，攻打舟山羣島再次失利。這兩仗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發起的渡海作戰敲響了警鐘。

蔣介石集團只憑借台灣海峽固守台灣，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軍要跨海作戰，來自內部的準確情報就成為具有特殊意義的一環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無論吳石還是何遂和何世平、何嘉兄妹，都相信共產黨將不惜代價通過軍事手段解放台灣。

何遂（國民政府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女兒、中共地下黨員何嘉按照組織意圖先於吳石5月份來到台北。一俟吳石蒞台，兩人在台北接觸頻繁，以攜帶家人遊山玩水為名進行密商，對工作進行安排。

何遂

中共華東局原本打算委託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掩護，留在台灣工作。此前，何遂的次子何世平已在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派到台灣，在台南、高雄等地鹽務機構工作3年多，已經有很好的身份掩護。何遂的妻子與他們一家人同住。1949年春，何世平的直接領導人張執一還專門到台灣檢查並安排過他的工作。5月份隨着上海的解放，出現一個新的情況：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西方對共產黨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關注，外電包括港、澳媒體對上海市軍管會組成人員情況進行了報道，何康及其職務—上海軍管會農林處處長上了報，其身份被曝光。這消息傳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公開散佈：“何家兄弟都是共產黨。”這使何家人失去在台灣繼續工作的基礎。鑑於這種情況，組織上急令他們撤出。形勢日緊，白色恐怖日益籠罩全島。吳石一再催促何遂趕緊離開台灣。

經過商量和安排，何家人分兩路離開台灣。9月1日，何遂的妻子、何世平一家和何嘉從水路走，由基隆乘“秋瑾號”客輪到廣州，然後轉往香港。

幾天後，何遂則由空路離開台灣，吳石為何遂買好從台北直飛香港的機票，親自送何遂到機場，看他走進飛機機艙才放心地回去。1965年，何遂在北京白塔寺自己寓所對造訪的吳石兒子吳韶成談到自己1949年撤離台灣時的情形聲淚俱下，哽咽地説：“當時台灣風聲已經很緊，情況很不好，你父親一再催促我趕快離開虎口，免遭不測。我也力勸他趕快離開。你父親對我説：‘我不要緊，有國防部參謀次長這樣牌子掩護，你快走。’就這樣，你父親替我買了去香港的飛機票，第二天親自開車把我送到飛機場，直至上了飛機才離開。你父親和我四十年之交，非同一般，情同骨肉，他關心我勝過關心自己，不意從此竟成永別！”

中斷的關係接上了

這樣，吳石再次面臨人生重大的抉擇。他雖然已經對人民解放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但到了台灣，因海峽阻隔，基本上中斷了與中共的直接聯繫，也可以完全切斷這種聯繫。如果選擇繼續為共產黨工作，就必須在組織上建立更緊密的秘密聯繫，那無疑是極大的冒險。吳石恰恰做出甘冒斧鉞的選擇，主動與共產黨接上關係，完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為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統一效力。

吳石做出這樣的決定並不是一時的衝動，據何世平回憶：“我和何嘉隨父親多次在台北見到吳伯伯，談及當前時局發展情況，這時我父親把我的身份告訴了吳伯伯。”可見吳石清楚自己該幹什麼。當事人吳石好友何遂之女何嘉後來的回憶也充滿深情：“八月在台北，父親和吳伯伯接觸密切。為了人民解放事業和避免祖國的分裂，吳石甘冒斧鉞，同意繼續為共產黨工作。我們並在香港協助吳石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這段生活很特殊，由於工作關係和環境險惡，我和父親的關係有了不尋常的變化，我們既是父女，又是為完成一個共同任務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戰友。”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吳石也悄然來到香港。經何嘉聯繫，由何嘉陪同吳石到港島牛奶公司與中共上海局幹部餘秉熹見面，他們單獨作了長談。他們之間説了什麼話，現在無從知曉，但應該做了很好的安排。2009年5月，83歲高齡的何嘉很清晰地告訴我：兩人出來後，一臉的輕鬆，事情進展令人滿意。

10月初，吳石再次來到香港。何嘉再去找餘秉熹。餘説：“萬景光已來香港，這個事情今後由萬景光負責。”

