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對話意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近二十年這方面出現倒退,正是我最大的憂慮”-羅馬諾·普羅迪、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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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召開之際,大會嘉賓意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Romano Prodi)做客觀察者網,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展開“明德戰略對話”。羅馬諾·普羅迪分別於1996-1998年和2006-2008年,兩次擔任意大利總理,又於1999-2004年期間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期間推動了歐元的橫空出世,以及歐盟的東擴。
從普羅迪活躍政壇至今,橫跨二三十年,國際政局已經發生巨大變遷。對談雙方從中國、歐洲和美國實力的此消彼長,談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再聊到當下歐洲的困境和烏克蘭危機。談及中美,尤其是中歐之間的僵持關係時,兩位對話者雖言語友好、語氣輕柔,但仍暗藏鋒芒和玄機。
以下是觀察者網整理的對話實錄,力圖保留“原汁原味”,文中小部分觀點或與中國民眾的普遍看法不同,請讀者注意甄別。視頻部分隨後發佈,敬請關注。

王文對話前意大利總理普羅迪
城鄉差距顯著縮小——這是中國最令人感慨的轉變
王文:大家好,歡迎來到觀察者網和“明德戰略對話”節目。我是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的院長兼教授。今天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一位尊貴的客人——曾任意大利總理及歐盟主席的普羅迪先生。
普羅迪先生,您走進演播室時,年輕同事們都在為您鼓掌,能見到您讓大家倍感榮幸。多年前我們還在中學大學讀書時,您就是政壇明星。即便如今我已身為教授,這些年來依然從您身上獲益良多。我知道您自2008年退出政壇後頻繁訪華。相較於四十年前的首次訪問,如果只談一點,什麼是最令您印象深刻的變化?
羅馬諾·普羅迪:其實在1984年首次訪華前,意大利政府就委派我管理大型國有綜合企業集團。我們曾在天津承建無縫鋼管廠,我始終記得那時候從北京到天津要花五個半小時,而現在只需28分鐘。我親眼見證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最觸動我的是,中國人民展現出一種獨特的協作精神。那種無形的、自然形成的社會網絡,讓我深信真正進步的國家不是靠特立獨行者推動的,而是依靠眾志成城的力量。中國正是集體奮進的典範。如今我看到中國的城鄉差距顯著縮小——這或許是最令我感慨的轉變。
王文:這確實堪稱一場社會革命。
羅馬諾·普羅迪:是的。這場變革幾乎遍及每個角落——當然並非絕對全面,但最初確實難以預見其廣度。
王文:我深有同感。您敏鋭地捕捉到了細微變化背後的深刻變遷。這些領域的變化,實則折射出中國交通基建、就業保障、社會福利、醫療改革乃至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躍升。
羅馬諾·普羅迪:根據我的經驗,各國要實現均衡發展都非易事。而中國最顯著的特質正在於此。當然目前仍存在諸多挑戰,隨着全球經濟格局的根本性轉變,中國也需要對傳統政策進行相應調整——這恰是發展進程的常態。
歐洲是最理想的麪包——可惜半生不熟
**王文:**不僅中國發生鉅變,歐洲這二十多年也今非昔比。我的下一個問題是:與您擔任歐盟主席時相比,如今歐盟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羅馬諾·普羅迪:歐洲真正的騰飛期是在二戰後的頭二十年。而近五十年來,發展步伐明顯放緩。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歐盟尚未實現真正團結,應對遲緩。危機雖源自美國,但美國能迅速反應,歐盟卻因內部差異難以步調一致。
我常比喻説,從政治角度看,歐洲就像烘焙史上最理想的麪包——可惜半生不熟。我們仍需繼續完善體系,這確實是種遺憾。
記得在我首個總理任期籌備歐元問世(1999年)時,曾與中國領導人深入交流。他對歐元展現出濃厚興趣,最後問道:“您建議我們將歐元納入外匯儲備嗎?”我當即給予肯定答覆:“應儘可能多配置歐元與美元。若歐元能與美元並立,人民幣自然也能獲得發展空間”。
在一個多極化世界,歐洲可擔任協調者角色,這曾是我的願景。但隨後歐洲增長乏力,如今全球形成中美主導的格局。我仍期待未來歐洲能重歸“世界協調者”的位置。

前意大利總理普羅迪做客觀察者網
**王文:**這正是讓我深思的一點。許多學者稱您為“歐元之父”,因為您任歐盟主席時推動了歐元誕生。但令人遺憾的是——我記得2008年在華盛頓工作時,曾採訪多位智庫專家,當時歐盟經濟總量已超越美國。而如今其規模僅相當於美國的一半多一點。這是否意味着歐元存在危機?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羅馬諾·普羅迪 :實際差距沒這麼大,但我們的確落後了。不過如果沒有歐元,局面會更糟。問題的核心在於決策機制滯後。舉個典型例子:當年推動中東歐國家加入歐元區時,本應同步改革決策程序,但未能實現。現在27個成員國都擁有否決權,這種“全體一致”原則使得重大決策寸步難行。
