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思想者論壇| 張維為：為什麼文明型國家理論能幫我們做出比較準確的政治預測？

10月16日，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東方學刊》、觀察者網、底浪文化與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共同主辦的“2025思想者論壇”在上海成功舉辦。

本次論壇舉辦之際，也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成立十週年的日子。15年前，張維為提出“文明型國家”，彼時外界不乏質疑聲。此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成立，致力於研究、傳播這一理論，15年的發展證明，“文明型國家”理論不僅站住了腳，而且正在全球範圍內受到關注和接受。

本文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會上的發言，供讀者參考。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2025思想者論壇上發言

張維為：

這次思想者論壇，我們給大家發了一個小冊子《我們的戰略預測比較準》，這是我在《這就是中國》播出第300期的演講。我們對國內外大事的預測比西方絕大多數智庫和學者準確得多。這種比較準確的戰略預測離不開文明型國家理論。

十五年前，文明型國家理論框架提出來的時候，西方主流媒體敏感地注意到這一新的敍事，但總體上是不屑一顧的。今天隨着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大國，如俄羅斯、印度、土耳其等都公開地稱自己為文明型國家，它已經成為今天全球政治的主流敍事之一。

英國《經濟學人》2020年1月刊文指出，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時代，而21世紀是“文明型國家”的世紀。“文明型國家”話語已經走出學術象牙塔，成為影響全球政治敍事和戰略抉擇的某種“顯學”。

為什麼文明型國家理論能夠幫助我們做出比較準確的政治預測？如果要長話短説，那就是文明型國家理論對於西方民族國家、自由主義、“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等元敍事是一種透徹的解構和顛覆。一旦我們徹底擺脱了西方話語、標準和範式的束縛，我們就更容易迴歸徹底的實事求是，更容易接近真相、接近真理。

下面我從認知體系、知識體系、底層邏輯三個方面，簡要談談文明型國家理論對於正確戰略預測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種新的認知體系。英國作家路西諾（Aris Roussinos）在題為《文明型國家不可阻擋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文明型國家”理念已經席捲“從中國到印度，從俄羅斯到土耳其的歐亞大陸”，並“完全顛覆了20世紀下半葉西式自由民主自詡的大捷”。他引用我《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一書的話：

“中國學者張維為審視着衰落的西方，冷靜地指出：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麼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隻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

換言之，我認為“文明型國家”是一種比“民族國家”更高的國家形態。隨着全球經濟科技競爭日益激烈，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求超民族國家的區域整合以獲得更大的規模效應，而規模效應的最大化（如語言整合、地域整合、制度整合、凝聚力的匯聚、高質量的統一大市場等），都呼喚“文明整合”、“文明型共同體”，甚至“文明型國家”建設，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潮。

我書中被引用最多的另一句話是，“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座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這意味着各國都應該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和文化歷史傳承弘揚自己的文化價值，尋找成功之路，而非擁抱西方界定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換言之，這種敍事解構的不僅是西方民族國家和“普世價值”話語，而且是支撐這兩種話語的底層邏輯，即“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

2011年6月，張維為與福山激辯中國模式

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去殖民主義，一種真正的思想解放，其認知體系的基本特徵就是徹底的實事求是，從源頭上解構西方話語，包括解構西方指標體系，建構中國話語，對西方話語形成一種降維打擊。

比方説，我們對所有基於西方經驗和理論形成指標體系都會打一個問號。這一問就使我們的許多預測比西方學者更加靠譜。比方説，我們對美國的GDP等一系列指標體系進行了解構，很早就做出判斷，中國的真實經濟規模早就大於美國，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超過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據此我們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初，就預測美國將徹底輸掉對華“貿易戰”“關税戰”。

我們提出了創新指標體系，從“以人民為中心”的邏輯出發，提出以百姓最關心的五個指標（家庭淨資產、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基礎設施）進行中美髮達板塊（如上海與紐約）之間和中美欠發達板塊（如新疆與密西西比州）之間的比較，最後得出的結論相當靠譜。

第二，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以“去西方中心主義”為主要特徵的文明型國家理論，在一定範圍內建立了一種新的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它包括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理念、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文明經歷的跌宕起伏以及中國式現代化所代表的現代性等。以這一體系作為參照分析各種問題，得出的結論往往八九不離十。

例如，我們判斷“阿拉伯之春”會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前提就是中國理念“水土不服”：“水”是文化浸潤萬物，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深深紮根於百姓之中，西方制度無法改變。“土”指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土壤、經濟土壤、社會土壤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所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必敗無疑。

我們還提出在中國模式下，“選拔+選舉”模式超越西方單純依靠選舉的模式，“民心”和“民意”結合的模式超越西方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體利益黨”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黨”模式，“合則興”的理念超越西方“分而治之”模式，“混合經濟”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這些敍事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在我們的戰略預測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使中國研究院成為國內外，特別是為全球南方提供思想產品與話語產品的最重要智庫之一。

第三，文明型國家理論還是一種新的底層邏輯。文明型國家是刨根問底的學問，聚焦底層邏輯的建構，就像“歷史終結論”的底層邏輯是一種線性思維，即國家發展要經過幾個階段：極權社會、威權社會、民主社會。

文明型國家的底層邏輯與此截然不同，它認為：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

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並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這種“趕超”成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

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一種繼承與發展的關係，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底層邏輯。也就是説，中國過去領先西方的原因與中國今天“趕超”西方的原因是相通的，而且這種相通性是在高度開放的國際競爭中實現的，所以我一直説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它與時俱進，能在汲取別人長處的同時，絕不失去自我，所以中國模式就現在這個水平也經得起國際比較，特別是和西方模式的比較。

比方説，民本主義思想一直是中國國家治理傳統。“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其特點是重視發展，中國今天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通過大力發展改善民生。這與西方政治制度的功能設計幾乎與發展無關，西方政治制度下，一代對着一代幹，與中國製度下，一代接着一代幹，形成了鮮明對照。所以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消除貧困的最大奇蹟，創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

西方模式在越來越多國家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導致了無窮的政治紛爭，政治機器空轉，基層治理乏力，改善民生無望。我們就是從文明型國家治理的“良政還是劣政”範式高於西方“民主還是專制”範式出發，分析美國基層治理的潰敗，並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在美國預測這將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我們預測這更可能是美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

再比方説，對於烏克蘭危機、香港危機，我們也做了比較準確的預測。我們認為烏克蘭和中國香港地區都屬於兩種文明的交界地區（interface），其底層邏輯就是這種類型的國家或地區要麼是文明溝通的橋樑，要麼是文明對抗的堡壘，烏克蘭選擇了後者，結果就走上了“棋子”變成“棄子”的命運，而港區國安法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它使香港避免了基輔的命運。

我就暫時分享這些，供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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