萬景光時為中共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港的負責人，人稱“小萬”，曾化名“劉棟平”。

第二天，萬景光就到九龍塘沙福道李朗如（曾任孫中山的侍衞長，香港“陳李濟”老闆，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廣州市副市長，他是何遂長子何世庸的岳父）家看望何遂，隨即由何遂之子、李朗如女婿、中共黨員何世庸陪同萬景光去見吳石。

吳石將軍和夫人王碧奎、小兒子吳健成

談完話，告辭出來，萬景光又命何嘉去送吳石。當天下午，吳石就要回台北。何嘉受萬景光的委託，專門送他到啓德機場，目送他離去。這次香港之行，吳石與我地下組織再次接上關係。

回台後，吳石度過人生中的最後一個生日。1949年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吳石與妻子商議，到台北照相館，留影紀念。這些照片成為他與家人在一起的最後影像。在照片中，僅吳石將軍及其夫人、小兒子3人，明顯的不是一個完整的家庭合影，卻是全家歡的縮影。或許在吳石將軍心裏，最遲不過明年，一家人會團聚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10月底，國民政府發表吳石出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一時成為引人注目的軍界新星。這一任命，使我黨在國民黨軍的核心中樞有了一條可靠的高級內線，也為吳石發揮作用提供了極好的掩護。

吳石從萬景光處領受任務回台後，由於香港方面的聯絡員尚未派出，吳石曾三次派人送情報到香港，其中兩次是由他的親信副官聶曦送出，一次是託何家親戚送出，都由他親自封好，寫明由何遂親啓。這些情報送到何世庸岳父、國民黨元老李朗如家，由何世庸、何嘉轉交萬景光。這樣做，雖然接上已經中斷的秘密情報線。這樣的情報傳遞是極易被察覺的，有着暴露的危險，也會影響到吳石本人的安全。萬景光心裏十分清楚，吳石情報組是我黨掌握台灣情報的重要管道，不能出現任何閃失。為此，萬景光感到焦慮與不安。如何為吳石這位高級情報關係建立秘密聯絡交通，確保這條重要情報線的安全，他認真思考着……

在台灣，經吳石的精心運作，秘密情報工作進展很快，鋪開的面也極廣。正如江南在《蔣經國傳》中所説：“吳石在台灣的特工工作，遍及東南長官公署、保安司令部和空軍部隊。”同時，吳石還兩次派身邊的親信陳衞潛回福建，向福建省軍管會報告陣前起義安排及台灣軍情，對起義人員具體安置、軍事情報收集方向等進行磋商，並將福建省軍管會的指示帶回台灣，口頭反饋給吳石。

應萬景光的要求，中共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經慎重考慮，選派中共地下黨員朱楓赴台，作為吳石的聯絡交通，以迅速獲取台灣方面的軍事情報，同時聯絡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朱楓（1905—1950），名諶之，字彌明，浙江寧波人。出生於富裕漁商家庭的朱楓，青年時期在女子師範讀書時，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聲援五卅運動。後來她遠嫁東北，丈夫於1932年病故。此後，在鎮海，她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她開始自覺地參加革命工作，積極組織青年、婦女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組織歌詠隊，演出《保衞盧溝橋》等活話劇，震動了鎮海縣城。1938年，日軍逼近鎮海，朱楓與家人離開家鄉。她在中共地下黨的指引下，先後在金華、武漢、皖南新四軍軍部、桂林、上海等處，從事文化與貿易工作。

朱楓

1945年春，她由徐雪寒、史永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朱楓奉地下黨指示去香港工作。夏秋之交，她接到上海中共華東局的指示，要她立即去台工作。臨行前，她給在上海的愛人朱曉光的信中寫道：“兄將外出經商，此去將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掂記，也不必和他人説起。妹如須去別處，請勿為我滯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去做。”由於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別是有意顛倒的。