**王文:**所以學界才創造出“民主赤字”這個詞來描述現狀吧?
羅馬諾·普羅迪:在我看來,“全體一致”恰恰違背民主真諦——就連管理一棟公寓樓都不能指望全體業主意見統一,總有人為維護私利而阻撓。歐盟必須改革,我們擁有雄厚的科研實力、多元化的技術儲備、健全的中端產業體系,即便現在仍具增長潛力。但關鍵在於要建立統一的預算體系,推動債務共擔,形成像中美都有的協調一致的政策框架。
**王文:**這確實是個宏大的議題。我想很多普通中國民眾在二十年前您執掌歐盟時,對歐洲充滿嚮往,特別是法、德、英等國。但過去十五年間,歐盟接連遭遇債務危機、移民危機、英國脱歐,如今又深陷烏克蘭危機,這些都在削弱歐洲的軟實力和硬實力。您如何看待歐洲的未來?是會重新崛起,還是維持地區性力量的地位?
羅馬諾·普羅迪:這取決於我們自己。歐洲潛力巨大,但必須改革治理規則。英國脱歐就是明證——離開歐盟讓英國自身受損,這恰恰説明問題不在聯盟體制,而在決策機制。
王文:所以未來關鍵在於歐盟的領導力。您如何評價當前歐盟的領導層?
羅馬諾·普羅迪:如今各國政黨林立,聯合政府盛行,形成統一領導實非易事。當前正值微妙時刻。歐洲歷來由法德兩大引擎驅動,意大利雖參與但非主導。如今法德共識減弱,事事需重新磋商。但我仍堅信我們有能力完善決策機制。
歐洲本應主導俄烏談判
**王文:**在中國民間有個有趣現象:若問普通民眾最欽佩哪位歐洲領導人,多數人會提到您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您本人特別推崇或敬重哪些領導者呢?
羅馬諾·普羅迪:現在情況複雜得多。由於“一票否決制”的存在,決策常陷僵局。無法決策何談領導力?我任歐盟主席時曾頂住壓力吸納8個前蘇聯國家入盟,當時甚至與俄羅斯探討合作可能,雖最終因分歧未果。
王文:我認為您很有遠見。上大學時我就關注到您將俄羅斯視為歐盟夥伴的戰略定位,而今歐盟卻視俄羅斯為敵人。這顯然是誤判,也是烏克蘭危機的根源之一。您如何評價當前歐盟對俄政策?對危機解決有何展望?
羅馬諾·普羅迪:您的觀察很準確。2005年11月俄羅斯記者曾問普京,“俄羅斯何時入歐”,我當即表示,這不可能,因為俄羅斯太大,但可以深度合作,就像威士忌和蘇打水。普京當時表現出對合作的戒備,後來局勢不斷惡化,直至戰爭爆發,關係徹底撕裂。
王文:您對此感到遺憾嗎?若您在任,局勢會不同嗎?
羅馬諾·普羅迪:我從未設想俄羅斯和烏克蘭會兵戎相見。在我從政時期這是不可想象的,但後來局勢一步步失控至此。
王文:若有機會向馮德萊恩主席建言,您對解決烏克蘭危機會提出什麼建議?

現任歐盟主席馮德萊恩
羅馬諾·普羅迪:我的主張是歐洲本應主導俄烏談判——烏克蘭在歐洲腹地,俄羅斯是歐洲近鄰。但歐盟內部分歧使調停難以實現。可悲的是,這場歐洲境內的戰爭竟由土耳其、沙特甚至巴西出面斡旋,歐洲自身反而缺位。這令我深感遺憾。
美國:從“歐洲之子”到歐洲“棘手朋友”
王文:我們討論了眾多歐洲議題,現在轉向美國。您如何看待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當前面臨的挑戰?
