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錦詳：是輕於鴻毛還是重於泰山？村山富市給後來者提供了答案-姚錦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錦詳】

10月17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逝世，在中日兩國的輿論場上引發熱議與哀悼。他的離開，不僅處在日本政治日趨保守化、民粹化的關鍵時間節點；也恰逢日本政壇分化重組、前途未明的徘徊期。因此，也有人將村山的去世形容為“一個時代的落幕”。的確，從村山的政治人生當中，可以窺見戰後日本政治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

從漁家子弟到日本首相

村山富市出生於日本大分縣的一個漁民家庭，家境清貧，他自幼便需承擔家庭責任。為維繫生計，他中學畢業後便赴東京住工廠、印刷廠邊打工邊學習。他以夜學方式進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戰時曾被徵兵服役，軍階曾至下士。戰後他回到大分，開始投身地方政治與勞工運動。

村山很早便融入日本社會黨體系，依附於社會運動與工會路線。1955年，他首次當選大分市議員，隨後又當選了兩屆；1963年改戰縣議員，歷任三屆；1972年正式投身國政，在眾議院選舉勝出，步入國家級政治舞台。在國會中，他重點關注福祉、社會保障、勞工權益等議題，深得基層選民信任。在社會黨內部，村山歷經多個重要職務，並以相對温和、務實政治家的形象逐漸被黨內推舉。他在1993年出任社會黨委員長時，在日本政壇已具一定影響力。

1993年，日本自民黨在大選中大敗，出現政壇震盪與非自民力量興起的契機。在短命的細川內閣與羽田內閣之後，1994年6月，在社會黨、自民黨、以及新黨組成三黨聯立政權的安排下，村山富市被推舉為首相。村山就任時年屆70歲，權力基礎也並不牢固，因此必須在多方平衡中求存，以處理動盪年代的複雜挑戰。

在就任日本首相後，第一次回到自己家中的村山富市 時事通訊社

第一，在自衞隊與安全政策方面。從傳統的社會黨路線來看，對自衞隊合法性、集體自衞權、日美同盟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論。村山政府一方面不得不面對現實，一方面又要在其傳統支持者中維持認同。他在任內逐步接受自衞隊合憲性，並維持日美安保條約，這在歷史上被視為社會黨路線的“改弦易張”或向現實妥協。

第二是自然災害與危機應對。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造成嚴重破壞，此時村山內閣因對救援響應遲緩、協調不暢備受批評，輿論指責其決策遲緩、調度欠缺。此外，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也考驗着政府的公共安全與反恐應變能力。這些危機在很大程度考驗了聯立政權政府在應對突發事態上的效率與決斷力，也反映出其政治基礎的脆弱。

第三是經濟與社會政策。在經濟方面，日本在村山就任前後正處於“失去的十年”早期階段，經濟增長停滯、金融結構不良、財政壓力巨大。村山政府雖有推動振興經濟、社會保障改革、區域振興等政策，但因前後政局搖擺、自民黨強勢反撲、內部分歧等因素，難以形成強有力的長期政策。整體看，村山政績並不卓越，也不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極其複雜的政治環境下，他能兼顧現實與原則、維持聯立執政，本身就很不容易。

1996年1月，村山辭去首相職務，自民黨重掌政權，橋本龍太郎繼任。在此之後，社會黨內部動盪不休，最終於 1996年拆解為社會民主黨。在隨後的國會選舉中，社民黨損失慘重，許多議員流失或轉投他黨。2000年，村山正式退出國政。在退休之後，他淡居鄉里，時常就歷史、和平、外交議題發表評論或參與公共討論。他高齡期間，仍堅持公開演講、表達對中國、韓國等受害國的歉意與理解，以及對日本右翼倒退的憂慮。