“蘭沙丹尼”輪在大海上顛簸了兩天兩夜，於1949年11月27日抵達基隆港。隨後，朱楓來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灣省警務機關家屬宿舍，開始了充滿危險的工作。對於這樣的巧妙安排，當年“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少將”於20世紀90年代向社會公開的“絕密資料”《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彙編》中作為經驗來總結，指出：“共匪運用女匪幹朱諶之與我台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王昌誠（王經查明無罪，恢復公職）之至親關係辦理入境證，及寄居王家，以掩護身份進行工作。此種大膽深入之方式，頗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之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

第二天一早，女兒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楓跟家中帶孩子的保姆招呼一聲出了門。她坐公交車去了基隆，走進一家叫“三榮行”的南北貨店，按照約定的暗號與台灣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繫。蔡孝乾將遠來的客人引進店堂的內室，兩人交談起來。

朱楓向蔡孝乾轉達了組織的要求，並告訴他：自己住在台北市內的女婿家，逗留兩個月左右，她所擔負的密取重要情報的任務希望能得到“老鄭”的幫助，下次見面最好能改在進出更方便的地方進行，因為她是以“母親”和“外婆”身份來女兒家看外孫的，不能讓家人和鄰居生疑心。

蔡孝乾同朱楓約定，今後每週三同一時間接頭，地點改在台北市內一家叫“建昌行”的聯絡點內，那裏離朱楓的住地不算遠，走過幾條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朱楓女兒家的電話號碼，他隨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剛剛發行的新台幣，將電話號碼記在那張10元面值的鈔票上。

12月初，一個冬日的午後，朱楓帶着萬景光給吳石的親筆信，以“陳太太”的身份，走進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幾乎有點懷疑自己走錯了地方，因為這裏還掛着“××電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來，吳石初到台北時，不僅國防部機關還沒有隨國民黨政府從重慶遷來，連軍官宿舍也還沒有準備好，這裏是借給他一家人暫時棲身之所，現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經搬進大安區的新居，這處老房子尚未退還，便成了一個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聯絡點。

門外還下着淅瀝瀝的小雨。吳石請“陳太太”在會客間坐下，親自為客人奉茶。朱楓將“劉老闆”託帶的短簡鄭重地交到他手裏。

朱楓談了萬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吳石點點頭，説這次因為住院聯絡倉促，臨時安排這處舊宅，下回要請“陳太太”去新居做客，並同朱楓約定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一個星期後的週末，下午4點鐘光景，朱楓看了看吳石給她的家庭住址—台北市青田街三巷六十八號，走進位於台北大安區的高尚住宅羣落。吳石將朱楓請進書房。

吳石把自己準備好的幾份情報文件交給朱楓，這次見面以後，每逢星期六下午4點鐘，朱楓都到吳公館去，將吳石準備好的文件、圖表等密件取回。而後，按照預定方案，通過秘密渠道迅速傳回大陸。

對吳石向我們黨提供情報的重要性，李資生在《台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文中也不能不承認：“吳石是一個忠誠過度的情報員，他以參謀人員的立場，猜測中共目前需要的情報，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並且懂得情報的要次，特別注重數字、圖表，使得朱小姐轉送過去的資料，都對中共具有極大的價值。”

不幸被捕

最堅強的堡壘往往從內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潛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賣而暴露。作為潛伏者，吳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護，雖在抗戰前後以及解放戰爭末期與中共有過密切接觸，但從未引起懷疑。來到台灣後，“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身份不僅使他得以進入國民黨軍事機構最高決策層，更為他的潛伏增加了安全係數。軍隊最高決策層成員是敵對方的間諜，這即使在最具懷疑精神的反間諜人員心中也着實難起疑心，難以想象。正因為如此，朱楓在台期間與吳石前後秘會6次，從未被發現，從吳石到朱楓到基隆碼頭的秘密交通員再到香港至內地，這條情報鏈一直安然無恙。

吳石在台灣的潛伏正當順利進行時，卻因中共台工委的暴露而終止。中共在台敵後工作的部署，早在1945年就開始了。抗戰勝利後，蔡孝乾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身份返回台灣，發展地下組織。蔡孝乾本人於1946年7月進入台灣，隱姓埋名，在基隆港當碼頭工人，以掩護其身份。離台已18個寒暑的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在發展組織方面，側重聯絡“老台共”黨員，行動十分謹慎。