**羅馬諾·普羅迪:**所謂“主導”值得斟酌。美國真正的力量曾源於與歐洲、日本等方的天然盟友網絡。我初入政壇時,美國無論政治還是文化傳承都堪稱“歐洲之子”;如今美國雖強卻陷於孤立——任何大國都不可能獨力維持全球影響力,構建合作網絡至關重要。
王文:您提到美國實力,這讓我想到中國民眾常議論“歐洲是美國的小弟”,“歐盟過分依賴美國”的説法。作為前歐盟主席,您如何平衡歐盟獨立性與對美關係?
羅馬諾·普羅迪:特朗普對歐洲來説猶如一場地震。直到現在,我們仍在努力理解當前局勢。正如我所説,我曾是中間偏左政府的成員,而我的對手曾一度是中間偏右的布什。儘管政治理念不同,但我們有着某種共識。
如今,特朗普打破了這種局面。因此,很難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因為美國的政策變化如此頻繁。即使在伊拉克戰爭或阿富汗戰爭期間,歐洲在政治議題上也存在嚴重分歧。但現在,分歧已經擴展到前途命運和民主理念本身。如果我們不能在雙方立場上做出調整,人們會懷疑,歐洲和美國是否還能繼續合作下去。
王文:在主政歐盟時期,您與美國協調時,是平等合作還是被動跟隨?
羅馬諾·普羅迪:當時我們與美國建立了積極合作關係,能有效捍衞歐洲立場。彼時美國像兄長般包容,如今卻成了令人不安的“棘手朋友”。貿易壁壘和關税絕非友好表現,但目前局勢仍然不明朗。但中國的經歷就是明證:當面臨新關税、貿易壁壘和各類限制時,沒有人會感到愉快。這些顯然不是友善的表示,不過這一切都還處在動態發展過程中。

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玫瑰花園簽署實施“對等關税”的行政命令,對貿易伙伴加徵不同的關税。 圖源:彭博社
**王文:**您提到特朗普破壞了歐美傳統關係,猶如政治地震。未來跨大西洋關係是否可能在他離任之後得到修復?
羅馬諾·普羅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取決於美國是否繼續將我們視為次要夥伴。目前歐洲確實在加速自主進程,但幾個世紀形成的傳統、國家認同特別是防務體系絕非朝夕可改。我們在軍工協調方面已有進展,但短期內難有實質性突破。未來可能像鐘擺般反覆搖擺。
**王文:**這正是我想追問的:當前不僅中美、美歐間也存在貿易摩擦,您如何看待貿易戰的未來?這是全球化終結的信號嗎?跨大西洋關係將走向何方?
羅馬諾·普羅迪:這顯然是去全球化的開端。貿易戰不僅改變經濟格局,更重塑了歐洲民眾對美國的認知——美方行動完全摒棄外交禮儀令人震驚。當今世界正在經歷身份認同的覺醒,主要是民族主義甚至宗教認同的迴歸。而強化身份認同會阻礙外交談判,我始終堅信必須通過對話解決分歧。因為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星球上,我們雖是朋友,但各有特質、歷史不同,唯有對話協商才能和睦共處。
這對歐洲尤其重要,因為我們有長達幾個世紀的宗教戰爭史。而當問題涉及宗教意識時,往往是無法協商、沒有外交可言的。在我看來,過去二十年,在這個問題上世界在倒退,這正是我最大的憂慮。
王文:我贊同。二十年來國際格局劇變,當年大學課堂還在宣揚自由貿易,如今卻盛行保護主義。您如何看待美國未來?許多觀點認為美國正在衰落,您認同嗎?
羅馬諾·普羅迪:這取決於各方智慧。美國GDP佔世界24%-25%,中國和歐洲各約佔17%-19%。若我們能着眼共同利益,聯合更多夥伴,完全可以在美國做出不同選擇時繼續推進貿易開放,但前提是必須通過談判。
歐中關係很微妙,我們從未成為敵人,也非兄弟。短期雖難成兄弟,但至少可成為有事好商量的“表親”。去年七月歐中會談未達具體成果,雙方都有責任——中國立場強硬,但若要重建開放世界,需共同制定規則,彼此都需要讓步。
我們曾有機遇,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後期,默克爾推動達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這本是面向未來的合作框架。但後來歐方犯錯,中方制裁歐洲議員——導致協議無法通過。重申一點:我們無需成為兄弟,但必須建立有效協商機制。

在2020年,在默克爾的推動下,歷時8年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成功達成,如今該協定已陷入僵局。