“村山談話”的勇氣、爭議與侷限

村山富市最為公眾熟知、也最具有標誌性的遺產，便是他於1995年8月15日發表的“村山談話”（也稱“戰後五十週年談話”）。當時正值二戰結束50週年，日本國內外都出現關於戰爭反思的呼聲。“村山談話”可謂是開創了每逢十年由首相發表戰爭談話的慣例，並且以“內閣決定”的形式發佈，使其具有政府官方立場性質，而不僅是首相個人表態。此後歷經村山、小泉、安倍三代，在安倍晉三的戰後70週年講話之後畫上了尾聲。

學界常將“村山談話”分為三部分：一是對戰後日本復興與和平構建的評價；二是對戰爭與殖民歷史的反省與道歉；三是面向未來的政策承諾與外交信念。村山本人與支持者多次強調，這並非其個人意見，而是“內閣之談話”、即政府的正式立場。這使得村山談話在日本及周邊國家被視為日本官方就歷史問題的重大姿態，相較過去日本政治人物零散道歉或反省而言，更具制度化與規範性。

發表“村山談話”的村山富市 朝日新聞

“村山談話”在國際層面尤其在中、韓受到了相對積極的回應，被視為日本戰後歷史認識的一束光。但在日本國內，其反響並非全然正面，主要出現了三方面的批評和質疑：其一，右翼與保守派稱這是屈辱外交和自虐史觀，讓日本的子孫後代不斷陷入道歉的漩渦難以自拔。其二，社會黨內部、左翼輿論圈也有人認為談話雖形式勇敢，但措辭仍較為保守，未能更深入反思日本體制、戰爭根源、戰爭責任歸屬等。其三，也有觀點認為村山的言論和行動之間存在落差，未能對教科書編寫、靖國神社“合祀”等敏感問題帶來改變，導致道歉僅僅停留在口頭，未能引導日本社會的真正反思與改變。

不過，在目前日本的政治氣氛之下，“村山談話”的勇氣和價值依然難能可貴。在安倍執政之後，村山也多次對安倍及保守派的歷史敍述提出警示，強調不能否定戰後和平秩序、不能輕率挑戰鄰國情感。日本國內也出現了“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村山談話を継承し発展させる會）等組織，倡導在日本社會內部延續對歷史反省、和平路徑的價值。

村山推動中日合作走上快車道

村山富市對中日關係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任內具體的外交舉措，更體現在他所確立的歷史認識框架和道義自覺，對日本對華政策乃至整個東亞秩序的影響深遠。1994年至1996年擔任首相期間，村山在中日關係上堅持了以“歷史反省”為核心、以“和平共存”為導向的政策理念，為中日關係的穩定和信任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礎。

首先，“村山談話”仍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它為中日關係的修復提供了道義基礎。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一談話給予了積極評價，認為其體現了日本社會中仍然存在的反省意識與和平力量。村山談話不僅緩解了當時中日關係中因歷史問題產生的緊張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國內右翼勢力試圖否認侵略歷史的政治聲浪。

其次，在政策層面，村山政府延續並強化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精神，主張以“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為原則推進兩國關係。他主張對華外交應當立足於亞洲的整體和平與發展，而非以美日同盟為唯一戰略支點。在村山任內，日本在官方發展援助（ODA）方面繼續保持穩定，推動了包括環境保護、基礎設施、教育與醫療合作在內的多層次交流。這種務實合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讓日本企業更深地參與到中國市場之中，形成了利益交融、相互依存的新格局。

在視頻中為武漢加油的村山富市 社交媒體“X”

第三，從外交風格上看，村山富市以温和、務實、注重溝通著稱。他出身於日本社會黨，在政治理念上強調社會公正與國際協作，明顯區別於自民黨歷屆首相的現實主義取向。這使他在處理中日關係時，更能以歷史的寬度和道義的高度來思考雙邊互動。例如，他曾在多個場合強調，中日兩國應在歷史認識上相互理解，在經濟合作上相互扶持，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相互信任。這種理念為後續日本部分政治家（如鳩山由紀夫）繼續推動“東亞共同體”構想提供了思想淵源。