1947年，台灣人民反蔣抗暴的二二八起義爆發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黨員僅70餘人。二二八起義遭國民黨政府的殘酷鎮壓以後，台灣民眾對蔣介石獨裁政權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質有了更深的認識，憎恨與不滿情緒也有所增長。台工委在華東局指示下潛赴香港召開工作會議，總結經驗教訓，擬訂新的鬥爭策略，進一步深入山地農村和城市基層，放手發動羣眾，也加強了同中共大陸情報部門的聯繫，積極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為迎接解放台灣而做好各項準備工作。至1948年6月，台灣地下黨已發展到400多人，分設30多個地方支部；到1949年底黨員人數又迅速擴大到970餘名。但因《光明報》事件，台灣當局對中共台灣工委的破壞越來越瘋狂。

此時，朱楓深陷危機之中，卻不清楚危險在一步步靠近。時間過得很快，朱楓完成多項重大任務。1950年初，她已開始做離台返回的準備。由於台灣和大陸之間的航線和郵路均已切斷，她經過仔細考慮，給遠在上海的同鄉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呂逸民寫了一封短簡，將歸期告訴好友。

逸兄、慰姊：

      別久頗以為念，遙維闔府康泰為頌！鳳將於月內返里一行，約有一週至旬日可留，便望轉告小女及曉妹等，多年不見想念你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專此即頌

冬安

祖湘嫂兄及諸親友均候

威鳳手上

一月十四日

這是朱楓從台灣發出的唯一的一封“家書”，也是至今我們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親人手中的最後手跡。“簡單的便條，要從蔣幫最後巢穴的台灣帶出來也不容易，寫於1950年1月14日，託人帶到上海投郵已經是三月四號了”，“誰會想到，那時候她已落入敵人的魔掌！”—朱楓的愛人朱曉光在許多年後整理《朱楓烈士書信集》時，特地在這頁信紙的原件旁作了這樣特別的加註。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朱楓像往常一樣在10點鐘之前來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鄭”沒有露面，卻接到蔡孝乾留給她的“報警”字條。

朱楓接到蔡孝乾留給她的“報警”字條後，立即去吳公館找吳石。她告訴吳石，大陸家中有事情，打算儘快離台。由於基隆港船已停開，她走海路的計劃不能實現了，聽女婿説台北和舟山之間有軍用飛機往來，那裏離大陸很近，她想走這條線，請吳次長幫忙。

吳石回答説，空軍方面熟人是有的，也許能用得上。這件事後來吳石交代給他的老部下聶曦辦理。

1950年2月4日，朱楓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空軍飛機飛往當時仍為國民黨控制的浙江定海，並正欲搭船前往已經解放的上海。

朱楓沒有能夠趕在“月內返里”，向她通風報信、要她火速撤離的“老鄭”，在1950年1月29日的這天晚上，在他從南部返回台北市內的居處時，被埋伏在那裏的國民黨保密局人員抓獲了。但之後在帶路指認時趁黑成功脱逃。

雖説蔡孝乾交代朱楓的電話號碼遲了幾天，打電話到阿菊家時撲了空，但敵人終於知道了大陸有派來女幹部。之後，敵人偵查出朱楓的去向，把目標鎖定在定海。頃刻之間，一道緝查和追捕“在逃女匪諜朱諶之”的密令送至定海縣城內的警備司令部，所有的交通關卡都被嚴密地控制起來。一張鋪天蓋地的羅網在這座本來就不大的船形島嶼上撒下。她沒有在縣城落腳，而是去了舟山島最東頭的漁港沈家門，住進繆家路15號存濟醫院院長顧孫謀家，在長輩間有交情的顧家暫時安下身來。