**王文:**過去二十年確實風雲變幻:全球南方崛起,新興經濟體壯大,西方特別是七國集團的經濟佔比快速下滑。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中的美國主導格局?
羅馬諾·普羅迪:我更傾向於用“最具影響力”而非“主導”來形容美國。關鍵在於如何構建全球合作網絡——印度正在崛起,東南亞國家騰飛,非洲也在覺醒。在這個多元世界,必須通過共識建立聯繫。以貿易為例:二十年前全球約200個國家中,150個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額超過中國,現在情況完全逆轉,150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聯繫更緊密。這已形成新的經濟網絡。
問題在於,經濟紐帶還需政治對話加持。當前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獨行動,即使你在非洲做出了驚人的舉動,但如果你獨自行動,就有可能被成為殖民大國。這就是為什麼我強力推動這些國際協議的原因。
王文:很高興聽到您反覆強調對話協商。但説實話,二三十年前您執掌歐盟時,西方世界鮮少如此頻繁要求與全球南方對話——這本身是個意味深長的轉變。
羅馬諾·普羅迪:我清楚記得當年與中國領導人的對話,中方那時就開始增持歐元。但……
王文:不不,我想指出的對比是:二十多年前美國以反恐為名單方面發動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時,西方陣營的協商意願遠不如現在。
羅馬諾·普羅迪:事實並非如此簡單。伊拉克戰爭時德法強烈反對,我在歐盟內部也堅決抵制。戰後我甚至無法與曾經的友人布萊爾正常交談。阿富汗戰爭也是如此,這是一場由美國和半個歐洲決定的戰爭,英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支持,德法堅決反對。利比亞戰爭時歐洲內部分歧也很大——德國拒絕參與軍事行動,各國立場錯綜複雜。
中歐雖暫時難成兄弟,但完全可以成為好“表親”
王文:很有意思。您對歐盟獨立性的見解確實與眾不同。現在我們談談中國未來以及中歐、中美關係。您剛才提到歐中對話,但過去三四年間,歐盟內部不斷強調對華去風險,不僅制裁中國企業,還質疑中國新能源汽車存在威脅、批評產業補貼政策,等等。這種既尋求對話又採取對抗措施的做法,讓我感到困惑——當前歐盟的對華政策究竟是碎片化的,還是具有統一戰略?
羅馬諾·普羅迪:坦誠地説,上次會晤由於種種原因未達成共識。中歐雙方制度如此不同,這使得我們必須通過逐步磋商才能達成共識。例如很難想象未來中國鋼鐵產量佔據全球半壁江山的局面,這種主導地位令人難以接受。此外還有壓榨年輕勞工的指控,等等。若不能全面討論並相互妥協,就很難達成協議。
我的意思是即便先達成部分協定也要保持對話窗口,但單向施壓絕無可能達成協議。比如當年中國與17個(現為14個)歐洲國家簽訂“17+1”協議時,儘管我與中國關係良好,仍認為這種繞過歐盟整體框架的做法有分裂歐洲之嫌。談判應該逐步推進但不能搞迂迴策略。我剛剛坦承了歐洲的弱點,但實不相瞞,我們需要中國做出改變。
王文:關於“17+1”機制,這其實是個合作平台。中國本意絕非分裂歐洲,相反我們需要強大的歐盟。
羅馬諾·普羅迪:但既然將歐盟視為整體,就不應與部分成員國單獨簽署制度性協議。
王文:這正體現了相互認知錯位。當前歐盟對華存在三重定位:對手、夥伴、競爭者。在您看來,中國對歐洲而言究竟是何戰略身份?
羅馬諾·普羅迪:現階段,歐盟處於某種停滯狀態。若問我的真實看法:中歐雖暫時難成兄弟,但完全可以成為好“表親”,因為我們存在共同利益。如果我們可以達成交易,一些問題例如中方通過第三國出口歐洲,或主導非洲的問題,就必須協商解決。你知道,協議必須雙向約束,這是非常必要的。
中美正是談判窗口期,保持對話渠道至關重要
王文:那麼中美關係呢?您如何看待當前雙邊關係?近期會繼續惡化嗎?