第四，從長遠影響看，村山富市的歷史觀與對華政策，雖在當時受到右翼勢力的猛烈批評，但其所確立的“道歉與反省”的政治基調，對維繫中日關係的大局十分重要。中國亦始終將村山視為日本政治人物中“敢於直面歷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這種基於歷史責任感的政治姿態，使中日關係得以度過多個潛在危機，維持了總體穩定。

“村山談話”的精神是否成為歷史絕唱？

村山富市的逝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落幕。隨着日本政治生態在近年出現明顯的右傾與保守化趨勢，“村山談話”的精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侵蝕與挑戰。村山談話是否會在歷史記憶中逐漸消逝，成為“時代的絕響”，已成為觀察日本政治走向與中日關係未來的重要指標。

首先，從政治格局上看，2024年的眾議院大選與2025年參議院大選，清晰地顯示出日本社會的保守力量正在加速擴張。自民黨雖艱難維持第一大黨地位，但日本保守黨與參政黨的迅速成長，進一步改變了日本政壇的意識形態結構。這些政黨主張“擺脱戰後體制”、強化軍備、修訂憲法第九條，並強調要“恢復國家尊嚴”，其政治綱領與戰後和平主義精神存在明顯張力。它們在年輕選民中所獲得的支持，也反映出日本社會的歷史認知正經歷代際轉變——“反省的語言”正在讓位於“自尊的敍事”。

其次，從當前政局動向看，高市早苗與日本維新會剛剛建立的政治聯盟，可能成為日本保守化進程的加速器。兩者在修憲、國防、歷史教育和對華政策等核心議題上高度一致，若能在即將到來的首相指名選舉中實現“逆勢翻盤”，組建一個以保守勢力為核心的執政聯盟，日本政治將進入“自公聯盟”之後的新階段。高市本人長期強調“擺脱自虐史觀”“恢復國家榮譽”，並主張重新審視戰後外交與安全政策。如果她上台，無疑將進一步削弱村山談話所確立的道義框架。

（左起）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藤田文武、日本維新會黨首吉村洋文和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15日舉行會談。圖自日媒

第三，從官方表述與政治語境的演變來看，村山談話的形式與內涵正在被持續侵蝕。2025年是戰後80週年的節點，日本首相石破茂雖以温和派形象著稱，但仍未敢以內閣決定形式發表紀念性聲明。這種“形式上的迴避”本身，反映了政府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敏感與退縮。未來90週年、乃至100週年是否還會延續這種官方反省傳統，已充滿不確定性。相反，日本國內輿論與教育體系正在逐步擺脱所謂的“道歉史觀”和“自虐史觀”，強調“終戰而非敗戰”的戰爭敍事。通過重新定義“戰爭觀”和“歷史觀”，日本正在試圖把自己塑造為二戰“受害者”而非“加害者”。這一敍事轉向，在事實上構成了對村山談話精神的根本背離。

最後，從外部因素來看，美國在對華戰略競爭中對日本的縱容與支持，進一步助推了日本的保守化與再軍事化。出於遏制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需要，美國不斷強化美日同盟，支持日本“提升防衞能力”“擴大軍事角色”，並默許日本在歷史問題上採取更模糊甚至更右傾的立場。美國的這種策略性容忍，使日本更大膽地推動顛覆“戰後體制”。與此同時，日本提出了國防支出翻倍的計劃，這不僅是對戰後和平憲法精神的實質性突破，更是對戰後秩序的嚴重挑戰。

無論在東京還是在北京，人們對村山富市的悼念都帶有深切的敬意——這種敬意，源自他恪守政治良知、勇於承擔歷史責任的品格。村山富市為日本政治留下了珍貴的道德遺產。我們紀念他，不僅是緬懷一位政治家的離去，更是重温“村山談話”中那份直面歷史、追求和解的勇氣。

在當今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地區形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堅持和平發展、促進地區融合的信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無論未來的日本首相是誰，能否繼承並守護這種歷史自覺與和平精神，將直接關係到東亞的穩定與中日關係的長遠走向。唯有正視歷史、以誠相待，才能為兩國乃至整個地區開闢一個更加和平、共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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