而向她張開的厄運之網，卻一天一天在收緊。1950年2月18號，舊曆正月初二，一個朔風怒號、寒流襲來的早晨，隱蔽了兩個星期的朱楓被捕了，當即被解至定海縣城裏的看守所嚴密關押起來。羈押定海看守所之後，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問題，否則不會到舟山來抓她。2月26日深夜，這位忠貞的女共產黨員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鎖片和金鍊條分開，手鐲折為兩段，塞進自己的口中，試圖吞金了結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犧牲保全組織。《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彙編》對此有這樣的議論：“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對應付事變，早作準備；匪幹（指朱諶之）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朱楓自殺未遂，被看守發覺。就在這時，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飛機將生死未卜的“重犯”從定海押送回台北，送進醫院。實施搶救後，身體虛弱的朱楓受到嚴酷的審訊，始終沒有低下共產黨人高貴的頭顱。

朱楓的被捕是由蔡孝乾引起的，而蔡孝乾的被捕則是由1949年底中共台灣省工委遭敵嚴重破壞導致的。1949年6月間，在對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樂觀估計中，台工委一些成員竟將機關報《光明報》塞進“行政院長”陳誠辦公室以及蔣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事件驚動了最高當局。蔣介石限負責台灣安全事務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輯一個月內破案，但彭在限定的時間內沒能破案，於是蔣介石又交給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辦理。時任保密局二處處長的葉翔之研判後認定，能印報紙的地方，一定是學校，而且是中學，非大學。因為大學中保密局眼線密佈，一旦出現就會被發現。結果，保密局派人到各中學調查，很快就發現基隆中學的考卷與《光明報》一致，一大批地下黨人遭逮捕。於是，順着線索追查，12月台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落入敵手，迅速危及台工委的高層。

陳澤民被捕後，蔡孝乾意識到形勢嚴峻。他從大陸來的交通員朱楓的神秘行蹤中隱約感覺到另有一個秘密情報系統的存在，就找朱楓商議，説部分同志身份暴露，需儘快撤回大陸，但國民黨對出島控制極嚴，沒有國民黨高官的幫助，很難成行，問朱楓有沒有什麼辦法。面對緊急情況，朱楓答應想辦法。

1950年4月27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徹底變節，出賣了中共台灣省工委整個組織。

保密局根據蔡孝乾供述，抓捕各級黨員幹部619人、羣眾96人，破獲各級組織135個。由此，台灣一腳走進被後人稱作的“撲殺紅色時代”。

其實蔡孝乾1950年1月29日第一次被捕，其真實身份未真正暴露。儘管此後不久蔡孝乾乘機脱逃，但有着靈敏嗅覺的保密局從他的口中鎖定了從香港來台灣的朱楓的中共特派員身份，造成朱楓被捕，這方面情況上文已述，一張大網隨即朝吳石撒來。隨後又從一張吳石為地下黨人劉桂麟辦的“特別通行證”查到蛛絲馬跡，一層層追查下去，由此，吳石方面也開始出現問題，潛伏者的秘密身份逐漸曝光。

吳石當時雖然只是中將軍銜，卻貴為參謀次長，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長陳誠是他的同學、參謀總長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對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頗多忌憚，經局長毛人鳳報告蔣介石，亦僅含糊其辭，周至柔雖面有難色，只得命“先取證據，再辦吳石”。經嚴密偵查，一張無形的大網向吳石兇猛撲來。

經偵訊，國民黨保密局於1950年2月28日將吳石太太王碧奎請去。就在吳石太太被捕的第二天（3月1日）晚上，特務們再次敲開吳家的大門。

吳石在家中被捕。

“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

1950年3月1日夜，吳石的命運開始了逆轉。吳石身陷囹圄，遭遇與高官顯貴截然不同的境遇，有怎樣的表現呢？這一次，他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起落，從高級將領一下子滑到了黑牢裏的“囚徒”。在獄中，吳石遭受酷刑，遭受反覆的審訊，始終堅貞不屈。也因此，一隻眼睛失去光明。

吳石畢竟是離不開筆墨的人，在獄中他極簡單地記下有關要情。獄中遺留的手記使我們瞭解到在入獄後的大致情狀：

三月一日午夜後九時半，被逮入獄。住看守所辦公室之西廳。即晚，第二處葉處長來訊問。

二日，葉處長復來訊問。四日夜，葉處長來訊問。五日午後二時，遷禁於獄中五號。嗣後隨時被訊問，均是使人神經異常緊張，心境異常刺激。

四月八日，國防部軍法局派員來訊。於以知案已被交該局辦，是次為偵訊性質。

廿六日，聞最高軍法審審判長蔣鳴三氏予之運命，於是法定矣。

此期間仍不斷在看守所被訊，其緊張、刺激如前。廿八日，由五號獄房移住三號房。五月廿日，房客擠至十之人多。我血壓陡高，經醫診斷後，認為人數過多，於生命有危險，房中因以減至七人。