**羅馬諾·普羅迪:**這充滿變數。特朗普行事難以預測,他崇尚強權且將中國視為真正競爭對手。競爭對手之間關係本就不易,加之雙方軍費開支持續增長,這種軍備競賽趨勢令我擔憂。
王文:但中國民眾應對特朗普其實越發從容。貿易戰中我們以堅定反制展現決心,甚至創造出“接招”(tackle)這類應對策略。您如何看待未來轉機?
羅馬諾·普羅迪:你們展現的底氣源於反制能力,但當前本質是場博弈。妥協將成為必然選擇——彼此都能牽制對方時,談判是唯一出路。你看美方提高對華關税後,中方反擊引發連鎖反應,現在税率起伏不定。這種波動期正是談判窗口,雖然難以達成全面協議,但保持對話渠道至關重要。
“2025年中國將位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這取決於能否成功完成轉型”
王文:最後兩三個問題,讓我們展望未來。您知道,接下來一兩週中國將審議下一個五年規劃的規劃稿。我們一直用長遠規劃佈局未來,既有2035年遠景目標,也有2050年藍圖——到本世紀中葉要實現民族復興。您如何看待2050年的世界格局、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將如何演變?
羅馬諾·普羅迪:首先,堅持長期規劃正是中國的真正優勢。比如電動汽車領域的領先並非偶然,而是你們用12年清晰戰略佈局換來的規模效應。這種長遠眼光至關重要。
但是你們也將面臨重大挑戰:世界在變,中國的發展戰略也必須調整。不能再依賴房地產拉動增長——數億人口向大都市遷移的階段已過去;基建投資空間也有限了。雖然我無法看清全貌,但這些問題確實存在。
出口方面雖然近期表現良好,但未來難免遇到阻力。當前首要任務是擴大內需,這意味着要增強民眾消費信心。中國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不可能再維持10%或8%的高增速,但若能保持現有增長節奏,前景依然光明。不過提升內需需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否則百姓只會捂緊錢袋——就像推遲一年退休年齡這類調整都會引發社會震動。
其次,你們正在推進的產業升級同樣關鍵:從中低端技術向尖端技術轉型。當你問我,“在中國最驚訝的瞬間是什麼”,我説是“共同發展”。看看中國每年培養的工程師、物理學家和數學博士數量,這就是國家的財富。有本華裔學者寫的書説得透徹:這是《工程師之國》,但人才儲備正是轉型的底氣。挑戰在於,這些轉變需在財政壓力下完成:地方債務問題、省級預算緊張……你們要同時應對多重任務。新規劃啓動後我會密切關注,畢竟這關乎十四億人的未來。

王文:我們常談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見證中國快速崛起與美國相對衰落。能否預測2050年的國際力量格局?您認為前五強會是哪些國家?
羅馬諾·普羅迪:所有預測都顯示中國將位居第一或第二——但這取決於你們能否成功完成轉型。讓十四億人齊步前進本非易事,變革時期更是如此,這正是中國面臨的真挑戰。
美國顯然會保持前列。歐洲有潛力爭第二。若按國家算,意大利人口僅是中國的1/22,但歐盟整體體量不容小覷。印度潛力巨大但內部差異顯著,存在宗教矛盾、傳統結構等問題。雖然憑藉人口規模可能衝前三,但強國不能只看GDP總量,更要看民生福祉與社會公平。當前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連社會主義國家也如此,這種趨勢必須扭轉。
王文:最後是個私人問題:今早八點到現在傍晚六點半,您持續工作超十小時仍精力充沛。您已經86歲高齡……
羅馬諾·普羅迪:我才86歲而已!
王文:對,您確實才86歲!觀察者網年輕讀者眾多,您對年輕人生活方式有何建議?
羅馬諾·普羅迪:首先得有好運氣——感謝上帝,我至今還算幸運。但更關鍵的是要保持樂觀,並且大量工作。沒錯,就是要投入大量時間工作。記得有次在哈佛大學開會,我碰到一位心理學教授,就跟他説:“我工作強度太大了,得在日程裏留些空檔。”他卻告訴我:“千萬別這樣。日程表上一旦出現空白,阿爾茨海默症就會找上門來。”
到了我這個年紀,運動鍛鍊不必追求強度,可以放慢節奏,但我至今保持每隔一天跑八公里的習慣,只為維持身體狀態。當然,若真生病了,除了靠運氣,還得有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可以依靠。
**王文:**非常感謝!普羅迪先生不僅是意大利前總理,更是具有遠見的思想家。這次對話讓我獲益良多。感謝各位關注觀察者網與明德戰略對話,我們下期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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