卅一日，房客復稍調動，同房者六人。

從這段簡短的記錄中，可以得知：吳石1950年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頻繁且提心吊膽的提審，身心疲憊交加。從簡短的文字中證實：鑑於吳石身份特別，且事關重大，國民黨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親自出馬負責主審。葉翔之後來升任台情報局局長，成為台灣情報圈極具影響的人物。

吳石記錄入獄情形的手記

在國民黨當局看來“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據李資生《台灣大間諜案破獲始末》一文記敍：“當他（指吳石）初來的時候，他一度想用參謀次長的威嚴來嚇人。可是，當主管人員把一切情況暗示給他以後，他馬上改變態度，從此，他就很誠懇、很明白地説明自己的經過。但他一貫的老脾氣，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當地講，除非把一切證據都提出來，他很難得承認，尤其是牽涉到第三者的時候，他總帶着‘好心’來替別人洗刷。所以，我們説吳石‘誠意’‘坦白’，是在偵訊人員有計劃的盤問中，使他不能不誠實，不能不坦白。嚴格地説，對吳石的偵訊是最困難的事。”這一段白紙黑字中極不情願的語氣，卻讓我們看到吳石堅貞不屈、沉着應對、保護戰友的身影。

吳石在保密局監獄的日子一定過得相當痛苦。在將近3個月零11天的時間裏，每天他都要準備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聽到走廊上腳鐐的聲響，看到牢門鑰匙的轉動，等候與死神見面。面對十入九死的黑獄，吳石知道，沒有任何指望會走出這深牢大獄。他的遺書早在獄中預先斷斷續續草就，在就義前的一刻用一首七言詩作結尾。遺書寫在《元趙文敏九歌書畫冊》的背面，為行草所書。多少年後，他的親人好友讀到了這意味深長、字字珠璣的2000多字的遺書，心中滋生感懷。我想，吳石要使這份生命中的最後文字，傳到獄外。儘管在當時的環境下，許多事不宜充分表白，有些文字還有些晦澀，但這最後的遺言已傳遞出他心底的顫音。這裏面有他對親人最深的懷思，有他對理想最執拗的堅守，有他對熱心人幫助的深情答謝，有他對弘揚清廉家風的最後叮囑，有他為民族命運不惜犧牲的心聲。

可以説，吳石將軍在遺書中發自內心的最真實的情感在紙間蔓延，字裏行間透露出吳石將軍當時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從容，人們從墨跡中感受到的只是凜然正氣和心靈震撼。遺書流露出在最深的苦難中對世界和人生的深深思考，將一個硬漢的柔情與決絕表露無遺，將苦難的偉大自然呈現。

吳石對子女的叮囑只有隻言片語，卻父愛如山

吳石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向終點，他覺得此時此刻必須向同在獄中的妻子有個最後的告別。於是，一場人間悲情時刻出現了。對於這次獄中的相會情形，1980年8月11日，王碧奎從美國寫給兒子吳韶成的信裏有如泣如訴的傾述：“爹爹知道自己活不成，所以求管理人要見我。我兩人相見極為悲傷。爹爹親口交代遺囑：最放心不下就是在大陸兩兄妹，不知大學能讀畢業否？希望兩兄妹能成家立業，我（他）就安心。大概汝不久就可回家，與汝一點關係都沒有。汝千萬不可胡思亂想，自己要堅強，保重身體。這家專靠汝照顧，兩個小孩健兒不太懂事，好好撫養成人，我的事汝不要管。聽汝爹幾句話我悲傷不得了，汝爹實在很勇敢，只顧關心兒女，自己不在乎。”

這裏“汝”字屬福州方言，留有古漢語的痕跡，為“你”的意思。看着這段由一位飽經風霜、體會過生離死別的近80歲老者一筆一劃寫下滿含血淚的記錄，不禁讓人潸然淚下。這場無法逾越的人生劫難直逼吳石、王碧奎夫婦，這無疑是一個極易被歷史遺忘的細節。

從容就義

死亡向吳石逼近。在蔣介石授意下一場血腥的罪惡屠殺即將開場。

1950年3月底至4月初，隨着對吳石等人偵訊的結束，對於“吳石案”相關人員的最後處理也提上了日程。

1950年4月7日，“國防部”參謀總長周至柔簽報蔣介石，提出審判人員組成的架構，請示如下：“奉：交辦本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等叛亂一案，業飭軍法局偵訊終結，依法應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庭。陳派該局簡二副局長曹秉喆、簡三軍法官宋膺三為本案審判官外，擬請指派戰略顧問、二級上將蔣鼎文為審判長，戰略顧問韓德勤、劉詠堯為審判官。當否，籤請示遵。”4天后，即4月11日，蔣介石以“可照辦”三個字同意了“國防部”的意見。由此，對吳石等的審判進入所謂程序。經過1個多月的審理，6月初，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呈文參謀總長周至柔，提出對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給予重判，但免於死刑。呈文經參謀總長周至柔之手，轉呈蔣介石。6月7日蔣介石閲後大怒，在參謀總長周至柔的轉呈文上嚴厲地批下：“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審判不公，併為罪犯説情，殊為不法之至，應即明該三員革除原職為要”，表明自己剷除異己的強硬態度。在蔣介石的干涉下，審判意見發生逆轉。

歷史已經走過了60多年，我們無法揣知蔣介石當時的心境，但可以想見的是，當毛人鳳呈上吳石的審訊記錄時，蔣介石該是如何的寒氣陡生，冷汗涔涔。一個自北伐起就追隨國民黨的老軍人，一個保定軍校畢業的精英，一個曾在武漢會戰期間蒙自己垂詢嘉獎、到台灣後又委以重任的參謀奇才，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為中共工作，不能不讓他心驚肉跳。他在知曉吳石向中共靠攏後“殊為寒心，令即逮捕”。此後更是對“吳石案”全程關注，並下最後判定。由此引出又一個“蔣記”殺人劇。

1950年6月10日，一個陰霾滿天的日子。下午4時，由蔣鼎文上將任審判長，韓德勤中將、劉詠堯中將等任審判官的“特別法庭”在國防部軍法局開庭了。如此“高級別”的宣判，竟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貼牆站着一溜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凶神惡煞，虎視眈眈。

整個宣判的時間很短，只是這出“蔣記”殺人劇中一個事先安排好了的“法定過場”：審判長匆匆問過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齡和籍貫後，就匆匆“宣示死刑判決，並稱死刑已經最高當局核准，立即執行”—這是當年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在第二天新聞報道中的原話。實際情況是，蔣介石親自“核准”的《總統寧高字390084號》殺人密令已於開庭前一日送達軍法局。

緊接着，一個名叫桑振業的書記官走近被告席，通知被判決的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四人：如有遺言可當庭書寫。這同樣是一個倉促的安排，只有短短幾分鐘。短短幾分鐘，吳石卻完成了自己最後的詩作。吳石寫的是什麼，國民黨官方報紙第二天一字沒有透露，倒是對吳石極盡“吳犯”“叛逆”等污衊之詞。在台灣島內新聞一邊倒的同時，饒有意味的是，香港《星島日報》1950年6月11日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了同類消息，但用詞有其講究，大標題《轟動台灣間諜案四要角同被處死》，還特別加上副標題《吳石臨刑前從容吟詩》，“從容”一詞讓有心的讀者體味到編輯者要傳達意味深長的信息，揣測出吳石之死另有隱情，編輯才氣之高令人叫絕。

報道還向讀者透露：“吳事前早知難免一死，遺書早在獄中預先草就，當堂只寫詩一首。”至於這首詩寫了什麼，《星島日報》未透露一字，之後也無後續報道，把懸念留給了讀者，也留給了歷史。幾年前，我從吳石中將家人手中看到吳石最後的手跡，讀到這首用生命、用一片冰心凝結成的詩句：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

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人死了，原是一種徹底的解脱，什麼也跟自己不相干了，應當並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但我們的主人公雖明知即將為國捐軀，卻為壯志未酬而遺憾。

這是無畏的表白！這是超越生死、超越名利的坦蕩！這何止是詩，更是一顆“求仁得仁”高貴靈魂的顫音！明明自己知道快要離開人世了，但他不是為自己的死感到悲傷，只有感嘆未能看到他所憧憬的勝利。

這是一張歷盡劫波保存下來的照片。照片的畫面定格在馬場町朱楓英勇就義前的一瞬間。在軍警的夾持下，這位被五花大綁的女共產黨員昂首挺胸，毫不畏懼。雖説離死亡僅一步之遙，但她剛毅的神情告訴人們，她堅信她完成了組織賦予的使命，她堅信她嚮往光明的明天必定到來，她堅信她的血不會白流，革命自有後來人！

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陳寶倉沒有一絲的慌亂，依然從容談定。從臨刑前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他心靜如水，站如泰山般的沉穩。在他50年的人生中，多次遇險，每每逢凶化吉。1938年春，陳寶倉參加安徽宣城戰役，遭日機轟炸，身上受傷處達200多處，右眼失明，從此成為“獨眼將軍”。今天這位抗戰將軍沒有犧牲在日軍的炮火下，卻因台灣省工委遭破壞而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大業捨身成仁。出師未捷，未能將蔣家王朝消滅在台灣，他心不甘啊！

做過吳石副官的英俊的聶曦上校，默默地為中共工作，因為劉桂麟出境證事件而被捕，與吳石同時遇難。歷史不該忘記，這位叫聶曦的福建閩清人曾將中共地下黨收集的五萬分之一的廣東、湖南軍用地圖勇敢機智地從廣州送到香港，轉到中共華東局駐港情報組織手裏，不經意間為廣東、湖南的解放做了件大事。他那張輪廓分明、英氣勃勃的臉龐，出現在多年後公開於海峽兩岸的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照片上，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尤其是他從刑車上被軍警押下的那張半身照：寬寬的肩膀、揉皺的條紋襯衫，領口處清晰可見兩道緊勒着的細麻繩，捆縛的雙臂仍被行刑隊員緊緊抓住，濃眉大眼的他雙唇微張，好像要吶喊，又像在説些什麼……影像是凝固的時空、是打開的歲月之窗，將這位33歲就犧牲的福建青年永遠地定格在時間的記憶裏。

“宣判”總共10分鐘，這個精心準備的“特別軍事法庭”就草草收場，完成了殺人者所需要的一切“程序”。10分鐘後，兩輛站滿了憲兵隊的行刑卡車，將五花大綁的4位“要犯”送往刑場。

當刑車從青島東路的軍法局開出，一路經過上海路、南海路幾個街區時，陰霾了大半天的台北下起了連綿的六月雨。一刻鐘後，刑車抵達一個叫“馬場町”的地方。這是河邊的一片坡地，空曠而荒涼，早在日據時代，這裏就是處決犯人的場所。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時30分—歷史艱難又莊嚴地定格在了這個令人悲痛的時辰！劊子手連開2槍，殺害了時年57歲、正處壯年的吳石將軍。

吳石將軍倒下了，兩粒泯滅人性的子彈穿透他的胸膛，將他的心臟拱出。他迎面卧倒在血染的坡地上，“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這位出生在閩江邊的漁鄉子弟實現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朱楓就義前英勇無畏

陳寶倉就義前從容淡定

聶曦英武不屈的身影成為經典

又過兩個月，時為8月10日，因“吳石案”受牽連的吳石副官王正均、作戰參謀林志森同樣慷慨赴死。至此，因“吳石案”遭殺害的志士達6人之多。27歲的福州人王正均在遺書中堅定地寫道：“我無言可訴”，表達自己入獄後堅持不認罪的錚錚鐵骨。同時犧牲的林志森年僅31歲。2011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王正均、林志森為革命烈士。因“吳石案”受牽連者逾200人。總數字有多少，我們只好期待時間來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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